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邁克：關於中國共產黨中央調查部的曆史考察(轉載）

大約30年前，在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我和兩位資深的中國外交官有過一次交談。當時我正在醞釀以中國的“大躍進”為題材的博士論文。交談中我提到，最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材料裏我偶然看到有一個名叫中國共產黨中央調查部（以下簡稱中調部）的機構，可我在《人民日報》上從來沒有看到過這個機構，所以請他們證實一下，這個神秘機構過去或者現在存在過嗎？他們抱歉地說不能證實，對這個機構也一無所知。
和我交談的這兩位外交官對中調部當然非常熟悉，但當時這是國家機密，對於一個好奇的瑞典博士生的詢問，他們隻能諱莫如深。畢竟這是一個和英國秘密情報局相當的中國機構。就算是在英國，也隻是到了1994年3月《情報法》（即《政府情報公開實施報告》及其《解釋方針》——譯者注）頒布以後英國政府才正式承認英國秘密情報局這個機構的存在。換言之，如果20世紀80年代初我問兩位英國外交官是否有軍情六處這個機構存在，他們同樣也會否認。這是因為我的學術好奇心和國家機密相衝突。
幾年後，我看到有關中國的資料裏出現了中調部這個名稱。1983年它變成了國家安全部，中調部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已經成為曆史，於是我決定利用能見到的來自中國的零散資料撰寫一份中調部簡史。　

　　中調部的前身
 

中調部並不是某些二手材料所說的那樣在20世紀40年代末就已經組建，而且它的前身也並不是有些人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工作部。中調部成立於1955年，此前它經曆過一個不短的過渡期。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社會工作部撤銷。1949年以後整整6年，無論是軍事情報部門還是地方（政治）情報部門，都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來管理。撤銷後的中央社會部的一些部門於1955年組成中調部，但從1950～1955年，它的名稱是中央軍委聯絡部。這一時期負責情報工作的是周恩來，他是中國共產黨秘密情報活動的發起人，從一開始就堅持在所有形式的情報（人事情報、技術情報、戰術情報、戰略情報）工作中投入較大資源。他認為，隻要階級鬥爭存在一天，情報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戰勝敵人，非有情報工作不可。”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1949～1955年中國的情報機構經曆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較好地適應了當時複雜多變的環境。20世紀70年代，英國一位著名記者兼學者提到朝鮮戰爭帶來的重大影響時認為，朝鮮戰爭“迫使共產黨加速建設中國的秘密情報隊伍。通常情況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壓縮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組織方麵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錯誤”。不過，現在看來，當時還不穩定的蘇聯情報機構在決定新中國的情報機構如何組建方麵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羅斯情報史專家克裏斯托弗·安德魯和瓦西裏·米特羅欽稱，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的對外情報機構處於“混亂”狀態。當時正是情報委員會時期，該委員會試圖把蘇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和蘇聯軍事情報局歸並到一起，但這次改組的目標沒有完全實現，委員會建立一年後便出現問題，於1951年下半年撤銷。因為來自莫斯科情報委員會的高級顧問們（他們形式上歸蘇聯大使館管轄，實際上直屬莫斯科）積極參與幫助中國建立情報機構，所以，這一時期他們給中國提出的建議現在看來可能同樣是“混亂”的。
1949年，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周恩來於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匯報會議，商討情報、公安兩個部門的組建等問題。7月11日，周恩來同意中共華北局提出的建議，將華北局社會部並入中央社會部。後來的結果表明，這是撤銷當時已有的最高機構的開始，因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8月9日在給各解放區中央局及分局的電報中指出：“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設我們的保衛與情報工作，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另成立情報、公安兩部（中央政府成立時，為政府的情報、公安兩部）。”該計劃後來隻實施了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後，中央社會部的保衛工作確實移交了，但列入計劃的情報部卻沒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他公開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長）。此前，從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會部的負責人，先是擔任代理部長，後任部長。1949年後，中央軍委在各地成立了“開展國際情報工作的專門機構”。李克農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工作，這一時期擔任李克農助手的是羅青長。1955年中調部成立後，羅青長擔任秘書長，1983年從中調部最後一任部長位置上退休。他與周恩關係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負責情報工作。
從目前的資料中無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這段機構調整期，後來的調查部和此時軍委的情報部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曆史研究者可以根據現有資料確定軍委情報部何時成立，誰是領導人，但對於調查部，現有資料都語焉不詳。從一份有關羅青長職務的準官方列表看，有一個時期，這兩個單位實際上是一體的，羅青長同時擔任軍委的情報部一局局長和聯絡部一局局長，1950年底擔任聯絡部高層領導職務的人員中有後來任中調部主要領導的鄒大鵬、馬次青和馮鉉。
1950年是中國高層情報官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的一年。李克農曾撰寫中共情報活動的（不公開的）官方曆史，這樣做的目的是“促進新中國情報工作的政治和業務發展”。而其同事則對中央社會部的政策和業務構架進行評審，使之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下，向國外派遣情報人員是需要解決的眾多敏感問題中的一個。它已經不單純是由一個革命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派遣，從事實和法理上是由中國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開的情報工作會議對國家最初的一些情報政策達成了一致意見。會前，在1月底召開的第4次東北公安工作會議上，對於大力開展境外情報工作指出：“必須建立反奸情報派遣工作。因此東北公安部、遼東、遼西省廳、沈陽、旅大公安局，應物色具有派遣條件的我之幹部或可靠關係，以及個別向我秘密自首並能掌握而有適於派遣的黨特分子，加以秘密訓練，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務：主要是以設法打入蔣、美、英、朝、日本特務機關內部，偵察其敵特活動情況、陰謀計劃和向我區派遣人員的線索等情報。但這種派遣，必須精幹隱蔽，長期打算，單線領導，不要濫竽充數，不準發展關係。但對其中利用分子，應時刻警惕，防範敵人的反間陰謀。”
當時情報工作（特別是國外情報工作）的總體政策是什麽？1950年4月1日，周恩來指出，情報工作要從單純的軍事情報向軍事和政治情報轉變，還需要增加經濟情報，科技情報還沒有搞，要開辟國外的情報工作。情報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輸出革命，完全是為了主動防禦。10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與副部長羅奇清和政保局局長陳龍談話時指出：“中國進行國外情報工作的原則和帝國主義分子不同，我們的目的是了解敵人針對我方的陰謀。我們的目的是防禦，是積極防禦。隻有了解對方，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後，周恩來等人設想的情報工作就總體而言仍處於初始階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各地情報部門業務幹部量少質差，主動不夠，尚影響工作開展。”李克農要求在多方麵做出改進。這些改進最終促成了1955年中調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軍事情報、技術情報和政治情報正式劃歸新設立的機構——總情報部負責，由李克農任部長，直屬中共中央而不是由總參謀部管轄。這種組織形式有助於橫向協調，但對於提高獲得情報的能力幫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總情報部撤銷，李克農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並繼續分管聯絡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髒病，此時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離崗治療。1954年春，由誰通過什麽渠道給聯絡部提供經費出現了爭論，這個問題通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部長鄧典桃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磋商得以解決。這是源於1954年中共中央對各直屬機關的“預算外資金”進行規範管理。1954年秋，機構改革的時機成熟了。

　　1955年中調部成立

2001年，《楊尚昆日記》出版之前，外國學術界對於中調部成立的確切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它的成立時間和成立經過，漢學家和情報史專家們隻能猜測。楊尚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4年中一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了他日記中提供的信息，我們終於可以勾勒出一個大概的時間輪廓。
1955年2月23日，聯絡部的羅青長、鄒大鵬和馬次青拜訪楊尚昆，毛誠陪同前往，商談聯絡部的“歸宿”問題，他們表示願意回到黨的係統中來，稱這是“群眾的一種情緒”。28日，楊尚昆找到李克農，和他談聯絡部（在日記中稱之為“政情部”）歸屬單位的問題。李克農的意見是放在黨的組織內為好，可成立一個部，名稱可以叫做調查研究部。周恩來傾向於讓李克農兼任這個新部的負責人，以便統一管理，並且要經書記處討論後再決定。
3月4日，在周恩來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會議，出席者有周恩來、楊尚昆、粟裕、李克農、羅青長等。會議決定把聯絡部中的軍事情報單位劃歸中央軍委，在黨內成立一個調查部，仍由李克農兼任部長，由周恩來當晚提交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批準。晚上8點在劉少奇的辦公室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討論持續到3月5日淩晨1點30分，中央書記處批準了周恩來起草的文件並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什麽時候批準這份文件現在還不得而知，但4月8日，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準成立中央調查部”。一份資料中稱：“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把原屬總參謀部的聯絡部歸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起名為‘中央調查部’。”李克農的兒子稱：“1955年7月，總參聯絡部調整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由我父親兼任部長。”


中調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農與楊尚昆聯係，重大事情則要請示鄧小平。《楊尚昆日記》中1956～1958年的記錄不太完整，從1959年開始，《楊尚昆日記》中有他和孔原頻繁定期會麵的記載。1962年11月，即李克農去世9個月後，孔原正式接任中調部部長。
關於中調部組織結構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隻知道它有一個秘書處，下屬幾個局。從新華社發布的肖赤（1911～2006）的訃告中我們知道中調部曾經有一個管理局，肖赤曾經擔任局長。根據抗大一名畢業生從中調部聯絡局局長的職位退休這一點，我們認為，這些局的分工是職能性的。除了數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調部還有一個對台辦公室，這一點在楊蔭東的簡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對台工作組和對台辦公室，“對台辦設在中央調查部，主任由周總理辦公室主任兼，楊蔭東負責具體工作。”
中調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設或非常設機構。例如，1955年8月，中共廣東省和雲南省委員會根據中央的決定分別建立了調查部，它既隸屬於省委又隸屬於中調部。廣東省調查部“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期間及以後一直存在。中共雲南省委調查部負責對外調查，但於1957年6月被撤銷。中共上海市委調查部1955年6月成立。山東省調查部1978年12月成立，當時它的編製是48名幹部，由4個處室組成。隻有河南省從來沒有成立過調查部。
中調部的情報一般呈送給中國共產黨、政府和軍隊的決策者。《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曾提到毛澤東閱讀中調部1965年7月30日編印的第872號《調查通報》，即關於一位台灣人士談李宗仁回國的問題。決策者有時也會有選擇地把一些情報擴大閱讀範圍，不過仍限於高層。1958年11月4日美國議會選舉剛剛結束（這次選舉中，共和黨失去很多席位），毛澤東便批示把中調部對美國議會選舉及其結果的分析在八屆六中全會印發。這次全會由毛澤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16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誌，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毛澤東給中調部的分析加了一個標題《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麵發展》，他還加了個人評語，稱這個分析“很有意思”。

　　中調部的活動

中調部總體框架建立之後，其日常活動和政策必須十分慎重。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這樣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須仔細、仔細又仔細，而且注意經常提請中央決定。”許多重要事項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調部主持召開的第二次政治情報工作會議上決定或同意的，毛澤東和劉少奇都為會議題了詞。毛澤東12月6日的題詞是：“實事求是，努力工作”。劉少奇12月8日的題詞是：“總結經驗，改進工作，爭取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更大勝利，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24日，周恩來接見與會代表並發表講話，讚揚他們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進而強調：“這樣一條路線的重要環節就是怎樣爭取國際和平。爭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們要利用這個和平時間，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的國家更強大、更富強。”後來也召開過同樣的會議。如1959年2～3月，中調部召開了全國情報工作會議，2月26日，鄧小平、彭真和楊尚昆接見了調查部工作會議的外國工作同誌。
保密是中調部最為關心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內部出版的《國家機關黨派團體負責人名單匯編》中，既沒有提到中調部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其主要領導人。其他信息則非常豐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級政府機構、政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群眾團體、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等的名稱和主要領導。在黨的內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閱讀者超出了“知密範圍”但又必須提到中調部時，則使用暗語。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黨委使用的是明確的名稱，而中調部則代之以“在西苑的機關黨委”。西苑是指中調部所在地北京海澱區西苑100號。　
中調部的保密工作從總體上看是很有成效的。在羅納德·W·克萊恩和安妮·B·克拉克編於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該詞典主要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公開信息資料為基礎編成）中，認為李克農和鄒大鵬是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孔原被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重要的外貿專家之一”。
在香港，中調部駐港人員有時會在中國大型貿易公司名義上擔任一些職務。鑒於其工作性質是“調查”，他們用得最多的掩護身份可能是記者。用記者身份作為掩護在中調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就已經存在，成立於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經認可了這種做法。吳冷西指出，“在許多其他分社，新華社記者均接受調查部及使館調查組指定的一定任務。幾年來，這方麵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績的，應當加以總結。一方麵新華社記者如果充分運用職業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協助調查部的工作，因為記者有很大可能通過自己的活動取得有價值的情報，這和調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麵，記者不同於秘密情報人員，他的活動基本上是采取公開的、合法的形式。在給予情報任務時，應當充分利用記者活動的這一特點，而不宜把他當作秘密情報人員使用。記者必須和專業調查人員在方式方法上區別開來。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麵聯係對象等，由記者出麵就不合適，因如一旦泄露不僅不能立足，而且勢將給新華社的國際影響帶來損失”。如果發現新華社記者從事“與他們身份不符的活動”，外國政府或殖民地政府會用各種方式予以報複。在香港，因為新華社的特殊地位，這種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內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當局“今年以來，因懷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員逮捕了4個人。目前被偵察監視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誌和費彝民等人”。1963年，新華社駐布拉格辦事處（這是新華社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駐外機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早一年）被捷克當局勒令關閉，因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一位英國作家把新華社的情報活動描述為是“謹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進行，而且總是低調”，他甚至援引倫敦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的話稱：“中國在英國沒有任何情報網絡。”新華社駐倫敦記者站正式建於1956年7月，駐開羅記者站建於1956年12月，駐巴黎記者站建於1957年7月（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設記者站）。在日本，新華社的記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認為，中調部和新華社之間十分密切，為了避免這種誤解，吳冷西曾建議在新華社與中調部之間建立某種管理機製，他指出：“中央調查部過去在記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經驗我們均不詳知，建議中央調查部考慮總結這一方麵的工作，就如何運用記者的便利條件充實調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經驗，同時就記者工作中哪些調查方式是不宜運用的作出規定，這對於記者今後加強和提高這方麵的工作，同時避免可能遭到的損失，是有必要的。”
中共中央外事組對吳冷西建議的具體反應不得而知，但似乎從原則上是讚成的。1961年秋，楊尚昆在與孔原等研究後決定再召開一次全國情報工作會議，與會人員來自中調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軍軍事情報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和華僑事務委員會等。10月20日，楊尚昆和一些與會代表商討了如何整頓情報工作的問題和各係統的分工、合作問題。
中調部和外交部之間關係的性質尚不清楚。20世紀70年代，外國研究者對中國和蘇聯的情報機構進行比較之後做出的估計是：“中國謹慎得多”，“隻安排大使館少數主要官員進行這項工作，而且不是在每個國家首都都開展”。

　　中調部的發展、演變

中調部的預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國總體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點則不是秘密。“大躍進”時期，中國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財政和貿易辦公室1962年3月25日建議，作為挽救措施之一，國家開支將減少31億元。中調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響。4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中調部、國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聯絡部緊急會議，“談壓縮非貿易外匯問題”。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大家都熱烈擁護壓縮，“各單位自報壓縮數目不小，收獲較大。”
1964年，中國經濟明顯開始好轉，在外交事務和國際關係方麵提出了多項工作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這些建議許多都源於中央外事小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寫的一份報告，即呼籲積極開展研究外國的工作。毛澤東在文件的批語開頭一句是：“這個文件很好”（他還專門提出中國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項直接影響中調部的建議是改善和擴大語言培訓計劃。在海外從事情報工作毫無疑問需要懂外語，而且對情報進行分析也要懂外語。1955年建立之初，中調部就從它的前身中央聯絡部接手了一所學校。該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這個班是李克農根據周恩來和他的助手閻寶航的要求，於1949～1950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駐外大使和高級外交官開辦的。第一批學員大多任職於外交部，有些人後來擔任了中調部的領導。20世紀50年代，這所學校名為“外事幹部學校”，1961年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並第一次擴大規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來幾年急需大量懂外語的幹部，“以便利用世界先進科技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提高情報人員的質量和數量，因此，中調部再次擴大規模，“把現有的幹部學校改為一所外語學院”的建議也得到批準。1965年，國際關係學院成立。
中調部部長孔原是參加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央候補委員之一。這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出台了所謂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揪出文件所稱的“混進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全麵展開。
1966年夏，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和員工在學校管理及政治問題上產生了派係分歧。當分歧可能影響到中調部的工作時，鄧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學院視察，很快平息了紛爭。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不久，鄧小平被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受到批判，他把中調部的管理權交給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後，中調部的日常工作表麵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會上，周恩來對一些部門提出了批評意見，並特別指出中調部“搞神秘的東西”。周恩來要求，根據“文革”的整體部署，中調部的領導要和其他黨政軍部門一樣接受從下到上的調查。1967年3月，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宣布對中調部實行軍管。後來的兩年，中調部由解放軍和“造反派”共同管理。
1969年11月，中調部成為總參謀部情報部的一部分。孔原和其他領導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幹校”勞動，中調部與總參情報部合並，羅青長成為副部長之一。中調部和總參情報部合並了多長時間？曆史資料沒有提供確切的答案。1973年3月3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把1969年歸屬到總參的一些政府部門重新劃歸國務院管轄。這些部門包括測繪、氣象、電信等。盡管沒有明確的文件說明中調部何時恢複原先的隸屬關係，但省一級的調查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複，或者重新更名為調查部（如果已經改名為革委會第X辦公室的話）。2000年，熊向暉在一篇文章中稱他“從1973年10月到1982年4月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通過網上搜索，在羅青長的簡曆中寫到，“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負責人、部長”。可見中調部恢複作為中共中央的一個獨立機構的時間可能是在1973年3～10月。
1978年以後，中調部的物質條件開始逐步改善。1979年1月至1981年4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馮基平任中調部副部長。1980年，他大部分時間用於公審“四人幫”。中調部參與了調查康生的活動。1983年7月1日，有28年曆史的中調部撤銷，正式並入國家安全部。
本文對中調部的曆史做了一個簡略的梳理，有點兒類似於“大事記”。作者盡管多方搜尋資料，但很多讀者可能還是會認為比較膚淺。事實上，筆者雖然十分希望能夠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卻難以實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或長或短存在過的眾多重要機構中，像中調部這樣鮮為人知的機構絕無僅有，這是由它的工作性質決定的。這個機構在冷戰時期為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工作在“隱蔽戰線”上的人們所做的貢獻，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可能會大不相同。或許有一天，中國的曆史學家會揭開覆蓋在這個機構上的神秘麵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