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按照正規說法， 先得怪劉少狗鄧小平， 後來怪林彪集團，再後劉鄧怪不得了， 但添上四人幫來怪一怪， 曆史的“說法”真的是可以“按需索取”的， 反正前後到現在， 毛主席是萬萬怪不得的， 不信， 過幾分鍾就見得到--轉載者
提起北京師大女附中，在北京市來說，算是一所有名氣的中學。它成立於１９
１７年。解放前，這所學校治學嚴謹，校風樸實，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解放前夕
，不少師生傾向革命，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貢獻。已故國畫
家王友石同誌，當時在師大女附中擔任總務主任，他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我們華北育才中學隨著解放大軍進城。５月，師大女附
中正式被接管，由解放區來的華北育才中學女生部與師大女附中合並。第一任校長
是１９２６年入黨的老黨員彭文同誌。我當時是國文教員。
在新的起點上，女附中原來的教職工和解放區來的教職工在黨的正確方針政策
指引下，上下一致，優勢互補，親密團結，經過師生共同努力，形成了艱苦樸素、
勤奮向上的校風，為培養全麵發展的新一代做出了較好的成績。它是一所備受社會
讚譽的北京市重點中學。截至１９６６年５月統計：解放後的初高中畢業生達７０
００餘人。到了文革中期改為男女合校。現在改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
在我的一生中，工作單位曾多次變換，但要算在女附中待的時間最長，前後整
整二十年。在這段不短的歲月裏，有甜蜜和幸福，也有辛酸和苦辣。留在記憶中的
人和事很多很多，最使我難忘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這一天。盡管二十年的時光
已經過去了，但每到８月５日這一天，在我的眼前總要浮現出我的好友師大女附中
黨總支書記卞仲耘同誌的悲慘遭遇，特別是她在臨終前的慘景。她是在校園裏出現
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混亂、大騷動中，被一群純真、熱情，又是她最心愛的學生用
種種殘忍的手段活活折磨死的。這真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尊師重教”的大倒退，這
個曆史教訓應該永遠牢牢記住。
卞仲耘和我是在１９４６年晉冀魯豫解放區人民日報社一起工作時相識的。她
是安徽無為縣人，生於１９１６年，家庭雖然富有，但父親重男輕女，又因母親早
死，繼母虐待，小時靠一個獨身的姑母養大，生活很苦。她上學全靠哥哥支持，高
中畢業後，在西北大學、燕京大學讀書，後來畢業於成都齊魯大學經濟係。１９４
１年，在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進城後，她來到女附中工作，起初擔任
政治教員。１９５６年，我擔任副校長，負責學校全麵工作，她擔任黨總支書記。
盡管中間曾經幾經曲折，１９６２年後，我倆又恢複原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直到文革開始。
她中等身材，白淨的鵝蛋臉上經常帶著笑容，一頭自然卷曲的短發梳向耳後，
顯得格外文雅、樸素。她的性格善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說話從不厲聲粗氣。
她能接近人，大家都願意找她談心。在她擔任黨總支書記期間，每次在市委或區委
開會，她都能認真領會精神，一絲不苟地用她的一手秀麗工整的字又快又準地記下
筆記。同誌們聽她的傳達報告，感到詳盡無誤、清楚明白。對她的忠誠老實的工作
作風，大家更是敬佩。她不愧是一個黨的好幹部。
１９６６年５月初，報紙上出現批判“三家村”的文章。５月１６日，中共中
央發出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５月２５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第一張大字報出
籠。６月１日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內容。６月２日上課
時，學生已出現不安定的情緒。課間操時，有幾個高級幹部的女兒在校內貼出了大
字報，矛頭指向還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佩雲的。６月３日以
後，上課已不大正規了，有的課上不下去了。教師每天照常到校，但都處在莫名其
妙、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狀態。
有一天，學生要求上街遊行。當時上級有指示，不讓學生上街。我們和教師同
樣處在不理解的心態下，急得趕忙跑到學生隊伍的最前頭，帶頭喊口號，帶領學生
在校園裏轉了一大圈，總算把學生留在校園裏，沒有上街。
這時，上級一再強調，領導幹部要站在運動的前麵，加強領導。可我們誰也不
理解怎麽領導，領向何處？結果是領導不力，運動失控，學校已處於半癱瘓狀態。
６月１３日傍晚，以胡啟立為首的西城區工作組派了以張世棟為組長的五人工作組
進入學校。住校生歡呼若狂，呼喊：“毛主席派人來了！”“工作組領導我們鬧革
命！”第二天，全校學生紛紛貼出大字報，歡呼工作組進校。校領導除了管總務的
副校長外，全部靠邊站了。在工作組領導下，成立了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有學生代
表和教師代表參加。這時，大字報的矛頭主要指向了校領導，但內容尚不具體。如
“坦白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校領導是忠實執行舊市委修正主義路線的罪
魁禍首！”“女附中是修正主義的大染缸！”不久，學生就在黨總支辦公室門上貼
出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大標語。黨團員們看到這種情形，非常緊張不安。
我很不理解，黨總支是忠實為黨工作的，它有什麽可“坦白”的呢？又過了幾天，
在校黨總支辦公室後院的大牆上貼出了點名的大標語：“揪出卞、胡、劉、梅、汪
示眾！”並開始稱呼校領導為“黑幫”。（注：卞指卞仲耘，胡指胡誌濤，劉指副
校長劉致平，梅指副教導主任梅樹民，汪指教導主任汪玉冰）學生紛紛組織戰鬥組
，十六七歲的少女都穿上土黃色的軍裝，腰間紮著皮帶。有的學生把辮子藏在軍帽
裏，有的幹脆剪掉，個別同學還把頭剃成男式小分頭。那些造反派的小頭頭帶頭赤
著腳，卷起褲腿，大搖大擺進出校門，好像隻有這樣才是最革命的。
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後，大字報矛頭所指便輻射
開來，有的指向校領導，有的指向了教師。最先揭發我的所謂罪行的是：“胡誌濤
樹立的黑樣板——周學敏語文教學經驗必須徹底批判！”（注：周學敏的語文教學
經驗曾在北京市教師進修學院展覽過，《人民教育》１９６４年曾介紹過她的經驗
。）這使我更不能理解了，周學敏改革語文教學的經驗，是全市教師學習的好典型
，怎麽會是黑樣板？我當時也兼著一個實驗班的語文課，曾向學生介紹過上海育才
中學段立佩校長教語文的經驗。我說他用啟發式，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學生對語文
很感興趣，作文內容豐富多采。他讓好、中、差同學各自從自己原有的基礎出發，
起步學習。他還打個生動的比喻說：“這好比讓學生飛的飛，走的走，爬的爬……
。”學生在大字報上點名批判我，說我這樣的教法是把學生引向修正主義。有的學
生還批鬥了自己的班主任。
大字報鋪天蓋地，表麵轟轟烈烈，但揭不出什麽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
。我當時質問工作組，為什麽隻許師生揭發我們，卻不許我們揭發舊市委？他們的
回答是：“現在是你們接受群眾揭發批判、好好檢查自己的時候。”在是非不分，
好壞顛倒的大字報海洋中，學校更加混亂。
六月中旬，有些學生戰鬥組開始給工作組貼大字報：“工作組壓製群眾！”“
工作組不民主！”“踢開工作組獨立鬧革命！”等等。工作組在處於非常尷尬的情
況下，就設法組織批鬥校領導大會。
６月２３日的中午，天氣很熱，工作組把卞仲耘從新市委叫回來（工作組進校
後，卞仲耘在北京飯店新市委組織的學習班裏集中學習）。起先，新市委不同意，
後來工作組再三要求，說工作有困難，這才讓卞仲耘回來的。
大約在下午兩點鍾，批鬥大會開始了。好幾個學生把卞仲耘押上台，我和劉、
梅、汪押在台下，麵向群眾。大會上，一個曾做過人事工作的幹部說：“卞仲耘包
庇原語文教研組長唐х”，並且胡說唐是中統特務。這簡直是陷害！在不容本人申
辯的情況下，必然激起學生們的憤恨。幾個高年級的學生跑上台，就用學校自製的
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你一槍，我一槍，幾槍就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天氣很熱，
又剛吃過午飯，卞仲耘受不住毒打，吐了一地，全是未消化的飯菜。就在這種情況
下，工作組也不管，還繼續讓卞仲耘站著，聽一個從校外找來的女人控訴，說卞仲
耘破壞她家庭的幸福。這真是莫須有的誣陷！大會開了三個鍾頭，我們都９０度大
彎腰，下來後手、腳、臉都發腫了。“這符合黨的政策嗎？”我心裏非常氣憤。
會後，工作組立刻把我叫去，問我：今天的會開得怎麽樣？我沉默了一會兒說
：“群眾發動起來了。但是，你們讓校外一個女人來控訴卞仲耘，這對嗎？”工作
組長沒說話，我就走開了。
這場批鬥會後沒幾天，卞仲耘從市委回校了。她和我在一個辦公室“學習”，
她見沒別人在屋，便悄悄地撩開後襟讓我看。“哎喲！”我失口叫了一聲。她後背
的皮膚被捅掉了一大片，剛剛結上疤。我真不明白，難道這場運動的矛頭是針對學
校基層領導？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隨意批鬥人？
７月２０日左右，工作組把校領導和全體教職員弄到石堆子馬神廟小學集中學
習，不許回家，由學生代表主持會議，讓每人準備“洗澡、下樓”，實際上是人人
過關。教師、職員都編成小組，有的小組已有一、兩個教師“下了樓”，他們都是
成分比較好的或沒有什麽政治曆史問題的。校領導天天自己準備，等待“下樓”。
我們彼此之間不許交談，和教師也不能接近。經常有學生代表監視著我們的行動。
大概過了一周，工作組忽然悄悄地撤了，學生代表也走了，教師中膽大點的也
有先走的，但校領導成員不敢擅自離開。有一兩個晚上，隻聽見對麵外國語學校的
高音喇叭裏吼叫：“我們不要保姆！踢開保姆鬧革命！”最後，幹脆沒有人管了，
我們也就回來了，仍天天到校“上班”。
這時，聽說毛主席從武漢回到了北京，黨中央正在開會。我想，以後該不會隨
便批鬥人了吧。
８月４日下午，我們幾個領導幹部正集中在辦公室裏“學習”，突然闖進來七
八個學生，氣勢洶洶地罵道：“黑幫！不許動！”她們有的拿棍子，有的拿皮帶，
狠狠地抽打我們……晚上，我愛人看見我身上被抽打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麽這
樣亂？”我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麽辦法？！”“明天你暫時別去學
校了。”“我是校長，不去學校怎麽行？”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我起個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個念頭驅
使我向市委走去。腦子裏一大串的問號都想到市委能得到解答，特別是昨天出現的
打人現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誌，向他陳述了工作組進校以來的情況，以及７
月底工作組撤走後，學校處於無人管理的混亂狀態，我特別強調了昨天的打人問題
，我說：“這說明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請指示，我們該怎麽
辦？”他聽後卻用平靜的口氣勸說道：“你回學校去吧！”我站著沒動。這時，我
多麽希望他能說出一句：“你們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學校去了。”他站起身來看
我不走，又補充了一句：“回去吧！我們會向區委通報的。”我懷著沉重而失望的
心情走出市委的大門，一路上，腦子裏開展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回去！回去！回去
！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長，我是一個長期受黨教育的共產黨員，上級指示，
我隻有服從。無論如何，我得硬著頭皮回去。
回到家裏，午飯也吃不下，吃了幾口便放下碗，心想找區委去。走到區委，接
待我的一位同誌，也同樣勸說：“我們知道了。你還是回學校去吧！”這使我更加
失望。現在，市委、區委都不管了，叫我們這些早已靠邊站的基層領導幹部，麵對
這種極其混亂的局麵，又能做些什麽呢？……
大約下午一點半鍾，我懷著極端矛盾的心情走進校門。校園裏異樣地寂靜。我
預感到要發生什麽事情，急急忙忙走進辦公室，隻見卞仲耘和幾位教導主任還呆呆
地坐在那裏“學習”，頭也不抬。我壓低了嗓音對他們說：“你們還坐著哪？”“
還”字加重了語氣。可他們好像沒聽見似的，默默無語。這時，我獨自跑出辦公室
，到哪兒去呢？昨天被學生用皮帶抽打的情景使我警覺起來，今天又會發生什麽不
幸？萬一要再打我，我絕不能束手待斃……想到這裏我一手拿起一把掃帚，一手拿
起一隻鐵簸箕，朝著後院的女廁所走去。在這裏，我可以觀察一下動靜，有人來，
就裝著打掃廁所。
半小時光景，意料中的風暴終於來臨了！隻聽見外麵有人群在走動，有人大聲
叫喊：“胡誌濤！胡誌濤！”我趕緊彎下腰掃地。跟著進來一大群學生：“好哇！
你在這裏。”不容分說，架起我的兩隻胳膊就往外走。走到去操場的路口，有一個
工農子女班的學生手捧一個從總務處拿來的大墨水瓶，正要往我的身上潑，嘴裏還
嚷嚷：“看你這黑幫！”我不願受侮辱，反抗思想促使我忘記了險惡的後果，猛地
舉起掃帚向大墨水瓶擋去。霎時瓶子飛向天空，墨水四濺，連我帶周圍的學生全成
了“黑幫”。這一下可就闖了大禍！她們用拔河的大粗繩把我的一雙手腕緊緊地捆
了起來。
“遊鬥”在校園裏開始了。無數隻拳頭隨著“打倒黑幫！”的狂呼落在我的身
上。接著，推推搡搡，把我帶到操場的中心，終於把我打倒在地，頭上還扣著一隻
紙簍。我仰躺在地上，從紙簍的筐眼裏看見湛藍的天空，心想：“這回可要去見馬
克思了！”這樣，我的心情反倒平靜起來，好像周圍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多麽想好
好地睡一覺喲。
過了好一會兒，有一隻手猛地把我拽起來，摘下我頭上的紙簍，厲聲地對我吼
：“走！到後院去。”我在一群學生的簇擁中走向剛才去過的女廁所。一個領頭的
學生叉著腰，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們這些黑幫，平時不勞動，今天，讓你勞動，
好好改造！”另一個高個子的學生命令我：“把毛坑上的木蓋都拿出來，刷洗幹淨
。”我把一二十塊木蓋都從廁所裏拿出來，在水池邊準備刷洗。“我去找個刷子。
”我向學生們請求。一個拿著木棍兒的學生大聲喝道：“黑幫！老實點。不許用刷
子，就用手摳！”我隻得蹲下去摳。她們立刻把我拽起來：“不許蹲著摳，低頭！
”又把我的頭摁下去：“彎著腰摳！”我不得不低著頭彎著腰成９０度，用雙手摳
洗那一塊塊又硬又髒又臭的毛坑蓋。
一塊兩塊三塊……十幾塊摳洗淨了。我的手指甲蓋磨去了半邊，露出鮮紅的肉
來，鑽心的刺痛使我實在摳不下去了。我直起腰來想歇一會兒，幾個學生立刻又把
我摁倒，不許抬頭。到後來，隻要我直一下腰，就打我一棍子，打得我頭上、肩上
、背上、臂部一陣陣劇痛。我實在支撐不住，沒力量再摳了，她們又用帶釘子的木
棍往我的身上一陣亂打。血從我的大腿上和著汗水往下流，眼前發黑，我不由自主
地暈倒在地……“起來！別裝死！”幾個學生把我拉起來。我顫顫地站立著，已不
成人樣了，泥水、糞水、汗水、血水把我渾身都染汙了，我真的成了“黑幫”了！
一輛平板車推過來，在我的身旁停下。“你看！”我一看，車上蓋滿了大字報
，上麵還壓著一把大竹掃帚。“你把它掀開！”我用雙手拿下掃帚，又一層層地揭
開大字報紙。“老卞！”我幾乎叫出聲來。她的兩眼直北地瞪著，已沒有反映，嘴
巴張著，呼嚕呼嚕地吐著粗氣，兩隻胳膊紅腫，上麵布滿了一條條傷痕。我用手摸
摸，滾燙滾燙。我忘記了自己的傷痛，也忘記了自己的處境，急忙向周圍的學生呼
求：“她的瞳孔已經擴散了，快！快！趕緊送醫院搶救！”平時，她們是我傾注滿
腔心血培育的學生，朝夕相處，親如家人，但現在她們卻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
理智，凶神惡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我被她
們推搡著關進了辦公室。
老卞是和我共同戰鬥過二十年的老戰友，我不能讓她就這樣地死去。我要管！
要管！可我自己還被關在屋裏，門外學生監視著，我怎麽管？！我的心在燃燒，血
在翻滾。我一次次站起來向窗外看望，一次次被監視我的學生製止：“黑幫！你老
實點，不許你看！”
這時已是黃昏了，太陽的光照依然很強。我從屋裏往外偷看，那輛平板車還停
在那裏，沒人過問。那群對我施加拷打的學生都四散得無影無蹤了。我再次向站在
門外監視我的兩個學生懇求：“請你們趕快把她送往醫院搶救吧！”其中一個回答
：“不用你管！”是啊！自從工作組進校後，我早已失去了校長的職權，我已成了
被人任意抽打的“專政對象”，我能管什麽呢？……
夜幕漸漸地落下來了，我看看腫脹的手腕上那隻被汙水模糊了的手表，時針正
指在７點上。窗外有人走動，不一會兒，校醫帶著兩個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擔
架從北門抬出去了。
又過了好久，一位老工友好心地從我家裏拿來一套衣服：“換換吧！您的衣服
又髒又破，沒法出門啦。”他看我換好衣服，又護送我回家。家裏人見到我都驚呆
了。除了一雙腳，我渾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腰痛得不能躺下。我的愛人
急忙設法找到一輛汽車，直駛北大醫院。愛人和女兒攙扶著我走上醫院的樓道，一
位五十年代從女附中畢業考上醫科大學的學生迎麵走來，她一眼認出我來，趕緊伸
出雙手握住我的胳膊說：“老師！怎麽把您打成這樣！這幫學生心真狠！”她急忙
帶我到急診室，對值班醫生說：“她是我的老師，女附中的校長。”為了消除醫生
的顧慮，她又補充地說出她的觀點：“搞運動絕不能亂打人啊！再說黨有政策，在
沒有分清兩類矛盾之前，應該先按人民內部矛盾對待嘛。”經過拍片檢查，證明是
腰椎脊突骨折。在當時的情況下，住院是絕對不可能的，紅衛兵天天到醫院查看有
沒有“黑幫”住院。
回到家以後，不幸的消息傳來：老卞被送到郵電醫院後，搶救無效，終於停止
了呼吸。“她確實死了！”我默默地坐著，淚水模糊了眼睛 ……
傷痛折磨著我，多少個夜晚都不能安靜地睡去，偶爾合上眼，老卞臨死前的慘
狀又出現在眼前。我苦苦地思索，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的好書
記，一個學生愛戴的慈祥可親的好老師，為什麽偏偏會死在自己學生的手裏？！
事後，據我所知，在北京市，卞仲耘同誌是第一個死於自己所熱愛的學校、死
於她親手培育的學生手裏的老師。事情雖然過去了二十年，可在我的印象裏仍然是
深刻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８月５日這一天。但願我的這篇祭文能夠使後來者引以
為鑒，在書寫新的曆史篇章時，不會再出現像這樣悲慘的一頁！
１９８６年於北京
□ 摘自《生活教育論》，安徽教育出版社
記憶選擇性實在很強。他們記住了一些， 我們記住了另一些。
記憶選擇性實在很強。他們記住了一些， 我們記住了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