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暉一村說起

引子

（轉載自解放日報）

 

盡管建國之初，百廢待舉，財政拮據，但盡一切可能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廣大工人的生活成為擺在市政府麵前的一樁大事。 1951年4月，在市第二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陳毅市長的講話擲地有聲，他要求市政建設應“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並且首先為工人階級服務”。會後，市有關方麵即著手選擇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楊路以西建造成片的工人住宅區。翌年5月，可容納1002戶居民的48幢磚木結構兩層樓房全部落成。因地處曹楊路附近，定名曹楊新村。很快，楊富珍、裔式娟、陸阿狗等一批勞模在鑼鼓喧天的歡慶聲中搬進了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這或許就是建國後上海福利分房的肇始。

    俗話說， “萬事開頭難”， “二萬戶”的選址與房型設計著實令人費盡心思。就拿選擇住宅基地來說，既要照顧工人每天上下班的便利，又要與工廠區間隔適當距離。經過多次實地勘察，最終敲定了位於市區邊緣、與工業區保持一定距離，且交通較為便利的9處基地。它們即是日後的曹楊二至六村、甘泉一至三村、天山一村、日暉一村、長白一、二村、鞍山一、二村、控江一、二村和鳳城一村等。至於房型，市工人住宅建築委員會則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礎上，著手進行設計。委員會先是組織工人代表參觀剛建成的曹楊新村，征求他們對新建住宅的意見；然後從華東建築設計公司設計的十幾種圖樣中選定一種，在曹楊新村基地先期建築一幢樣板房，再度邀請工人代表現場觀摩，聽取他們的建議。因而， “二萬戶”的誕生凝聚了工人的集體智慧。

    二萬戶住宅工程的規模究竟有多大？當年除了市裏的高層領導和少數工程規劃設計人員外，估計很少有人說得清楚。從下麵這組數據中，我們可略知一二。“二萬戶”的占地麵積達4000餘畝，幾乎與那時的黃浦、老閘兩區麵積相當，可容納近10萬居民。住宅區鋪築的道路總長約145公裏，差不多等於上海到無錫的直線距離。工程所需的50多萬噸建材不僅取自華東各地，還遠赴中南地區采購。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上海曆史上稱之為 “前無古人”毫不為過。


 

“二萬戶”功成身退

    曆史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代表著一個時代的“二萬戶”終究會結束自己的使命。從1987年起，顧巧娣居住過的曹楊五村成為全市“二萬戶”改造的試點。在拆除當地的“二萬戶”後，建起了幾十幢多層和高層建築。政府對其他暫未拆除的“二萬戶”也相繼進行了改造。進入新世紀，“二萬戶”消失的進程愈發加快。 2002年，楊浦區宣布徹底告別“二萬戶”時代。也就是在這一年，高有富家動遷了。一位記者就此總結道：“當年建造‘二萬戶’是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獻給工人群眾的一份厚禮。如今拆除‘二萬戶’又為人民群眾送上一份厚禮。 ”

    在時下的上海灘，“二萬戶”儼然已成曆史名詞。提起“二萬戶”，許多80後90後就像聽故事一樣，覺得新奇。盡管“二萬戶”的時代已經結束，但請不要忘卻它，因為“二萬戶”曾是上輩人的驕傲，也曾是這座城市的驕傲。

 

作為二萬戶一部分的日暉一村， 已經扯了， 但具有曆史性的地名留下來了， 這兒還叫做日暉一村， 見證了那個工人們興高采烈的時刻。麵積雖小設備雖簡，但是比棚戶區好了太多，比石庫門便宜了很多。 日暉一村的1-50號分給了江南造船廠的500位老工人。 我有很多中小學同學就居住在這兒， 剛搬進來的時候， 廠裏承許的是“條件雖然不好， 但這是暫時的， 廠還在繼續修建新工房啊， 不久的將來， 你們還有機會搬入更好的房子”

就在這些老工人搬進日暉一村後不久， 新的房子果然有開始修建了--江南新村。這兒的房子很明顯就大些好些了， 雖然還是合用廚廁， 但不同於日暉一村的10家人合用， 這兒是兩家人合用， 並且是正規的抽水馬桶了。這兒分來的是第一批日暉一村沒輪上的職工們， 此刻， 廠裏並沒忘記那些普通職員輔助工等非老技術工人， 根據工齡和原居住地點條件， 上千職工搬了進來。

為使職工子弟上學， 在江南新村的正中間修建了一所小學， 這是我夢兮魂兮的母校， 我的整個小學六年， 就是在這所房子裏度過的。

商店也修起來了，生活更加方便。

地段醫院近在咫尺， 考慮十分周全。

精神生活也不是沒有， 這就是建在離我們江南新村隻有三百米遠的日暉電影院， 雖說市區的上等人提刀這家位於“下隻角”的電影院， 嘴角都會撇一下， 但我們這些從小在這個區域長大的“低檔”孩子， 還真的靠了這家電影院， 才能看過那麽多的電影。

因為沒有以前老的照片， 我用的是前兩年回國時專門跑去看看照的相片。

 

這就是日暉一村拆後所建造的日暉新城， 不過不是江南造船廠1953年向老工人承許的， 而是2000（？）後江澤民老人家年頭裏才兌的現，可惜那些老爺叔（小時候有些就是這麽叫他們的）大概趕上了再次搬家的沒幾個了。

而江南新村的住戶， 則連那種機會都沒趕上， 隻是房屋改造了一下， 加寬加高， 加寬你家得好處， 而加高則隻是房管部門撈到了油水。

雖不是生於斯丹長於斯， 童年少年青年的時代緊緊地和這塊地皮聯係在了一起， 少年的煩惱留在了這裏， 兒偉大的很有必要的號召， 使我的戶口永遠裏離開了這個家。

和這裏的大多數人一起， 我度過了蒸蒸日上的50年代初中期， 餓著肚子扛過了三年管他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禍時代，形勢雖然大好的文化革命中老工人們並不開心， 自己說不定被當成三開分子或工賊整一整， 最要命的是孩子居然連個工人都不讓當非得去農村做阿鄉， 物資供應就不說了因為比起全國各地也算謝天謝了地。

好不容易等到了改革開放子女回了城， 住房的壓力逼死了個人， 子女若是後來有本事自個兒成了氣候倒可以， 可還是有些人家幾個子女為這個市區看瞧不起的工人新村爭來吵去。

真正到了2000年後的經濟大發展了， 您說還能有幾個當年的七級工八級工還能蹦躂？ 連在新村裏打大怪路子的， 都是我的同輩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