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朱學勤 “造反派，真的反了嗎？” ——“奉旨”、“請旨”、“探旨”與“假旨”

文化大革命的一團糨糊--轉載者

 

造反派，真的反了嗎？”
　　　　　　　　——“奉旨”、“請旨”、“探旨”與“假旨”


　　　　　　　　　　　　　　　　·朱學勤·


　　５０年後檢討文革，不難發現一“異象”——群眾性“造反”一開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認其正當，遭拒絕，方有遊行、絕食、乃至臥軌，最後列隊進京，請求“聖旨恩準”。如此“造反”，與漢語本義相去甚遠，確實“史無前例”。或如毛澤東所問：“造反派，真的反了嗎？”〔１〕


　　李遜囑我為其新著作序，我即從此處說起。〔２〕


◇　奉旨造反的開始


　　曾獲毛澤東高度評價的“上海工總司”，是從“奉旨造反”開始。


　　王洪文現已去世，人們隻記得他是“上海工總司”發起人，文革後下獄，罪名為“造反起家”。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王洪文第一份大字報，即文革“起家”第一步，是批判廠黨委不抓階級鬥爭，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群眾意見當耳邊風。可見他並不是“造反”，而是“緊跟”１９６２年以後毛澤東突然拔高“階級鬥爭”，切合王當年本身是保衛科幹部這一紅色身份。“工總司”另一領袖王秀珍也是以同一罪名“造反起家”下獄，但她參加文革時的身份並不是工人，屬幹部編製，是“技術員”、“勞動模範”，與王洪文類似，政治身份很“紅”。查１９６６年王秀珍第一份大字報，也與王洪文類似，隻是更具體：“廠黨委對資方人員階級鬥爭抓得不力”。他們都不是“造反起家”，而是與基層官員以及此後進駐的工作隊“比左”——比後者更“積極”，在政治光譜上屬更“左”一列。隻是這樣的“更左”不為基層黨委、工作組“承認”，在單位內受壓製，卻受到毛澤東在北京不斷接見紅衛兵的激勵，才一步步走向社會，成立跨廠、跨行業群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成立這一組織之創議，也不是來自毛澤東激賞的“工人階級偉大首創”，而是來自複旦大學“炮司”學生，以及南下串聯的北京大學生包炮等人的提議。後者向工人披露“小道”消息：“造反”乃“聖上”旨意，是毛氏“文革”突破劉氏“四清”的新方向，這才消除這批人在那一年代必然會發生的安全疑慮。當包炮提出可組建“跨廠”、“跨行業”的“造反”組織時，在場者又有猶豫，擔心這“造反”二字會被人揪住，質問“你們造誰的反”？此時黃金海提議：在“造反”這一名詞前加“革命”二字，才讓眾人放心。王洪文再附議，加一個“總”字，即“工總司”這一簡稱之由來。


　　４０年後，曾任王洪文理論輔導員並因此下獄六年的蕭木先生反思文革，曾這樣回訪黃金海：


　　蕭問：為何要在“造反”這一名稱前要冠以“革命”二字，不知道這是語病嗎？
　　黃答：“隻提‘造反’，會把許多人嚇退的，加上‘革命’二字好得多。要知道在當時，‘革命’是很吃香的呀。”〔３〕


　　蕭木是從漢語本義發問，此前“革命”已屬“造反”，再加“革命”，豈非“造反”之“造反”？黃金海答問，是回到６０年代曆史氛圍，“造反”是“吃香”，“革命”是保險，既要趨時，又要避禍，這是那一年代“政治正確”的時尚。〔４〕王洪文被推舉為這一組織的“總司令”，也不在於他有多少領袖魅力，而在於他是共產黨員、複員軍人、保衛科幹部，當時能將這三重“革命符號”集於一身者，無出其右。連王的一口“京腔”而非“滬語”，在那一年代的上海工人日常生活中本為弱項，但在此時也翻為強項：那一年代“突出政治”，來自北京的“政治正確”占據製高點，外省口音即使在當地，一登台即呈“短板”，知難而退。張春橋此後赴安亭談判，憑他多年官場曆練，肯定能看出王氏“京腔”字正腔圓，要比其它工人更能代表“工人階級”，而正麵談判對手潘國平操一口上海腔普通話，雖能言善辯，卻改不了底層工人之俚俗草莽，有待“提高”。此後張有意抬王抑潘，將前者培養為“工人階級先進代表”，這才有王洪文後來居上，被毛澤東火速培養為接班人，卻又始亂終棄的故事。


◇　嚇退與吃香


　　毛澤東在文革後期批《水滸》，說“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語義含混，不知所指。如果也包含對文革造反隊伍的怨恨，那也怨不得別人，這正是他手創１７年專製統治形成的社會化惡果。確實是“領袖不好”，才形成黃金海所言的普遍心理——“嚇退”與“吃香”，既有消極恐懼，更有積極趨奉。如此“造反”，“這支隊伍”在“上山”之前即已“招安”，此後“打方臘”，勢所必然。由此才發生本文開頭所述那一“異象”——漢民族素有兩千年“造反”傳統，卻從未見“造反者”先請求“被造反者”“批準”，如此“造反”與漢語本義相距甚遠，甚至相反，卻在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堂而皇之發生了。


　　１１月８日“工總司”籌備成立，首先要求市長曹荻秋到會，“承認”他們為“革命組織”。後者很快看出其軟肋，即向市屬各機關嚴令“三不”：“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並稱這些工人是“社會渣滓”。“三不”令下，眾人惶恐，即有動搖與逃散。〔５〕此時，那個北京大學生包炮向工人作第二次鼓動：一不做二不休，赴京請願，“請毛主席批準”，請得“大旨”壓“小旨”，才能避免“秋後算賬”。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淩晨，“工總司”萬人隊伍衝向火車站，一千多人強行登車北上。他們之所以看中這列編號６２６次的列車，是因為它的終點站是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的地方”。“奉旨造反”不獲“承認”，一躍為“請旨造反”，震驚中外的安亭事件，就是在這樣的“造反”邏輯中發生的。


　　這是一群向地方政府說“不”，卻向皇恩屈膝稱“諾”的“請旨者”，他們困頓在那個四級小站，淒風苦雨，饑寒交迫，理應同情。張春橋奉令去談判，站在卡車上推開雨傘，忍受風雨以及工人的叫罵，亦屬難得。但是，安亭工人的這一“先進覺悟”並沒有超過１９０５年１月９日的彼得堡工人，後者也是舉著沙皇聖像——稱其為“小爸爸”，走向皇宮請願。安亭道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與六十年前彼得堡“小爸爸”可謂同義反複。即使與中國本土工運比，安亭工人也落於曆史起點之後：１９２３年“二七”工人大罷工，鐵路工人林祥謙尚敢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此後四十三年，在毛澤東手創體製下，黃金海、王洪文不敢言“自由”、“人權”，隻能在“造反”之前冠以“革命”二字，即使再加一個“總”字，那也與“造反”本意相去甚遠，曆史倒退了多少年？


　　另一被毛澤東激賞的文革標誌性事件，所謂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更是一場被誇大的神話。這些人在黨政機關中生活多年，正統奴性比王洪文、黃金海們深厚，如果說工人是從“奉旨造反”走向“請旨造反”，這些人則是“探旨造反”，一步三探，探得“聖旨”方“造反”。


　　寫作班緣起複旦曆史係幾位中、青年左翼教師，初名“羅思鼎”，似有古意，其實是諧音“螺絲釘”，也是在“緊跟”當年之“吃香”。１９６４年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將其納入麾下，撥“丁香花園”供其內部辦公，對外署名“丁學雷”。“丁”即丁香花園，前清大臣李鴻章家族秘蓄小妾之私園；“學雷”，即當時的紅色時尚“學習雷鋒好榜樣”。“丁香花園學雷鋒”，豈非滑稽？而當時的授、受雙方卻渾然不知。“為革命而寫曆史”，本身即生活在曆史的嘲諷中。


　　１９６５年毛澤東在上海私下策動文革，朱永嘉以史家身份為姚文元提供批吳晗《海瑞罷官》明史數據，自第八稿起，直接參與此文修改。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上旬，兩人參加有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文教書記張春橋等參與的定稿會議。文革“造反”後，這一班人對內改稱寫作組，學科從史學擴及文學、哲學乃至自然科學，成上海地區輿論總管，聽命於張春橋、姚文元。文革十年上海之所以不成立宣傳部，原因之一就在於這個班子已行使宣傳部職能，學科“齊全”，足夠使用。林彪事件後，這個班子為毛澤東提供專項服務，注釋古籍大字本，密印專送。個別人從事與學者形象不相稱的特殊任務：在不服張、姚文革新秩序的中學生裏安插臥底，密寫情報，則又超過了宣傳部職能。


◇　垂手肅立，甘為驅使


　　與北京梁效比，丁香花園可謂南書房行走，地理上屬“南方”，政治上卻比梁效更貼近中南海。“梁效”取名僅為北大、清華“兩校”之諧音，比“丁學雷”晚出十年，僅在文革晚期“批林批孔”，既不承擔宣傳部職能，亦無緣介入中樞政治，也不從事與學者身份不相稱的特務使命。“梁效”固不足取，但將南北兩個寫作班子簡單並列，則有可能忽略上海寫作班的特殊性，遮蔽那一年月知識階層某些“特殊人”更為幽暗的一頁。〔６〕


　　可想而知，１９６６年底要“策反”這樣一群人，要比“策反”王洪文、黃金海困難。他們是“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者”，既是“包衣”又是“帝師”：對上為“包衣”——恭迎“聖旨”及張、姚“傳旨”，垂手肅立，甘為驅使；對下為“帝師”——自恃“南書房行走”，高視闊步，斥“工總司”為“工字頭”、“那幫‘小兄弟’”，語多輕蔑。１９６８年，姚文元在京“接旨”，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但“南書房帝師”並不把身邊的“領導階級”放在眼裏，還是鬧摩擦，以致積隙成怨，釀成“《朝霞》事件”。〔７〕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有複旦紅革會、中國科大南下串聯大學生許小昆、忻鼎亮等人與徐景賢接觸，啟蒙他們“造反”。徐事後回憶，他對這些大學生內心佩服，但不敢行動。這是因為寫作班有內部紀律，張、姚不撥，他們不動。安亭事件後，“造反”成新朝“時尚”，寫作班內喧嚷不已，唯恐落後，徐景賢內心彷徨，開始向北京張、姚請示，頻頻“探旨”。


　　１２月１２日晚，姚文元在電話中催促：“你們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線？”遂有寫作班議決“造反”，這是１２月１４日上午。徐當晚“再探”，又打電話向姚文元匯報此一決定並請示。這一次姚回答得更明確：“你們願意革命，我們總是支持的”，還在電話中明示：“要把主攻矛頭指向陳丕顯和曹荻秋，以批判資反路線打開市委缺口。”徐回憶說，“當時姚說的是‘革命’，不是‘造反’，這一點我印象特別深刻。”


　　這一電話無意中切合前述“造反”一定要加“革命”二字，可見黃金海所思所慮不虛。四十年後徐景賢有所反思，坦承當年心態：


　　“在打出造反旗幟之前，聽到姚文元的表態，我就放心了。他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們同意我帶領寫作班和市委決裂，我就有了強有力的後盾與靠山，足以抵禦市委的壓製和打擊了。”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上海市委寫作班在文化廣場宣布“造反”，“市委心髒爆炸，曹家後院起火”，一時轟動。朱永嘉代表“羅思鼎”宣布對陳、曹造反，徐景賢代表“丁學雷”全體作長篇報告，表態要“緊跟張春橋、姚文元”。這在當年各式造反宣言中亦為首創，那時的造反宣言都隻說“緊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個星期後，姚文元從“紅機子”來電話，以罕見的興奮語氣告訴徐景賢：“毛主席看到了你們造反的消息；上海的學生起來了，工人起來了，機關幹部也起來了，上海大有希望！”對徐景賢們此時還在擔心的“內外有別”，張春橋代他們就近“探旨”，兩次“探問”，毛回答得很慷慨：“內外有別，不是早就打破了嗎？”


　　徐景賢聞言雀躍：我聽了毛澤東的指示，興奮萬分，向寫作班的全體成員作了傳達。我還說：有毛主席撐腰，我們不能再猶豫了，我們要在全國全麵內戰中立新功！〔８〕


　　毛之言亦不虛，他是“無法無天”，一貫踐踏黨紀。就在此前半年，即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給夫人寫家信，“黑話”連篇，放言無忌，早已打破“內外有別”。而“丁學雷”為臣下，跪慣了，一時直不起腰來。“探”得如此“內旨”，“有毛主席撐腰”，方敢站起來向昨日主子喊一嗓子。即使如此，有一個細節不能忽視。


　　１２月１７日晚，就在“丁香花園”已議決“棄舊圖新”，次日即向舊市委亮出“造反”旗幟，徐景賢以工作需要為由，代“舊主”曹荻秋寫檢查，向市委辦公廳要求安裝“紅機子”，其實是為“新主”拉起一根與其通話更秘密的專線。“紅機子”裝成，姚文元果然關照徐景賢，號碼隻能讓他一人知道，不得外傳，徐立即派專人２４小時守護“紅機子”，守護這條生命線。


　　至此，北京與上海千裏一線，京中“內廷”與滬上“外臣”頻密互動。何為“探旨造反”，何為“再立新功”？何為“上海起來了”，毛澤東青睞這座城市超過他的政治之都？“紅機子”知道“雙城記”太多秘密，它應該列為“紅色”文物，進入文革十年博物館，真正值得重視的，是４０萬上海臨時工、外包工等底層工人“假旨造反”。“假”者，“借”也，不是“假傳聖旨”，而是“借”旨為名，為自己切身利益“造反”，當時即被視為異類，遭“奉旨、請旨、探旨”者連手絞殺，至今未得正名。


◇　真造反假造反


　　李遜置於全書篇首有一文革前體製身份等級圖，按此排列，王洪文、黃金海等為工人上層，自喻“共和國長子”。在此之下，還有更多臨時工、外包工，同工不同酬，無勞保，無福利，甚至無城市戶口（“大躍進”失敗後被哄騙返鄉）。後者如果還能稱工人，至多是“次子”，有臨時工自稱“小老婆養的”，可謂“庶出”。


　　“庶出者”第一張大字報即直指“人的尊嚴”。據“假旨造反”發起者沈福祥回憶，當時他們是去國棉十七廠看了王洪文的大字報，難以認同，回廠商議自己的命運，即想為自己政治上被歧視、經濟上被壓榨的處境造反。初稿寫成後，也曾有爭議。


　　沈福祥：我們公開提出要求人的尊嚴，這與當前的政治空氣很不合拍，是否會帶來麻煩？　事實上１７年來從不提倡人的尊嚴，從教育小學生開始就不允許發展人的個性，把人人變成一個個呆板的螺絲釘。從現在的眼光看，黎提出人的尊嚴，實質就是爭取人權。


　　黎伯昂（執筆者）：我們“臨兄”受人歧視，處處不平等，連起碼的人的尊嚴也沒有，還談得上什麽其他的東西？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如果連這一點也怕受到圍攻，那我們根本不用動筆了。〔９〕


　　雖有猶豫、顧慮，這張大字報還是貼出了。可見“庶出”者“首出”，即比“螺絲釘”、“丁學雷”高出一頭，也可與前述黃金海回答蕭木的對話相比。在那一體製身份等級下，“政治覺悟”恰與人們在體製內外的地位成反比。


　　沈福祥去上海外灘，發現王洪文等人以“永忠隊”名義貼出的大字報，是“炮轟”當時進駐國棉十七廠的工作隊隊長，占據有最好的位置。而在這張大字報的上方四五米，還有另一張大字報，題名“為什麽”，提出１４個疑問，直指當時的用工製度，落款也是一群臨時工。人們駐足仰觀，目光越過王洪文“永忠隊”那一張大字報。沈福祥敏感到：人們在這張大字報上感受到一種“真造反”的氣息。


　　什麽是“真造反”？陳勝、吳廣起義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獄是真造反；馬克思、恩格斯兩位青年巨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岡山武裝割據，偏要升起一個太陽給老蔣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離經叛道，是獨立思考。可是，由首席發動幾億之眾去反對老二（劉少奇）、老七（鄧小平），反對後來的老三（陶鑄），發對再後來的老二（林彪），並支持學生工人、農民反對本單位大大小小的頭頭，也算是“造反”嗎？這不由使人聯想起斯大林、朱元璋。隻不過這兩人是秘密地幹，而“文革”卻是沸沸揚揚地征討，造成一種大民主氣氛。〔１０〕


　　沈還注意到，仰觀“真造反”者多為工人、市民，因為它涉入“假造反”不曾觸及的禁區——等級身份與勞動製度，觸及人權壓製，每一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感同身受。而當時造反風頭正健的學生群則是另一種態度：那些可愛的小將們卻露鄙夷之色，不屑一顧，輕飄飄地走了。


　　小將們對這張大字報的輕蔑使我覺得十分震驚和失望。——為什麽在紅旗下長大的紅衛兵卻對生活中貧困中的臨時工失去了同情心呢？為什麽他們竟有如此敏銳而冷酷的政治嗅覺呢？為什麽他們一看到這樣的大字報，立刻能嗅出與“大方向”背道而馳的味兒，而且絕對不再去追問幾個為什麽，堅信上麵紅色司令部的指示絕對正確呢？他們在學校裏讀的什麽書？是什麽樣的教育使他們泯滅了人性？這些熱血沸騰的青年，血管裏流淌的果真是熱血嗎？這樣的一代青年，和“二戰”時期的德國青年有多少不同？〔１１〕


◇　要轉正、要戶口、要同工同酬


　　沈福祥上述回憶留有當年的現場感，也有後來深化的反思。但與當下更多紅衛兵回憶錄相比，後者大多局限於校園，至今無人將反思觸角伸及社會層麵。如果說學生“不知稼穡之艱難”，那麽同處一個階級的“工總司”們，每天都在同一工廠、同一食堂、甚至同一家庭內與“庶出者”朝夕相處（王洪文自己的妻子崔根娣即臨時工），卻對後者遭受的身份壓製視若不見，斥其為“幹擾鬥爭大方向”，更令人心寒。


　　庶出者假旨造反，與王洪文、黃金海們奉旨造反同時。１１月９日“工總司”召開成立大會，臨時工、合同工亦曾參加。十天後，他們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開始出現群眾性勞動保障訴求，工總司斥其為經濟掛帥。這一組織成立當天，曾去工總司總部請王洪文參加，即遭冷遇，拒不見麵。此後，臨時工們又以十萬之眾聲援１２月初上海色織二十四廠造反派與赤衛隊衝突，希冀以“友軍行動”換得“工總司”支持，盡管王洪文當時隻能調動五千人，還是不理不睬。


　　為消除歧視，“庶出者”不得不把原初名“臨時工、外包工”刪除，代之以“紅色工人”，改稱“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工司”，所發宣言比“工總司”更“紅”：從五四運動鮮血、共產黨“一大”明燈，直至天安門廣場的五星紅旗，將種種不相關的紅色符號塗滿全身，方戰戰兢兢吐露他們真實的要求：要轉正，要戶口，要同工同酬。〔１２〕


　　這一真實訴求觸及北京最高當局的分歧，由此引發“一月革命”，“假旨造反”百日未遂，即被鎮壓。而“一月革命”為何導致對他們的鎮壓，真相遮蔽５０年，此處可略作申論。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北京召開中央工交會議，國務院係統以穀牧為代表的經濟官員擔憂文革亂局擴展至工礦企業，將引發被壓製已久的經濟訴求，難有財力應對。１２月４日，穀牧向政治局匯報，工業生產下滑，經濟風潮已經出現，形勢危急。這些經濟官員原來就對文革不理解，此時以經濟風潮為據，對毛澤東進一步擴大文革範圍的要求，消極抵製。毛澤東視為要挾，怒稱：“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


　　毛對“張屠夫”之厭惡由來已久。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去世，毛開始尋求蘇式計劃經濟與官僚科層製之外的“中國式道路”。１９５５年以底層農民加入合作社的“敲鑼打鼓”為依據，毛寫作“中國社會主義高潮”係列編者按，痛斥鄧子恢等人為小腳女人。１９５８年批周恩來反冒進，迫使後者流淚檢討。此後大躍進造成大饑荒，毛之“探索”在農村慘敗，遂將視線轉移至上層建築、城市廠礦。此時文革在上層建築已經發動，卻為國務院經濟官員所阻滯，不能在城市廠礦全麵鋪開，毛當然不滿。此時他寄望於工人階級的“首創精神”，一如１９５５年來自農村的“敲鑼打鼓”，能為他打開被“張屠夫”卡住的瓶頸。毛與後者僵持了三個星期，終於等到從上海這一“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先進城市”傳來他急盼的“政治回聲”。


◇　造反、被造反坐在一起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毛曾令張、姚返滬，就地觀察。此時經濟風潮已從鄰近上海的江蘇等地蔓延至市區，因授權有限，張、姚二人抵滬後隻是在第二線調研、聽取匯報，並未有多大動作。


　　於此同時，從工交會議開始的“張屠夫”那條線為“維穩”所迫，提前運作。安亭事件後，上海保守派組織工人赤衛隊也北上請願，釀成“昆山事件”，京滬線再次受阻。１月１日，周恩來半夜打電話轉告陳丕顯，令其速去上海鐵路局公安處，在那裏等他電話。淩晨２點，陳丕顯穿軍裝披軍大衣，威風凜凜趕至現場。周以中央名義令其停止病休，出麵主持工作，並在電話中下達指令，就地逮捕赤衛隊負責人、鐵路調度王玉璽。這是文革期間全國第一次動用專政機關直接捕人，此舉顯然是吸取安亭事件為張春橋搶得先機之教訓，先下手為強。但也成為陳丕顯主持工作後，對“工總司”等人的見麵禮。布置完抓王之事，已是２日後半夜３點，陳披著那身軍裝趕至東湖賓館，召集各大群眾組織開會，由在場大學生起草《告上海人民書》，呼籲市民、工人返回生產崗位。３日下午《文匯報》告急，有群眾組織因聞言該報將被《解放日報》兼並，迫於生計，衝進編輯部門，宣布“接管”編輯業務。晚１１點，周恩來再讓北京日報辦公室給《文匯報》打電話，傳三條指示：一，報紙接管，沒有這種先例，社會上隻有封報紙，沒有像你們這樣的做法；二，不要在報紙上點劉少奇和陳丕顯的名字；三，辦報要慎重。


　　張春橋、姚文元抵滬，先見的是寫作班，後見陳丕顯，轉達周恩來要他出來工作的指示。但陳丕顯此前已得周恩來令，提前一日站上第一線，三箭齊發：逮捕王玉璽，主持東湖會議起草《告上海人民書》，令文匯報全文刊載。工總司雖在《告上海人民書》上領銜署名，但王洪文在東湖賓館會議期間一直打瞌睡，未發一言。醒來後說：“這種會有啥開頭，沒有一個名堂！”


　　陳丕顯再發第四箭：１月８日下午在錦江賓館召開各部、委、局、辦負責官員與群眾組織聯席會議，製定《緊急通告》。陳見朱永嘉在場，要他坐到自己身邊，記錄發言並整理紀要，朱此時已宣布對他“造反”二十天，陳一仍其舊，親切招呼曰：“小朱，來來來”。朱內心也還是認陳“畢竟是市委負責人”〔１３〕，一聽“招呼”，果然“來來來”，“造反”與“被造反”又坐到了一起。


　　紀要草成，朱請示陳，是否稱《緊急通告》？陳應允，大筆簽發。事後證明，這是一件大事，陳辦成後應向周恩來報告，但他卻讓秘書向張春橋報告，或許示好張，或許希望張將自己這一功勞轉呈毛澤東。不料此後形勢急變，張將此功勞占為己有，而且將陳單獨關押。此後多年，陳丕顯亦無可能向周恩來那條線匯報。此事在陳可謂小誤，但對文革全局卻造成重大後果：呈報《緊急通告》切換至江青那條線，引發毛誤判，以為這正是他盼望中的工人階級“首創”，遂將此推高為“一月革命”，號召各省市群眾組織向“走資派”“奪權”，文革失控，全國大亂，竟由此肇始！


　　朱永嘉等介入《緊急通告》，起初也渾然不知此事具“偉大曆史意義”。朱從錦江賓館返歸寫作班，將《緊急通告》帶給徐景賢看，請示能否交《文匯報》發表？朱僅欲爭取“雙保險”，雖經陳丕顯簽發，最好還能征得徐景賢同意。徐未及思量，果然同意。


◇　張屠夫救了混毛豬


　　李遜梳理上述史料至此，提示讀者注意，《告上海人民書》與《緊急通告》相比，語氣發生變化，前者是向市民呼籲，後者不僅有呼籲，還責令市委與公安局照此執行。這一提示很有見地，但由此而生的判斷則可商榷。她認為這是“市委的權力和權威已經轉移的標誌”，而我以為相反，此處能看到的不是“市委的權威已經轉移”，而是這一權威的“回歸”，由此，或能觸及“一月革命”的真相：


　　一，陳丕顯接周恩來令——“主持工作”，是“一月革命”的始發動力。此時他雖被“造反”，但華東局第一書記、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並未免去，動用專政機關半夜捕人，令行禁止，“權威”猶在；


　　二，東湖賓館與錦江賓館兩次會議，與會者發生重要變化。前者僅群眾組織頭頭與會，後者則增加了市委各機關負責幹部，包括強力部門。隻有第一書記才能召集這些“張屠夫”，可見“權威”不僅“在”，而且在集體性“回歸”。


　　三，兩份傳單語氣有變，即兩次會議參與者變化的結果。１月３日的傳單出自在場大學生之手，是群眾組織向群眾呼籲，並無強製性，即名副其實的“傳單”；１月８日的“傳單”出自朱永嘉之手，機關文秘奉機關首長之令，向屬下各部門書寫指令，形式還是“傳單”，內裏已是“通令”，具強製性，語氣當然變化。


　　可見“一月革命”之起，不是因為舊權力“轉移”，而是舊權力“回歸”，甚至是“強力”回歸。如果說“一月革命”是“路線鬥爭”，那也不是文革這條線之“首創”，而是國務院周恩來、陳丕顯那條線抵製文革亂局所致，是“張屠夫救了混毛豬”，而不是“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文革之荒謬即在此，誰是“一月革命”的發動者？不是別人，恰是“一月革命”此後指控的對像——陳丕顯等“張屠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


　　那麽，此後被宣傳為“一月革命”功臣的張春橋、姚文元那條線，與此事的真實關係又是如何呢？


　　１月４日，因昆山事件京滬線再次受阻，張春橋確曾讓工總司在上海鐵路局的負責人謝鵬飛去把生產組織起來：“他們不管，你們管”。〔１４〕張確有此話，但並未重視此事。１月５日上午，“告上海人民書”刊載於《文匯報》，張感到突然：“這件事我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啊！連發表“告上海人民書”也不打個招呼？”


　　１月９日，《文匯報》再刊載“緊急通告”，張進而惱怒：“怎麽搞的，剛發表了個‘告上海人民書’，又來了個‘緊急通告’？！”張回頭訓斥徐，為什麽派朱永嘉去參加陳丕顯主持的那個會議，並起草這個“緊急通告”？徐景賢轉身訓斥朱，為什麽擅自代表寫作班簽署“緊急通告”？就在張訓斥徐，徐訓斥朱，朱無人代嫁，眼見大禍臨頭時，忽聞“中央賀電”到，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毛澤東點石成金，眼前這份“緊急通告”從“燙手山芋”變成了“一月革命”！


　　原來不僅張、姚“錯過”聖上心意，連毛身邊的《人民日報》在第二次轉載上海傳單時，也未跟上毛激越多變。《人民日報》１月９日以頭版頭條醒目位置轉載此前“告上海人民書”，配發編者按，但到１月１１日，轉載《文匯報》“緊急通告”時則不甚重視，排在了第三版。眾人皆未注意這個“第三版”，唯江青慧眼獨具，理解毛此時所急所盼，將“緊急通告”與新華社電訊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放在一起，專呈毛。毛此時注意力就在上海，讀１月３日“告上海人民書”，正是他急盼中的“工人階級首創精神”，為之大喜；再讀江青專呈“緊急通告”，居然有那麽多群眾組織聯署，幾乎是再現他青年時代“民眾的大聯合”，為之狂喜。毛將兩份“傳單”捏合成一個“東方的巴黎公社”，打破人民日報狹小格局“第三版”，欣然命筆，敕令四大中央機構向這３２個群眾組織發公開賀電，號召各省市仿效上海，大聯合大奪權，這才是大手筆大格局，不僅刷新１９４９年中共見政以來的記錄，亦刷新１８７１年自有巴黎公社以來的國際共運的所有記錄！


◇　對學生運動始亂終棄


　　可憐“一月革命”，原來是一場“張冠李戴”的“大烏龍”：本出自“張屠夫”那條線之“應急”，或可稱“維穩”；卻因江青所報而非陳丕顯所呈，毛竟認為這是“工人階級”反抗“張屠夫”的“偉大創舉”，而張、姚、朱文革這條線則隨之轉向，再不提此前“惱怒”，立刻跟上“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齊聲頌聖。張春橋暗示朱永嘉，不許提及此事原為陳丕顯主持，將此“功”據為己有；朱心領神會，緘默不語（見朱永嘉《己酉回憶錄》）；陳失去與北京周恩來那條線聯係，打入“牛棚”，被迫“封口”，八年後恢複官位，又因鄧小平已“徹底否定文革”，雖能出版官式回憶錄，但對“一月革命”隻能含糊其辭，等於第二次“封口”。如此“張冠李戴”，其實是多方乃至對立方有意無意間合謀，共犯“欺君之罪”：張偷梁換柱，朱守口如瓶，陳有口難言，眼睜睜看著聖上在京手舞足蹈，打破各項記錄，卻沒有一人上前將真相道破。文革中把毛澤東“高瞻遠矚”捧上了天，“偉大戰略部署”雲乎哉？由此可見一斑，亦可一歎。


　　本文關注的是：１月８日在《緊急通告》上署名的群眾組織有３２家，“工總司”與其下屬的二兵團、三兵團並立簽署，甚至出現此前此後再也不聞聲息的“上海工人安亭兵團”，學徒工組織也有兩家，顯然是湊數，以滬市俚語稱——“阿貓阿狗都有”，為何不見那個擁有４０萬“臨兄”的“紅工司”？


　　原來他們不是沒有參加，而是被轟了出來。“紅工司”代表費敏章參加了錦江賓館１月８日那次會議，但沒有簽字。費在現場爭辯：“緊急通告”會給臨時工、外包工帶來壓力，要求增加條文，結果在爭執混亂中“耽誤了簽字”〔１５〕。而據徐景賢令人編寫的《一月革命大事記》，是這一組織的代表不肯簽字，被轟出了會場。與他們一起不肯簽字，同時轟出會場者還有回鄉工人的“支農司”、農場工人的“農司”。這三個組織後來都被視為“經濟主義組織”，被勒令解散，嚴加批判。


　　前文已述，如果說文革時期上海地區還有什麽真“造反”，隻能是紅工司“假旨造反”，假作真來真亦假，此時卻遭到“奉旨、探旨”者與“走資派”的聯合絞殺。“一月革命”雖為烏龍，烏龍也成墊腳石，參與那一神話的三方都踏上了一隻腳，踩在了他們頭上。〔１６〕“假旨造反”僅為隧道中途的瞬間一閃，照亮了這一階級的真實處境。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隻有從欺騙性的“政治掛帥”向後回轉，才有可能觸及這個階級的真實處境，走向這個階級早已失落的解放起點。沈福祥們距“工總司”遠，離林祥謙近，距彼得堡１月９日遠，離安源１９２１年近，可悲的是，這一步不是被吳佩孚鎮壓，而是被“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本階級自詡的“革命長子”、以及“革命文人”聯合鎮壓，曆史的起點再一次被推遠。


　　文革中曾有“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畫，單張印刷九億多，堪稱世界之最，此時已成諷刺。毛１９２１年赴安源即為“經濟掛帥”，從工人的經濟訴求入手，組建工會，發起罷工。此後赴京登基，拋棄“經濟掛帥”，強調“政治掛帥”，則與１９２１年判若兩人。１９５７年鳴放初起，各地曾出現類似安源當年的經濟風潮，毛批示：“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鬧事情。在此期間，不要提出福利工資問題，一致對付反動派。”〔１７〕１９６７年“紅工司”再起，毛幹脆以“經濟掛帥”罪名鎮壓之。１９６７年在全國範圍鎮壓工人的這一民生訴求，〔１８〕１９６８年又從政治上號召“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實是對學生運動始亂終棄，以“工宣隊”掩護“軍宣隊”，幫他做一次穿工裝的“憲兵”而已。


◇　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就“工總司”而言，從“奉旨造反”即排斥本階級底層“兄弟”，到一個月後與陳丕顯、朱永嘉共聚一堂，將“紅工司”們轟逐出去，足見“革命新貴”的偏狹與短視。昨天他們被市委歧視為“社會渣滓”，轉過臉來卻視本階級底層為“革命渣滓”，隻許自己“革命”，不許他人“造反”，顯露出他們昨天還在反對的“趙老太爺”心態。當年流行一時的列寧曾用《聖經》名言：“勿為一碗紅豆湯，出賣長子繼承權”，其實是一群自以為是的“共和國長子”，為那碗“紅豆湯”，出賣了４０萬“庶子”的“生存權”。至１９６９年“工總司”改稱為上海市總工會，他們也曾勉力掙紮，如恢複工人文化宮、組建工人夜大學等，但大限已至，限定這些人有心無力，行之不遠。從“社會渣滓”到“革命新貴”僅一天，此後為“這一天”各領刑期十年、２０年，他們的結局並不比沈福祥們好多少，甚至更慘。待刑滿出獄，黃金海們走出“提籃橋”，當年的“領導階級”在哪裏？不是“領導一切”，而是整體消亡。安源乎、安亭乎？其實都是“臨兄”、人數更多的“臨時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也許隻有到這時，這群“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才有可能醒悟。


　　至於“丁香花園”裏的左翼文人，他們為“巴黎公社”而悲情自許〔１９〕，數十年念叨“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那就請他們記住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這一天，他們對“巴黎”的工人幹了什麽，這一天之後又幹了什麽？林祥謙當年還有施洋律師並肩作戰，４０年世異時移，施洋之後裔早已蛻變為“丁學雷”，走進那座脂粉氣濃鬱的私密花園。讓這樣的花園文人談論公社起義，且不論公社對錯，首先是對公社精神的羞辱。同樣是５０年後反思，他們是否有勇氣把馬克思的這句名言顛倒過來喊？


　　——“革命萬歲，革命死了”，“革命”是在高喊“萬歲”的那一天，被“萬歲爺”和他們這群奉旨、請旨、探旨者連手，親手掐死！


　　一部文革史，是多種人物、多種力量、乃至多種理念被毛澤東始亂終棄的曆史。隻要連接文革史兩端——１９６６以“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始，１９７６以全民跪誦“專政理論”終——即可見這場“繼續革命”之起落，距離有多麽遙遠。毛發起“造反”，又掐死“造反”，既有西方紅色浪漫，也有東方五鬥米教、天國聖庫製雜拌，還有拜占庭式的權術黑暗。由於早年所受教育不夠，毛的理論能力遠低於他的政治抱負，以致其晚年思想越接近生命終結，越形混亂。但“造反有理”的底線，在他發動文革之初即已劃出，清晰可見。這一說法起源於１９３９年他慶賀斯大林壽辰的延安講演，當時毛在野，正是他對當朝者“造反”的時候，怎麽都“有理”，當然不設限。但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重提“造反有理”，給清華附中學生覆信——即點燃紅衛兵運動烈焰的那封信，即開始悄悄設限。從現存盤案館的覆信底稿上看得很清楚，那封信由秘書遵囑起草，原稿引用了他１９３９年的說法，但毛澤東在此處親筆添加“對反動派”四字，全句成：“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熱烈地支持你們”。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中國氣象史上也是高溫，絕大多數青年學生被那封信裏的“熱烈支持”衝昏了頭腦，沒有注意此處另加的四個字。年長者卻有本能反應，一時“有理”，不忘“有限”，黃金海之所以對“造反”添加“革命”，徐景賢即使在宣布“造反”之後還要“一探再探”，就是對這一底線的本能反應。１９６７年２月，湖南中學生楊曦光提出“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毛早有預感，此前一年即立下戒律：“無產階級專政”隻能“局部改善”，不能“徹底改善”，楊因此獲刑十年。毛的“造反有理”不僅有對象限定，還有時間限定，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即發出警告，“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


　　１９６８年清華園武鬥失控，毛派出他的他的８３４１部隊指揮“工人階級”，以３萬人“工作隊”開進這所大學。這是“波拿巴工作隊”，超過“劉、鄧工作組”百倍。蒯大富隻記得反“工作組”曾獲“聖旨恩準”——“造反有理”，卻忘記“造反有限”——８３４１是毛澤東“親兵”，隻能跟，不能反。蒯和他的戰友以棍棒、長矛迎“親兵”，終於走到“造反”終點。


　　７月２８日深夜２時，毛已服睡藥入寢，突接周恩來電話，清華發生流血事件。毛從睡夢中驚醒，脫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嗎？！”這是黑暗中的閃電，足可劃破１９６８年的中國夜空。所謂“奉旨”、“請旨”和“探旨”，這裏才是“聖旨”之底線，“黑手高懸霸主鞭”。緊接著召見五大學生領袖，毛再吐其黑話史〔２０〕有記錄以來最黑的一句：“你不是要抓黑手嗎？我就是黑手！”


　　從這一夜開始，“造反派”用後見棄，大勢已去。至１９７６年毛澤東去世，天平已倒向“張屠夫”們——官僚階層，此後的接鞭、執鞭者自然是這一“新階級”。１０月６日，毛澤東屍骨未寒，懷仁堂事變即已發生，張春橋等鋃鐺入獄。又三年，推張入獄者也被推下船，新勝者組織“正義路法庭”審判。後者不敢觸碰毛氏神龕，隻審判神龕之下“傳旨”、“奉旨”、“探旨”者，被判者也不是沒有理由喊一聲“冤”。但他們不應忘記“正義路”是從“丁香花園”逶迤而來，途中雖有一次曲折，卻還是同一譜係上的“家族相似”。早於這場審判１５年，是“丁香花園”開始了“硬裝榫頭”〔２１〕之作業，正是當年指鹿為馬，才有此後指馬為鹿，請君入甕。也因“家族相似”，他們曾以為是“南書房行走”、“共和國長子”，貼近“家族繼承權”，為此，不惜出賣從吳晗到“三家村”，從“炮司”到“紅工司”等一應“庶出”者，剝奪其“生存權”。


　　“造反派，真的反了嗎”？他們沒有反，“奉旨”、“請旨”、“探旨”者，未上“梁山”已“招安”，齊齊打“方臘”。因此，無論是麵對毛之“黑手”，還是麵對鄧之“審判”，他們確實有理由喊“冤”，而且是雙重的“冤”。這群可憐的冒牌“長子”！最終是被另一群早就憑“血緣”自承為“嫡出”者，指認其“庶出”，一把推了下去。


　　五十年前“造反”，十五年後“審判”，中國史的漩渦就是在這裏，轉出又一輪循環。


（本文所涉史實，除專注外，皆出自李遜及此書，論述則由筆者承責，謹此致謝李遜，恕不一一。）


（朱學勤為中國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


注釋：


１，陳長江、李忠誠：〈跟隨毛澤東二十七年〉，《共和國曆程》編輯委員會編：《共和國曆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中卷，第１１３３－１１３４頁。參見唐少傑“‘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華夏文摘增刊６１４期，文革博物館通訊４４７。


２，此書梳理當年發生在上海地區機關、廠礦裏的“造反”主流，或可稱“正統造反”，本文為其代序，大致範圍亦限定於此。除此之外，文革中還有“另類造反”，如遇羅克反抗血統論、全國範圍臨時工“紅造總”、湖南地區“湘江風雷”等。後者大多發生在校園大、中學生，我曾稱之為“思想型紅衛兵”，他們一度為毛利用，亦曾與本文論述的“正統造反”短暫匯合，後經“一打三反”、“清隊”、“深挖五一六”鎮壓，亦遭“正統造反派”打擊，走向獨立思考，為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埋下伏線。我本人青少年時代之啟蒙即身受後者之惠，曾在二十年前舊作“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有所論及。


３，此為李遜聽蕭木所言。


４，李遜曾聽蕭木先生言，當時工總司發起人之一女工徐美英曾遭其父親怒斥——“我老爹聽說我在廠裏造反，氣呼呼跑來找我，一見麵就是劈頭蓋腦一頓臭罵。他說：造反，曆朝曆代都是殺頭大罪呀！你一個婦道人家去軋這個鬧猛做啥，真是昏了頭啊！要不是你已經出嫁，我今天就打斷你兩隻腳骨，看你還怎麽去造反！”徐美英向其父解釋：“我們是響應共產黨、毛主席號召造‘走資派’的反，是‘革命’的造反，不是反對共產黨、毛主席的‘反革命’造反。”這一“革命軼聞”不僅真實而且典型，驗證當時人們聞“造反”而恐懼的普遍心理，又聽說是為“革命”而“造反”，方能克服恐懼。


５，十年後官僚體係恢複重建，“清理三種人”重算舊帳，當可檢驗工人們的這一“心病”並不多餘；又十年，換一茬年青者更以跪姿請願，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回到這一要求，一定要當局承認“高自聯”為合法，並保證不“秋後算賬”。二十年兩代人，體製不變，“心病”難變。


６，寫作班後期也做過一些好事，如出版知青數理化自學教材、《學習與批判》、《摘譯》（自然科學版、社會科學版）雜誌等，後一類出版物充塞極左教義，但在文化荒蕪年月，客觀上也發生一些普及知識的作用，不應一筆抹煞。其具體成員也應區別，既有一心想圓文學夢卻又隻能服從黨召喚的蕭木，也有入觳不久即反叛、文革後大徹大悟的戴厚英。即使如徐景賢晚年，對寫作班當年迫害知識界有一定程度反思，雖不到位，也不宜忽視。也有餘秋雨這樣的雙開人物，文革、改革兩個時代都能吃得開，暢行無礙。後者之得誌，不在自身，而在他置身的這兩個時代：文革雖被否定，但體製所需未變，寫作班本質為禦用，從“文革寫手”到“文化大師”，“主”不變，“奴”亦不變。朱永嘉剛出獄時有所反思，但近年則持另一心態，雖以解釋並維護“天子心事”為己任，諸多回憶亦有史料可讀，不必因人廢言。但他怒斥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張聞天，稱後者為“佛頭潑糞”，要李銳等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見朱永嘉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０日，“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則令人想起他年輕時使用的語言。此文要害不在於偏袒施害者，苛責受害者，而在於投石問路，為廬山會議翻案。此案一翻，也就為批《海罷》發動文革翻了案，由此，也就為朱永嘉本人參與批《海罷》翻案。廬山會議是聯接朱永嘉參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節，故而他非要“說說這件事”不可。


７，１９７４年寫作班已改稱寫作組，主辦文學雜誌《朝霞》，創刊號及第二期有三篇小說被“工總司”認為是影射，興師問罪，遂成內訌。


８，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澤東壽宴，毛舉杯祝酒：“祝明年全國全年內戰”！數日後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傳達這一旨意，稍有柔化，改稱“全國全麵階級鬥爭”。但徐景賢２０１３年《最後的回憶》再次確認毛這一原話，並說明是在從姚文元上述電話中聽得，逐字記錄。徐在這裏雖表態要為“全國全麵內戰”立新功，但在１９６７年果然發生“全國全麵內戰”時——各省市皆因奪權派戰，爆發大規模持續性熱兵器武鬥，上海卻很快穩定下來，並未進入“全麵內戰”。個中原因與張、姚有上述優勢，一手通過寫作班控製輿論，一手通過“工總司”控製社會局勢相關。文革時期的上海之所以稱“首善之區”，未有第二次大亂，秘密即在這裏。


９，沈福祥，《崢嶸歲月》（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０），頁１２５。


１０，同注９，頁１２９


１１，同注９，頁１３０


１２，４０萬人在街頭集會中相互辨認，有一寒酸而又準確的自稱：“臨兄”。聽一聲“臨兄”，即可認出對方是同樣的編外零餘人。此一細節可比列寧所言工人無祖國，聽一聲“國際歌”，即能辨認出階級弟兄。


１３，朱永嘉《已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P１９４，２０１５年香港大風出版社


１４，此語出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李遜采訪謝鵬飛，謝回憶轉述。此事從１月４日救援運輸，發展為１月９日“接管”上海鐵路局，對經濟形勢有重大影響，不亞於《文匯報》群眾組織“接管”編輯業務。張春橋將鐵路“接管”也曾匯報給毛，囿於文人重意識形態不重經濟，他並未在意此事具全局意義。毛亦有此偏向，隻是他的文人浪漫處於最高權位，可任性發揮，張步步緊跟，亦有不及。毛抓住文匯報一事小題大做，向高處急推，將群眾迫於生計之“業務接管”上升為“政治奪權”，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對鐵路局“接管”雖予表揚，並未予以同等重視。如此畸輕畸重，與當時周恩來對《文匯報》“接管”持三條保留、對K１４次特快駛達首都打通京滬鐵路線分外重視，適成反照。


１５，沈福祥，《崢嶸歲月》，２０１０，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


１６，當時的臨時工、外包工等是以日計酬，因經濟壓力不敢擅離職守，隻能堅持每天出勤（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李遜采訪謝鵬飛，謝坦承此一關鍵點，亦為難得），即使參與造反活動，也隻能堅持“業餘鬧革命”，不可能像工總司那樣可以在八小時內離開崗位“鬧革命”，此後“經濟主義妖風”之惡名卻加在這些人頭上，此其一。其二，他們雖然提出經濟要求，但因沒有可衡量的工資等級標準，即李遜所言無“政策資源”，臨到“走資派”簽字補發工資，卻沒有他們的份，實可謂“背惡名而無實惠”。其三，即使如此，紅工司當時的實際行動也已打破了經濟主義妖風這一惡名：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列車運行癱瘓，“紅工司”組織鐵路係統臨時工編成臨客１０２次乘務組，與京滬特快１４次掛為同一列，並任命一位女臨時工金月雯為正車長，另一位姓張的正式工為副車長，１月６日開出上海站，節節北上。周恩來大喜過望，特命國務院派員去北京站迎接，接見金月雯等全體司乘人員。人民日報與中央廣播電台專題報道，將１４次特快譽為“第一列紅色列車”，一時轟動。但工總司卻不願臨時工分享榮譽，在紅工司負責人赴京參與周恩來接見途中，竟用轎車跟蹤並衝撞他們去機場所乘車輛。（李遜書，P３２２）那位張姓副車長後來被工總司推舉為中共九大代表，而金月雯為代表的那群臨時工則消失無聞，功勞全部歸於工總司名下。


１７，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載《毛選》第五卷。


１８，毛在這方麵不如江青。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接見北京大中學校學生組織是提及臨時工、合同工造反，江明確表示同情；１２月２６日晚，她接見這一群眾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紅造總”，曾聲淚俱下。這一表現可視為演員作秀，也可視為她過於感性乃至神經質，但不能排除她因自己出身寒微而同情底層的真情部分。“紅造總”是整個文革期間唯一的全國性群眾組織，僅存在一個月，即被毛簽署中共中央文件，下令取締。毛有出身底層的叛逆性格，但他更具韓非子或馬基雅弗利之權術，底色可見孟錦雲回憶毛與中南海服務員談一個女子落井，如何奚落那個下井救人者為呆子。對毛的這一底色，江青憑她那點文藝理解力，實難望其項背。


１９，語出朱永嘉聞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懷仁堂事變所言。文革十年，大陸中國時時將自己比附為“巴黎公社”之“創世紀”，連西方左翼知識界亦為之吸引，其實是一部多幕滑稽劇。第一幕來自北大校園，一張糾纏於人事之爭的低端大字報，竟被毛澤東拔高為北京“巴黎公社”宣言，這大概是公社有史以來所遭遇的最為駭人的塗鴉記錄。不過半年，“一月革命”又被毛澤東拔高為上海“巴黎公社”，此後突然焦慮“黨往哪裏擺”？竟以“改變國家體製牽涉國際承認”這一奇怪理由，下令改“公社”為“革命委員會”。可憐的“巴黎公社”，在上海盡管是塗上了小醜油彩，上演了滑稽山寨版，也隻存在了１８天，此為第二幕。此後“全國山河一片紅”，毛以“三結合”取代“巴黎公社三原則”，已經徹底掏空了“公社”，但盜用“公社創世紀”之文學比附，還時時在兩報一刊歡呼各省建立“新政權”的連篇社論中閃爍不定，此為第三幕。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基本教訓——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舊國家機器，被中國式波拿巴政體取代，要“打碎”的不是“國家機器”，而是對這些“新政權”的反抗者。“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隻是借文革之名密集重補斯大林式的“鎮反”與“反右”。所謂“革命委員會好”，確實是毛澤東一大發明，如果在語詞上還與法國、俄國革命傳統有一絲聯係，那也是將雅克賓的紅色恐怖、波拿巴的軍管，乃至捷爾任斯基的契卡集於一體，與“公社”風馬牛不相及。１９７５年批林批孔，毛將他這一生的政治追求作最後了結，一言以蔽之——“百代皆行秦政製”。此後再不提“巴黎公社”，無論是來自西方左翼之發揮，還是中國信徒之引申，皆可謂蛇足聒絮。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國版“熱月事變”，“丁學雷”突然呼喊“巴黎公社”，無異於塔列朗或富歇呼喚“巴黎起義”。這不是法國式的“悲情”，而是中國式的“矯情”，是指望他人為其“火中取栗”。“栗”早已被食言者食空，即使如工總司這樣的“工字頭”，也沒有義務為“丁香花園”上街當炮灰。當年上海市民聞訊北京事變，是疏離、冷漠乃至幸災樂禍，不僅證明“巴黎公社”距離這座城市實在太遠，甚至證明１９２０年代以來左翼文人構建這座城市的“階級屬性”，那一整套說辭是自欺欺人，整體破滅。


１９７６年“霧月”，上海無“戰事”。“上海起來了”？上海沉默了。“這也是一道閃電——沉默的閃電，瞬間照亮這座城市的真實底蘊與騰囂其上的意識形態，什麽是泡沫，什麽是靜水潛流。“上海幫”不代表“上海”，雙方如有關係，也隻是外來占領與被占領的關係。


２０，毛氏黑話其來有自，因獨占最高話語權，唯有他能將三套話語混合運用，瞬間切換——馬克思、秦始皇、山大王。前述１９６６致內婦江青長信，即自狀“黑話”，並不掩飾。兩次在廬山，一次以“操娘”時間之長短，定彭氏反黨路線之是非；一次以山大王脾氣突發“無產階級雷霆之怒”，斥罵陳伯達“跳船”。其言語之“黑”，聞之不似人君。


２１，朱永嘉出獄後曾指責這場審判是“硬裝榫頭”——此為滬地方言，原指木匠作業，榫頭不合，強行敲入，引喻為判官強勢，迫人入罪。當年這一指責確有部分合理，審判本質上是政治審判，不是獨立審判，更不是曆史審判。朱本為史家，來日方長，可待曆史之“上訴”權。可惜的是，為攻擊胡耀邦庇護知識界，他認同鄧氏之強權，又一次站在強權者這一邊。如此，不待曆史之“複議”，他已放棄曆史“上訴”，自破“榫頭”說，令人扼腕。


□　原載《新史記》總第３３期，２０１６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