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正文
轉載者注: 如果這些大師的領域是"理工農醫"等自然科學的話, 日子恐怕就不同了, 這些"人文科學", 對老毛康生等來說, 除了外語, 他倆才不尿這些"大師"咧, 這也是為什麽後來人越來越認為文科危險又沒用的緣故吧.
1
剛剛看完大陸兩年前出版的《民國的底氣》，書裏介紹了12位民國時期蜚聲中外的北大、清華教授，其中有幾位我從前根本沒有留意過，很有收獲。書中提到了北大校史展覽館裏有當年教職員工的工資表原件：像李大釗月薪300元；胡適100，魯迅60，而排在第五名的是劉文典，每月160元。毛澤東告訴斯諾他在北大圖書館也做過，《紅星照耀中國》裏麵有這樣的內容：（毛澤東說，）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給了我圖書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劉文典何許人也，他教30天課，毛澤東要在圖書館裏幹20個月？
劉文典出生在1889年，安徽人，17歲時進蕪湖公學念書。讀書期間受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和影響加入了同盟會。1909年他到日本留學，期間應章太炎之邀，參加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編輯工作。辛亥革命勝利後回國，在宋教仁辦的《民立報》擔任翻譯和記者。1913年宋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劉文典手臂也中了槍彈。再次到日本後，劉給孫中山當過秘書，所以也算是民國的元老和功臣。
1916年，陳獨秀到北大出任文科學長，順便把劉文典介紹給了蔡元培。這個劉文典在北大期間把古籍校勘和注釋學作為自己研究方向，1923年出版了專著《淮南鴻烈集解》，自此確立了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1927年離開北大籌辦安徽大學，後在那任校長一職。
1928年11月，安徽大學發生學潮，正在安徽的蔣介石召見劉文典，質問他，你校長怎麽當的？劉回答，你是總司令，就管帶好你的兵，學校的事情我來管。言來語去惹怒了蔣，被下令關押了起來。這個事情在當時影響很大，胡適寫文章《人權和約法》，質疑當今社會是人治還是法治？蔡元培致電蔣介石：“文人學士，理當優待。今先生拘叔雅，敢問何由？”那時，手握重兵的蔣總司令在民國秀才麵前真的表現得“搞獨裁沒有膽量”，7天後把劉文典放了出來。章太炎聽說此事亦覺不平，贈劉一幅對聯：“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彌正平”，借漢末狂士彌衡擊鼓罵曹的典故，頌揚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節氣。
1949年，胡適為劉文典聯係好了美國的大學，辦好了他們一家三口的機票。但是劉文典拒絕了胡適的好意，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離開我的祖國？” 好，有骨氣！就是嘛，蔣介石不怕，為什麽要怕毛澤東？
其實劉文典考慮問題並不周到，他那時大概不知道“祖國”既是一個地域概念，但也包含了一種政治屬性。同樣是那塊土地，49年前由民國政府統治，而49年後則成為共產黨的天下。對於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不能簡單地從地域上來確定哪裏是自己祖國，有時首先需要考慮的，還是你個人的學術思想以及價值觀是否能夠在那塊土地上被認可、被接受。
49年之後，曾經桀驁不馴的民國教授，劉文典不得不妥協和屈從，但那並沒有能夠逃脫“祖國”施加給他們的壓力和帽子。正因為留在祖國是他個人主動的選擇，所以他必須吞下所有由之帶來的後果。1958年4月19日，雲南大學校刊發表社論：《把一切資產階級思想搞臭、燒透》，文章點名劉文典“表裏不一、言行不一的態度很惡劣”。5月2日，劉作長篇自我檢查，但是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解脫，反而成了批判他的有力證據。6月11日，校黨委決定對“劉文典必須反複批判”。在經曆了那些年的改造、鬥爭，58年時劉教授的身心已經垮了，下一個批判會還沒有來得及開，他突發腦溢血，7月14日自己先死了。
被蔣介石釋放後，劉文典告訴馮友蘭，他之所以敢當麵頂撞蔣介石，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任意處置文化人的先例。其實民國那時還有另外一種態勢：當文人遭遇強權的淫威時，他們不是隻顧自保。那時的知識分子知道，當一個教授不能自由表達觀點和權利時，如果他的周圍鴉雀無聲，接下來必將是知識分子這個集體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地位。
2
錢學森曾經提出“為什麽我們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麽一個問題。他對溫家寶說，回過頭來看，這麽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我覺得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依我看，這個問題還可以這麽問，49年後的中國大學裏還有沒有像民國時期那樣具有自由意識/意誌的教授？就算還有那樣的教授，他們還能不能像在民國時那樣獨立、自主地給學生上課？
陳寅恪出生在1890年，比劉文典小一歲，他們曾經同事。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陳是四位導師之一。劉文典對陳寅恪的人格和學術水平非常欽佩，他常常在課堂裏豎起大拇指對學生說，這是陳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指著自己：這是劉某人。
1948年，按照政府“搶運學人”的計劃，陳寅恪隨胡適同機撤退到了南京，但是最後卻被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留在了大陸。
1953年，陳寅恪過去最得意的學生、北大曆史係教師汪篯登門作說客，麵交郭沫若、李四光的邀請信，請陳寅恪北上，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 “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他還提出兩個具體要求：第一條，允許中國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義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習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真要調查，也隻是這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政治上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陳寅恪這些話，就是在60年後的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誰能說這不是一個曆史學家，在對社會曆史發展作了細致深入了解後才會有的睿智和見識？當然，49年後的中國政府是絕對沒有肚量聽取、接受陳寅恪這樣民國教授們的諫言的，不管他們公開時使用什麽標語，怎樣的口號。
從40年代開始，陳寅恪左右雙眼分別失明，他一生後期的研究寫作都是在助手的幫助下完成的。1962年摔斷右腿股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1966年7月，文革風暴刮到了嶺南，大字報從陳寅恪居住的樓房外麵一直貼到室外，甚至連躺在床上的陳寅恪的衣服上也被大字報蓋滿，一個高音喇叭也安裝在陳的床頭，勒令他檢查交待。此外，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書籍查封，手稿沒搜。1969年新年剛過，陳寅恪被責令搬出生活了16年的家，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3
劉文典，陳寅恪和毛澤東的年歲相仿。事實上，民國那些著名教授很多都是在19世紀最後十年裏出生的，比如胡適1891，趙元任1892，吳宓1894，金嶽霖1895，傅斯年1896，等等。毋庸諱言，和這些文人教授相比，1893年出生的毛澤東，其家學淵源，他個人智力都有很大的差距，讀書考試不是他的強項，否則他也許就做教授了。那時，當別的年輕人20歲上下出洋留學，紮紮實實為將來做學問而打基礎，他卻在湖南、上海、北京來回彷徨，還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和方向。
毛沒有接受過任何現代科學知識的教育，但是他無師自通計謀權術；因為英文學不好而退學，但這並不妨礙他對馬恩著說頂禮膜拜。他不懂管理，貶低書本知識，蔑視讀書人，卻拿一個國家的福祉，幾億人的生靈去實踐那些烏托邦理論；他雖然沒有下令剝奪劉文典、陳寅恪這些民國教授做人、做學問的權利和資格，但是他的那一套思想、手法卻顛覆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結構和框架。
4
1978年1月17日，在陝西涇陽一家醫院裏，一個跛足失明的84歲老人去世了。他就是中國比較文學奠基人，民國時期清華大學的教授吳宓。吳宓生前給他自己一生分了三個階段、各28年。自1894出生到1921年從美國留學回來，那是他人生的求學階段；從1921到1949年，吳宓分別在國內幾所大學著述、任教，那是他事業有成的階段；從1949到1978年去世，那是他落魄落難一生最後的28年。1921年和1949年，這兩個年份在中國現代史上有著不一般的意義，也正好是吳宓教授人生的兩個轉折點，十分詭異。
1921年回國後，吳宓先是在南京東南大學開設“中西詩之比較”課，同時創辦《學衡》雜誌。《學衡》集聚了湯用彤，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等民國大家，形成了一個頗具影響的文化群體，世稱“學衡派”。吳宓一生最讓他自豪也最為人們所銘記的功績，可能還是1925年他負責籌辦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清華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位導師。吳宓去延請王國維時，進門就先三鞠躬，表示了十分的誠意，讓王國維非常感動，自此結下了信任和友誼。兩年後王國維投河自盡前寫下遺囑，表明要讓吳宓、陳寅恪二人打理他的後事。
1942年，吳宓被國民政府聘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同時獲此殊榮的還有陳寅恪（曆史）和湯用彤（哲學）。之後，吳宓還獲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一職。1943年至1944年吳宓代理西南聯大外文係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係教授，1946年2月到武漢大學任外文係主任，兼校務委員會委員。1948年辭退嶺南大學和台灣大學文學院長的職位，入蜀定居，後一直在西南師範學院任教。
1952年，吳宓被迫參加知識分子改造運動。2月28日他的長達數千字的《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的思想檢查登載在重慶中共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上。在那份檢查中，吳宓在對自己1949年以前的求學、教書、寫作、辦報刊以及生活行為進行了全麵檢討、自我批判否定之後還談了對新社會的認識。希望通過在昔非今是的情感轉換和理性認同中，實現個人身份和社會角色的重新設定，以此完成從政治認同到思想改造的過程。毋庸置疑，那是那個時期所有知識分子都不得不經曆的所謂“思想革命”，隻是像吳宓這些選擇留在大陸的民國教授，遭遇更壞，更差罷了。
文革開始，吳宓經曆了更多的厄運，因為他那些個人的曆史自動地又成了文化革命的對象了。他蹲過牛棚，下過鄉，參加過體力勞動。66年他已經72歲了，但還是被架上高台批鬥示眾，因此而跌斷左腿。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表示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那時，吳宓右目失明，左眼白內障嚴重，77年時個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其胞妹吳須曼才得以將他領回陝西老家。吳教授老了，那最後28年給了他太強烈、太深刻的記憶了，以致吃飯時還總要問“還要請示嗎”？
5
1949年，金嶽霖也選擇留在北京，改造運動來了之後，他轉變得很快也很徹底。他開始認真學習馬列，批判梁漱溟、費孝通、章伯鈞，他還批判胡適，批判杜威，甚至包括自己一直非常敬仰的羅素。他用很大的熱情，和錢鍾書、王佐良等一起翻譯《毛選》。在自己寫的《晚年的回憶》裏他告訴讀者：毛澤東曾經請他吃飯，還給他夾過菜。有一次，毛對金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嶽霖聽後真的在北京大街上找了一個板車夫，讓他每天在王府井一帶轉悠，如此風雨無阻地和社會“接觸”了兩年。知道這種事情的人心裏一定會產生一種唏噓，幾多酸楚。
在我看來，金嶽霖的人生在情感方麵本來就是一出悲劇，49年後他背叛自己原先的學術思想，放棄知識分子的良知，在人格方麵又演了一出醜劇。但是，我怎麽都看不出毛澤東有什麽資本、有什麽資格可以教訓金嶽霖。金嶽霖16歲考入清華，19歲赴美，25歲拿了博士。25歲時的毛澤東有什麽呢？他告訴斯諾：“我在師範學校讀了五年書，抵住了後來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
我們知道，毛澤東的一生，既沒有自然科學的基礎和知識，也沒有社會科學研究範圍裏的專長，隻不過因為成王敗寇的規則而讓他成為一代君主。曆史地看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某些階段以及在某些區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以武力、依權謀去爭奪，去掌控統治權力而不是以個人的人格人品，道德情操、知識經驗去衡量高低 ，去競爭優劣。在那種社會形態下，得天下者並不一定是智者，也不可能是仁者，很可能還是相反。毛澤東死後中共宣稱，到了1976年，整個國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就足以說明毛澤東的問題。
一般來說，在任何年代，喜歡革命的、熱衷造反的，幾乎都是當官、發財、做學問的路統統都已經走不通的人。當我看完這本《民國的底氣》，知道有那麽多留下來的民國教授的遭遇，我從心底裏希望，如果毛澤東也出生在那麽一個書香門第，或者是官宦人家，他年輕時就不至於那麽惶惶沒有方向。如果他那時有一點出路，他也可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民國教授，那麽這120年後，也同樣會有人追捧，有人歌頌。如果這樣的話，這一個世紀來，中國，中國人要少受多少災，少受多少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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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看完大陸兩年前出版的《民國的底氣》，書裏介紹了12位民國時期蜚聲中外的北大、清華教授，其中有幾位我從前根本沒有留意過，很有收獲。書中提到了北大校史展覽館裏有當年教職員工的工資表原件：像李大釗月薪300元；胡適100，魯迅60，而排在第五名的是劉文典，每月160元。毛澤東告訴斯諾他在北大圖書館也做過，《紅星照耀中國》裏麵有這樣的內容：（毛澤東說，）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給了我圖書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劉文典何許人也，他教30天課，毛澤東要在圖書館裏幹20個月？
劉文典出生在1889年，安徽人，17歲時進蕪湖公學念書。讀書期間受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和影響加入了同盟會。1909年他到日本留學，期間應章太炎之邀，參加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編輯工作。辛亥革命勝利後回國，在宋教仁辦的《民立報》擔任翻譯和記者。1913年宋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劉文典手臂也中了槍彈。再次到日本後，劉給孫中山當過秘書，所以也算是民國的元老和功臣。
1916年，陳獨秀到北大出任文科學長，順便把劉文典介紹給了蔡元培。這個劉文典在北大期間把古籍校勘和注釋學作為自己研究方向，1923年出版了專著《淮南鴻烈集解》，自此確立了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1927年離開北大籌辦安徽大學，後在那任校長一職。
1928年11月，安徽大學發生學潮，正在安徽的蔣介石召見劉文典，質問他，你校長怎麽當的？劉回答，你是總司令，就管帶好你的兵，學校的事情我來管。言來語去惹怒了蔣，被下令關押了起來。這個事情在當時影響很大，胡適寫文章《人權和約法》，質疑當今社會是人治還是法治？蔡元培致電蔣介石：“文人學士，理當優待。今先生拘叔雅，敢問何由？”那時，手握重兵的蔣總司令在民國秀才麵前真的表現得“搞獨裁沒有膽量”，7天後把劉文典放了出來。章太炎聽說此事亦覺不平，贈劉一幅對聯：“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彌正平”，借漢末狂士彌衡擊鼓罵曹的典故，頌揚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節氣。
1949年，胡適為劉文典聯係好了美國的大學，辦好了他們一家三口的機票。但是劉文典拒絕了胡適的好意，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麽要離開我的祖國？” 好，有骨氣！就是嘛，蔣介石不怕，為什麽要怕毛澤東？
其實劉文典考慮問題並不周到，他那時大概不知道“祖國”既是一個地域概念，但也包含了一種政治屬性。同樣是那塊土地，49年前由民國政府統治，而49年後則成為共產黨的天下。對於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不能簡單地從地域上來確定哪裏是自己祖國，有時首先需要考慮的，還是你個人的學術思想以及價值觀是否能夠在那塊土地上被認可、被接受。
49年之後，曾經桀驁不馴的民國教授，劉文典不得不妥協和屈從，但那並沒有能夠逃脫“祖國”施加給他們的壓力和帽子。正因為留在祖國是他個人主動的選擇，所以他必須吞下所有由之帶來的後果。1958年4月19日，雲南大學校刊發表社論：《把一切資產階級思想搞臭、燒透》，文章點名劉文典“表裏不一、言行不一的態度很惡劣”。5月2日，劉作長篇自我檢查，但是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解脫，反而成了批判他的有力證據。6月11日，校黨委決定對“劉文典必須反複批判”。在經曆了那些年的改造、鬥爭，58年時劉教授的身心已經垮了，下一個批判會還沒有來得及開，他突發腦溢血，7月14日自己先死了。
被蔣介石釋放後，劉文典告訴馮友蘭，他之所以敢當麵頂撞蔣介石，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任意處置文化人的先例。其實民國那時還有另外一種態勢：當文人遭遇強權的淫威時，他們不是隻顧自保。那時的知識分子知道，當一個教授不能自由表達觀點和權利時，如果他的周圍鴉雀無聲，接下來必將是知識分子這個集體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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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曾經提出“為什麽我們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麽一個問題。他對溫家寶說，回過頭來看，這麽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我覺得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依我看，這個問題還可以這麽問，49年後的中國大學裏還有沒有像民國時期那樣具有自由意識/意誌的教授？就算還有那樣的教授，他們還能不能像在民國時那樣獨立、自主地給學生上課？
陳寅恪出生在1890年，比劉文典小一歲，他們曾經同事。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陳是四位導師之一。劉文典對陳寅恪的人格和學術水平非常欽佩，他常常在課堂裏豎起大拇指對學生說，這是陳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指著自己：這是劉某人。
1948年，按照政府“搶運學人”的計劃，陳寅恪隨胡適同機撤退到了南京，但是最後卻被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留在了大陸。
1953年，陳寅恪過去最得意的學生、北大曆史係教師汪篯登門作說客，麵交郭沫若、李四光的邀請信，請陳寅恪北上，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 “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他還提出兩個具體要求：第一條，允許中國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義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習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真要調查，也隻是這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政治上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陳寅恪這些話，就是在60年後的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誰能說這不是一個曆史學家，在對社會曆史發展作了細致深入了解後才會有的睿智和見識？當然，49年後的中國政府是絕對沒有肚量聽取、接受陳寅恪這樣民國教授們的諫言的，不管他們公開時使用什麽標語，怎樣的口號。
從40年代開始，陳寅恪左右雙眼分別失明，他一生後期的研究寫作都是在助手的幫助下完成的。1962年摔斷右腿股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1966年7月，文革風暴刮到了嶺南，大字報從陳寅恪居住的樓房外麵一直貼到室外，甚至連躺在床上的陳寅恪的衣服上也被大字報蓋滿，一個高音喇叭也安裝在陳的床頭，勒令他檢查交待。此外，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書籍查封，手稿沒搜。1969年新年剛過，陳寅恪被責令搬出生活了16年的家，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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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陳寅恪和毛澤東的年歲相仿。事實上，民國那些著名教授很多都是在19世紀最後十年裏出生的，比如胡適1891，趙元任1892，吳宓1894，金嶽霖1895，傅斯年1896，等等。毋庸諱言，和這些文人教授相比，1893年出生的毛澤東，其家學淵源，他個人智力都有很大的差距，讀書考試不是他的強項，否則他也許就做教授了。那時，當別的年輕人20歲上下出洋留學，紮紮實實為將來做學問而打基礎，他卻在湖南、上海、北京來回彷徨，還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和方向。
毛沒有接受過任何現代科學知識的教育，但是他無師自通計謀權術；因為英文學不好而退學，但這並不妨礙他對馬恩著說頂禮膜拜。他不懂管理，貶低書本知識，蔑視讀書人，卻拿一個國家的福祉，幾億人的生靈去實踐那些烏托邦理論；他雖然沒有下令剝奪劉文典、陳寅恪這些民國教授做人、做學問的權利和資格，但是他的那一套思想、手法卻顛覆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結構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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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17日，在陝西涇陽一家醫院裏，一個跛足失明的84歲老人去世了。他就是中國比較文學奠基人，民國時期清華大學的教授吳宓。吳宓生前給他自己一生分了三個階段、各28年。自1894出生到1921年從美國留學回來，那是他人生的求學階段；從1921到1949年，吳宓分別在國內幾所大學著述、任教，那是他事業有成的階段；從1949到1978年去世，那是他落魄落難一生最後的28年。1921年和1949年，這兩個年份在中國現代史上有著不一般的意義，也正好是吳宓教授人生的兩個轉折點，十分詭異。
1921年回國後，吳宓先是在南京東南大學開設“中西詩之比較”課，同時創辦《學衡》雜誌。《學衡》集聚了湯用彤，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等民國大家，形成了一個頗具影響的文化群體，世稱“學衡派”。吳宓一生最讓他自豪也最為人們所銘記的功績，可能還是1925年他負責籌辦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清華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位導師。吳宓去延請王國維時，進門就先三鞠躬，表示了十分的誠意，讓王國維非常感動，自此結下了信任和友誼。兩年後王國維投河自盡前寫下遺囑，表明要讓吳宓、陳寅恪二人打理他的後事。
1942年，吳宓被國民政府聘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同時獲此殊榮的還有陳寅恪（曆史）和湯用彤（哲學）。之後，吳宓還獲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一職。1943年至1944年吳宓代理西南聯大外文係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學外文係教授，1946年2月到武漢大學任外文係主任，兼校務委員會委員。1948年辭退嶺南大學和台灣大學文學院長的職位，入蜀定居，後一直在西南師範學院任教。
1952年，吳宓被迫參加知識分子改造運動。2月28日他的長達數千字的《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的思想檢查登載在重慶中共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上。在那份檢查中，吳宓在對自己1949年以前的求學、教書、寫作、辦報刊以及生活行為進行了全麵檢討、自我批判否定之後還談了對新社會的認識。希望通過在昔非今是的情感轉換和理性認同中，實現個人身份和社會角色的重新設定，以此完成從政治認同到思想改造的過程。毋庸置疑，那是那個時期所有知識分子都不得不經曆的所謂“思想革命”，隻是像吳宓這些選擇留在大陸的民國教授，遭遇更壞，更差罷了。
文革開始，吳宓經曆了更多的厄運，因為他那些個人的曆史自動地又成了文化革命的對象了。他蹲過牛棚，下過鄉，參加過體力勞動。66年他已經72歲了，但還是被架上高台批鬥示眾，因此而跌斷左腿。到批林批孔時，吳宓不肯批判孔子，表示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那時，吳宓右目失明，左眼白內障嚴重，77年時個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其胞妹吳須曼才得以將他領回陝西老家。吳教授老了，那最後28年給了他太強烈、太深刻的記憶了，以致吃飯時還總要問“還要請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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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金嶽霖也選擇留在北京，改造運動來了之後，他轉變得很快也很徹底。他開始認真學習馬列，批判梁漱溟、費孝通、章伯鈞，他還批判胡適，批判杜威，甚至包括自己一直非常敬仰的羅素。他用很大的熱情，和錢鍾書、王佐良等一起翻譯《毛選》。在自己寫的《晚年的回憶》裏他告訴讀者：毛澤東曾經請他吃飯，還給他夾過菜。有一次，毛對金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嶽霖聽後真的在北京大街上找了一個板車夫，讓他每天在王府井一帶轉悠，如此風雨無阻地和社會“接觸”了兩年。知道這種事情的人心裏一定會產生一種唏噓，幾多酸楚。
在我看來，金嶽霖的人生在情感方麵本來就是一出悲劇，49年後他背叛自己原先的學術思想，放棄知識分子的良知，在人格方麵又演了一出醜劇。但是，我怎麽都看不出毛澤東有什麽資本、有什麽資格可以教訓金嶽霖。金嶽霖16歲考入清華，19歲赴美，25歲拿了博士。25歲時的毛澤東有什麽呢？他告訴斯諾：“我在師範學校讀了五年書，抵住了後來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
我們知道，毛澤東的一生，既沒有自然科學的基礎和知識，也沒有社會科學研究範圍裏的專長，隻不過因為成王敗寇的規則而讓他成為一代君主。曆史地看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某些階段以及在某些區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以武力、依權謀去爭奪，去掌控統治權力而不是以個人的人格人品，道德情操、知識經驗去衡量高低 ，去競爭優劣。在那種社會形態下，得天下者並不一定是智者，也不可能是仁者，很可能還是相反。毛澤東死後中共宣稱，到了1976年，整個國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就足以說明毛澤東的問題。
一般來說，在任何年代，喜歡革命的、熱衷造反的，幾乎都是當官、發財、做學問的路統統都已經走不通的人。當我看完這本《民國的底氣》，知道有那麽多留下來的民國教授的遭遇，我從心底裏希望，如果毛澤東也出生在那麽一個書香門第，或者是官宦人家，他年輕時就不至於那麽惶惶沒有方向。如果他那時有一點出路，他也可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民國教授，那麽這120年後，也同樣會有人追捧，有人歌頌。如果這樣的話，這一個世紀來，中國，中國人要少受多少災，少受多少罪啊。
中共領導人這幾年可能終於明白過來了，所以紛紛給自己造個假的人文學科的博士文憑，以充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