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葉維麗給王晶垚的一封信

虛來虛去的， 就是不說重點：哪幾個女生的姓名，不是追究責任也不是要咋的哪幾位， 真相是“時間地點人物”，時間地點均有了，就是在人物上晃來晃去，算什麽呢？ 還不是很久很久以前，人也還活著， 就說不出來了？說來說去的都是“評價”，評什麽呀？---轉載者


2013年1月24號

王叔叔，

您好，請接受維麗從波士頓對您誠摯的問候。我因遠在海外，以這種方式與您聯係，希望您能見諒。

想來您已經聽說最近女附中一些老三屆學生和老師們的見麵會，會場裏置放著女附中五百餘位同學集資為卞校長做的塑像。我不是個輕易會激動的人，那一天我感到了多年來久違的精神升華。

如果我記得不錯，2006年夏天後我就沒再和您見過麵，心裏有很多話想對您說。我會一點點慢慢道來，也請您找人幫您慢慢地讀，也許要分幾次來讀。

首先想問候您的身體。您已年逾九十，記得心髒也不甚好，不知您近來身體狀況如何？我和於羚常掛念在心。

也許您還記得，我第一次到您家探訪是2001年秋天的某日。那天到訪的由頭是為一部紀錄片找卞校長的照片。老實說，我很早就想登門看望您了，但是有心理障礙，找照片給了我看望您的理由。

66年8月5號那天我不在場，第二天廣播裏“死亡通告”中“死了就死了”那句話給了我極深的刺激。您的二女兒王思是我小學同級同學，“八五”後那些天我不斷在想，不知王思怎麽樣了？

1980年代我赴美讀書。某夜，我從夢中驚醒，原來是做了個與卞校長之死有關的噩夢。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做噩夢。

1993年，我寫過一篇小文，叫“三個場麵和一篇文章”，記述了女附中“八五事件”、66年8月10號新華社遊鬥“黑幫”（我父親也在其中）和8月24日深夜老舍投湖自盡的“三個場麵”，“一篇文章”則是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發生在湖南的農民運動和四十年後發生在首都北京的“革命暴力”是有關聯的。那篇小文無處發表，我曾給李慎之叔叔讀過。

90年代後半期，在全球冷戰“結束”的背景下，我因為對成長在“毛澤東時代”有許多困惑，遂邀請一位老三屆朋友共同作了一個口述成長史。這本書近年出了中文版，書名叫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

做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腦中深藏多年的問題逐漸變得清晰：為什麽當年北京最好女校的學生會在文革初期變得如此凶殘？我們的教育出了什麽問題？我們的社會出了什麽問題？該如何評價“十七年”的教育？等等。做口述史時一步步梳理我們的成長過程，是在幫助我自己回答這些問題。

口述史對話同伴馬笑冬的母親是北京一所女中的黨支部書記，文革中挨鬥挨打，被學生剃了陰陽頭。在少年馬笑冬的印象裏，事發之後父母的表現沒有異樣。母親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即患癌症去世，彌留時說胡話講的都是那天挨鬥的事。為做口述史，笑冬去向父親了解情況，始知父母當時的情感經曆。在子女麵前他們強裝無事，但從不落淚的父親深夜為妻子擦拭傷痕時，“淚如泉湧”。三十多年後馬笑冬了解細節真相後，泣不成聲。

我的文革記憶帶著抹不掉的八五血跡。在口述中我講述了八五事件的大致經過，但我是個做曆史的，很想就八五事件作一認真的曆史調查，2001年秋到您家找照片時恰恰也是我開始做調查之時。

不知您是否記得，我去時帶了一本同學馮敬蘭寫的書，她書中有一篇題為“記憶的瘡疤”的文章，講的是八五事件。我送您那本書，是想告訴您，我們都沒有忘記卞校長的慘死。您當時讓我寫幾個字。因為不是我的書，我有些為難，後來在扉頁寫下了這麽一句話：“作為女附中的學生，我感到有罪”。

我做八五事件的調查是帶著雙重身份的：我既是個曆史工作者，也是當年女附中的學生，而後一個身份無法讓我站在“外麵”或“高處”來評點事件、臧否人物，而是要把自己放進去，背負著女附中有史以來最沉重的集體恥辱。懷抱愧疚懺悔之心。就是因為感到“有罪”，我多年來無法麵對您，一直沒有來看望您，雖然我父母與您和卞校長“進城前”同在新華社／人民日報工作過，要找到您是有辦法的。

那天見麵後，您即給我看了一張照片，是70年代卞校長骨灰重新安放時（？）的合影。照片裏有我的母親。您告訴我，新華社的老同事中隻有我母親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我也是第一次才知此事。印象中我媽媽五、六十年代和卞校長的來往並不多，但她是一個極富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我想，我父母的為人讓您對我很快產生了信任。

那段時間的見麵有幾件事令我難忘，不知您還記得嗎？

應該就是在第一次見麵時，您給我看了您自1966年冬天即開始做的對八五事件的訪談筆錄。第一次訪談是11月間對校工王永海的，第二次是12月初對胡校長的，還有對其他人的。。。都是您的筆跡，寫在一些紙片上。因年代久遠，紙片已經有些發黃，字跡也不甚清楚了。我完全沒有想到您在當年那麽艱難危險的情況下，居然已經開始收集曆史證據！坐在您房間的椅子上，我全神貫注地閱讀這些珍貴的紙片，沒有注意您何時悄然離去。當我抬起眼睛，看到您在我麵前不遠處放了一件東西。我拿起一看，是一張照片。

乍一看，我不能辨認照片上是什麽。後來經您說明，我才知道那是卞校長的手，腫得像戴著拳擊手套一樣。後來我又看過多張卞校長遇難後的照片，那第一張對我的震撼最大！

您告訴我，您當時特地買了相機，拍攝下這些慘不忍睹的場麵。您還說，火化卞校長那天，你們一家人須經過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的北京街道。你們極為哀痛的心情和周圍亢奮的“革命”氛圍形成極大反差。

王叔叔，您是經曆過大痛大苦的人。在8月5號前後幾天，您不但失去了妻子，還失去了兩位多年的老友，三人都死於非命。那幾天您承受了一個人所能承受打擊的極限。

同時，您還是父親，最小的孩子四寶才八、九歲。您要獨自撐起有三個未成年子女的破碎之家。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沒有人敢公開對你們表示一絲同情。

您的內心深處一定是極為孤獨的。經受過大災大難的人內心都是極為孤獨的。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您還是保留下了曆史的人證物證。這需要多麽巨大的道德勇氣，堅韌的意誌力，和曆史的識見與擔當。這些品德是我對您最為敬佩之處。

多年後，看到您在胡傑的電影“我雖死去”中一件件出示卞校長的血衣、遺物時，我在心裏想，您為所有的文革受難者做了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曆史會記住您不朽的功績。

最初的幾次見麵中，還有一次對話也令我難忘。您多次提及一位袁某人，對她當年對卞校長的造謠誣陷不能釋懷，還給我看過一張她拙劣偽造的照片。她是外單位的人，卞校長養病期間與她結識。文革初期，她對在不明真相的年輕學生中敗壞卞校長的清譽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但沒有證據證明八五那天批鬥校領導與她有直接關係。因為幾次見麵都說的是袁某，有一天我問您，您為什麽不提那天上手打人的學生們？

您回答說，“她們都是孩子”。

我記住了這句話。文革中我父親的專案組長曾厲聲訓斥過我和我弟弟，我因此多年不能原諒此人。您的這句話觸動了我。您是有博大胸懷的，也十分明了當時的時勢。

此後我介紹於羚與您認識，幫您整理那些寶貴的文字資料。於羚是我插隊時的好友，當時已退休，本不想再做什麽事。當我告她您需要幫助時，她說，我責無旁貸。為此她專門學會了電腦打字。一次我在電話裏問您對於羚的工作還滿意嗎？您說，（於羚）是踏破鐵鞋無處覓啊！一連說了好幾遍。

2006年清明節期間，我和於羚在事先征求了您的意見後帶劉進到您家看望。劉進來時，帶了一束鮮花。您歡迎劉進的到來。那天我們照了幾張相，您把其中您和劉進兩人單獨照的一張交炎黃春秋發表。劉進是文革初期學生代表會的主要負責人。我和於羚議論，您很看重劉進在清明期間的到訪，因為這其中明顯有悼念卞校長的意味，您是接受了劉進的悼念的。

那一次宋彬彬也十分想來，但因她“符號”色彩太重，怕刺激您，就決定先不與劉進一同來，以後再來拜訪。

2006年的8月5號是卞校長去世四十周年。那天有一個紀念活動，您和家人及一二十位客人出席，女附中學生隻有我和於羚兩人參加。您可能不記得了，我那天是遲到的。我父親2005年突然大麵積腦梗塞，開會當天上午我們子女在醫院簽字同意安放心髒起博器後，我匆匆趕到紀念卞校長的會場。

那天的會上放了胡傑的電影“我雖死去”。我是第二次看這部影片了。當卞校長最喜愛的歌曲“太行山上”響起時，我又流淚了。我幾乎在繈褓時即熟習這首歌的旋律，卞校長和我父母都是抗戰時參加中共的“三八式”幹部。我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哀痛，為父母輩哭泣。

影片中有我校一些學生在您家門口貼的辱罵卞校長大字報的鏡頭，語言粗鄙不堪入耳。我為我的同學感到深深的羞恥。看完電影後，我站起來代表女附中學生向卞校長和您道歉，於羚也講了話。在卞校長四十周年的忌日，作為唯一到會的兩個女附中學生，我們必須代表全校學生道歉。

從那一天以後，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們就再沒見過麵了。

客觀原因是我父親的病況。我每年假期回國，來去匆匆，主要任務是幫助看護數度病危的衰弱的老父。

但也有我至今說不清也不理解的原因。我們曾聽到一個十分下作的謠言，不知源頭在何處，我和於羚都很詫異，這可能造成我們之間的誤會。也還有一些其它因素。

有幾次，我和於羚商量著去看看您。但想到您年事太高，身體欠佳，怕去了是打擾，終未成行。

在我做關於八五事件的調查研究時，王友琴同學已經發表了幾篇關於八五的文章。在一處她寫到（大意），她一次返回女附中校園（現實驗中學），在卞校長倒下的宿舍樓前問幾個年輕學生，是否知道1966年在這裏發生了什麽事？沒人能回答。當年血的曆史能夠被如此徹底地遺忘，令友琴同學感到不可原諒。

在這個問題上我與王友琴是相通的。2001年秋我去實驗中學校史辦找卞校長照片，工作人員居然不知道卞校長當年是被本校學生打死的；2002年春為紀念學校成立85周年而印製的校史“大事記”中，在1966到1976年期間，除了提到學校改校名外，其餘一片空白。

王叔叔，我尊重王友琴同學多年來為“文革受難者”、特別是其中的“小人物”所作的嘔心瀝血的工作。這個態度，我曾在幾處表達過。

同時，對於八五事件和廣義的文革調查研究，我的基本想法是，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做。如果有不同看法，應該平和地交換意見，這樣有助於越來越接近事實真相，有助於對文革研究的推進。

我始終認為，曆史是公器。05/06年我在北京期間，聽說徐曉等人在幫王叔叔出一本關於八五事件的書。當時我已經做了一些調查，文章也有了初稿。一天，我與徐曉等人見麵，原原本本地將我當時掌握的材料和我的觀點與她們分享。那天在場的還有我一貫尊重的文革研究者印紅標。一起吃晚飯時印說了一句我十分讚同的話，做曆史研究，應本著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態度。

這些年來，對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些爭論，形成了兩個有些不同的“版本”。在我寫過的關於八五的幾篇文章中，我自己最看重的是“卞仲耘之死”一文，就是前麵說的我2001年秋想做的曆史論文。這篇文章根據我對20餘位原女附中師生的訪談調查，附有一百多條注釋，於2006年秋在美國一家英文學術刊物上發表。07年夏，一位老三屆朋友義務將其翻成中文（不包括注釋）。07年九月初實驗中學慶祝90年校慶的周末，我校對了譯文，將它用“白芳”的筆名發表在“二閑堂”網站上，並寫了下麵一段話：“在母校喜慶的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長的文章，有些‘煞風景’。但是，我們不但應該慶祝校慶，也不應該忘記校恥。”

前兩年，我對這篇文章的中譯文作了修正潤色，並將注釋全部譯出。該文已收集在台灣秀威書局2013年出版的“故事不是曆史”書中。

王叔叔，您是曆史學者，是我的學術前輩。在八五事件的研究上，我最主要強調了兩點：一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曆史場景和語境中去，尤其重視最上層始作俑者的作用；二是關注暴力在文革發動期的重要功能。卞校長恰恰慘死在縱容暴力發動文革的時間節點上。

 

8月5號的女附中校園，由於工作組的突然撤離、血統論對聯的“橫空出世”、和上麵直接鼓勵學生“自己解放自己”“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出現了最高領導所希望的“亂”，出現了暴力產生的條件。亂和暴力如影隨形。王叔叔，您經曆過多次革命運動，對這點一定有體會。當時對學生們影響最深的語錄，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在當時的語境下，當天發起遊鬥校領導的高一某班學生的行為，是響應號召的革命行動。 工作組撤離後合法性成為問題的以劉進為首的原師生代表會，以她們自己對政策的理解前去勸阻遊鬥打人行為。但在當時的語境下，她們的勸阻是軟弱無力的。我把她們叫做“軟弱的政策派”。 王叔叔，在文革發動期，“講政策”是不符合上麵精神的。在當時的形勢下，有幾個人敢出來講政策？8月10號新華社“造反派”自發遊鬥“走資派”和有“ 各種問題”的一百多人，規模比女附中大得多。在遊鬥的過程中，“造反派”“全般武藝”都上了，一位副社長（我想您一定認識）被打得半死。我從遠處聽到野蠻的喧囂喊叫聲，不敢相信那是從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大機關發出來的。當晚即有四人自殺，可見遊鬥現場的慘烈。當場有誰敢出麵阻攔？有誰敢出來講政策？這還是堂堂的中央機關，宣傳黨和國家政策方針的國家通訊社！ 至於宋彬彬，她當時是劉進的副手之一，並不是所謂的“紅衛兵負責人”。她八五當天沒有任何突出或有別於工作組期間成立的師生代表會團隊的行為。對於代表會主要成員在批鬥校領導過程中和卞校長倒下後，可以和應該做些什麽，我在充分考慮當時形勢的情況下，在一篇文章中做過討論。 宋彬彬所以在今天仍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是因為“八一八”，而不是“八五”。 我始終認為，關於女附中八五事件本身，將注意力集中到宋彬彬身上，是一個“偽命題”。 我對“宋彬彬/宋要武”問題的興趣，是去看一個曆史的“迷思”（myth）或“傳說”是怎樣產生，發展，變形，壯大，而葆有持久不衰生命力的。這讓我對中外曆史上其他“迷思”或傳說產生興趣。我的興趣是關於人類社會政治文化心理的。我希望有一天會有學者研究一下文革中的傳說，“宋要武”傳說大概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個。 王叔叔，我的看法您可能不同意。但在父母的老同事、我所敬重的長輩麵前，維麗隻能說實話。請叔叔理解、見諒。 您見過劉進，也許沒見過宋彬彬。我06年春認識宋彬彬，對她進行訪談。我和宋的關係，始終是曆史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有意識地保持一定距離。我對她的了解是這些年逐步深入的。一開始，就像許多國人一樣，我對她是有疑的。我清楚地記得，我訪談開始時對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因為不相信她沒叫過“宋要武”，當麵質疑她。 我後來反複核查的結果證實，她確實沒有改名叫過“宋要武”。在一篇文章中（“從八五事件講起”），我有些調侃地說，“宋要武”是“全國人民”給她改的名。 但她背了四十多年“宋要武”的黑鍋，千夫所指，至今在一些人眼中“十惡不赦”，“永遠釘在了曆史恥辱柱上”。 一個因機緣（多數為偶然）被造就的“符號”，一個當年不滿19歲的青年，應當對文革的累累血債承擔什麽責任？這是我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情）。我願請教曆史學者、法律專家和所有關心文革曆史的人們。 王叔叔，我這些年目睹宋彬彬從初始的滿腹委屈和急於辯解，到逐漸地跳出“小我”，比較真切地感受到廣大的、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深重苦難，一步步地向“外”走，向前走。在這方麵，我同班出身社會底層的同學馮敬蘭提供的文革受難“小人物”的視角，對宋彬彬幫助很大。她走到了今天，走到了一月12號在女附中師生見麵會上的含淚發言。在這個過程中，她承受了巨大的、長久的、不為外人道的、來自多方麵的壓力。 我要說，宋彬彬贏得了我的敬意。 王叔叔，下麵給您匯報一下最近召開的兩次會議。 您也許聽說過，近年來我們形成了一個“五人團隊”，其實今天我們的團隊已經遠不止五人了，其中有您見過麵的羅治，和北大法學院教授李紅雲等人。大家的背景經曆不相同，看法觀點也不盡一致，如果寫文章，也都是文責自負。但有一個共同點將我們連在了一起，那就是對曆史的基本責任感。 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時候八中陳小魯等人集體向老師道歉的啟發，我“冒”出個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間召開一個有若幹北京老三屆同代人參加的座談會，從女附中八五事件談起，但要超越女附中，共同反思文革。我在給朋友們的電子郵件中說，從我個人來講，文革事過越久，世人的文革記憶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甚至是一種很個人的“恥感”。猶太人沒完沒了地講述他們的故事，幾十年了，沒嫌過煩，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中國的文革到今天已經48年了，當年的少年，今天已步入老年，我們再不講，文革就會被遺忘得幹幹淨淨。陳小魯等人的道歉，引發社會效應，讓文革曆史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們應該跟進。 這個簡單的想法，得到大家積極熱烈的響應，紛紛出謀劃策，陳小魯也在第一時間表示支持。這就是今年一月4號第一次會議的“緣起”。這次題為“八五　記憶　反思”的會議被定位為同代人的座談會，除了女附中和八中的一些同學，還有幾位既是老三屆又是文革研究者的朋友，也請了少數媒體。會議的宗旨是“直麵曆史，搶救記憶，反思文革，拒絕遺忘”。這次會議已經整理出一個發言紀要。 一月四號的會議是成功的，會上媒體的青年朋友也提出了一些問題，包括為什麽不邀請老師參加。一月8號，我們開了個總結會。會後有幾個同學一起去看望原初三四班班主任金老師。在金老師家，我們提起年輕人的問題，也表達了希望召開一個類似八中向老師道歉的會議。快人快語的金老師說，要開，就趕緊幹，要不就來不及了。隨後，文革後出任過實驗中學校長的王老師也來到金老師家，“現場辦公”，與現任校領導聯係，拍板將“老三屆學生與老師見麵會”（一個刻意不“敏感”的名稱）定在一月12號召開。所以這樣急，一是為了趕在春節之前，二是為了在周末，三是為了就公事繁忙的王老師的時間。金老師說，時間緊，天氣冷，老師們高齡體弱，有的住的很遠，能來七八個人就不錯了。我也覺得滿打滿算隻有三天準備時間，太緊張了。但當時的感覺，是老師們在推著我們走，師生一拍即合，完全想到了一塊兒，大家都很興奮，都想完成一件在每人心中已拖欠太久的大事。用劉進的話講，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王叔叔，我在給您信的開頭說，12號的會議讓我感到一種多年久違的精神升華。這次會議的宗旨，在一月四號會議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寬容和解”四個字，這是羅治在金老師家提出來的，我覺得非常好。雖然會上有劉宋等學生的發言，也來了不少同學，包括負責做塑像的原六五屆同學，但會議的真正主角是老師們。我們都沒有想到，雖然隻有短短三天的通知時間，但一下子來了二十位老師，有的年近九十，有的臨時停了點滴。看著在寒風中被攙著扶著蹣跚而來老人們，我想落淚。我突然明白，老師們等這一天等的太久了！ 老師們都白發蒼蒼，學生們也都鬢角灰白，大家共聚在安放卞校長塑像的會議室，心中都有一種難以言傳的特殊感覺：48年後，我們在共同見證曆史。 王叔叔，此時此刻，我多麽希望您在場！ 一位攝像記者事後告訴我，他注意到，在會議過程中，八五過後用左手給您寫匿名慰問信的張老師一直在默默流淚，旁邊一位老師的一滴眼淚長久掛在眼角邊，她忘了去擦。一位男老師發言說，他得知卞校長的塑像被安放在這間會議室後，遠道徑直而來，推門而入，向卞校長的像敬了一個軍禮，說，“卞大姐，我來看您了”。那位年輕記者說，他聽到這裏，“再也扛不住了”，一邊拍攝，一邊落淚。 老師們的發言句句出自肺腑，王老師講的尤其深刻精辟。胡校長的女兒丁冬紅（胡依年）說，她母親生前多次跟孩子們講，那天發生的一切她都曆曆在目，學生的名字都能叫得上來，但是她“原諒所有的孩子們”。 在現場氣氛的感召下，有兩個當年鬥爭過老師的學生當場道歉。 給我印象深的，還有教數學的張老師一席非常樸素的話。他說他四十幾歲的孩子不知道文革，二十幾歲的孫子更不知道。我們應當讓後人知道文革。 王叔叔，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共同努力（包括王友琴同學多年來的不懈努力）能夠讓一些後人想去知道文革是怎麽回事，以民間促政府，一點點地去“拱卒”，我們也算盡了一點曆史責任。您曆盡艱辛保留下來的曆史證據，會被後人永遠珍存，您可以告慰卞校長和所有的文革受難者了。 祝您和家人好！祝馬年新春快樂！ 您的晚輩 維麗

[康無為]

伊的要點是：1， 宋是好人，別難為她了，2，我們當時都是“孩子”，別難為我們了，帳算到時代和環境的頭上，2，您這麽大歲數了，看開點，學會寬容，要跳出小我。不愧是當年的紅衛兵又加美國的學術訓練。大家都得閉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