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裁縫手藝和絨線生活(轉載的, 原作者：仲富蘭)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前後，上海婦女服裝在西洋裝束的影響下，一改寬大傳統而變得“競尚緊小，伶俐可喜”（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此後，這種風尚流播甚廣，“自同光以迄宣統，婦女服飾以上海為最入時，流風所披，幾及全國”（徐珂《清稗類鈔》）。不僅服裝整體發生風格變化，而且服裝的各種配套裝飾也深受西洋物質文化的影響。不管是西洋傳入的荷葉邊和舶來的襪子、香水、懷表、皮鞋，還是早已被人們愛不釋手的衣絛邊、金屬鈕扣、絨毛線之屬，在那個時代，惟洋是尚，越洋氣越好。有人總結說，越是新人物，越用外國貨。這已經同時代趨新的風氣合一了。

    上海人引以為傲的是上海史上出現過對中國紡織事業有傑出貢獻的棉紡織技術革新家黃道婆。黃道婆是宋末元初鬆江烏泥涇鎮（今徐匯區華涇鎮）人。她向黎族人民學習，改革紡織工具，傳授紡織技術，促使家鄉一躍成為全國最大的棉紡織中心，鬆江布也贏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譽，反映了早期上海人精於紡紗織布和手工縫紉的傳統。早期的上海手工紡織，要經曆軋棉花、彈棉花、撚棉線、織布、漂染等多種複雜的工序。老上海的竹枝詞為我們留下了當時情景的具體描繪，如反映紮棉花的竹枝詞：“老法軋花欠高妙，軋得手酸出花少。新法何如機器好，又省功夫又靈巧。我憶當年黃道婆，造棉新法想來多。道婆若是生今日，研究機工更若何。”又如反映彈棉花的竹枝詞：“木棉花，出鬆江。彈做絮，做衣裳。禦寒更宜製成被褥，新被新褥最好睡個新嫁娘。新嫁娘彈新被褥，羞得麵孔紅馥馥。”昔日的撚棉線，也完全是手工操作，由少婦或老嫗把一塊瓦片放在膝蓋處，在瓦片上搓棉線，邊搓邊把搓好的線繞成線團以便使用。

    人們將棉線織成布匹，或者將蠶絲變成綢緞，再從布店、綢莊買來衣料。但是，要為男女老少、貴人平民等織成既合身又體麵的衣服，必須要有製衣工匠。於是，各種各樣的縫紉店便紛紛在上海開張，裁縫匠（上海人通常稱年長的裁縫師傅為“老裁縫”）成了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員。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弄堂裁縫還是極為普遍的。記得我小時候，居住在徐匯區老街附近的平民區。我的母親是一個勤勉持家的善良婦女。她寧肯自己節衣縮食，也要把我們兄妹六人打扮得幹幹淨淨的，當時家裏所有的衣服都仰仗弄堂口的裁縫店。

    記得那個老裁縫姓楊，是從蘇北鄉下來的，家中排行第五，人稱“楊小五子”，母親一直要我們叫他“楊五爺”。楊五爺中等個子，話不多，人挺和氣，從我記事開始，就沒見過楊五爺與誰紅過臉。常年的飛針走線，使他的眼睛一直眯縫著。那爿裁縫店，說是店，其實也不過是弄堂口的一開間，一塊燙熨衣服的橫板，一架老式的縫紉機，一把竹尺，一包彈粉（劃粉），一把烙鐵，當然還外加一個煤球爐。楊五爺肩上通常掛著一根皮尺，腕上帶著一副褪了色的袖套，鼻梁上搭著一副大方眼睛。

    到“楊小五子”裁縫店做衣服，有幾個優點：一是做工精細，那個時候的手藝人，全憑自己的真本事吃飯，千針萬線，都是自己的艱辛勞作，不懂得“討巧”與“省工減料”。二是收費低廉，大部分平民人家要做衣服，還能承受得起。最主要的是，楊五爺的工錢可以賒賬，衣服做成了，你拿回去穿就是了，至於工錢有了再給，楊五爺的口頭禪就是“沒事，回頭有錢再說”。所以，在我們弄堂裏，他人緣極好，大人小孩都喜歡他。在徐家匯老街一帶，這個“楊小五子”老裁縫，幾乎受到所有居民的歡迎。1959年上海交通大學擴建小區，我們家搬到虹橋路靠近番禺路的塘子涇，老鄰居就此分別，以後我再也未見到過這個弄堂口的老裁縫。

    關於楊五爺的身世，我知之甚少，但在老上海的街頭弄口，類似的裁縫店可謂星羅棋布，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開始。

    與其他行業的手工勞動者一樣，裁縫師傅也有他們的“行業規矩”。例如，他們敬奉軒轅氏為行業的祖師，所用量布的尺也名為“軒轅尺”；學做裁縫要先當三年學徒，俗稱“吃三年蘿卜幹飯”；學徒先要學做“滾邊”和各種花色的紐扣，三年滿師才能上案板；當學徒的每天除了生爐子、燙熨鬥外，有的還要為師傅、師娘倒“夜壺”、做雜活，小心服侍著老板夫婦和各位師傅。總之，裁布剪料、穿針引線，凡事都的用心用功。公館裏的老爺、少爺、太太、小姐，定做長袍馬褂、旗袍短襖，多一寸太寬太長，少一寸怪太緊太短。要剛巧合身才可得賞金，稍不滿意，當場退貨，還要賠料。許多後來的時裝店老板，都是經曆過裁縫學徒生涯磨煉的。
  街市上的裁縫店，大小規模不一，但大抵都懸掛著一塊“蘇廣成衣鋪”的市招，並不是老板姓名叫“蘇廣”，而是一些裁縫手藝人的小型作坊，由富有經驗的裁縫為主，雇傭兩三名裁縫工，加上家屬和學徒，專門代客加工各種來料，縫製蘇式、廣式等中式男女服裝，也代客配辦衣料，所以，人稱“蘇廣成衣鋪”。在這種行業市招前，稍有聲譽的也加上“××記”的店號，以便顧客識別。他們的設備簡單：租一間店堂，設有一塊工作台板，全憑手工操作，稍後也配置了縫紉機。由於他們做工精巧細致、式樣新穎應時，又是量體裁衣，舒適合身，所以很受各階層市民的歡迎，成為一個社會上普及的行業。

    在上海裁縫行業中，最為有名的要算是浙江奉化裁縫。奉化人為了謀生，背井離鄉，到外地去求活路。就像揚州人外出憑自己手中的三把刀一樣，奉化人兩手空空，告貸無門，也是憑著三把刀——菜刀、剃頭刀和剪刀，去燒菜、剃頭和當裁縫。他們不少人走南闖北，有的甚至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學得了一首做西裝的技藝，回國後便來到上海灘開西服號。上海開埠後，來淘金的洋人都自帶西服，中國人也不習慣身穿外國衣裳，以致滬上第一家“王興昌西服店”開辦後無人問津。老板王浚木在焦急中終於等來了第一位顧客，他竟是當時有名的革命黨人徐錫麟。徐錫麟要求在三天之內為他製成一套西裝。老板如期趕出，徐錫麟十分滿意，“王興昌”也因此而名聲大震。

    1910年（清宣統二年）由王浚木的兒子王財榮（一作王才運）開設的“榮昌祥呢絨西服號”，地址在南京路（今南京東路）西藏路（今西藏中路）轉角處（今中百一店址），為上海第一家具有規模的男式呢絨西服店。王財榮十三歲從奉化道上海學裁縫，繼承其父西服製作技術後，決心開拓西服行業，施展抱負。西服號開設後，王財榮精心設計，擴大業務，將呢絨零售、批發、配料、裁剪、製作融為一體，並兼營襯衫、羊毛衫、領帶、鞋帽等與西服有關的附件商品，以花色繁多，一應俱全，而吸引中外顧客，從此“榮昌祥”以“奉幫裁縫”名店而享譽滬上。王財榮協助孫中山先生裁製中山裝的故事，更是傳為佳話。以後，王財榮在奉化的同鄉和親友，都來上海學藝，開設西裝店。店中既有工場裁縫師傅，又有店員，還有經銷人員。因為他們都是奉化人，所以人們稱做西裝的為“奉幫裁縫”。王財榮不僅培養了大量西裝製作人才，而且具有愛國心，被推舉為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長，1931年病逝後由徒弟王宏卿接任經理。1934年，廣東籍資本家蔡昌暗中買下了該店地產權，欲造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榮昌祥”與其對薄公堂而敗訴，經調解獲得賠償金後，被迫拆房遷店至原址對麵。一年後又遷至重慶參店（今王星記扇子店）。解放後，改稱“榮昌祥西服店”。1959年9月，並入“春秋西服商店”。

    “老上海”大抵知道“鴻翔”這塊服飾業的招牌。這家以做女式服裝聞名的服裝店也開設在南京路上，是上海灘上曆史最長、開店最早的一家時裝公司。“鴻翔”創始人金鴻翔自幼家境貧寒，十三歲就到上海中式成衣鋪但學徒。他不僅聰明伶俐，很快學到了一套好手藝，而且善於觀察當時上海流行和崇尚什麽服裝。有些風流小姐、倜儻學生以穿西服為時尚，金鴻翔就跳槽改學西式裁縫。滿師後，1914年初赴俄國海參葳在其舅父開設的西式服裝店做工，翌年返回上海，到“悅興祥西式裁縫店”當技工。在接待外賓和女客過程中，金鴻翔積累了不少業務經驗，也萌生了獨辟蹊徑的念頭，於是就另立門戶自己開業經營。1917年，金鴻翔籌資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63號開設上海第一家中國人經營的西式時裝公司，用自己的名字“鴻翔”做招牌，很快轟動了上海灘。經過十多年的打拚與奮鬥，“鴻翔”女裝備受青睞，經營一年好於一年。1936年，金鴻翔把原房翻建成六開間二層樓新式市房，鋪麵作商場，後來發展到九開間門麵，實行前店後工場，營業麵積多達1200平方米。1937年，金鴻翔業務發達，又在大馬路（今南京東路）開設“鴻翔”分公司，簡稱“東鴻翔”。當時在南京路上連開兩家時裝公司，確實是上海灘上很少有人企及的。

    上海“老裁縫”中手藝高超的，高級毛料衣服可以舊翻新，此技堪稱國內一絕。在那些物資較為匱乏的歲月裏，這門手藝真是解決了不少市民穿衣問題。如過去較為貴重的毛嗶嘰與海軍呢衣料，即便是再上等的麵料，也有陳舊的時候，對一般民眾而言，扔掉可惜，再穿感覺也如同穿舊衣服，但上海的裁縫師傅就能從中捕獲商機，適時地推出以舊換新業務，而且還可以郵寄，很是方便了廣大普通市民。隻要你將舊衣服打成一個包裹，徑寄上海這家時裝店，並匯寄一筆手工費。過不了多久，你收到的經過翻新的衣服，不但長短寬窄與原件幾乎一模一樣，而且完全是改舊如新。舊西褲上下調了個頭，原先臀部磨損處，已分別轉移到兩隻褲腳管的下端內側，隻要別人不是把頭湊近你的腳跟，是決看不出有一絲破綻的。中山裝呢大衣，這是內外翻了個身兒。那時的毛嗶嘰與海軍呢，質地厚實細膩，幾乎分不出正反麵。翻新以後，原衣的反麵成了正麵，活脫脫又是一套新裝！隻是紐扣洞變換了方向，原洞織補得天衣無縫，上麵又縫了紐扣，根本不見原來的痕跡了。再看今天的服裝行業，今非昔比，已經入了鼎盛時期，各式各樣的漂亮衣服、新潮服裝鋪天蓋地，讓人眼花繚亂，而且質地結實得咬不斷、扯不裂、磨不破，再也無人會像當年拿到裁縫店或時裝鋪去舊裝改製、內外翻新了。

   說到舊衣服改製翻新，在老上海大多數貧苦的平民百姓買不起高價布料，也不進成衣鋪去請裁縫師傅做新衣，就到專門出售半新衣服的衣莊，或幹脆到舊衣攤去揀幾件。這些衣莊和衣攤裏的衣服，來自被當鋪沒收的和有人穿舊了當廢物出賣的，衣莊和攤主經過整修和洗染，就當便宜貨出售。需要者出低價便能買到四季單、夾、皮、棉、紗各色衣服。這些舊衣服當然不會很合身，也不夠體麵，但對於一般的販夫走卒和社會底層貧困潦倒的人來說，能求一個禦寒蔽體，也就很滿足了。過去上海灘有一句俗諺：“一年新，三年舊，五年不到打補丁。”說的是衣裳從新到舊的規律。還有一句俗語：“小洞不補，大洞吃苦。”平民百姓多勞動，布衣也損壞得快，貧苦人又舍不得丟掉，怎麽解決這個矛盾呢？於是，市麵上就出現了織補行業，趁早送到織補店去修補。時人有竹枝詞雲：“簇新衣裳忽擦破，或被鼠傷或燙一星火。見衣不必皺眉愁，巧法有人能織補。竹圈一個絲幾根，居然補得一無痕。卻歎人生缺憾知多少，奈何能補衣衫難補人。”有人貪快求便宜，就到馬路旁和弄堂裏去找“縫窮婆”。 “縫窮婆”從少婦道老嫗都有。這個名稱從字麵上解釋，就是專門替窮人縫補破衣的婆娘，可是她們本人卻是“縫窮縫窮，越縫越窮”，同樣也逃不掉貧苦的命運。時人也有一首竹枝詞，感歎“縫窮婆”悲苦的命運：“窮人衣裳舊又破，小洞不補大洞苦。勸君勿別心發愁，上街去找縫窮婆。一枚銀針絲幾根，破洞補得一無痕。縫窮婆把破來補，可歎窮人日子仍難過。”“縫窮婆”每天從早到晚，手執藤籃，沿街叫喊。除了補衣褲外，也補襪子。一天難得有幾筆生意，賺來的錢還不夠買幾個大餅，且常常空手回家，連自己的鞋子也走出了破洞。

    由於鞋襪也是服飾的重要組成部分，老上海的平民總是自己動手紮鞋底、剪襪底、做布鞋、編草鞋。傳統社會一般都是穿布鞋、布襪的，待到西方文化影響上海之後，上海也開始生產和製作皮鞋，以及生產和銷售洋襪。當時上海有一家“宏茂昌襪店”，就是因專售洋襪（紗襪）而聞名，以致於當時有“穿宏茂昌的襪子最時髦”的說法。上海竹枝詞在描述“紮鞋底”時這樣寫道：“鞋底作中紮鞋底，各獻手段試絕技。一樣紮成底一雙，堅鬆軟硬工夫異。耳聞麻線響嗖嗖，拉住線頭用力收。力量卻防麻線斷，鑽兒戳破膝蓋頭。”對於皮鞋，一首竹枝詞這樣吟道：“皮鞋本是外國造貨，近來中國也會做。底堅麵韌最耐穿，天好雨落著好過。”對於草鞋也有竹枝詞唱到：“柴扒一堆草一束，推得鞋成力用足。一雙隻賣幾文錢，可憐推脫指尖肉。推草鞋人手指痛，著草鞋人腳趾凍。貧民一樣父母生，受苦這般堪一慟。”上海竹枝詞有關婦女剪襪底、滾鞋口的描寫，更是充滿了辛酸和悲苦：“襪底多發女工剪，每日可剪千百片。剪刀軋軋手指酸，磨得指頭起老繭。老繭應從腳趾生，女工偏向指尖成。熬辛剪得錢無幾，況值錢荒愁煞人。”“女工滾鞋口，忙煞芊芊手。線腳要齊又要勻，滾處忌毛更忌皺。”至於在城市弄堂邊擺著的鞋匠攤，一般上海人稱年紀稍長的為“老皮匠”，稱年輕的為“小皮匠”。老皮匠從早到晚，弓背低頭，默默地為顧客送來的大小鞋麵，按照不同尺寸的腳樣，切皮做底，用幾十枚小釘將鞋麵和皮底釘合在一起，再將木楦頭塞進鞋內，一雙雙掛在牆上。老皮匠從年輕做到老頭，足足幾十年。他們做出成千上萬雙鞋子，穿在成千山萬人腳上，從老人到孩子的鞋都出自老皮匠之手。皮匠除了做鞋外，還修補穿壞了的皮鞋。如鞋幫脫底、鞋底磨薄的皮鞋，經皮匠修補後，又可再穿很長一段時間了。著名的作家和畫家豐子愷先生曾經賦詩誇讚修鞋工：“感謝良工手藝高，縫來鞋子最堅牢。遵行大道無憂懼，站穩腳跟不動搖”，對處於社會服務行業的皮匠是飽含深情的。

    過去上海人是不懂得“絨線”為何物的，因為是從西方傳入，故稱之為“洋線”，又因這種舶來品初到上海，它帶著毛又能禦寒，老百姓也有稱之為“冷毛”的。在今天的金陵東路和人民路之間，有一條興聖街（今永勝路），就曾經開著許多的“冷毛店”。1927年，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沈萊舟在上海為洋行跑街，他見這種被老百姓叫作“冷毛”的絨線有銷路，便自己開設“恒源祥絨線號”，專門經售絨線，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齊”。“恒源祥”，這一絨線老字號，在曆經一個世紀的風沙塵染後，憑借其良好的企業形象和深厚的企業文化，在雲譎波詭、風雲激蕩的市場經濟中獨樹一幟，開創了一條獨特的經營之路。“恒源祥”在保證質量的同時，還舉辦時裝展銷，推廣絨線編結法（買一磅絨線贈送編結書一冊），使上海一般的家庭主婦們買了絨線又學會編結。邊買邊學，買絨線一定要到“恒源祥”成為當時在主婦中流行的一種風尚。有誰會想到這種舶來品竟會構成上海婦女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作家程乃珊說過：“要說什麽事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結絨線。”（《結絨線》）絨線工藝自西洋傳入我國不過百來年，卻已成為上海很普遍意義的女紅了。而對於當代女性來說，結絨線等傳統女紅仿佛是久遠的記憶了。結絨線被上海女人稱為“絨線生活”，從前的女子一般都是從孩童的時候就開始學習“絨線生活”，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如果哪個女子沒有一手很好的“絨線生活”，也許是找不到好婆家。直到我記事的五十年代，王家姆媽、張家阿姨對一般女孩子的評價，就是看她有沒有“心向”結絨線。“她連絨線都不會結！”是要遭到一種很鄙夷的目光的，意思是“這個女孩也真笨到家了”。說來也怪，女人們能用自己靈巧的雙手，憑借著一副絨線針，將根根細線或是毛線鉤織成一件件平麵或是立體的物品：一個杯墊，一條圍巾，一副手套，一件毛衣……根根細線就這樣找到了完美的歸宿，以更優美的姿態呈現在人們的眼前。結絨線的奇妙處，還在於針法的一點點變換，織紋也就緊跟著變化。如辮子針法、棗子針法、扇麵針法……還都有自己貼切的名字。這些富於變化的針法，由女人按自己的意願安排，每件作品就獨特了起來，就都有了自己的生命。這頗似上海女人得天獨厚、以柔製剛的天性。張愛玲在《沉香屑第二爐香》中寫道：“女的，成天的結絨線，茸茸的毛臉也像了拉毛的絨線衫……”我們曾經在許多反映上海社會生活一類題材的老影片中，總是可以看到有閑階層婦女，特別是少婦用結絨線來消遣解悶和打發時光的鏡頭。絨線因著其可塑性和循環再生性：小孩長個、花色老式袖口磨耗，都可拆掉重新結起，很合精明上海女人心懷，故這洋工藝很快就上海化了。我總是記得，小時候，一家老小秋冬穿的毛衣大都是母親一針一線結出來的。在那些深秋的夜晚，萬籟無聲，我們兄妹有時一覺醒來，隻見辛勤勞作了一天的母親，還在昏黃的燈下飛針走線，這種情景長久地定格在心中。“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這般景象令們憑添了幾許感動和憂傷。結絨線，給人一種優雅、祥和、安樂的情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許多上海女人對“絨線生活”仍然情有獨鍾。記得當時有一種“拆線手套生活”，就是母親和姐姐將父親單位裏發作勞防用品的紗線手套拆掉，繞成紗線，然後結成“線衣”。那時候，有人能穿一件“線衣”禦寒，已經是相當滿足的事情了。甚至到八十年代，勤勉的上海女人上下班時在公交車上也不忘帶著兩根銀針一團絨線，以致當時的公交車上還有“乘車不準結絨線”的告知牌。上海人在物資短缺的年代裏，青年男女相愛，還有女方結一件絨線衫作為定情之物贈送男方的。成家的男人，盡管經濟拮據，在外仍能穿得有頭有臉，很大程度上全靠家裏女人那一手優雅的“絨線生活”。

    這一切，如今當然是不複存在了，歲月無情，民俗流變，關於上海人穿衣打扮的各種世象都已經改變了。社會在發展，曆史在進步，留下的當然是我們絲絲的懷舊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