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東平：一份檔案與一個生命（轉載自《溫故》）

檔案的神秘檔案的利害，特別的問題在於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檔案裏有什麽東西，這才是最要命的--轉載者

這是一位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年輕人的死亡檔案。說他年輕，是因為他死的時候隻有三十四歲。如果他活到今天，該是一位七十六歲的老人。1963年5月11日，人們發現他死在他所在單位——國營吉林柴油機廠一間破敗不堪的獨身宿舍裏。極少有人去過他的住處，因為“那裏埋汰，臭味熏人”（調查人李文發、馬傑、張丙中1963年5月13日記錄）。

北國長春的五月，草木返青，繁花初綻。

背景複雜的“張氏家族”

張旃，男性公民。原籍廣東省樂昌縣，1929年10月生於北平。在1953年由該廠保衛科填寫的“嫌疑分子登記表”上，貼有一張發黃的照片。彼時的張旃戴一副近視眼鏡，穿著整潔的白襯衫，氣質溫文爾雅。

類似的表格有十餘張，雖詳略不一，但大同小異。

張旃六歲時，進入廣東省焦嶺縣小學讀書，1937年隨家由焦嶺返原籍，而後又去了廣州。這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局勢緊迫，張旃轉入香港九龍協恩女子中學的附屬小學就讀，1939年又由港轉入重慶歌樂山小學，後又升入重慶高中，1946年9月轉入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於顛沛流離的戰亂中完成高中學業。1949年上海解放後，他考入北京清華大學機械係。1952年於該校畢業，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同年9月調到636廠（即國營柴油機廠）任見習技術員。

張旃調入國營柴油機廠的時候，正值建國初期，新生的紅色政權麵臨著重重困難，不僅遭到國內敵人的強烈反對，而且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陣營的敵視、封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了一係列鬥爭，克服困難，鞏固政權。中國人民解放軍繼續追殲國民黨殘餘軍隊，同時在新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剿匪作戰。到1950年夏，基本上殲滅了大陸上的國民黨殘餘軍隊和武裝土匪。1950年10月，全國又開始了重點打擊土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堅決鎮壓反革命首要分子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經過一年的鬥爭，基本肅清了國內的反革命殘餘勢力。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私營企業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1952年，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以肅清舊知識分子頭腦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
在這樣的形勢下，剛剛走出校門且“社會關係極為複雜”的張旃，理所當然成了被重點監視的對象。

張旃的家庭背景被看成是“一類反革命家庭”（“登記表”之00006）。據當年記載，其祖父張昭芹是前清舉人，曾任樂昌縣縣長、廣東軍首領餘漢謀手下的主任秘書長、國大代表。1945年“九三”勝利後，由香港赴南京參加國大選舉，而後轉去台灣。

張旃的父親張茲，國民黨員，南開大學畢業生，曾赴美留學。抗戰爆發後，任經濟部工礦調整處副處長，1944年改任戰時生產局材料處處長。1945年“九三”勝利後任經濟部特派員，前往蘇州、浙江、皖南“接收”，而後又任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公司協理、總經理。到台灣後，曾任國民黨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並任國民黨“駐菲律賓中國銀行總經理”等職務。

有關張旃的祖父張昭芹、其父張茲的情況，在互聯網上查到一些“蛛絲馬跡”。

報道之一：1935年，曾經參加過百色起義的紅軍將領龔鶴村（龔楚）變節投敵，經“時任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的張昭芹引薦”，在餘漢謀的粵軍第一軍先後任“剿共”遊擊司令等職。

報道之二：張昭芹赴台後，曾在台北主辦刊物《詩文之友》，吟詩唱和，過著悠哉優哉的晚年生活。還曾出版了《薪夢草堂詩集》等專著。

報道之三：在中國書畫獅城藏畫專場拍賣會上，台灣著名書畫家溥儒先生楷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冊頁上，有於右任、陳含光、賈景德、張昭芹、許世英、趙恒惕、彭醇士、譚元微、張默君等名人畫家的題跋，競價在人民幣五十至八十萬元。足見張昭芹是現代史上名氣不小的人物。

張昭芹有個胞弟叫張昭芬，曾任連山縣縣長，廣東銀行主任，1945年死於連山。張昭芬有四男二女，長子張茲墉，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曾任國軍排長，諜報組長，解放後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二年。

張茲赴台後,成為台灣早期經濟發展的“關鍵人物”之一，又被稱為“台灣金融界的第一顆天王星”。1960年7月，卸任台銀董事長。據資料稱，其在台灣還曾擔任過“財政部次長”。1971年10月，“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出席於華盛頓舉行的世界銀行年會，張茲亦參加了年會。從當時登出的一幅照片中，可以大致了解出席此次會議的台灣金融界首腦人物：一排中為李國鼎，左一為“央行總裁”俞國華；二排左一為徐柏園，左二為張茲）。

張旃母親麥翠穎，操持家務，在“家庭情況”欄內被特別注明，“係官僚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反動”。

張旃還有一兄一姐。哥哥張彬，國民黨員，當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任助教。姐姐張初榮於1943年在重慶南開中學參加國民黨軍隊，在蔣經國主持的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學習，1946年留學美國，1950年與邵和高結婚。邵曾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部部長，和李宗仁先生關係密切。

相關文字的材料，還詳細記載了張旃父親的朋友孫越琦的情況。孫越琦解放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計劃局副局長，解放前曾任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是張茲的上司。1948年下半年，行政院院長翁文灝舉薦他為財政部部長。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計劃將資源委員會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廠礦及其物資財產分三路（即廣州、台灣、重慶）遷移，蔣介石親自召見了孫越琦，布置了這項任務。此時，李濟深、邵力子曾多方做孫的工作，勸他參加新政府。在李、邵影響下，孫越琦表現“柔意動搖”，並親自在上海主持召開了政府財政部及資源委員會會議，孫在會上報告了參加新政府辦法。在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時，孫越琦曾交出一批檔案資料和個人財產。據同一份檔案資料記載：孫越琦“參加我工作後，還與香港有來往，據知係個人財產問題。並借個人職權，拉攏偽資委會參加我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之郭可權等人員，企圖樹立個人勢力”。

由於孫越琦和張旃父親張茲的特殊關係，因此1949年後，張旃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經常到孫家去玩。1951年1月至1952年4月，“每月從其家中拿十至十五萬元（當時的貨幣——作者）以資助他完成學業。直至‘三反’運動開展後始斷絕經濟關係”。

張旃的父親還有一位朋友也對張進行過資助。據1954年3月一份調查材料記述，他叫張鄂聯（有資料顯示“文革”後期曾任秦皇島市政協副主席），時任秦皇島市公私合營耀華玻璃工廠廠長。張鄂聯係國民黨中央訓練班三十一期黨政訓練班畢業，其間由蔣介石介紹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黨財政部工礦調整處專員。

張茲在張鄂聯的公司存有股份。天津解放後，該公司在港台兩地存有五千餘箱玻璃，為把全部貨物兌換成現款取回，1949年8月張鄂聯曾赴港處理此事。在港期間，曾與張茲見了麵。一個月後，張鄂聯返回天津，為張茲帶回耀華公司股票，在市場變賣後，全數寄給了張旃。張鄂聯在一份“思想檢查”中談出：“1952年7月由上海茂華銀行郭學群處，又曾匯給張旃人民幣八十萬元。”這一點，張旃在1952年的思想檢查中，亦作了交待，還主動交待了曾在解放後偷聽過美國之音和看英美雜誌的問題。

張旃姑母鄧靜嫻，原在中央信托局工作，係北大校長胡適的幹女兒，去台後曾在1951年9月間給張旃寄過錢和衣物。其姑父錢思亮（赴台後曾任台灣大學校長），解放前為北京大學化學係主任。錢與胡適關係密切，經常出入胡家。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派專機接胡適與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去台灣，錢思亮亦同機抵台（中共北大機關第一總支自然科學處支部張龍翔1962年7月12日證明材料）。

據張旃向組織交代，1951年之前，張旃曾通過父親的友人，和父母兄姐保持了兩年多的通信聯係，並“從孫越琦那裏得知了其父的一些情況”，為此孫越琦、張鄂聯以及張家在大陸的親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有關部門的懷疑和調查。

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張旃的直係親屬均隨國民黨部隊逃往台灣，隻有張旃一人由於在清華大學讀書而留在大陸。因國共兩黨尖銳衝突所帶給張氏家族的不幸，似乎命裏注定要由張旃以及留居大陸的親屬來承受了。

精神病患者

受其家庭影響，在張旃的履曆中，也有“不光彩”的一筆。1945年，升入重慶高中的張旃參加了一個叫作“KC黨”（又稱“扣”黨）的組織。據他個人向組織交待，這是一個“進步的學生組織”。但該組織產生的背景、目的、領導者均未作任何交待，以至於組織上最後也沒弄清楚“KC黨”究竟是個什麽樣的“學生組織”。1946年2月，國民黨當局製造了一係列反對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嚴重事件。2月10日，重慶發生了校場口事件；2月20日，北平國民黨特務糾集千餘人,以河北難民還鄉請願為名，大鬧軍調部中共方麵的辦公室，毆打工作人員；2月22日，國民黨在重慶發動反蘇反共遊行，並搗毀重慶《新華日報》營業部和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打傷工作人員多人。此時，張旃在重慶高中讀書，集體參加了2月22日的反蘇遊行。1947年，上海南模中學進步學生組織時事討論，張旃又在會上積極地“為美帝吹噓，發表美國如何民主的言論”。中學期間，與同學段廣南等組織“自由”壁報社，並任主編寫，內容被認為是反動的，多為時事討論和戰事展望等。

由於張旃“社會關係極為複雜”，且“家住敵區”的親屬經常通過各種辦法給其捎寄錢物，其“是否依錢被人收買利用，進行特務活動，是值得懷疑的”。因此，從張旃調入國營柴油機廠，就引起了廠有關部門的注意，並對其展開了四個多月的明察暗訪。

有關部門在對張旃個人曆史問題及家庭社會關係的文字分析材料認為：“一、其家完全是蔣匪反動的高級官員，所以其很小時隨其家逃往各地（香港、越南）及蔣匪的根據地重慶盤踞，所以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反動正統基礎。由（尤）其在入中學時參加童子軍及軍事訓練，這說明思想是反動的。
二、在四五年（1945年）其看出蔣匪呈腐敗的賣國的政府，而組織了自稱進步的‘KC黨’及‘KC黨’報等活動，為什麽又參加反蘇遊行大會及崇拜美帝的民主呢。三、其父逃台及在菲律賓時遺留下來的財產曾一度向我上海人民政府提出這些東西是其父自己的，想為己有。”最後認為：張旃雖為青年團員，但為什麽全家均已經進入了“敵區”，隻他一人留在大陸，是否身負一定使命？頗令人懷疑。因此，應弄清其與在台在美之親屬“是否仍有來往關係，有否潛伏活動”。

張旃在調入國營柴油機廠的初期，可以肯定地說，是抱著虛心向工人階級學習，並下決心與自己的反動家庭徹底決裂的態度來從事自己的本職工作的。作為見習技術員，他業務上比較鑽研。與人接觸“表現和氣，先笑後說話”，曾主動幫助工友修複了一台六角車床，給工廠增加了生產工具。與工友研究技術也很虛心，“從不自高自大”，在給徒工講課時也很負責和耐心（1952年10月30日五車間工會主席張慶文反映）。1952年國慶節時，廠裏有一批生產計劃，他主動承擔了部分任務，利用節假日等業餘時間加班加點製作和抄寫計劃。“其生活作風也是正派的，如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由南方帶來的舊物”。（1952年12月29日安全股雷振海反映）

張旃一方麵努力地工作，以自己積極的表現來謀求組織上和工友們的信任。另一方麵，他也感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壓力。整個的政治形勢並不像張旃所考慮的那樣簡單，有關部門從未放鬆對他的監控和警惕。張旃的直係親屬逃台的時候，他還剛剛考入清華大學，對於沒有經濟來源的學生來說，困難程度是可以想像的。親屬們想方設法給他帶來錢物，並從父親故交那裏獲得資助，構成了他與反動家庭及社會關係的“藕斷絲連”，這一切都在組織部門的掌握之中。要想取得信任，他惟一能夠做到的，就是主動地切斷與親友們的一切經濟甚至通信往來。在與工友的談話中他也流露出一種無奈的心態。“我念到大學，在我家還是最低的文化程度，我家是個大資產階級，我和他們很久就脫離了關係。我入團時，相當困難，調查我，我知道這就是考驗我”。（1952年10月31日團委會白樹勳反映）

1954年前後，張旃曾多次向黨支部書記寫檢討材料和思想匯報。內容主要是“交待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及思想對資產階級的認識，表示與自己的反動家庭和社會關係徹底決裂”等，表明他在參加運動方麵是很積極的，也是想同自己的家庭“劃清界限”的。有資料可查的就有1954年1月至4月間的十數件。1954年2月10日的思想匯報談道：在“三反”時，曾參加過“打虎”和看“宋老虎”等工作。他體會到，貪汙分子是資產階級派到工人階級和國家機關裏的奸細，為其資產階級或其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施行“五毒”，危害國家，危害人民，是革命事業的死敵。所以，把劉青山、張子善這樣一些雖在以前為人民服務但在解放後蛻變成為貪汙分子而毫無悔改的資產階級分子處以極刑。通過參加對貪汙分子伍雅傑的判決大會，張旃感覺到把貪汙分子看作是工人階級以外的人，是資產階級派過來或拉出去的分子，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敵人，是革命的敵人，這一點是要清醒和警惕的，而且要堅決和他們鬥爭，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對待舊社會遺留並在自己思想裏沾染的非工人階級思想也同樣要抱著堅決消滅的態度，並且一定要把這些敵人和自己區別開來，這樣才能站穩立場。

在另一份思想匯報中，他自認為已經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他寫道：“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是消滅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我本身是工程技術人員，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雖然在思想上剝削階級思想影響還沒有肅清，但是經過解放後幾年的教育，特別是到廠後受到工人階級直接的教育和幫助，思想已基本轉到工人階級裏來了。並且自己也下決心，積極對非工人階級思想進行鬥爭，在較短的期間內基本上消滅非工人階級思想。在這場革命中，我不是革命的敵人，而應該是革命隊伍的一員，並盡自己的力量。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崇高理想，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是工人階級的最高利益。自己曆史上也沒有什麽不清楚的地方，自己沒有做過什麽時候危害工人階級利益的事情（而且我曆史上的證明人都可以找到，是可以調查清楚的）。”

他的反動家庭，似乎從他走向工作崗位，就給他帶來了“原罪”。因此他感到，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經濟上同家庭斷絕聯係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與人相處，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條鴻溝是無形的，由於他有這樣的反動家庭背景,幾乎所有人都像對瘟疫一樣地躲避他,疏遠他,隻有被視為“另類”的人才能夠感受得到。他隻能從受到同樣不公正待遇的同類人當中尋找一些慰藉。因此有人反映說，他“常與較落後的某人和地主子弟常某等人接近，不願與積極分子和我黨幹部接近”。

外界的反映無疑刺激著張旃過度敏感的神經。他在一份“思想匯報”裏談道：這兩天，聽到車間裏向我喊反革命分子，不知是指的什麽意思，假如說我在走向社會主義時期時抱著資產階級的作風不放，不進行艱苦的自我改造，而妨礙社會的發展，起了反動作用的話，我認為是有根據的。假如認為我還有其他和反動派有聯係或類似的反革命分子（活動）的話，我認為應該很好地檢查我的全部曆史，我也會幫助組織上提供證明人或其他材料來。關於這個問題，我想不通，心裏很氣憤（張旃1954年1月9日“思想匯報”）。

此後，張旃性格變得越來越孤僻，神經越來越敏感。即使有人吐口痰，他也認為是在吐他；兩個人在一起說話，他也認為是在議論他。張旃在與車間領導的一次談話中說：“我現在不能幹了，也不幹了，我退職。現在我的問題哪裏都知道了，公安部門知道了我的問題，廠長知道我的問題，黨裏知道我的問題。”（1954年1月23日廠保衛幹事卓治國反映）

他的思想一直處於悲觀失望的狀態，工作上“既積極又沉悶，抱著混的態度”，心事重重的樣子，“就是走路，也站下想幾分鍾，完了再走”（“南來分子的動態”）。有時“工人對麵談話被他看見，就懷疑是在講他的問題”（1954年1月23日廠保衛幹事卓治國反映）。他的精神壓力過大，工作神不守舍，結果因工作計劃失誤，造成原料損失，被記過兩次。

1954年初，張旃已經有了精神異常的表現。1月中旬，他向五車間的王書記書麵匯報說，我現在完了，哪裏都給我下毒藥，我的飯裏有毒藥，喝的水裏有毒藥，我的身上都胖腫了，要求請假到市立醫院看病。多份材料中都反映他的精神存在問題。

954年1月底，張旃調到了九車間。這一年底，車間孔國榮技術組長歸納了他的思想動態和生活情況：他的思想一貫是十分沉悶的，除工作外很少談話，不愛和任何人接近，就是星期日也經常是一個人在房子內看看書或睡覺，偶爾有事上街的話也是他自己出去，所以他的思想情況是不和任何人交談的。由於他思想上的苦悶已嚴重地影響到他身體健康，目前看來他的神經可能有些不夠正常，同時按照他的飲食情況來看，可能他胃部不夠健康，曾在9月間一天夜晚嘔吐過一次，據他談當時胃部很痛。雖然他身體不好，但卻很少到醫務所去看病，也從未看到他吃藥，所以病狀的詳情很難知道。他在技術學習上很用功，但學習效率不高，例如他自修俄文，但提高較慢。在年初的星期天，他經常到新華書店看書，或自己看電影等，但自10月份以後，他就很少外出，有時廠裏放電影，離宿舍隻有百米遠，他也不去看，廠裏組織了很多次活動，他一次都沒參加，自己坐在房子裏看書。

六七月間，他在工作時精神不集中，機器將他的左手拇指尖擠扁，但當時他卻一聲未吭，自製力很強，工友們去看他時，他隻是說沒事。9月初才合口，不過指甲已經沒有了。

九十月間，他的身體狀況特別不好。據他講，吃東西以後不消化，夜間睡得太晚，所以白天工作有點吃不消，有一次上班後全身發燒，皮膚紅腫，隻好請假回去休息。

1955年4月上旬，張旃找到車間黨支部書記，交出二十元人民幣，要求郵到上海市浦東章華毛織廠表兄黎斌處，說：我過去借“戰犯”黎斌二十萬元（解放初的貨幣——作者），給他們郵去，和他們斷絕關係。不久，又交上來十四元六角人民幣，要求匯到河北省唐山開灤礦務局，轉交孫越琦再轉王儀孟，並說：他們是官僚資本家，我花他們錢都還給他們，與他們脫離關係。

同年4月24日，又寫給廠幹部科和廠領導書麵材料，述說通過總路線的學習，對本身階級出身的認識，提出和反動的家庭劃清階級界線的聲明，要求改名叫“孫誌新”。決心改造自己，向人民投降，希望得到人民的寬大，做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張旃改名的要求，究竟是出於何種考慮，已無從考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想盡快地擺脫由於家庭的關係所給他帶來的心理上的陰影。從此時起，他就正式使用了新名，而且是經過黨委李書記批準同意的（見“竊密嫌疑分子孫誌新〈張旃〉材料”。為行文方便，其後仍以張旃稱之）。

同年4月下旬一天早晨上班，張旃拿來一包東西，轉交給團支部書記司福利，稱“給那些戰犯寄去，我和他們斷絕關係”。經檢查，用三層紙包的竟是糞便。5月24日，他向車間領導請假五天去北京（得到批準），5月25日，他從天津給同宿舍張一光和車間技術組長老孔寄來“遺書”，其內容說：我的身體不好，勞動和工作困難很多，我認為再繼續活下去，已不能勞動為父母服務，現在我向你們永別了，一切後事請轉告領導上代為辦理。當日下午6時，天津市公安局發現其自殺（未遂）。不久後即精神失常。

涉嫌竊密事件

張旃患精神病後，曾入精神病院醫治了四年，久治不愈，經常大鬧不止。

張旃患病後的經曆隻有簡略的記述。車間技術組長孔繁榮曾談道，1955年去四平精神病院兩個來月，由工友龍連起送去並接回。據說“出院書”上寫著“沒有精神病，回廠休養”的字樣，查不出病來。送他到精神病院是因為工人發現他吃糞便，所以不叫他上班，在調整工資時也沒有給他調。從精神病院回來後，他曾要求上班，但車間未同意，怕出事故。

到1959年時，張旃精神比較穩定，似乎大有好轉。那年，他已經能夠上街購買一些關於拖拉機和汽車簡明性能資料書籍，而且每天能夠閱讀書報，並到食堂吃飯。單位把他安排在職工單身宿舍收發室居住。

到了1962年，國內形勢有了新的變化，台灣海峽局勢再次緊張起來，台方叫囂“反攻大陸”，並不斷地派遣特務到大陸活動。

張旃“穩定的病情”再次引起廠保衛部門的注意。他的生活“較規律，關心報紙，注意時事”。他每天在單位食堂吃兩餐，每餐都按時到食堂吃飯，自付糧票和錢票，計算得比較清楚。在飯後，還幫助食堂工作人員打掃衛生，收拾餐具。回到宿舍，就詳細地做日記。有時間就去街頭散步，或去郵局等處看報紙。2月26日，張旃在二道河子公安分局的揭示板前停留了十餘分鍾，看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2月24日判處反革命的布告。3月，發現他與廠副總工程師（隱其名，其兄在香港和台灣——作者）突然接觸，並數次到其家中，進行較長時間的交談。7月，他給上海永康路居住的表兄黎斌去信，打聽其四叔和舅舅的地址。9月，又發現他經常外出活動，隨身攜帶的挎包從不離身，並繪製了柴油機廠及拖拉機廠平麵布置簡明示意圖，同時又繪製了拖拉機廠底盤車間和第一汽車製造廠發動機車間的草圖。因此，從當時“表現上看，其頭腦頗為清醒，毫無患精神病之感”（見“竊密嫌疑分子孫誌新〈張旃〉材料”）。

經調查分析認為，張旃所繪製的圖樣全麵完整，字跡清晰正規，大體反映了1960年以來廠區的建設狀況，而張旃自從患病以來從未到廠區來，也不接近廠區建造位置，因此認為這種情況很可疑。根據上述情況，調查人員認為，張旃確有重大竊密嫌疑，應列為重點調查研究對象。

保衛人員審查了張旃的筆記本。張旃在1960年2月間的筆記中，記載了廠內主要生產部件以及各國汽車構造的相關資料。

對於張旃的調查亦圍繞他的社會關係展開。試圖查清其患病前後各時期的思想活動表現；進一步調查其患病原因，複查病狀；審查其筆記本，有否可疑內容；審查解放初期與張旃有通信和經濟關係的人和事；甄別所繪製的圖紙及其動機等。保衛部門先後調查取證了其堂叔張茲序、張茲墉、張茲埴的有關曆史問題和現實情況，查閱了曆史檔案，調查其關係人是否具有特務身份，以及與其表兄黎斌通信的內容等。

調查的結果大同小異，多數被調查人員的曆史情況，仍然僅限於過去組織上掌握的情況，從中並未發現新的有價值的線索和問題。

對其堂叔張茲序調查結論認為，與台灣親屬“政治上的關係可能性不大，但尚缺乏證明材料，今後應加注意”。由中共開灤黨委統戰部1962年8月28日出具的關於孫越琦的證明材料認為，“該人曆史不僅複雜，而且社會關係也較複雜，目前所接觸的人，大都是民主黨派一些上層人物，不易查證，問題目前不易結論”。這或許可以認為是“不易結論”的結論吧。

孤獨的死亡者

在柴油機廠廠區附近，有一棟坐北朝南的平房，是拖拉機廠的獨身宿舍，早年是個大鍋爐房。該鍋爐房以東是洗澡間，後來全部改作小房間，作住戶用。平房東麵的房間住戶是拖拉機廠電工陳顯。由東向西依次住著柴油機廠司機王福春、消防隊員吳明義、本廠電工馬長祥、工人韓成玉。張旃的房間在馬長祥、韓成玉家的北側，僅隔一道牆和一條走廊，因那道牆有一段是板條白灰結構，不隔音，所以張旃房間裏發出的聲響在走廊裏都聽得一清二楚。

1963年5月6日那天，馬長祥的愛人董續華和韓成玉的愛人毛國玉在走廊裏聽見張旃在叫喚，像是得了病。那一天聲音並不大，所以沒有引起她們的注意。到了第二天，張旃整整叫喚了一天，聲音忽高忽低，或大聲呼喊，或小聲呻吟。董續華、毛國玉和陳顯的愛人在一起談論張旃的反常情況，董續華隨口說了句：“瘋子還能有正經的？”結果平時就很少與其來往的鄰居們依然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同情心來，給予這個孤獨的患病者起碼的人道關懷。到了第三天，即5月8日早晨，毛國玉到走廊裏取水桶時，仍然聽到張旃的叫喚，但聲音已越來越微弱。

1963年5月11日下午2時左右，即發現張旃得病的第六天，王福春愛人、陳顯愛人和陳的小姨子薑秀雲三人在一起聊天，又提到了張旃的事情。不知是誰說起好幾天沒見瘋子出來倒便桶了。原來那排簡陋的住房沒有廁所，因此，張旃在平時早晨起來，都要到房前倒便桶。又有人說：前兩天聽到張旃在叫喚，好幾天沒有動靜，是不是人已經死了？於是有人提議去看看。

薑秀雲走在前頭，另外兩人跟在後麵。當薑秀雲拉開第一道門走進張旃的外屋時，從第二道門的玻璃窗往屋裏看，見張旃躺在床上，張著嘴，閉著眼睛一動不動。三個女人慌了手腳，跑出來找宿舍收發員張士風來看，確信張已經死去了，於是立即報告了工廠總務科。

工廠保衛部門對張旃的死因做了調查，並由公安部門對其進行了法醫鑒定。張士風是獨身宿舍的管理員，與張旃的接觸時間最長，1955年和1956年曾對患了精神病的張旃進行過看護，1960年以後，張士風又同張旃住在一起。據張士風講，在此期間，“沒有發現有人找過孫誌新（張旃），他那裏很埋汰，誰也不到他那去”。2月份，張旃接到一封信，是灰色信封，從北京寄來的。此後，他就經常到收發室問有沒有他的信。4月前他經常到宿舍收發室去，有時看看書，很少和別人談話。他背的書包，除有幾本書叫別人看之外，其他東西都不叫動。

鄰居吳明義說：在7日下午4點半我下班回家，到三廠的獨身宿舍打水，回來聽毛國玉說，後屋的老瘋子叫喚呢。於是我們倆就去看看。到房簷下，因窗子太高看不見，所以我就想進屋看一下，第一個門是木頭板做的門閂，我打開後，又看見第二道門，屋裏透出的氣味很難聞，我當時想，老瘋子每天都用便桶，屋裏的氣味一定更大。再推第二道門時沒有推開，就以為是劃上了。那天正下著小雨，也沒有聽到老瘋子叫喚，就沒有當回事，於是我們就回來了。在11日下班時候，見拖拉機廠大門外的鍋爐房門口放著一口棺材，從大家議論中得知老瘋子死了。

1963年5月11日14時，公安部門對張旃的住處和屍體進行了檢驗。據法醫檢驗確認，張係因患精神病多年身體十分衰弱，又患有某種疾病而死亡，屍表檢查所見：屍體體格消瘦，營養極度不良，眼窩凹陷，球瞼結合膜蒼白，角膜呈輕度混濁，瞳孔呈對稱性散大……結論係病死，無自殺或被害的可疑跡象。嗣後又對其住址周圍的居民群眾進行了訪問，亦未發現其他可疑情況。

為了查清張旃竊取機密圖紙和資料的嫌疑問題，對其全部遺物進行了清理檢查，對有關資料和日記作了詳細審查。

根據遺留資料記載，張旃曾學習了數學、化學、機械加工等多方麵的技術理論課程，並寫了五部分筆記。同時又做了技術練習和工廠設計活動，先後曾寫出了水壓機、蒸汽機、汽車、軍用飛機、機床、機械加工、煉鐵、火柴等十一個方麵問題的設計和製造技術資料，還搞出長春電機廠、火柴廠、煉油廠、軸承廠等十五個工廠的設計圖紙。

在張旃三年零三天的日記中，記有詳細的生活活動情況。關於繪製的636廠（柴油機廠）和拖拉機廠圖紙的時間和來源也有記載。張旃經常到636廠和拖拉機廠工地溜達，看到工廠建設情況後，為了表明工廠發展的情形，而繪製了636廠和長春拖拉機廠廠區平麵圖。如1962年11月14日記：“12時45分我夾著紙夾子，從東麵拖拉機廠工地，‘302’輪式拖拉機總裝配車間已修好了，車間是南北向，八個開間，西麵東西向兩個開間……車間東西向130米，南北向95米，總麵積9500—10500平方米……（拖拉機廠無‘302’車間，是張自編的）。”

1960年5月3日記：“下午沒有出去，坐了一會兒，畫好了一張我廠及長春拖拉機廠廠區平麵簡圖……草圖畫得草率而簡單，隻不過是表明車間位置及大小使用，可以計算全廠麵積時使用，以後還可以補上其餘的車間及單位部分，我畫這張圖是表明我以前工作的工廠（636廠）現在大概的情形，另外二廠是發展了，並幫助興建長春拖拉機廠，就在我廠的南麵和東麵，占地麵積約11.5萬平方米。”

張旃還根據記憶和照片畫出了汽車廠廠區平麵圖和發動機車間平麵圖。在1960年4月30日記載：“中午沒有出去，畫了一張第一汽車製造廠廠區平麵簡明示意圖。照片上看到的都畫上了，可能缺兩個到三個較小的車間及生產輔助車間沒有畫全，隻不過是表明了大約的廠區簡明布置而已……”

張旃對自己繪製的有關636廠、汽車廠和拖拉機廠的圖紙是很重視的，因怕丟失，在1962年10月23日送到廠內保存。張在當天和第二天的日記中記載了經過：“又整理和收撿起來，包整齊了大表格的規格本和23張汽車配件圖紙和工卡具圖紙。……5時許走到廠前辦公大樓，把包整齊一包的規格資料本，存放在收發室的辦公室裏，管理員同誌們收下了放在櫃頂上……”第二天10月24日記：“9時50分走到廠前辦公大樓接待室和管理員同誌講明白了，放在收發室的規格資料一包，可放在技術革命委員會（或）黨委會辦公室，存放安全就可以了，自己很為感謝……”

經過對張旃全部衣物和各種資料的審查，沒發現可疑情況，對其全部二十本日記的審查，也沒有發現對現時不滿或反動的言論。

根據審查張旃遺留的全部信件和日記中有關通信記載，他從1959年9月以來向外發出信件十封，除接到上海表兄黎斌的三封回信外，其他親屬、同學等均無回信，在其表兄的三封回信中，亦無可疑內容。（以上見“關於可疑精神病患者孫誌新〈張旃〉死亡情況調查報告”）
據此，公安部門做出結論：根據上述調查情況，我們認為孫（張）的竊密嫌疑問題可全部否定，撤銷今後工作。

翻看一頁頁發黃的筆錄和檔案資料，黴變的氣味不斷地鑽進我的鼻孔和腦際，我如同聽到一個孤獨的靈魂絕望的呻吟。那個時代的人們，極負責任地記錄並構造了一個人的生命軌跡，迭現出一個無助的年輕人跋涉於泥濘之中的履痕。他最終湮沒於世態冷漠的沼澤裏，了其短暫的一生。

人們是否應該負責任地麵對這個早逝的青年，從中得到足夠的反思，學會善待生命，而不至於過早地忘卻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悲劇？中國畢竟有過“後人複哀後人”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