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位， 沒有一個是一級教授， 二級應該吧， 總不至於三級。-轉載者“文化大革命”前，位於長沙的中南礦冶學院已經是全國重點高等院校之一，但教授級的教師隻占全院教師人數的3%，不過三十多名而已，而且都是從民國進入新時代的，他們的人生經曆，同當今人數眾多的教授們相較，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文革”前的幾年裏，中南礦冶學院圖書館內設過一間所謂的“礦冶科技研究室”，這是上層特意安排的鍾伯謙、周道隆、劉基磐、王惟聲四位老教授的工作室，他們坐在這裏麵自由工作，不限題、不定指標，甚至對他們不作考勤，他們可以總結自己的教學科研經驗，可以任選課題搞研究，也可以搞外文資料翻譯，等等。總之，這四位老先生成了全院在職教師中的自由自在人物。
在那個“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時代裏裏，在那個政治運動不間斷的歲月中，為什麽還會出現這等好事呢？然而，這的的確確是存在過的事實。在那幾年裏，中南礦冶學院院報多次對他們四人的工作有過報道，而且1964年的《湖南日報》也有過報道。
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根據當今解密的資料顯示，1962年7月20日，教育部根據國務院“國文辦張字175號文件”，批複下發了一份文件。其時，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高等學校為“進一步調整教育事業和精減教職工”，對年老體弱的教師，原則上做退休處理，但“對於具有真才實學和富有豐富教學經驗的年老體弱的教師”，“為了更好發揮他們的作用繼承他們的專長”，“對他們另作安排”（引號文字係文件中原句）。文件中規定對符合條件的老年教師，可“安排他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確定這部分人選，“須由校（院）長提名，嚴格審核後，經教育部審批”。實際上，這個文件隻在當時全國六十所重點高校執行過，湖南隻有這一所是重點院校。於是，中南礦冶學院根據這個文件，定下選礦係鍾伯謙、采礦係周道隆、地質係劉基磐、機電係王惟聲等四位老教授為符合文件要求的對象。
這四位老教師都在民國時期從事過科技工作，當過工程師，都有豐富的專業實踐經驗。其中，鍾伯謙先生是省政協委員，周道隆先生是省人大代表。他們都是從舊湖南大學院係調整時期調入的，而且大都在民國時代與一些曆史人物和事情，有著相當程度的瓜葛。現就我所知所聞的，記錄一二，以資紀念。
鍾伯謙（1890—1969），字若溪，湖南耒陽人，1905年入長沙廣益中學，後入明德中學，湖南高等工業學校（湖大前身）礦科畢業，1913年公費留美，從科羅拉多州礦務學校畢業後任科州自由鍾銅礦采礦助理工程師，1919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讀二年獲冶金工程師學位，擔任新澤西州煉錫廠工程師。1922年底回國後即赴母校湖南公主工業專門學校任礦科長、總工程師、副局長，1928年起任局長。1933年起，先後在湖南大學擔任係主任、工學院長、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之職，其間一度兼任過楚怡工業學校礦科主任。1937年，他曾任過軍事委員會國家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掛中將銜）兼探礦隊長，1942年調任湖南省立工業專科學校校長，該校轉入省立克強學院後仍回湖南大學任教，其間還兼任過楚怡工業學校校長。鍾先生在采礦、選礦、冶金方麵經驗豐富，是礦冶學科的專家。1952年10月從湖大調入中南礦治學院先礦係。
周道隆（1897—1982），字樾青，湖南耒陽人，早年畢業於衡陽南路實業學堂，後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礦科工學士，留校從事礦床學研究，1929年回國。曆任萍鄉煤礦工程師、山東淄川礦監理、江西地質調查所技正、四川華昌興業公司總工程師、雲南銀鉛、鋅礦總工程師等職，曾在個舊錫礦設計一條探礦平巷，找到大型錫礦脈，此巷曾一度被命名為“國道隆巷”。1947年回湘擔任國立湖大礦冶係教授。他在井巷工程、礦床學方麵根底深厚，在民國時期一直從事礦山技術工作，未曾接觸過黨政派別，1952年10月從湖大調入中南礦冶學院采礦係。
劉基磐（1898—1986），字德邨，湖南桂陽人，191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采礦專業，1919年8月考取清華留美官費生，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主攻采礦，獲碩士學位，並在伊利諾斯州立大學研究煤炭地質，參加過對密執安州銅、銀選礦和鐵礦的開采工作。1922年回國，他的伊利諾斯大學同學徐章曼是中國地質學開山大師丁文江的得意門生，建議他歸國後先去拜會丁先生，請教今後的工作方麵。丁先生明確對他說道：“你是學采礦的，地質科學是重要條件。”希望他把工作重點擺在地質學方向，從此他決定從事地質學科，先在北京師範大學博物係擔任係主任，開設礦物學、地質學課程。從1927年起回湘擔任湖南地質調查所所長，達十一年之久，為湖南的地質研究做出了貢獻。抗戰勝利後，他奉令擔任國家資源委員會江華礦務局經理、銻業管理處處長及資委會第二特種礦產管理處長等職，在此期間，他對實現錫礦山國有化、擴建湖南銻品製造廠成績卓著，直到1950年才重返教育界擔任湖南大學礦冶係教授。他是丁文江生命最後幾天裏所接觸過的人物之一，1952年10月調入中南礦冶學院地質係。
王惟聲（1901—1982），字雄文，湖南攸縣人，長郡中學畢業，1925年秋畢業於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機械科，曾任長郡中學攸縣藉董事兼數學教員、湘中築路常駐委員會常委，1929年11月起擔任湖南全省公路局機械工程師，主管公路局修理總廠多年，使之成為湖南第二大機械廠家。1934年至1938年任湖南機械廠工務主任兼總務主任代理廠長，抗戰八年擔任貴州企業公司技術專員、中國機械廠副經理、興義機器廠廠長、貴州大學工學院教授兼工廠主任，1946初回母校國立湖南大學機械係任教。民國時期，他為早期湖南公路網的建設及機械汽車工業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如汽車零部件的自製，“衡嶽牌”汽車的組裝、木炭汽車的製造等等。抗日戰爭前夕，陸軍機械化學校隨杜聿明的機械化部隊駐湘期間，他曾被邀請擔任特約技術教官，當時學員有不少是自願入伍抗戰的清化大學工科學生。他通英、俄、德三種文字，1953年初調華中工學院（因武昌校舍尚未動工建設，仍留湖大上課），同年11月經中南礦冶學院院長陳新民教授的努力，調入該院擔任熱工學的教學工作。
他們全都身經清朝、北洋政府、蔣介石政權及二十世紀紛繁混沌的各個曆史階段。
鍾先生可謂是民國湖南的曆史名人，一生親曆太多太多。他在水口山礦務局主事八年，其間發生的事件不斷，例如工人罷工這類事情，礦山停產給財政經濟帶來影響。鎮壓罷工這種事情本應由掌權的軍人負這個曆史責任，但“文革”中把賬算到了鍾先生的頭上。當年唐生智的第四師駐湘南，他私自擴軍，招兵買馬，購置槍支彈藥，這都需要錢才能辦得到。唐控製水口山礦產，截留資源財富，以此獲取軍費，湘軍總司令赴恒惕都拿他沒辦法。以後何鍵主湘，他本是第四師的旅長，深知水口山礦的重要性。這些軍閥都是不願看到礦山停工停產的，血腥鎮壓是執政者的事，這筆曆史舊賬應該分得清楚的。鍾先生是國民黨人，他在國立湖大擔任訓導長，本是國民黨上級黨部指派的，他得服從執政黨的指令，1949年鍾先生響應湖南和平起義，成為唐生智等104名響應者之一，他是認為自己曆史上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才這麽做的。事實上，鍾先生在中南礦冶學院工作敬業，處世謹慎，反右運動那麽大的動作，他都能安全過關，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不幸的是，“文革”這關他沒能過得去，後來的平反，學院也不曾對他有過動靜，直到1986年才由省政協給他平反昭雪，那是按起義人士對待的。
王惟聲是鍾伯謙的學生，又都畢業於舊湖大前身，早期湖南公路局局長劉嶽厚、總工程師周鳳九為首的公路局土木、機械技術人員大都是舊湖大前身畢業的，彼此間都很熟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場國民黨甲、乙兩派之爭，乙派劉嶽厚就利用了在教育界的校友分化瓦解甲派彭國鈞的勢力。王惟聲同劉嶽厚私交甚篤，但又是彭國鈞的學生，屬於工程技術界和教育界的兩棲人物，他利用當年長郡中學校長王季範（毛澤東的表兄）深厚的忘年交關係，掌控國民黨長郡學區區分部，為乙派拉選票，衝擊甲派在教育界一統天下的狀況，而且他自己利用社會上各界的人緣關係，參與國大代表的競選活動，這些曆史故事在日後均得到身為國務院參事、中南海毛家常客王季範的良好證明，總算免於災難。
劉基磐先生是一位忠厚誠實的地質學者，在四老中與王惟聲私交最好，因為他倆在性格、品德方麵極為相似，相處極為融洽。當年教育部派清華大學秘書長陳新民教授籌備中南礦冶學院時，因湖南有色金屬之鄉主要在湘南，校址選在何處就成為一個急需定奪的問題，劉基磐最先指出應定在長沙嶽麓山南左家壟清華中學（後與省立一中合並）校址，這裏本是丁文江先生為清華大學南遷選的地方，當今中南大學本部保留下來的民主樓、和平樓兩棟建築，就是當年清華大學南遷所建的。
鍾伯謙、劉基磐等四位老先生，晚年同處一室，不受任何的幹擾，他們不時回憶往事，交談甚歡。在民國，他們曾經應用各自的專業特長，做出過一定的成績；到中南礦冶學院以後，他們以自己的經驗，充當了教書匠的角色。從1963年秋至1965年底，這段時光，是他們晚年過得最愉快的時光，也是他們一生之中感到最難得到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