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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董誌雄給陳雲的信 (1984)

(2014-03-07 14:49:09) 下一個
這就對打人作了階級分析,“我”打得,“你”就打不得--轉載者


孔丹、董誌雄同誌給陳雲同誌的信

    中央政治局會議文件[1984]2號

    按陳雲同誌的意見辦。先送小平、紫陽、先念同誌閱批。然後請喬石同誌將所有批語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發各同誌。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誌: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誌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二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二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先念同誌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陽、喬石同誌已閱)

    陳雲同誌:

    我們曾是“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成員,現在想向您反映在整黨中應當如何正確對待“老紅衛兵”的一些想法。

    所謂“老紅衛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於幹部、工農家庭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受當時“左”的路線影響而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又於同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陸續退出運動,在“文革”的中、後期一直受壓抑的紅衛兵。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布一種輿論,說什麽“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  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  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  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誌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老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其大多數人在“文革”各個重要階段,表現是好的,是經住了考驗的。他們對黨、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對“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較早不滿和抵製,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

    “老紅衛兵”有沒有缺點錯誤?有。首先,他們一般是學校中最早起來批判校領導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這個大方向就錯了。其次,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末成年的中學生)在“破四舊”運動中有過過火行為,有的動手打了老師,有的抄了“地富反壞右”的家,極個別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紅衛兵”的這些錯誤與那些造各級黨委反、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組織的錯誤,具有本質的區別,與“三種人”更是水火不容的兩碼事。

    整個“文革”期間,貫穿著黨的各級老幹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林彪、“四人幫”之間的殊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老紅衛兵”是站在前者一邊,而為後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學生中的“西糾”“東糾”,大學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總理和黨政軍老幹部極力支持、引導,用以控製局勢、保護老幹部、維持社會秩序(如保衛國家機關、保護檔案、反對過火行為等)的組織。“聯動”更是為了反對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後都被中央文革壓垮或鎮壓,打成“保守組織”或“反動組織”,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擊和迫害,林彪、“四人幫”還通過追查他們的“後台”來整老幹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那時起,“老紅衛兵”作為組織不複存在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長期受著壓抑,在諸如反“十二月黑風”、“一月奪權”,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風”、“批林批孔”、“批鄧”、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文革”的關鍵時刻,從思想感情到政治態度都是與林彪、“四人幫”對立的。而那些緊跟林彪、“四人幫”,  自覺充當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無論是極左派還是“策略派”),卻始終把矛頭對準黨的各級老幹部,對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積極參與各地、各部門的奪權鬥爭,砸機關、搶檔案、打派仗,製造武鬥,揪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對老幹部搞“專案”和進行所謂“群眾專政”,圍困中南海,組織批鬥中央領導同誌的各種聯絡站和大會,竊取、泄露黨和國家的機密等等(當然,對這些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應根據黨的政策和他們在各個時期的具體表現區別對待)。兩相比較,“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動、組織及骨幹,與他們這些造反派的活動、組織及其骨幹,在性質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紅衛兵”說成是“造反派”,勢必把水攪渾,轉移人們對“三種人”的視線。

    在“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為,如打了當時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如“地富反壞”、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當時被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如一些寺廟、某些商標等)。這是在當時“破四舊”的號召下發生的,  時間很短暫(個把月左右),我們認為大多屬於一般性錯誤。當然,對其中情節嚴重者,如個別打死人的,如果過去沒處理過,也必須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但這不能與“三種人”的打、砸、搶混為一談。我們理解,所謂“三種人”,無論其中哪一種(包括打、砸、搶分子),都是以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為目的,都首先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少數人由於年幼無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並不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服務的問題。如果把這類問題列入“三種人”問題,實際上就模糊了“三種人”的政治性。

    “老紅衛兵”和“三種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現在大多三、四十歲。正如陳雲同誌指出的:誰對聶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誌不清楚。隻有那個時候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保守派”、“逍遙派”的人才清楚,他們知道是誰整老幹部的(大意)。因此,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曆, 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一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做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以上是我們個人的一些想法

    此致

    敬禮

    不知當否,懇請指示。

    國家經委幹部、共產黨員  孔丹

    冶金部幹部、共產黨員  董誌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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