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教師節轉載這篇可以使人不要忘記教師的曾經遭遇

 

過七八年再來一回的話， 老師們咋辦呀？ -轉載者

 

宋遂良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憶（《濟南文史》2008年第3期 總40期）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回憶

一堂作文講評課

　　1965年末，《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提出中學生作文要突出政治，突出階級鬥爭這個主題。文章還批評1962年的高考作文題《雨後》是要把青年學生引向資產階級修正主義道路雲雲。此文一出，中學生作文教學來了一個大轉變，作文題都變得有很強的政治內容，如《階級鬥爭的重要一課》、《發生在我們周圍的階級鬥爭》、《革命前輩講家史》、《我與父親（或雷鋒）比童年》（這類題目使得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很為難，問老師老師也想不出什麽好法子）等，在這種風氣下，作文中的空話、大話、套話、假話便瘋漲起來，教條主義和黨八股成了好東西，語文課變成了政治課。教師們也很困惑，學生文章隻要政治內容好，革命激情高，即使句子不通，錯別字很多，也不能給低分。因為“政治標準第一”。我當時年輕，不知天高地厚，還想對這種風氣來一番抵製，自以為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便有了勇氣。有一回，我在教研室貼了一張邀請書，說我某日某節課在某班進行一次作文講評，歡迎無課的老師前去指導。這是個新鮮事，教導主任和一些老師都去了。
　　作文題是《我的母親》。我選擇了兩篇真假不同的作文加以對比：一篇的開頭是：“同誌，你認識我母親嗎？你見過我母親嗎？她高高的個子，黑裏透紅的臉膛，扛著鐵鍁領著社員高唱著《我們走在大路上》，那走在最前麵的就是她；紅旗下那矯健的身影，堅定的步伐，完全不像一個體內還殘留著敵人彈片的人。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徂徠公社某生產隊長，全國三八紅旗手，優秀共產黨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我的母親某某某同誌”。然後就寫她怎樣從一個地主家的童養媳反抗婆婆虐待逃出虎口投奔革命，路遇“洪常青”，參加徂徠山起義，轉戰南北，在敵人監獄中經受嚴刑拷打，怒斥叛徒，身負重傷。解放後又主動請求從師級幹部解甲歸田，領導家鄉人民戰天鬥地等。我了解這個學生，她的母親我也見過，隻是一個普通的山區勞動婦女，從未出過門。我念完這篇作文，一般地肯定了他的願望和政治熱情後就批評文章全是假話，是對自己母親的不尊敬，開頭用的是那種文藝筆法，失去了兒子對母親自然的親切依戀感情，並引“至親無言，至哀無文”的古訓強調感情的真實性。另一篇一個女生寫母親的文章，講她母親受了一輩子苦，年輕時受婆婆打罵，後來父親嫌母親連生了兩個姐姐，對母親很不好，負氣離家出走，參加了八路軍，並另組了家庭，撇下母親一人在家伺候爺爺奶奶。有了她以後，母親身體已很虛弱，常抱著她哭。她將來一定要好好孝順母親等，寫得真實樸素，聽了很受感動。我在台上念時，那篇文章的作者伏在課桌上哭，我給了她80分，前一篇隻給60分。
　　在此基礎上，我提出了“用自己的語言，寫自己的所見所聞，記有可能發生的事（我原想提“記真人真事”），抒發真情實感的寫作要求，並把這28個字寫在了黑板上，然後，又引馬克思說過的“我們口裏怎麽說，手上就怎麽寫：這是小學老師就告訴過我們的”話，歸納為“我手寫我口”（這是清末詩人黃遵憲的口號）。反對學“作家腔”與“社論腔”。
　　這次講評課後來成為“修正主義教育思想向無產階級進行的一次猖狂反撲”，把我倡導的“我手寫我口”批判為黑綱領，並把它同當時受批判的我師周穀城先生宣揚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寫“真情實感”掛起鉤來，說我反對“突出政治”，“反對黨報（社論）”主張寫“落後人物”。我自己也反複檢查、清算、認罪。
　　但直到現在，我對這場“發請貼請來的大批判”（老伴諷刺我的話）一直沒抱太多的怨屈，因為比較其他一些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批判來，這次批判還算是講理的、比較實事求是。
上課難
　　1966年初，《海瑞罷官》已經開始遭到批判，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雷霆萬鈞、鋪天蓋地的文化大革命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師，在課堂上講課更加小心翼翼，唯恐政治上出錯。盡管如此，但“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總是要尋找各種機會頑強地表現自己的”，終於未能幸免。
　　一次是講《野田黃雀行》，當時的五年製中學教材選有曹植的這首詩，按教材規定是“略講課”，也可以不講，但我覺得很有味道，舍不得放掉，便講了起來。在介紹作者時講了那首有名的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寫到黑板上後我便隱約有些後悔，草草解說一遍，說了句“這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狗咬狗，沒有什麽意義”以示批判。
　　當天下午課外活動，年級教研組長便把我叫到政治組辦公室，先是漫不經心地說：“‘七步詩’，好啊！”（一邊說一邊給自己茶杯倒水）接著就冷冷地問：“你這時候講‘七步詩’是什麽意圖！？”“我們正在搞社教，抓階級鬥爭，和帝修反鬥。你這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是不是感到不自在了，怪我們對你‘相煎何太急’了是不是！？”我一聽全身的血一下子湧到了腦門，馬上意識到這幾句話的全部分量，隻聽他說：“年級組決定，你要在學生中公開檢討，承認錯誤，接受學生批判。”

　　接著由政治組主持，在班裏開了兩次批判會，學生逐一發言。此後，我的課就難上了。
　　禍不單行。一次我講到“美”，發揮說，即使是“外形美”，不同階級也是有不同的審美觀的。例如地主階級認為三寸金蓮楊柳細腰櫻桃小嘴美；資產階級以戴黑眼鏡搽口紅穿高跟鞋燙頭發為美；而無產階級卻認為那是妖裏妖氣，是醜的。“無產階級以健康、高大、紅潤為美”。這回是黨支部書記親自找我談話。他說：你講美為什麽不講心靈美？為什麽不講地主資本家認為單幹、剝削美，而無產階級認為“三麵紅旗”美？我解釋說，政治上的美醜一下子就看出來了，我是想把階級分析的觀點深化一步，我確實是想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沒有別的意思。他說：“你不用狡辯，接受學生批判吧！你在課堂上放毒，無產階級就要消毒！你放到哪裏，我們就消到哪裏！你和我們爭奪接班人是爭奪不去的！”
　　接下來的兩次批判會比上一次的“火藥味”就濃起來了。學生們質問要我當場回答。有個學生問：“你為什麽說‘健康、高大、紅潤是美”？我答：“因為隻有在戶外勞動的人才能健康、紅潤，剝削階級生怕曬著太陽，所以他們以皮膚白為美。”學生再問：“勞改犯也健康紅潤，他們美嗎？”我小心地說：“勞改犯出來時有解放軍戰士押解著，人們一看就知道，不會產生美感的。”一個女生大聲追問：“那麽一個逃跑的勞改犯呢？一個刑滿釋放了的勞改犯呢？”……我無法回答了。“小將們”取得了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麵對麵鬥爭的最後勝利。一領導後來總結說：“當然還要補充，那資產階級教師是如何狡辯，如何不老實，以及最後如何狼狽不堪地低頭認罪。”
　　“文化大革命”還沒有正式開始，我的語文課已經難以上下去了。每次上課就好像是接受審訊，但又要強打精神，理直氣壯地說一些革命性很強的話。學生則像一個一個張弓布網的獵人，單等我自投羅網。
　　我還必須堅持上課，我不能用請求停課的辦法來逃避學生的批判，來向無產階級示威。
　　度日如年，頭發一下子白去許多。不是親身經曆的人是很難想象的，因為我那時認為學生們是對的，而自己是完全錯了，但又不知道錯在哪裏。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地方有過像我在1966年那樣上課的老師。但我又想，在那種精神痛苦中煎熬的教師肯定不止我一個。
　　我們真不應該忘記曆史。

反對階級觀點

　　我在“文革”前夕講課中的“放毒”行為，除了前邊說過的“作文講評”、“七步詩”以外，還有一個“反對階級觀點”的問題。經過是這樣的：
　　我看見一個學生壓在課桌小玻璃下的一個口號：“階級利益高於一切。經濟地位決定一切”，便對他說：“上麵這一句很好，如果前邊再加一個‘無產’就更完善了；下麵這一句恐怕有點毛病。”他問為什麽。我說：“經濟地位不就是階級出身麽？經濟地位既然已經決定了一切，那麽人還要什麽社會實踐，還怎樣發揮主觀能動性呢？所以這個說法有點機械唯物論的味道。”這個學生是班長，很快就匯報上去了，原來這口號是政治老師歸納的，這就不能輕易放過了。接著是一連串的大、小“辯論會”（或曰“批判會”，也可叫“圍攻”）。學生的主要論點是這個口號是根據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的教導而來的。毛主席說：“所有這些階級的政治態度如何，全以他們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來決定”。我說：“毛主席在這裏分析的一個階級，不是指的某一個具體的、個別的人。一個階級的經濟地位不能改變。它的階級性也不能改變；而一個人，特別是青少年的政治態度是可以改變的，他的經濟地位也是可以改變的，這就是社會實踐的結果，階級鬥爭的結果，自我改造的結果。”我又列舉了恩格斯、彭湃、劉伯承等領導人，還有小說《紅岩》中的成崗、劉思揚，以及上山下鄉知青邢燕子、魚房玲等人的例子，說明階級出身並不能決定他們的一切，而接受黨的教育，與工農兵相結合就可以改造成一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學生雖然也提出了一些講歪理或無理蠻纏的指責，但這一回在表麵上看學生們沒有取得全勝。校長在全校大會上各打五十大板：“經濟地位決定一切”的提法雖然有些片麵性，但是有人想利用這一點來反對階級觀點，反對黨的階級路線，為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辯護是徒勞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識別某些教師“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狡猾手段（“文革”開始後我和“走資派”的校長一起勞改，閑聊中又提起此事。他說：“我因為講了個片麵性也受到了批判”）。
　　在這場“辯論”中，這個班有一位姓陳的富農出身的學生在課下說過一些讚同我的觀點的話，因而受到同學們更為嚴厲的批判，並把他稱為“宋某某的應聲蟲”、“小爬蟲”等。他處境艱難，曾私下向我哭訴他在家庭和學校受的痛苦。我說我要向上邊反映你的情況，對你更為不利，你隻有和我劃清界限，狠狠批判我，爭取同學們的諒解。但他找我的這件事很快被同學們偵察到了，於是陳和我都受到更嚴厲的警告。我自己也懷疑我是不是真在為剝削階級子女說話，為什麽全班四十多個同學隻有一個富農出身的學生支持我的觀點呢？在一次檢討時我說，我雖然家庭出身不好，但主觀上是想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並不願意做資產階級代表在這裏來爭奪你們這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願意接受你們的幫助和批判，改造自己。但如果個別同學想從我這裏找到為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辯護的根據，抵製無產階級的思想改造，那是徒勞的。我們這個班集體也是不會答應的……我在慷慨激昂地講著這些話時瞥見那位同學在全班學生目光的逼視中麵色蒼白地低下了頭。我心裏掠過一陣疚痛和同情……接著說了幾句安撫的、講政策的話。
　　那位同學終於提前退學了，我至今不知他的去向，隻記得他個子不高，字寫得很好，作文總是得“優”，默默地，穿著一雙露腳趾頭的軍鞋……
　　為了洗刷自己，保住自己，我把一個更需要保護的弱小的青年推了出去，使他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會改變他一生的道路。我還能算是一個熱愛學生的教師嗎？我不配。二十多年來，這件事始終隱匿在我記憶的深處，噬齧著我的靈魂。我看到了自己在關鍵時刻的怯懦、自私。這是我幾十年教師生涯中留下的洗刷不掉的汙點和恥辱……
　　那位當年跟著我在二年級三班上課的小陳（現在也該是四十五六歲了），你現在在哪裏呢？你能諒解我嗎？
斯文掃地
　　“文革”初期，一個知識分子被打成“黑幫”以後，最難忍受的就是人格侮辱。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剃陰陽頭，在臉上劃“x”，在你身上糊大字報，唱“嚎歌”，坐“噴氣式”，及各式各樣的毆打、戲耍。許多學者、作家，就是因為受不了這種羞辱而頂著“自絕於人民”的罪名自殺的。
　　我們這些中學教師，一被揪出來就日夜有“火線指揮部”的人看管著，且規定晚上睡覺不許關燈、關門、關窗，不許係腰帶，也是為了防止黑幫自殺。

　　一開始，紅衛兵要我們外出勞動時也掛上黑袖章，我下決心死也不戴，打得我在地上打了幾個滾。那些小將見我如此頑強，也就沒再堅持，所以，我們學校外出勞動的黑幫始終未掛過黑牌子。我還為黑幫做過一件好事：當時從北京傳來了一首所有牛鬼蛇神都要學會的“嚎歌”，紅衛兵拿來歌單讓我教唱（後來外校還派黑幫來學，由我麵授），其中有一句“牛鬼蛇神就是我”的詞，曲譜中有一個高8度的尖音和半拍的停頓，象征著牛鬼蛇神們猙獰淒厲絕望的叫喊，唱起來肩都得聳，很費勁的。我就偷偷將那句譜改了，不但低了8度，而且有了一個拖音，很適合黑幫們此時悲傷無奈的感情，以致北京來串聯的紅衛兵聽了說：“你們這裏的嚎歌怎麽唱走了調！”
　　黑幫們除了接受批鬥外，就是勞動。我因為年輕，沒有曆史問題，就被指令為“黑幫隊長”，管理這幾十號人的學習、生活和勞動，並及時請示匯報。
　　當時，大家最願意幹的活是到校外去拉磚拉沙運材料，幾個人拉著一輛地排車戴著草帽上路，途中還可以說點輕鬆的話，有時還可以在外邊的小店吃個飯（甚至喝點酒），那就像到了世外桃源做了一天神仙；最不願幹的活就是在校門口或學生教室、宿舍附近勞動，因為師生們進進出出，上千雙眼睛盯著你，有時還不知從哪兒吐來一口唾沫、扔來一個石子或扇來一記耳光。我分配這些任務時不忍心讓那些年老體弱的教師去幹，總是把最差的活留給自己和另一個姓宋的“副隊長”，所以“領導威信”還挺高。有一段時間，革命師生隨身要帶一個用木板做的毛主席像，而黑幫則要舉一個劉少奇的漫畫招搖過市，不但丟人而且麻煩。有一天，政治學習，我宣布召開一次“憤怒聲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批判會，大家輪流發言，呼喊口號。結束時我慷慨激昂地宣布：為了和劉少奇劃清界限，向人民徹底投降，我們現在將劉少奇畫像燒掉。於是點火燒了起來，此後就再也不拿那玩意了，竟沒有人再問。
　　以後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關進“牛棚”，那個階段刑訊逼供很厲害。每到夜深人靜，幾個值班的紅衛兵便將我們一個一個提審，叫“過堂”，在一間地下室裏，窗戶都用棉被堵住，100度的燈泡亮得刺眼。最簡易的就是當練拳的靶子，他們請來一些“武術教師”切磋技藝，教他們怎樣把人打倒，摔倒，如何打擊要害部位，我們則既當“示範”，又當“陪練”，打痛了、打傷了、打倒了不許出聲，如喊“唉吆”，拖起來加倍再打。我們中的一位老師就被打瞎了一隻眼，另一位被打成胃穿孔大出血，我隻是腳被打破，鞋子灌滿了血，行走困難（我妻子探監後拿出去洗，鞋把小河裏的水都染紅了，她就坐在河邊哭……）。比較複雜的刑法則有壓杠子，坐老虎凳，過電，顯然是從《紅岩》上向徐鵬飛學來的，但隻能“土法上馬”，設備比他就差多了，比如“電刑”，隻是將一根有電的電線裸露的一頭戳你，你一慘叫，他那裏也就害怕得“暫停”了……江青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老子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們那時就是這樣，不但無法無天，而且無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