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成鐵妹：我們家那些年在北京住大雜院的日子

真是不知足啊， 這麽幸福的生活還不滿意， 這是典型的反毛（澤東時代）， 反毛就是反華， 就是漢奸， 延伸一下， 非想不住大雜院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漢奸！ 不想做漢奸的同誌們， 趕緊把HOUSE掀翻， 找個地下室和別人共用廚廁， 就是還是有衛生間哪， 算是半個漢奸。-轉載者

本文作者成鐵妹，是中國北京退休公務員，1998年來到北美，和女兒、孫輩們住在一起，閑暇時寫點回憶身邊人和事的短文，聊以自慰。




幾乎每一個居住在北京或者和北京有過淵源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大雜院是一種很“普及”的居住方式，很多人或者很多人的親人們都曾經是北京大雜院的居民，如今，當人們都開始住在自己的商品房中的時候，尤其是到了美國實現了自己的夢之後，回顧當年的大雜院，實在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大雜院, 顧名思義，就是在一個院子裏住了很多人家。我從1957年結婚到1981年搬進樓房，整整住了24年的大雜院。先後搬過6次家，由最初的7、8平米，9、10平米到最後的18平米，如果加上婆婆和母親住的大雜院，我先後在那麽多大雜院裏生活過，嚐盡了大雜院的辛酸苦辣。
最初，我們一家住的是我先生在燈市口的機關大院宿舍，那是一個由籃球場改建的大雜院，中間是球場，四周全是一間一間的住房。我第一個孩子出生後，住進這個院的北屋的一間，那時正是大躍進的1958年，我們雖有一間7、8平米的住房，但保姆隻能住集體宿舍。
那時人人都參加工作，保姆極其難找，先後找了3個保姆，皆因我的工作時間長，保姆不願住集體宿舍而辭職。我隻好將不到一歲的女兒交給母親帶，所以，我母親那裏加上我哥的一個孩子，她同時需要帶兩個孩子。
在我們的院子裏，盡管已經住了三、四十家，可隻有一個水龍頭，偏偏又安在我家窗外，到了夏天，晚上十一、二點還有人用水，而早上不到六點就有人到水管上洗菜、涮衣服。
對我這個每晚都要加班而又睡覺很輕的人，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對此，我曾想過自己是否嚐試自己住在機關不回家去，可必竟是已經有了家的人，住了幾天機關就堅持不了又回家去了。而且，我們這地方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隔三差五的就會賽球，晚上球場燈火通明，家家怨聲載道。以後，我們又搬過四次家，但大多數都是圍著球場轉，情況大同小異，沒有多大改善。那時，我們的組織觀念很強，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整天那麽搬家折騰都無任何怨言。
六十年代初，我們一家又搬到機關附近的另一個大雜院，房子是稍微大了一點，是18平方米的一間西房，窗前有一棵大楊樹和一棵柿子樹，把整個房間遮了個嚴嚴實實，既潮濕又不見陽光，每年的八月後半月就有涼的感覺了。那時的北京，到了冬天可比現在要冷得多，沒有棉衣和大衣是無法過冬的。我們這間老房子，年久失修，四處透風，冬天一天要添十三、四塊蜂窩煤，屋裏都還是冰涼的。我記得當時孩子坐在窗前看書，腳上凍出了血珠都不吭聲。有一次，我和女兒正在熟睡，然而就在這時候，我們竟隨著地板的塌陷，連人帶床一起掉進坑裏。
我們在這裏一住就是二十餘年，孩子們由小學、中學直至大學 。
在這所院子裏，我們度過了令人膽戰心驚的文化大革命，而這裏的生活條件之差實在是一言難盡。
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的院裏沒有公用水龍頭和衛生間，唯一的衛生間由住北屋五間房的那家私用，因為衛生間是和他家的住房連著的。
後來，這衛生間劃歸公用，但他們家可以從裏邊開關，他家如果忘了開門，那麽，大家打水、去廁所就成了問題，有的人常常會因為早晨進不了衛生間、打不了水，隻好不洗臉而去上班了。如果夜裏遇到‘內急’情況，隻好去大街上找公廁。可女人深更半夜是不敢去外麵的。為此，院裏的人都十分苦惱，可誰也不敢提意見。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初，才由機關出麵在東屋的北牆頭下水道上麵安了一根水龍頭，這下可惹惱了住東屋的馬家，他家很討厭把水龍頭安在他家牆頭，說怕房子潮濕，因此，他們家人整天橫眉瞪眼的盯著打水的人，指桑罵槐地罵人，也無人敢吱聲。
為了減少矛盾，我采取趁他家人不在時打些水存起來的辦法解決問題。可住在大門口小屋的小王卻沒有這個心眼，有一天他去打水，正讓馬家老婆看見，當即對方就不幹不淨地罵了起來，小王和他理論，馬家老婆（高約1.80米，孩子們稱呼她為“大個阿姨”）說時遲那時快，打了小王兩個耳光。我雖眼見不平，也不敢吭聲。小王無處可講理，用手捂著臉上班去了。事後，為此事我安慰小王時，他說：“好男還不和女鬥呢，如果我打了她，問題就大了，再說人家是造反派，咱惹得起嗎”？
我隻能暗暗的為小王鳴不平。
1972年，很多人家都還沒有電視，我托一位朋友買了一台9英寸的凱歌電視機，剛買時很新鮮，請鄰居看了幾次，後來來得人多了我怕影響孩子學習，每天隻看看新聞就算了，可鄰居孩子們則要求天天來看，幾乎每天一吃完飯就會拿小馬紮在我家坐下等著看電視了，我左右為難，婉言謝絕了。為此，我得罪了和我們關係較好的鄰居，整天抬頭不見低頭見，看見他們那種冷淡的樣子，真後悔不該買這台電視機，也深深感到住大雜院的‘累’。後來我們從農場回到機關，我們如果還像以前一樣，總是去母親、婆婆那裏吃飯是不可能了，因為他們被下放、遣返尚未返京，我們隻好自己過日子了。
可過日子要生爐子做飯，我曾因為早晨生不著爐子掉過眼淚，一下雨，爐子放在門口要被澆滅（因為我們的房簷很淺），每次一看到這種狀況我就慌了神，端著爐子到處找地方。
最後，我隻能把爐子放在大雜院大門口的門洞內人人行走的必經之地，每次都必須等到雨停了之後再把爐子端回原地，久而久之，我就萌生了在南牆根下給自己家蓋一個小廚房的念頭。
既然有了想法，那麽，我就說幹就幹。
隨後，我靠自己從外麵撿來的一些磚頭和木料，蓋了一個隻能放一個爐子和站一個人的私人小廚房。
我所用的門是人家扔掉的一扇窗戶，做飯的時候就顯得相當擁擠，做飯的人隻能側身進廚房，不論是炒菜還是下麵條，必須有一個人在外麵端著東西，另一個人在裏麵接著東西才能讓飯菜下鍋。
不久，東屋、北屋也在南牆下蓋了廚房，隻是北屋他們家蓋的特別大，緊挨著我家的廚房，窗戶又正對著我們的窗戶，我們出麵和他們交涉，竟遭到他家女主人的謾罵，為此兩家有了意見，後來他們竟誣陷我們監視他們，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幾年後，他們竟以‘鄰居之間，有些是非很難說清楚’找個台階下了。
1981年，我們的二女兒高考，那年的錄取率是百分之四，為了女兒有好成績，我想給她增加點營養，就買了一條魚和一隻鴨子，晚上我和女兒一起收拾好這兩樣東西放在廚房扣在鍋底下，準備第二天燒，誰想被鄰居的貓給叼走，魚和鴨子的鮮血一直滴到養貓的那家門口，女兒被者事情氣得在家裏大哭一場，表示非要為家裏報仇不可，雖然我再三勸阻她都不能消氣。
有一天，趁我不在家，她見那貓正在爬牆，拿起一根棍子向著貓打去，直打得那貓拐著腿逃跑了，鄰居對我們也產生了怨恨。所以，我盼星星、盼月亮，隻盼能夠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搬進樓房。
終於，在1981年上級分給我們位於西城區甘家口地區的三居室樓房一套。剛給了鑰匙，房子內油漆還未太幹，我先生出差尚未回來，我的同事用了半天的時間就幫我搬完了家。
晚上，兩個女兒從學校回來，我們母女三人興奮地聊到半夜才睡。
從此，我們永遠脫離了大雜院的生活。
我婆婆、公公住在東直門大街的一個大雜院裏。前後兩節院子，起先住的都是大學教授和院領導，倒也相安無事，後來摻進來兩家造反派，兩家的主婦都是貧下中農。我婆婆是老教授夫人，對兩家女主人說話非常客氣，和她們說話都稱呼‘賈太太、周太太’。
有一天我在屋裏窗下看報，聽見他們說“整天‘太太’、‘太太’的叫著，不是資產階級是甚麽”。我曾建議婆婆不稱呼他們太太，但婆婆認為：不稱呼“太太”，而稱呼“賈嫂”、“周嫂”，那不是對下人的稱呼了嗎？我聽了也覺得有道理，那就叫他們反感去吧。
婆婆有哮喘病常年離不開保姆，一有機會，周、賈就把保姆拉過去挑唆兩句，婆婆也隻能看在眼裏，煩在心裏，她們的目的還不就是要保姆不要好好幹，給婆婆出難題嗎。我生完二女兒在那裏住了一年，覺得很憋氣，不知婆婆他們是怎麽忍受的。
文革後期，公公下放回來，原來的房子已被別人占用，公婆隻好住在南小街女兒的房子裏。女兒在石景山工作，不常回來。這也是一個有幾十戶人家的大雜院，近鄰一個老頭是街道造反派，知道公公是大學教授，整天盯著他。公婆門口有一棵葡萄藤，那老頭見公公一澆水，他就說太浪費水不讓澆，公公隻好在夜深人靜時澆一澆。
其實，葡萄熟了，還是要送給鄰居分享的。
每天公公下班回來，見了老頭總要主動打招呼，可老頭連吭都不吭一聲。
好在公公和另一位鄰居朱師傅關係不錯，公公教他女兒一點英文，他對公公能起些保護作用，別人欺負公公時，他能仗義執言。在自行車非常緊缺的情況下，他還幫我們買過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我們非常感激他，以後各自搬了家，我還代表婆婆、公公去看過他們。
我有兩個同事住在西單附近的同一個大雜院，這個大院共有前後四個小院。姓黃的住第一節，姓王的住第二節，他們兩人跟我關係都不錯，院裏有甚麽事都要和我叨叨。
有一天姓黃的同事一到辦公室就和我說：“我們院裏鬧革命啦，新搬來的一家， 房屋是由車庫改建的，他家緊挨著公共廁所，他很反感。於是他竟將廁所改建在院子的中央。美其名曰大家都不受影響。
實際上誰家都受了影響，本來院子空間就不大，每天下班後家家做飯的高峰，也是上衛生間的高峰。你說難不難為情？無奈，我們隻得草草吃點飯，拿上馬紮和蒲扇到天安門廣場去乘涼，到夜裏十一、二點再回來。（那時天安門廣場可以隨便去）”
住在二節院子裏的王同事，也和我說，他們院裏南屋的女主人，文革中很積極。每天早晨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在院裏讀毛主席語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由於這個院裏的人出身都不錯，誰也不願理睬她。有一天她突然跑到住西屋王家的窗前大喊：“ 吆！你們家垃圾箱裏怎麽有摔碎的毛主席像，這不是反革命是甚麽?” 王家女主人聽了毫不示弱，跑出來和她論理，並指出：“你怎麽知道我們垃圾箱裏有毛主席像，肯定是你放進去的，你想陷害我們， 沒門！咱們到派出所說理去！”見此情景，她隻好夾著尾巴回屋了，從此院裏安生了不少。
王家的二孩子非常調皮，不知在那裏揀了一隻破手槍，別在腰裏向同院的孩子顯示過。有一天，派出所突然找他談話，問他槍的來曆，嚇的這孩子跑回老家河北安國縣。派出所立即從安國把他抓回來，經過審問，才知道是一隻已經鏽壞了的破槍，孩子才算回了家。這孩子竟給我們這位王同事惹了這麽大的禍。可派出所得到的材料一定是他們院裏的人檢舉的。
隻有我媽住的米市大街的大雜院，回憶起來還有些留戀，居住在這個院裏的人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不如意，但互相之間的關係很融洽，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能和我媽在院裏的奉獻有關。
我媽是一個非常熱心公益的老太太。那時她隻有六十多歲，精力充沛，誰家的事她都管，院裏好幾家都把鑰匙交給她，請她添煤看爐子。有的人家孩子的保姆走了，她就暫時幫助帶孩子。院裏的孩子放學早，家裏又無人，她就把孩子們組織起來作功課。到了做飯的時候，她就讓孩子們幫她搓貓耳朵，誰搓了有誰的一份。她喜歡炒辣椒，鄰居們聞到她炒辣椒的味道都拿小碗來跟她要，一小鍋辣椒東家一勺`西家一勺很快就分完了。
多年後我帶母親去醫院看病，碰見一位老鄰居和她兒子也在醫院，她立刻對她已經是名企業家的兒子說：”還不快叫成奶奶，你小時不知吃過她的多少飯呢”！
九十年代中期，我媽病重，雖然各已搬家，有的鄰居還是不顧路途遙遠來我家看她，吃完飯我們又打車把他們送回去。恢複高考那幾年，這個院裏，考上了五個研究生。
總的說，我的感覺是，住怕了大雜院的是多數，留戀大雜院的恐怕就是鳳毛麟角了。
今年四月我由洛杉磯回到北京，侄子邀我們兄妹三人去他的天通苑新居聚會，車一進院，印入眼簾的是小橋流水、亭台樓閣，我簡直是劉姥姥進大觀園，瞧哪兒都新鮮。侄子的房子，在那裏雖屬中等，但屋內布局的合理、後院空間的碩大，足足能夠讓他們在休假時過上種菜、養雞、養鴨的田園生活。羨慕侄子他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我們這些幹了一輩子的公務員，在好時代剛來不久就退下來，積蓄微薄，真是望塵莫及。
可我們最終也有公家給的便宜房，也算沾上了好時代的光，特別是迎奧運整治環境，我們現在所在的首體南路，真有鬧中取靜之感，而且，我們這個地方，目前已經是商場林立，交通發達，附近就有醫院、學校，除樓層高了一點，作為老人家來講上下樓有點困難之外，在我們看來，這樣的居住環境也算無可挑剔。而且我用‘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來安慰自己就更加知足了。
如果跟我們過去住過的大雜院相比，不知要強上幾十倍、幾百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