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必須要有想象力的： （ZT）1958年的文藝“大躍進”

記得應該是1958年， 我在上海的江南小學讀書， 我們也被動員起來了， 有一天晚上全班同學坐在教室裏， 班主任黃淞田（女， 福建人， 其侄兒在我們班）， 大家一起寫詩， 要求每人至少一首， 賣糕的啊， 若是夏天就是一年級下， 若是秋日就該是二年級上， 如何寫得了詩？ 打油都難， 兩三句順口溜還有可能。不記得多晚才放阿拉回去的。 但是， 那事的想象力不容嘲笑地是我對文學感了興趣，稍大一些， 這種念頭又被大人打了下去--危險！！ 理工太平啊， 比如“我欲乘風歸去”可悲理解成提前製造火箭的理工想象力， 而“高處不勝寒”則會有文科式的對中央（高處）含沙射影攻擊的嫌疑， 想想後來還是學了理工。---轉載者

 

作者：徐秋梅 吳繼金    來源：思想理論動態·文史參閱 2014-10-15


　　文藝“大躍進”的興起

　　毛澤東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上提出了中國“超英趕美”的目標。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當時上海的黨政一把手柯慶施做了一個關於文化“大躍進”的發言，其中在講到15年後的中國文藝時說：到那時，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不但有了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藝術，而且工農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動手創造文學藝術，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畫報，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人們不但可以經常看到電影，而且可以從電視裏學科學、學先進經驗，同先進人物會見，看到整個地球以至整個宇宙許許多多的新東西。整個文藝園地處處“百花齊放”，天天“推陳出新”。這篇講話，後來以“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為題，發表在《紅旗》雜誌創刊號上，對文化領域的“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形勢下，1958年8月和10月間，文化部先後召開了省、市、自治區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還要求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

　　同年9月，中宣部召開了一次文藝創作座談會，著重討論了“大躍進”中的文藝工作和迎接國慶10周年的文藝創作任務。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諸方麵都要爭取放“衛星”。文藝創作和批評都要大搞群眾運動。據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國文化大普及辦公室，一些省、市、區也成立了文化衛星指揮部，開始大放“文藝衛星”。許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實際甚至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麽“兩年超過魯迅”，“一晚寫60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

　　文藝“躍進”指標的製定

　　全國各地紛紛製定文藝“躍進”指標。在北京，僅以美術界為例：當時參加“躍進”計劃的39名漫畫家決定當年要創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畫插圖），繪畫組54位畫家計劃創作6000幅作品，雕塑組的96位雕塑家計劃創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畫組的30位版畫家計劃創作版畫及其他美術作品2112幅。

　　中央美術學院、中央工藝美院、人民美術出版社等單位於7月中旬提出了“躍進一周”向黨獻禮的口號。中央美術學院完成反映“大躍進”的壁畫138幅（大者為300平方米）、版畫36種，共印3次為1350張。北京師範大學美術係全體教師在兩天半的時間內繪製了14幅國畫形式的躍進規劃綱要（草案）說明圖和3幅大油畫。

　　柯慶施向上海文藝界動員說：“上海文藝隊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紛紛出現，物質條件也比過去好，我們為什麽不能來一個大躍進呢？”“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一天不行，兩天；兩天不行，一個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幹；一個人不行，大家來幹。不但要有幹勁，還要有股牛勁，堅決和困難做鬥爭。”

　　在柯慶施這番講話的鼓舞下，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立即修改了原定的“躍進”指標。原計劃兩年內創作各式各樣的文藝作品1000件，現在改為3000件，原計劃創作大型作品和重點組織的作品集120部，現增加到235部。可是不久，這一指標又被突破，被更改為：兩年內創作各式各樣的文藝作品4000篇，創作歌詞3000首，完成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史專著12部……

　　文藝“衛星”的升起

　　在1958年文藝界所放“衛星”中，以當時開展的“新民歌運動”和“新壁畫運動”最為引人注目。

　　“新民歌運動”是在毛澤東倡導和支持下開展起來的。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說：“印一些詩，淨是些老古董。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誌負個責，回去搜集一點民歌。各個階層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在領袖倡導、全民動員的情況下，“新民歌運動”迅速在全國掀起。“大躍進”時期的詩歌創作現象，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

　　很多民歌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我來了》：“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龍王辭職》：“自古水往低處流，誰見河水翻山頭；人民智高力量大，指揮江河有自由。”“龍王一見愁上愁，告老還鄉去退休；調動一切積極性，還是把他社裏留。”再如《月宮裝上電話機》：“月宮裝上電話機，嫦娥悄聲問織女：‘聽說人間大躍進，你可有心下凡去？’織女含笑把話提：‘我和牛郎早商議，我進紗廠當女工，他去學開拖拉機。’”《驚動天上太白星》：“一陣鋤聲卷入雲，驚動天上太白星，撥開雲頭往下看，嗬！梯田修上了南天門。’”《社員堆稻上了天》：“稻堆堆得圓又圓，社員堆稻上了天。撕片白雲擦擦汗，湊上太陽吸袋煙。”《鋪天蓋地不透風》：“玉米稻子密又濃，鋪天蓋地不透風。就是衛星掉下來，也要彈回半空中。”

　　一位詩人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描繪了“大躍進”時期的“盛景”：“到處成了詩海，中國成了詩的國家。”“幾乎每一個縣，從縣委書記到群眾，全都動手寫詩；全都舉辦民歌展覽會。到處賽詩，以至於全省通過無線電廣播來賽詩。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鉛印的詩集、詩選和詩歌刊物，不可數計。詩寫在街頭上，刻在石碑上，貼在車間、工地和高爐上。詩傳單在全國飛舞。”

　　在“全國農村群眾文化工作會議”上，河北省昌黎縣後錢莊中心俱樂部主任高學謙在會上作了典型發言。據介紹：他們在“生產大躍進，文化緊緊跟，壁畫打頭陣，歌唱做先鋒”的口號下，僅用了3天工夫，就創作了164幅壁畫，出現了“牆壁粉刷白，詩畫滿牆山，戶戶六麵光，村村大改觀”的局麵。

　　《美術》雜誌1958年第9期發表了題為《共產主義藝術的萌芽》的長篇通訊，並加了編者按，報道了江蘇邳縣的群眾美術活動的情況：“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目前，農民繪畫在我縣已經形成了全民性的運動，農村中千軍萬馬的美術隊伍，日夜苦戰，八一前統計：全縣即有1800個農村美術組，6000多個美術骨幹，7月份完成壁畫23300幅，宣傳張貼畫15000幅，達到村村有壁畫10幅以上，隊隊有壁畫5幅以上，基本上實現了壁畫縣”。“編者按”稱讚道：“這是黨的總路線的偉大作用在美術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我國革命美術事業向共產主義躍進的一個新形勢，它的重大意義在我國美術史上是劃時代的。”

　　偃旗息鼓

　　不可否認，1958年的文藝“大躍進”運動對於普及文藝知識、使人民群眾零距離地觸摸和感受文藝，活躍和發展農村的文化活動，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是，在當時帶著嚴重的“浮誇風”色彩的“大躍進”運動的背景下，這種一哄而上的突擊式、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式、行政命令式的發展文藝的方法是違背文藝發展規律的。首先，從藝術價值上看，文藝“大躍進”所產生的文藝作品，絕大多數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標語口號式的作品，非但沒有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反而阻礙了藝術的多樣化發展。其次，“大躍進”時期文藝表麵的繁榮，並不代表文藝的真正進步和發展，隻能導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同時，在客觀上對當時的“浮誇風”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正是由於文藝“大躍進”運動存在著諸多問題，作為文藝家、詩人的毛澤東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寫詩也隻能一年一年地發展。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叫每個人都要寫詩，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麽行？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由於毛澤東態度的變化，再加上農業高產“衛星”的真相逐漸被披露和隨後到來的全國嚴重的糧食饑荒，群眾的文藝創作熱情銳減，文藝“大躍進”逐漸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