ZT. 王力德：紅衛兵和造反派是兩碼事

這個分析很靠譜，造反派上了當， 但不是全部都明白， 一部分真不明白， 一部分假不明白， 那些利用在文革期間建立的人脈關係掙錢的主，恐怕就是假不明白的， 至於所謂真不明白的人，真叫他回到那個日子， 他是不會願意的。-轉載者

紅衛兵和造反派是兩碼事
 
    一說到文革，好像就是“紅衛兵”“造反派”這些怪物在胡鬧，而且好像這兩者就是一碼事，實際上這是完全對立、截然相反的兩派。
 
    一、兩派分屬不同的利益集團
    真正的紅衛兵，也就是所謂“黑字老紅衛兵”，剛開始是由北京幾所高幹子弟學校的中學生組成的，“八、一八”第一次受到老人家接見的就是這幫孩子。他們自認為是“自來紅”，提倡“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打老師，鬥校長，整知識分子，破四舊，打殺四類分子，欺淩黑五類出身學生，在全國造成紅色恐怖的主要是他們。北京“紅八月”中，正是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宋要武）那夥兒人製造了第一起打死老師的事件。
 

宋彬彬給毛戴袖章，毛說“要武嘛！”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

    正因為他們是高幹子弟，所以理所當然地要保自己的老爹——“走資派”，所以被稱為“保皇派”，而造反派正是跟他們對著幹，也就是按照老人家的意圖，造“走資派”的反。
    造反派的成立比紅衛兵要晚，最著名的就是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首都三司成立大會”，以地院東方紅為代表的造反派聯合組成了“三司”，此後全國各地造反派也都紛紛亮相。
 

    名躁一時的造反派五大學生領袖
 
    雖然造反派後來也成立了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但此紅衛兵非彼紅衛兵，兩碼事，老紅衛兵們根本不承認造反派的所謂“紅衛兵”，因為並非由純紅五類組成，是謂“雜牌”。
    更徹底的分類法是這樣，“保皇派”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集團”，包括官員及其子女，各單位院校比較得勢的人群，勞模、黨團員，總之，有權有勢。而“造反派”可以看做是“未得利益者集團”，主要包括一般學生、平民百姓，以及曆次運動挨過整的人。
    或者更簡單地說，就是“官員集團”和“平民集團”，所謂文革，就是這兩大利益集團在鬥爭。
    按理說，老人家是官員集團的總頭，但他卻發動平民去反對自己的部屬，表麵上很難理解，但他有他的考慮，不必細說。
    當時“最高指示”和中央文革都號召“鬥走資派”，目的是所謂“反修防修”，所以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是忠於領袖，大方向是正確的。
    而“保皇派”則認為，江山是他們的父兄打下來的，現在那些無權無勢的平民，包括挨過整的，要起來奪他們的權，肯定是“右派造反”，他們是為了“保衛紅色江山”，理所當然大方向也是正確的。
 
    二、兩派從源頭上實際都是“官辦”
    保皇派不用說肯定是官辦，從“八、一八”之後各學校紛紛由校方主辦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基本取代了共青團。到後來分化成兩派之後，最初的紅衛兵組織一直都是各省市第一把手的禦用工具，他們也成了各地保皇派的核心。
    造反派看起來似乎無法無天，實際從源頭上也是官辦。以著名的蒯大富為例，江青和中央文革看中了他與清華工作組王光美的鬥爭，著力培養他，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聶元梓更是如此，康生一夥利用她發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就是為了打倒彭真，把文革真正搞起來。
    各省市的造反派也不是自發組織的，也是由中央文革把北京紅衛兵派下去，到各地扇風點火。實際上這些紅衛兵在北京時也是保皇派，都是保自己在中央的老爹。到了下麵搖身一變就成了造反派的種子，扶植起各地學生工人中的造反派，專打第一把手。
    或者說，從中央就分出兩派，一派是毛江和中央文革，另一派大致上是劉鄧及各地第一把手。保皇派和造反派不過是由上麵牽線的兩隊木偶罷了。
    文革中也有極個別的真正自發的群眾組織，比如當時北京的《中學文革報》發表了遇羅克的《出身論》，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但這類民間組織及其真正獨立的言論思想是不允許存在的，遇羅克很快遭到了槍殺。
    三、兩派的行為方式和結局大相徑庭
    正因為兩派對立，所以幹的事也不同，一般說，造反派不大去鬥所謂“反動學術權威”，不大整知識分子，也不大整四類分子，而是集中力量批鬥各省市的一把手。所以往往被對方稱為“牛鬼蛇神的保護傘”。
    再比如文革中最左的“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主要是“保皇派”在搞。這類封建意識很濃的東西往往產生自部隊，而部隊與“保皇派”關係比較密切。而造反派則批判這類東西是“形式主義”。
 

 
    至於“打砸搶”“武鬥”這類事，兩派都在幹，一個巴掌拍不響，誰也不比誰更好。
    雖然最開始的“老紅衛兵”即“聯動”遭到了鎮壓，但兩派的最後結局大不一樣。1968年隨著上山下鄉，造反派學生組織就已經瓦解，過了幾年更遭到徹底清洗。文革結束後，北京的所謂“五大學生領袖”全部進了監獄，各省市也都不例外，新疆紅二司的胡亂闖、胡大亂也都坐了監獄。造反派混入官員係統的稱之謂“三種人”，全部被清了出來，或坐了牢。而“聯動”成員隨著老爹的平反，也都一一平反，到後來成了所謂“官二代”“紅二代”，現在的權貴大多數是他們。
 
    四、造反派自以為是在反極左
    我自己為什麽參加造反？從利益集團分析是必然的。但當時並不明白這一點，當時自己主觀想法就是反“極左”。
    解放後，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四清、社教，一個比一個極左，做為“黑五類”，我對一次次政治運動的反感和恐懼不言而喻。
 


    但文革卻完全變了方向，運動的重點居然不再是黑五類，也不是知識分子，而是那些以前整人的人，有權的人，是所謂“黨內走資派”。這個轉變當時大家都非常奇怪，當權者自然不願意接受，而我們這些被整的人卻是另外一種想法。
    我當時的想法很幼稚，以為這是英明的老人家終於發現了下麵的官員在搞極左，在整老百姓，整知識分子，在搞冤假錯案，所以要“糾偏”。
    不光我是這樣想，許多無權無勢的老百姓大概都這樣想，都覺得“解氣”，你們這些“走資派”以前把我們無辜老百姓整慘了，現在該你們倒楣了。所以有“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毛主席親‘的說法。
    正因為文革運動號召造走資派的反，我們這些平頭老百姓，尤其挨過整，受過極左迫害的人當然擁護造反，當然願意參加造反派。
    前幾年重慶在“薄青天”指揮下，大批整治有權的、有錢的，給百姓也分一點好處，所以大受重慶百姓擁護。實際上這跟古代農民軍“吃大戶”“開倉放糧”沒什麽兩樣，對仇官仇富的老百姓來說，隻要搞“劫富濟貧”沒有不受歡迎的。但最終還是上了台的新皇帝、“薄青天”之流得利，做為工具的平民百姓永遠在最底層受窮。
    這種冤冤相報的互鬥不過是封建王朝的更替罷了，永遠不可能使百姓徹底解放。
 

 
    五、兩派都是極左
    文革已結束三十年，現在反思，我覺得兩派全都錯了，。
    文革中造反派跟著老人家和中央文革，批判劉鄧路線，當時我們真心相信劉鄧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如果上台，千百萬人頭要落地，老百姓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後來他們真的上了台，我們才發現，原來劉鄧路線才是真正救國救民的務實好路線，允許老百姓致富，年輕人上大學，知識分子搞科研，從此不再搞政治運動，不整人。總之，一顆人頭都沒落地，國家卻富強了。我們現在真心懺悔：當年我們造劉鄧的反，完全錯了！
    那麽保皇派就對了嗎？也沒有。他們破四舊，摧殘傳統文化，批判知識分子，大整老百姓，同樣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
    兩派都犯了同樣的錯誤——都在搞極左。什麽叫極左？就是人跟人鬥，人為地製造矛盾，製造敵人。
 


    在奪取政權的戰爭年月，與敵人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共內部也同樣大量製造敵人，製造冤案，就已經是錯誤了。解放後仍然不停頓，階級鬥爭越搞越凶。反右之類運動，打擊知識分子和一般老百姓固然是錯誤的，而文革反過來，打擊官員也同樣是錯誤的。
    要糾正這種錯誤，不能靠發動老百姓整官員。這樣冤冤相報，何日是個頭兒？隻有徹底鏟除極左思想，放棄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才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
    極左錯誤不在於整錯了人，整了不該整的人，而在於“整人”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錯的，不管整誰都是錯的。
    我以前以為老人家發現下麵在搞極左，要來“糾偏”的想法，顯然太幼稚了。
    現在提倡“和諧社會”才算從觀念上走上正軌。一個社會肯定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如何處理利益之間的矛盾？不可能這個集團消滅那個集團，尤其不可能平民集團消滅官員集團，一個社會總得有官員，也不可能官員集團消滅平民集團，一個社會更不能沒有人民。
    所以集團互鬥永遠沒有出路，出路就在於憲政民主，法治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依靠憲法、法律、輿論來和道德來調整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大家都有飯吃。誰犯法才“整”誰。
 
    六、為什麽現在把髒水全潑向造反派？
    造反派不過是毛整治“走資派”的工具，用過便拋棄了。文革後那些“走資派”上了台，理所當然痛恨造反派，所以把文革中所有壞事全部扣在造反派頭上。實際上“走資派”的子女——當年的老紅衛兵整死殺死知識分子和老百姓的數量恐怕比挨整的“走資派”數量多十倍百倍都不止。
    再說，在十年文革中，真正造反派得勢，“走資派”被趕下台的時間也就幾個月，其餘九年多的時間主要是官員集團和老紅衛兵在整平民，比如一開始批“三家村”“四家店”主要是在整知識分子，其後的“橫掃牛鬼蛇神”“破四舊”主要是在整老百姓，後來從“一打三反”到“清理三種人”全都是在整造反派，是官員集團在報複。
    總之，現在的問題是文革中的兩派，一派受到了徹底的整治，而另一派卻並未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所反悔，這不是真正的反思文革。什麽時候兩派的錯誤，尤其發動者的錯誤全都被徹底清算，才算文革被真正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