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災”（上）
－－對石磊編造對我"采訪"的澄清和辯誣
作者：紀坡民
紀坡民：（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
2011年夏，有幾位朋友發短信告訴我，網上廣泛流傳一篇《新史錄》記者石磊對我的"采訪"，詢問是否可有此事？我不大上網，偶爾看看，覺得網上沒譜兒的事太多了，也沒在意，隻簡單回個短信："全無此事"。誰知短信還有郵件接鍾而來，一回再回，不勝其煩，才上網查查。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這篇題為"紀登奎兒子揭河南潰壩巨禍鄧小平難逃幹係"的"采訪"，網上已經鋪天蓋地了，僅從百度點一下"紀坡民"三個字，我幾乎成為石磊這篇文章的"形象代言人"了。身在家中坐，謠言滿天飛，我還蒙在鼓裏呢。這"網絡"的威力，如今也真算是領教了。於是，先發個申明，全文如下：
紀坡民申明：《新史錄》記者石磊的所謂采訪，全無此事！
我叫紀坡民，是紀登奎的兒子。近日，國內外中文網站廣泛流傳一篇《新史錄》記者石磊對我的所謂"采訪錄"，此文聳人聽聞地用"紀登奎兒子揭河南潰壩巨禍鄧小平難逃幹係"作為標題 ，還煞有介事地標明"以下是石磊采訪紀坡民的主要內容"，隨後則是一大篇所謂我的"談話"。
為此，我通過"大風網站"發表申明如下：
一，我根本不認識《新史錄》這位稱為石磊的記者。
二，我從來沒有接受過《新史錄》記者石磊的采訪。
三，據我所知，石磊編造的這篇所謂采訪，內容嚴重失實。
這篇所謂"采訪"在網上的廣泛流傳，反映廣大網民對我們國家那一段曆史的關心。對那段曆史的有關情況，日後將就我所知，盡量作一些介紹，以謝網民。不過，我也提醒這位稱為石磊的記者，還有稱為《新史錄》的網站，你們肆意編造對我的所謂"采訪"，不僅嚴重違背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而且對我構成侵權行為，已經違犯了法律。
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人員 紀坡民
2011年8月27日 夜 於北京
在這個《申明》中，我說過"對那段曆史的有關情況，日後將就我所知，盡量作一些介紹，以謝網民。"既然承諾了，自然就得兌現。勿庸諱言，對1975年河南水災進行介紹，也有我自已方麵的一些理由：
一，這位石磊記者蓄意編造對我的"采訪"，有必要進行澄清和辯誣。
二，大家都知道，1975年河南水災，發生了建國以來損失最為慘重尤其死亡人數最多的水庫潰壩事件，這場巨大災難本身也是我們國家一件重要的大事。
三，許多人可能不大清楚的是，1975年河南水災，我父親紀登奎當年擔任"中央慰問團"的團長，實際上是中央指揮抗洪救災的主要負責人。對1975年河南大水災的全麵情況，雖然我所知不多，卻有責任將當年親曆親聞的一些情況，向大家做點介紹。
於是，開始動手寫，可文章寫了一半，因為心髒病複發住了醫院，做了個搭橋手術，出院以後養病，一拖就是一年。在此，特向網民致歉。
對"1975年河南水災"，我當年直接聽聞的一些情況，隻能算是"拾零"。幸而一位水利專家的朋友送給我一些有關材料，聊作補充，以飧讀者。
我介紹1975年河南水災的情況，直接緣於對這位石磊記者編造"采訪"進行澄清和辯誣，為了方便讀者、省去查找原文的麻煩，此處先將《新史錄》記者石磊對我的所謂"采訪"，全文引用如下：
紀登奎兒子揭河南潰壩巨禍鄧小平難逃幹係
說明：目前海內外中文網站上流傳一則報道："世界上最慘絕人寰的人為災難竟在中國"，指的是1975年8月8日清晨，幾場特大暴雨導致河南泌陽縣境內汝河上遊的板橋水庫水位暴漲並崩潰，隨即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引發了豫南地區石漫灘水庫、宿鴨湖水庫等60座水庫接連潰壩，釀成了人類曆史上最為慘重的潰壩災難。直接或間接導致十幾萬人員死亡。
《新史錄》記者石磊最近采訪了當時具體負責指揮該事件的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據紀坡民揭露，當時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並兼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小平是導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橋水庫決堤的關鍵性人物。
以下是石磊采訪紀坡民的主要內容。
1975年8月初，一場台風引發了洪河、潁河上遊流域的河南省南陽、駐馬店、許昌、周口等地區曆史上罕見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內，有3次降雨過程。暴雨中心的林莊雨量達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萬平方公裏流域內，平均降雨610毫米。這場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陽縣境內汝河上遊的板橋水庫水位暴漲。水庫管理部門在沒有得到上級命令的情況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區石漫灘水庫的大量洪水急驟流入板橋水庫，加快了板橋水庫水位暴漲的速度。
8月7日19時30分，水庫管理部門通過駐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加急電稱："板橋水庫水位急遽上升，情況十分危急，水麵離壩頂隻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庫就有垮壩危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河南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報告險情。紀登奎接到報告後，立即趕往副總理李先念辦公室。紀登奎和李先念經過短暫商討，決定隻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他們決定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匯報他們的想法，請求具體指示，因為鄧小平當時除了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外，還擔任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力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
8月7日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給鄧小平家裏打電話。鄧榕（鄧小平的女兒）接到電話後說鄧小平不舒服，已經入睡。李先念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鄧小平。但鄧榕堅持說鄧小平已經入睡，身體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
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了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裏家打麻將，一直打到8日清晨5點左右。8日零時20分，駐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級急電，請求動用轟炸機炸掉副溢洪道，確保大壩安全。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直接向李先念打電話，要求上級動用空軍。李先念在紀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給鄧小平家裏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當時急得跳腳，但也無可奈何。因為李先念當時隻是國務院副總理，而副總理紀登奎雖然擔任軍隊的職務，但僅僅是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根本無法指揮空軍。
後來李先念和紀登奎不得不指示劉建勳聯係當地駐軍動用炸藥炸掉副溢洪道。同時指示要確保該地區亞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鴨湖的安全。
40分鍾後，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水庫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特告急電，並緊急開啟尚能移動的五扇閘門，但此時水庫已經開始決口。
8日淩晨1時30分，洪水像脫韁的野馬，衝出板橋水庫的決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鋪天蓋地向下遊衝去。僅僅6個小時，板橋水庫就向下遊傾泄7.01億立方米洪水。至遂平縣境內時，水麵寬10公裏，水頭高3-7米。昔日人歡馬叫的遂平縣城，頃刻之間一片汪洋。 沉睡在夢鄉中的人們，在渾然不覺中變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嘯著向下遊奔去，所到之處，水庫垮壩，堤塘決口。決口的洪水與上遊來水合二為一，匯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鋪天蓋地的淹沒了下遊的城鎮和鄉村。
後來統計，整個駐馬店地區96%的麵積受災，許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萬人口被圍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時，駐守在板橋水庫的34450部隊才接到命令動用炸藥炸開劉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間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壩分洪，但為時已晚！
幾天之內，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1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計60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60億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橫流，9縣1鎮東西150公裏，南北 75公裏範圍內一片汪洋。 1015萬人受災，倒塌房屋524萬間，衝走耕畜30萬頭，洪水直接致10多萬群眾死亡。縱貫中國南北的京廣線被衝毀102公裏，中斷行車16天，影響運輸46天，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成為世界最大最慘烈的水庫垮壩慘劇。決堤慘桉發生後，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視察了災區。但作為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或許心裏有愧，一直沒有視察災區。
1981年8月，有一位新華社記者采訪了災區，並寫了一篇內參，指出災區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艱難，要求中央直接給予財政支持。鄧小平看到內參後非常憤怒，在內參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記者不可重用！"該新華社記者被立即調離記者崗位。從此以後，沒有任何人敢公開談決堤慘劇。
──《新史錄》 2011-08-25 19：34：12
"1975年河南水災"的有關背景情況
看得出，這位石磊記者，他批評和指責的重點，是鄧小平。我就先談點有關鄧小平在1975年的背景情況。政治家的事，當然首先是政治方麵的情況。
先說得稍遠一點吧。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作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蒙古溫都爾汗的荒丘上結束了自已的政治生涯。毛澤東在政冶和心理上受到重創，又有一大堆緊迫的問題需要處理，可首先讓他放不下的，是他心心念念記掛著的"接班人問題"。說起來，這"接班人問題"，在毛澤東的心頭盤旋了幾十年了，一場"文化大革命"，劉少奇放棄了，如今林彪也完了，在毛澤東先後打過主意的若幹人選中，他還是更看重考察了幾十年的鄧小平，"生薑還是老的辣"嘛。
"文化革命"，鄧小平"時不利兮騅不馳"，按照毛主席的吩咐，作為接班人的"預備隊員"，按老話說是"儲君"，他呆在江西已經好幾年了。
1973年春，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由紀登奎具體經辦"解放幹部"的手續，鄧小平又"東山再起"了，這些曆史情況，大家都知道。
不過，主席辦事的章法，曆來講究個"因勢利導"，鄧小平接掌這個國家的黨政大權，還有一個過程，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在1975年。
1975年1月，一再推遲的"四屆人大"終於召開了，周總理強拖病體，作了"政府工作報告"。根據毛主席的決定，會議結束時，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的會議宣布：國務院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此後，周總理住院治療，鄧小平雖然名義上是"第一副總理"，實際上行使總理的職權。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鄧小平"舉重若輕"的施政風格，同周恩來可謂迥然有異，"整頓鐵路"、"整頓鋼鐵"、"整頓軍隊"……，以及後來一連串"整頓"，他殺伐決斷、大刀闊斧地幹起來。
不到半年，1975年的7月初，鄧小平在中國政壇的地位，又有進一步提升。時間大概是7月的頭一兩天吧，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具體地說，就是"主持政治局會議"。由此，整個國家黨、政、軍的全局，由鄧小平接掌大權，也就是說，"文革"期間，原來周恩來行使的職權，由鄧小平全麵取代。按照中央的安排，國務院的工作，這時實際上就由李先念主持了。這位石磊記者說，河南水災時，"鄧小平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這是不對的。
這些中央政壇的重大人事變動，都是毛主席決定的，他是何考慮？難以盡知。不過有一件事，成為這個轉變的契機，這便是紀登奎的"浙江之行"。
這件事的起因是，1974年秋冬吧，毛主席在外地巡視途經浙江時，了解到"文革"前期的派性鬥爭，在"批林批孔"時又死灰複燃，鬧得省委也癱瘓了，把浙江搞得一塌胡塗。"文革"中後期，這類問題大多是我父親出麵處理的。1975年春，去醫院看望周總理時，總理幾次囑咐要我父親解決一下浙江問題，還說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話："不看僧麵看佛麵嘛，浙江省有幾千萬老百姓呢。"可我父親不大願意去，鄧小平也不大同意他去，後來還是主席發話了，不能不去了，於是，1975年7月初，就有了紀登奎的"浙江之行"。
中央的事情頭緒多端、錯綜複雜。當時，對"浙江之行"，鄧小平和我父親不大同意去的緣故，是因為中央的人都知道，浙江幾個鬧事的造反派頭頭，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也是張春橋支持的。顯然，浙江的問題，根子在中央。而中央內部的分岐，不能暴露在地方和下級麵前，這是中國政壇高層的規矩。因此，"投鼠忌器"吧，浙江的事處理起來很棘手。
從1974年夏，毛主席批評"上海幫"，還指示政治局開會批判他們。到1975年5月，政治局開會批"四人幫"，斷斷續續，批了近一年。
後來鄧小平向毛主席匯報："對上海幫，政治局開會批了快一年了，他們幾個人也不檢討。怎麽辦呢？主席，我看，這件事，就算了吧。"
主席對小平說："好吧，那就先這樣吧。不過，他們幾個人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總是要解決的。"
這是父親後來對我說的。父親似乎不大讚成小平的做法，他後來的說法是："小平的想法是，他對人家高抬貴手，人家對他也會高抬貴手，這樣中央就團結起來了。可小平沒有想到的是，後來，人家對他卻沒有高抬貴手。"父親說的"後來"，是指"批鄧"時的情況，他說的"人家"，指的就是"四人幫"。
不過，在1975年春夏時，"四人幫"因為在中央挨了批，灰溜溜的，政治上很被動。所以，鄧小平搞"整頓"，需要中央開會決定什麽事的時候，"四人幫"他們幾個人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怎麽搗亂。
讓紀登奎去浙江解決問題，中央的安排，讓王洪文一起去，這也是主席的意見，可能有點讓紀登奎對他"傳、幫、帶"的意思吧。或許主席還另有深意：當年對"接班人"的考慮，王洪文也算一個，還相當正式，而且一度讓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可是，1974年一場"批林批孔"下來，對王洪文這個"接班人"，大概主席怎麽看怎麽不行，於是，下決心要放棄了。
當年的中央，王洪文是副主席，我父親隻是政治局委員；和王洪文一起去浙江，這樣的安排，對我父親無疑是一件很別扭的事。可是，如今王洪文要去浙江"出差"，順理成章，經毛主席批示，就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這也反映了主席"因勢利導"的行事風格。
下麵我再介紹一下我父親去浙江以後的工作日程和行蹤，因為這同"1975年河南水災"的事，在時間上是直接相聯的。
1975年7月初，紀登奎去浙江解決問題，前後共有近一個月。中間回北京一趟，向政治局匯報，中央批準他所提的處理意見後，隨即付印，當天就帶著中央處理浙江問題的文件，乘飛機返回浙江，傳達文件、貫徹落實。浙江的兩個造反派頭頭，張永生，翁森鶴，從浙江省的領導崗位上拿下來，送到河北省的一個農村，是王國藩那個大隊吧，去"勞動鍛練"了。
1975年7月下旬，紀登奎還在浙江，中組部的人也一同去了，對"整黨試點"進行調研。我父親當時的想法，對文革的派性問題，老是個別解決、零敲碎打的，不是個辦法，要有個係統的解決方案才好。父親深一層的考慮，用如今的話來說，是想實現"文化革命"的"軟著陸"。當然，這是我的猜測。
可是，忽然，李先念從北京打來電話，又讓他去解決鄭州鐵路局的問題。
這件事情的原委是：1975年春，鄧小平搞"整頓"，所謂"九大整頓"，首先是整頓鐵路；萬裏是鐵道部長，新官上任，摩拳擦掌，披掛上陣了。第一炮，是徐州局，旗開得勝；第二炮，是長沙局，也頗有斬獲。萬裏聲名大振、再接再厲，可是，這第三炮，到鄭州局時，卻"溜子撞牆了"。
原來，徐州局和長沙局，掌權的是老幹部，把少數幾個鬧事的造反派頭頭一抓，幹擾排除了，鐵路就通了。而鄭州局的情況有所不同，"文革"中的造反派"二七公社"是多數，掌權的老幹部也是支持"二七公社"的。在河南，萬裏一到新鄉分局，就抓了個造反派頭頭，叫邢介江，以此推動鄭州局問題的解決；卻不料，揪"邢介江之流"，引發了鄭州局的派性對抗；更讓萬裏始料不及的是，前一段，鄭州局的生產形勢還是不錯的，領導班子一鬧起派性來，鐵路生產的狀況，主要指標火車車皮的"裝車量"，同前一段時間相比，反而下降了。
"文革"時，鐵路局是鐵道部和當地省委雙重領導，搞"整頓鐵路"的九號文，改為鐵道部為主，這裏有一些"條塊"之間的糾紛，都是曆史上積累的圪圪瘩瘩的陳年舊賬。如今，對鐵道部處理鄭州局的方針，河南省委有不同意見，雙方搞得很僵，這又使河南省委和鐵道部的分岐，眼看就要公開化了。
鐵路是國務院管的事，鄭州局是京廣線和隴海線的交叉點，是中國這兩條鐵路大動脈的樞扭，鄭州局出了問題，影響全國的經濟尤其是工業生產。李先念很著急，催著我父親趕快去，還說："鄭州鐵路局的事，沒搞好，出問題了。登奎同誌啊，你看他們兩邊，萬裏是你的老戰友，建勳是你的老夥計，你還是去一趟吧，和他們兩位好好談談，解決一下。"
於是，75年7月下旬，紀登奎又急匆匆地從浙江乘飛機直接趕往鄭州。立即在省委三所召開會議，當務之急，自然是解決鐵路和地方的"團結"問題。河南省委的，還有鐵路方麵，路局和部裏的，兩方麵的人都來了。
文革期間的兩派問題，我父親解決的多了，他的路子，還是"兩派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消除派性，搞好團結"那一套，這一次，他還抓了個典型，"三八女子乘務組"，讓分屬兩派的正副組長現身說法，搞好團結，帶動全局。
不過，這種事說起來簡單，實際解決起來卻麻煩得很，又涉及河南省和鐵道部兩個領導班子的分岐，不是打幾句官腔就行的。父親拿出他那"拚命三郎"的勁頭，大會講話，小會座談，個別談話，調查研究，忙得不可開交。
紀登奎這次來河南，本來是解決鄭州鐵路局的事。可是"派性"和"團結"問題，那時是個共性問題。"批林批孔"使"文革"前期的"派性"重新發作，到1975年夏，仍有一些餘波，受派性影響，班子不團結，河南不少地區都有。
我父親在河南工作二十年，同河南幹部熟得很，在他們眼裏，紀登奎是解決"老、大、難"的專家，他們被"派性"鬧得日子不好過，這時也想讓紀登奎幫他們解決點問題。劉建勳是老同誌，過去紀登奎是他手下的"愛將"，這時雖然是"中央領導人"了，可他們倆的關係，卻不大像官場上通常的上下級關係，而更像老朋友一樣，劉建勳還像過去一樣，他年紀大了，就抓紀登奎這個"壯丁"給他當差。乘著紀登奎在鄭州，劉建勳召開了河南省委的常委擴大會，地委書記們都來了。連一些造反派頭頭，也聞訊趕來找紀登奎"告狀"反映他們"受壓"了，到省委三所闖關，可這一回被"擋駕"了。
而我父親的態度，似乎來者不拒，都要見麵談談，這或許是因為，到了基層，各種信息蜂擁而來，正是調查研究的好機會，可以給他係統解決文革派性問題的設想增加一些直接的感性材料。
不過，因為父親和河南的人和事太熟了，事情一上手，說"調查研究"也不全是，說"解決問題"又沒有下決心，時間也不夠，結果，問題搞成個"夾生飯"，反而把他自已也卷進"是非窩"裏了。同紀登奎以往解決各地的問題相比，依我看，他這次"河南之行"，是個"敗筆"，後來他在政治上翻船，這也是原因之一。不過這些事說來話長，就此打住吧。
我翻騰這些陳年舊賬，是想說明這樣一個事實：1975年8月初，我父親就在河南，大部分時間在鄭州的省委三所，中間去過洛陽幾天，也是為了調查解決幾個大企業的"派性"問題。
劉建勳，還有河南省委的幾位主要領導人，也都和父親在一起，耿其昌，王維群，戴蘇理，趙俊峰，……等省委領導，我都見過。我還和耿其昌說過幾句話，記得是他訴苦："你爸爸一回來，我們就天天跟著他熬夜，經常搞到夜裏一兩點。他身體好，白天也能睡覺。我跟他可比不了，晚上熬到後半夜，可早上一到六點就醒了，再也睡不著了。天天如此，可真受不了。"
那時候，我在河南密縣一個公社當書記，我父親來河南，是縣委書記告訴我的，我請了個假，去看望父親。七月底八月初，我也在省委三所，住在一號樓。父親忙得很，我雖然就住在隔壁房間，可我睡了，他還沒回來，我醒了，他走得沒影兒了，好幾天同他也說不上一句話。我呆著沒事，就和秘書警衛們在一起，有時開大會也去聽聽。我在農村基層工作，直接麵對農村的幹部群眾，粗粗拉拉的作風，已經習慣了；聽他們開會講話，文文氣氣、磨磨嘰嘰的，引不起多大興趣，覺得有點無聊。
就在這時，發生了"1975年河南水災"。
關於"1975年河南水災"，我當時的親見親聞
父親去洛陽軸承廠，我也跟著去了。在廠會議上開會時，一個造反派頭頭，中年人，是個女的，闖進會議室，大吵大鬧；父親很生氣，訓了她一頓，大概心情有點煩燥吧，還脫口嚷了一句，滾！當時我就在現場，是親見親聞。
後來，大概有人把這件事匯報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到1976年春"批鄧"時，那時的說法叫"打招呼"，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其中有這麽一句："對造反派，不要動不動就滾！"，我馬上想到，這不是批評我父親嗎？主席還有一句更有名的話，"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聽了傳達以後，當時我就認為，"走資派還在走"，說的是鄧小平，"投降派確實有"，指的就是紀登奎。
我父親和劉建勳還在洛陽，河南南部駐馬店地區發生水災的消息傳來，他們立即回鄭卅了。調查和解決"派性"的事，自然得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災。回鄭卅以後，我不知道父親上哪兒去了，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麽。發生水災的事，我也聽說了，印象還很深，不過是聽秘書們說的。
直到2011年，劉建勳的兒子劉立強送給我一本《劉建勳紀念文集》，其中第449頁記載了"75.8特大洪災"的情況，我看了以後，才知道我父親和劉建勳在水災發生後那幾天的行蹤：
8月8日晚，我父親和劉建勳還在洛陽，省委副書記、省革委生產指揮部指揮長王維群突然打來電話報告，駐馬店地區板橋水庫出事了！因通信中斷，具體情況還不清楚。我父親和劉建勳當即連夜返回鄭州，聽取匯報，了解情況，安排布置抗洪救災，向中央報告，要求派軍隊支援。
第二天，8月9日，紀登奎和劉建勳，乘空軍13師派來的安.24飛機，到達確山縣的李新店機場，換乘吉普車走了一二十公裏，因橋梁被洪水衝斷，又從空軍新鄉基地調來直升飛機，在駐馬店一個學校的操場上降落。
就像過去打仗一樣，指揮位置靠前，才能情況明、反應快、決心下的正確。劉建勳和紀登奎他們兩個過去雖然都是"地方幹部"，可都經曆過戰爭年代，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劉建勳還當過縱隊政委，自然懂得這個道理。
先期到達駐馬店的，是省委副書記王維群和水利專家陳惺，這時，王維群返回鄭州，負責抗洪救災的後方支援工作，醫療隊、防疫、各類物資器材等，當務之急是災區群眾的吃飯問題，組織食品加工，交通斷絕了，就用飛機空投。
當時，省裏的抗洪救災指揮部，就設在駐馬店駐軍部隊一所新建的幹休所裏。生活設施簡陋，夥食也很簡單、隻有饅頭，領導同誌和一般幹部同吃同住、一起緊張忙碌，就像回到戰爭年代一樣。劉建勳年紀大了、體弱多病，緊張、忙碌、焦慮，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醫生勸他吃點安眠藥，他說："我有煙抽就行。"而紀登奎就像還是劉建勳的助手一樣，他年富力強，甘心情願地又讓劉建勳抓了一回"壯丁"。當時，最重要的，是盡快準確地把汛情偵查清楚，紀登奎和劉建勳帶著水利專家陳惺，那幾天主要就是忙的這個事情，情況明，才能下決心，然後抓住抗洪救災的關鍵環節作出決策。
關於水災的情況，當時我是聽幾位秘書說的，我父親的楊秘書，劉建勳的王秘書，他們沒有跟首長外出，在省委三所留守當值。
豫南地區暴雨，三天之內就下了兩年多的雨，板撟和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先是漫壩，繼而垮塌，滔天洪水瞬間衝向下遊的田野，很多村莊都被衝跑了，莊稼就不必說了，京廣鐵路也衝斷了……。這些情況，我當時就聽說過。
水災的信息，陸續傳來，不過，也相當混亂，前後不一，沒個準頭。水庫下遊很多村莊，被洪水衝得沒影了，死亡的人數，一會兒報來五萬，一會兒又報來五萬，一時間，說有十幾萬人淹死了，讓人聽得心驚肉跳！
過了幾天，報來的消息，又說沒有那麽多。楊秘書說的一個例子，到今天我還記得：有一個公社，有幾萬人，開始說，全完了，一個人也沒剩下，都淹死了；過了兩天又報告，聯係上了，人找到了，絕大多數逃出來了，隻死了幾百人。這也是我在當時聽說的情況。
楊秘書還對我談過這樣一個情況：水庫垮壩，庫水下泄，滔天洪水突然湧來，下遊較近的村莊，死得人最多，而且大都是老人、婦女、孩子，逃出來的，則是年青力壯的男人；下遊較遠的村莊，死的人就少一些，老人、婦女、小孩大都跑到安全的地方了，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強的男子。
我問揚秘書，為什麽會這樣呢？他對我說：水庫垮壩正是半夜，來不及發出警報，洪水衝進村莊時，人們還在睡夢中，許多人剛驚醒就被衝跑了；大家各自驚惶逃命，老人、婦女和孩子，體力弱、跑不及，就淹死了，年青力壯的男人體力好，有些人就逃出來了。而下遊較遠的村莊，洪水到來前，收到了縣和公社的警報，農村基層組織，大隊支部，基幹民兵，動員起來了，組織群眾疏散，往地勢較高的地方跑，老人、婦女、孩子先走，大都逃出來了；而洪水來到時，有些幹部和民兵因為組織群眾疏散留在後麵沒跑出來，就被衝走了，因此，死的反而是年富力強的男子。我在農村基層工作，這些事情能聽明白。
──對此，我很感慨。那個時候，農村基層組織，組織和動員的能力還是相當強的。如今有些人把當年的農村基層幹部說得不成個樣子，不符合實際情況。倒是如今，說農民自由，是真的自由了，這不能說不好，可是，卻沒有懂得哈耶克說的那個"自由秩序原理"，農村改革，基層組織基本癱瘓了，不是無政府，也是個半無政府，把農村搞成個一盤散砂、亂糟糟的局麵。
那時的農村基層，思想和組織的情況比較好，除了宣傳教育，對幹部的管理也相當嚴格。我還記得一件"文革"以前聽說的事：1963年河南豫東地區發大水時，有一個公社黨委書記，沒有組織群眾疏散，而是自已找了一條船、帶上老婆孩子逃命了，可見那時也有相當混賬的幹部。省委書記劉建勳得知後，大發雷霆，當即宣布：將這個公社黨委書記開除黨籍、撤職查辦，並且通報全省。那一年我高中畢業，覺得劉建勳平日挺和藹可親的，想不到發起威來這麽凶！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河南水災發生後，中央專門派出"中央慰問團"，團長是紀登奎，付團長有烏蘭夫，還有農業部長沙風和水電部長錢正瑛。這件事當時就聽說了，可我呆在省委三所像關禁閉一樣，沒有見過他們。後來知道，"中央慰問團"到達河南的時間，是1975年8月12日。不過，這時紀登奎到河南已經十幾天了，得知水災後，就在為抗洪救災的事緊張忙碌，也有好幾天了。
"中央慰問團"到河南後，立即投入抗洪救災的工作。當天，紀登奎和劉建勳就同慰問團的烏蘭夫、沙風、錢正瑛一起，乘直升飛機到板橋等毀損的水庫，親自查看決堤的口子，估計損失的規模，研究搶險救災的措施，也慰問受災地區的群眾。水利專業的事，錢正瑛是內行。所以，雖然名義上是中央派來的"慰問團"，實際是發號施令的，就是"中央抗洪救災指揮部"。
《新史錄》記者石磊所謂對我的所謂"采訪"，我已經申明全無此事。不過，我們還是看看他這篇所謂"采訪"是怎麽說的吧：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河南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報告險情。紀登奎接到報告後，立即趕往副總理李先念辦公室。
當年的情況，我前麵已有概述。這篇"采訪"，此處最明顯的錯誤是：
第一，水災發生時，紀登奎就在河南，天天和劉建勳在一起，水災的信息，他們兩位是同時得知的，紀登奎並不需要劉建勳向他報告什麽險情。
第二，得知水災的信息後，紀登奎給李先念打電話，這有可能，但是，他不可能"立即趕往副總理李先念辦公室"，因為他並當時不在北京，連"中央慰問團"8月13日回北京向李先念匯報災情，紀登奎也沒有同行回京。
《新史錄》這位石磊記者冒用我的名義編出來的故事，在這裏"漏餡"了，而且是"硬傷"。對玩筆杆子的人來說，這是大忌。這位石磊記者不講職業道德且不說，故事也編得實在不象回事。而且，這位石磊記者就沒有想想，我既然可以接受他的"采訪"，對他的造謠構陷，也就可以進行澄清和辯誣。
對"河南潰壩巨禍鄧小平難逃幹係"的若幹澄清
"紀登奎兒子揭河南潰壩巨禍鄧小平難逃幹係"，這是《新史錄》記者石磊這篇所謂對我"采訪"一文的標題。不過，我在這裏也許該把心氣放平和一點，不妨把自已當作這篇所謂"采訪"的一個讀者，來看看他說了點什麽。
這位石磊記者，在編造了"劉建勳向紀登奎報告"、"紀登奎趕往李先念辦公室"的故事之後，開始針對他的主要目標，接著編造鄧小平的故事：
紀登奎和李先念經過短暫商討，決定隻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他們決定向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匯報他們的想法，請求具體指示，…… 8月7日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給鄧小平家裏打電話。鄧榕接到電話後說鄧小平不舒服，已經入睡。李先念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鄧小平。但鄧榕堅持說鄧小平已經入睡，身體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了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裏家打麻將，一直打到8日清晨5點左右。
8日零時20分，駐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級急電，請求動用轟炸機炸掉副溢洪道，確保大壩安全。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直接向李先念打電話，要求上級動用空軍。李先念在紀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給鄧小平家裏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
李先念和紀登奎當時急得跳腳，但也無可奈何。因為李先念當時隻是國務院副總理，而副總理紀登奎雖然擔任軍隊的職務，但僅僅是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根本無法指揮空軍。
……決堤慘案發生後，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視察了災區。但作為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或許心裏有愧，一直沒有視察災區。
我得承認，這位石磊記者，對紀登奎、還有李先念和劉建勳，似乎沒有什麽惡意，字裏行間，說的都還算是好話，不知他是否指望，這樣就可以封住我的嘴？顯然，紀登奎、李先念和劉建勳，不是這位石磊記者的獵物，他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鄧小平。這位石磊記者，還挺有點政治謀略嘛。"分化瓦解，團結多數，孤立和打擊主要敵人"，這是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對付那些"摩擦專家"的經驗，這位石磊記者莫非也從中學了點本事？
我父親在"文革中犯過嚴重政治錯誤"，這眾所周知；可我愛我的父親，欽佩他的品格和才幹，甚至還有幾分崇拜。但是，用無中生有、偽造事實的辦法，給紀登奎臉上貼金、在他的頭上製造光環，甚至不惜對別人 ── 這裏是鄧小平，憑空捏造汙蔑構陷來作為反襯，這種事我做不來。這位石磊記者，你想錯了，我不是你認為和希望的那種人，沒有那麽卑鄙。
這位石磊記者的攻擊對象，顯然是鄧小平，卻不敢公開站出來明說，而是躲在不知什麽地方，冒用我的名義，拿我當槍使，以為我就那麽容易上當。這位石磊記者，你又錯了，我也不會像你想的那樣，沒有那麽愚蠢。
這位石磊記者應當知道，如今不是革命戰爭年代了，幹部上台下台，並不是敵我關係，從革命詞匯裏拾得一些牙慧，把革命戰爭年代對待敵人的辦法，用來分析、判斷和處理和平時代的政治問題，這不是正確的態度和方法。
據這位石磊所說，李先念曾經兩次給鄧小平打電話，第一次是8月7日22點45分，第二次是8月8日零點20分稍後的時間，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電話裏回答，鄧小平已經入睡，因而拒絕接電話。
這位石磊記者所談的這個情況，據我所知，顯然不對頭。我沒有在中央機關工作過，隻是從家裏聽到一些當年中央工作的情況，容我簡單介紹如下：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個習慣，夜裏工作，白天睡覺。中央領導也跟著主席的習慣，過著晨昏顛倒的日子，成年累月都是這樣，這種不正常的作息，那時也是中央的工作秩序。不過，黨中央和國務院下屬各部的機關，還是正常作息的工作秩序。這樣一來，最辛苦的一小批人，就是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那些工作人員尤其是負責人，他們既要隨時為中央首長提供服務，又要銜接下麵各部門正常作息的機關，每天工作時間很長，長年累月睡眠不足，許多人都累病了。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據我看到父親的情況，睡覺的時間，早一點兒，是淩晨五點左右，晚一點兒，就到早上六七點了，起床的時間，大體都是中午12點多到午後一點左右，到下午三點左右，外出辦公，才大忙起來。因此，晚上10點多或者午夜12點的時候，正是他們這些人精神頭提得最足、工作最為緊張忙碌的時候，有時候，政治局會議還沒有散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晚上10點和12點，他們這些人沒有入睡的。這位石磊記者說鄧榕講的"有事天亮再說"，可天亮的時候，他們反而是在睡覺呢。聽父親說，毛主席去世以後，中央領導人才全都改成正常作息了。
這位石磊記者說，鄧小平晚上10點多就入睡了，編故事編得級別不低。可是，對中央領導當時的作息和工作秩序這些基本情況，他卻完全不了解。
對石磊編造的這個故事，以常情常理來衡量，我在這裏還想提這樣一個常識性的問題：鄧小平作為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而且，如我在前麵介紹的，1975年8月，鄧小平實際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整個國家的黨、政、軍、民，權力和責任係於一身，可是，鄧小平就沒有辦公室嗎？辦公室就沒有秘書和工作人員嗎？我們知道，周恩來當總理時，當年曾有五個秘書呢。我父親那時的秘書，正式的就有兩個。李先念當時主持國務院工作，實際上行使總理的職權，他給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打電話，而且是談工作，怎麽會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接電話呢？而且鄧榕竟然拒不傳達，還兩次把電話掛斷！
在這位石磊記者看來，似乎"毛主席走下神壇"了，既然大家都"不是神，也是人"了，一個大國的權力中樞，也就像市井百姓鬧家務一樣，婦姑勃豁、婆媳鬥法、小姐任性使氣，所謂"黨中央"，也就是這麽個"德性"！
研究"社會學"的學者不知是否搞過"問卷調查"什麽的，如今的社會，競爭激烈、就業壓力大，工作緊張勞累、心力交瘁、精神鬱悶的人群不少，加之政府信用缺失，牢騷不滿相當普遍，電視節目雖然多如牛毛，看著也沒什麽味道，如果能給他們尋點開心，讓他們渲泄一下，也是一種社會需求呢。這位石磊記者，編造這些沒譜兒的故事，是否就是看準了這個"市場"？
我得承認，鄧榕兩次掛斷電話的事，雖然和我父親也有點關係，要反駁這位石磊記者，我提供不了什麽證據；況且，對此事進行澄清與辯誣，也不是我的直接責任。不過，我也算是"高幹子女"，那個時代，我父親也在中央工作，可以提供一些我所了解的情況，提供給大家作為參考：
父親在中央工作時，我在外地，每次探親回家，見麵之後第一句話，父親就是交待：不準進他的辦公室！不準看他辦公桌上的文件！這是因為那時的中央領導人，都在家裏辦公，秘書、警衛、司機等工作人員，一天24小時都有人值班，有的還住在家裏。而我們家，那時我和弟妹都在外地，有的工作，有的下鄉，隻有一個小妹妹在北京的軍隊醫院，也是三兩個月才回一次家。所以，我父親的所謂"家"，隻有他們老兩口，還有一大堆工作人員，實際上就是個大辦公室，許多黨和國家的機密文件，也都放在家裏。
而且，我後來聽說的，中央領導的秘書們，打電話、接電話，通知開會什麽的，都有正式的電話記錄，是專門印製的，還要存檔；至於中央領導人之間的電話，還有什麽紅機子，更有一套嚴格的規矩，其他人包括秘書在內，不允許代接，也不準旁聽。就像我們家吧，不僅父親工作上的電話，我和弟妹從來沒有接過，而且他辦公室的電話，我們連用也從來沒敢用過。
說起鄧榕，我還見過一麵，是在國務院小禮堂看電影，那算是"高幹子女"的特權了，她年齡比我要小不少，那時好象還是個學生，她怎麽會接鄧小平工作上的電話呢？而且竟敢把李先念的電話掛斷！鄧小平辦公室的秘書們幹什麽去了？鄧小平的家裏就那麽沒規矩？我不相信。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恐怕用不著鄧小平本人幹涉，鄧小平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不會允許！那些人的規矩嚴格得很，職責所在，非常謹慎，犯了規矩，是要受紀律處分的。
退一步說，涉及鄧小平的健康，親屬關心自然在情理之中，可那也首先應該是鄧小平夫人卓琳的事，卓琳又幹什麽去了呢？雖然中國人的科學素養不算高，可這人情世故方麵的事，卻是中國人的長項。這位石磊記者，編故事也該懂點常情常理，編得太離譜了，讀者用不著非得是研究生，也能看穿。
實際上，同老百姓的情況不一樣，中央領導的健康和治療，一般用不著他們的子女操很多的心。我聽到的，周總理管事的時候，每個政治局委員的身體狀況，都在他過問和掌握之中；比如我父親吧，他曆來身體不錯，有點梅尼爾什症，過於勞累會頭暈，或者偶爾得點感冒，有時到北京醫院輸個液，隻有幾個小時，也要向總理報告；若是得了大病、要動手術，醫療組還要向政治局匯報病情和手術方案，得到批準才行，當年的陳毅、謝富治和康生，都是這麽個規矩；至於總理和主席的病情和治療，更是驚天動地的國家大事，要成立專門的醫療領導小組，成員都是中央領導，還有專門的辦公室，下麵才是醫療專家組；鄧小平當時主持中央工作，位居權力中樞的核心，他生病的時候是個什麽規矩，我不知道，但肯定也不會馬虎了事，恐怕得有所交待才行。對這種規矩，你要說是"特權"，也的確是特權；不過，要維持權力中樞的正常運作，尤其一個大國，這種"特權"要是一點兒也沒有，恐怕也不行。俗話說，官身不自由，像這位石磊記者所說的，鄧小平有病了，徑自就去睡覺了，或者溜去打牌了，然後就讓她的女兒擋駕，這樣的故事，聽起來就和老百姓家裏發生的事情差不多，這位石磊記者不知是否知道，他為鄧小平塑造了一個相當"平民化"的形象呢，可是，中央的規矩不是這樣的。
關於河南1975年水災時，李先念向鄧小平打電話請示出動軍隊的事，倒是確實發生過。對此，《李先念傳》下冊第862頁是這樣記載的：
8月13日，慰問團和河南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回京向李先念等匯報。河南省負責水利工作的陳惺回憶說："14日淩晨0時15分，我們抵達北京。國務院會議室裏，副總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軍委負責人等候開會。沙風首先匯報中央慰問團和河南省委關於加快排水的意見。李先念說：'為了救人，你們說炸開哪裏，我們就同意炸開哪裏'。我在地圖上指出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征求身邊水利部長錢正瑛的意見後，表示同意，並要錢正瑛起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聯合命令。聯合命令起草好，李先念看後即和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鄧小平通話，得到同意後簽發命令。下令武漢軍區和南京軍區的舟橋部隊緊急出動，在中央慰問團的指揮下執行爆破任務。從上午十時爆破班合閘開始，接著炸其它阻水工程，打開分洪口門，加速積水下泄，災難總算過去了。"
……中央軍委緊急派出3個師15個團的兵力和48架轟炸機趕赴災區……。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災時，因為調動軍隊的事，李先念給鄧小平打電話的經過，這裏說得很清楚了，這中間，根本沒有鄧小平女兒的什麽事，更沒有她兩次掛斷電話的情況。
以上引用《李先念傳》裏的這段話，是水利專家陳惺的回憶，他時任河南省水利局的總工程師，當年隨慰問團赴京向李先念匯報，他的回憶，是親身經曆、親見親聞。附帶說一句，陳惺在1958年"反右傾"鬥爭中曾經受過錯誤打擊，是劉建勳1961年來河南以後，給他平反昭雪並重新起用的。
當然，我也知道，如今的中國，不管黨和政府說什麽，有一些人就是一概不相信，寧願聽信網上的流言。這對黨和政府來說，確實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和深刻反思。對《李先念傳》裏談的情況，有些人可能還是不相信；可是，對《新史錄》這位石磊記者編造的故事，如果我們不加思考就信以為真、照單全收，似乎也太輕率了。
至於鄧小平喜歡打橋牌（不是麻將），社會上流傳很廣，人們都知道他有這麽個嗜好。作為群眾對領導的監督，如果鄧小平因為打橋牌貽誤國家公務，自然應當受到批評責備。可是，拿鄧小平這個嗜好來編造謠言，就不可取了。
對那一段曆史有點了解的人應當知道，1975年夏秋，鄧小平"九大整頓"全麵展開，工作非常緊張忙碌，萬裏大刀闊斧整頓鐵路，在鄭州局受挫，增加了工作難度，同河南省委意見分岐，也是傷腦筋的事，也容不得他那麽瀟灑。對鄧小平和萬裏那一段時間的工作，進行無端責備，既不客觀，也不公道。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災，就當時聽到的情況，鄧小平似乎管得不多。不過，除了批準調動軍隊，還有一件事，也應該是鄧小平管的，組成和派出"中央慰問團"，因為這件事要經過中央決定，而他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位石磊記者還說，"作為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或許心裏有愧，一直沒有視察災區。"為了進行對比，他還說，"決堤慘案發生後，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視察了災區。"
我在前麵說了，水災發生時，我父親就在河南，而且一直沒有離開。據我所知，李先念並沒有去河南"視察災區"，國務院一大攤子事呢，他離不開。至於王洪文，自從他進北京在中央工作之後，從來沒有去過河南，一次也沒有；因為"浙江之行"的事，他被張春橋訓了一頓，說他"讓紀登奎給耍了"，心灰意懶的，一直呆在上海，和他的"小兄弟"們在一起；1975年8月，王洪文也根本沒有去河南"視察災區"，這個情況，河南省委的幹部都可以證明，我在寫這篇文章時，還專門向劉建勳當年的王秘書核對過。
另外，據這位石磊記者說，"汝河上遊的板橋水庫水位暴漲並崩潰，隨即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引發了豫南地區石漫灘水庫、宿鴨湖水庫等60座水庫接連潰壩"。其中，所述有些情況，也顯然不對頭：
石漫灘和板橋兩座水庫潰壩，幾乎是同時發生的，扳橋水庫潰壩是8月8日1點30分，而石漫灘水庫潰壩是8月8日零點30分，時間還要早一個小時。因此，石漫灘水庫潰壩，並不是板橋水庫潰壩所"引發"。
而在石磊所謂"采訪"的另一處，又說"石漫灘水庫的大量洪水急驟流入板橋水庫，加快了板橋水庫水位暴漲的速度"。
這種說法，不僅不苻合事實，而且自相矛盾：前麵說，板橋水庫垮壩，洪水衝垮了石漫灘水庫，後麵又說，是石漫灘水庫的洪水流進板橋水庫了。還有，不知道這位石磊記者在地圖上核對過沒有，石漫灘水庫和板橋水庫根本就不在一條河上，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的流域，一般泛稱洪汝河，都屬於準河支流，但洪河和汝河是兩條不同的河，板橋水庫在汝河上，石漫灘水庫則在洪河上，因此，石漫灘水庫即使垮壩，洪水也流不進板橋水庫裏的。
至於宿鴨湖水庫，比板橋水庫還要大一倍，如果潰壩，災難就更大了。不過，宿鴨湖水庫雖然險情嚴重，並沒有潰壩。宿鴨湖水庫管理局有一篇王昕執筆的報告《一場降服蛟龍的殊死戰──回顧"75.8"宿鴨湖水庫抗洪搶險》，記述了當地軍民成功搶救宿鴨湖水庫的情況，當年的宿鴨湖水庫抗洪搶險，省委副書記王維群親臨現場指揮，還被認為是一條經驗。
這位石磊記者盜用我的名義編造的故事，漏洞百出，實在沒譜兒。
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災”（下）
－－對石磊編造對我"采訪"的澄清和辯誣
作者：紀坡民
河南抗洪救災，動用轟炸機，是要炸什麽？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水利是一門專業，上大學要學好幾年呢，有一大堆專業術語，相當複雜。我不是學水利的，隻是當公社書記時，管過一個中型水庫，也建過一個小型水庫，對水庫的事，算是多少沾過點邊。
不知這位石磊記者是否懂得水利專業？不過，在他給我編造的"談話"裏，似乎說的跟真事兒似的，對完全不懂水利專業的讀者來說，也許會信以為真的。下麵試舉兩段：
8月7日19時30分，水庫管理部門通過駐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加急電稱："板橋水庫水位急遽上升，情況十分危急，水麵離壩頂隻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庫就有垮壩危險！"
8日零時20分，駐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級急電，請求動用轟炸機炸掉副溢洪道，確保大壩安全。
我手頭正好有一份板橋水庫管理局李東法、付新執筆的報告，《板橋水庫抗洪搶險及失事過程》。據這份報告所述，這位石磊記者所稱8月7日19時30分的加急電，倒是確有此事，時間和內容，說的都對頭；不過，這份加急電，不是水庫管理部門通過駐馬店地委、地革委發給河南省委、省革委的，而是解放軍某部駐板橋留守處發給駐馬店軍分區的。據上述報告稱，隨後，駐馬店軍分區把這份加急電轉給了駐馬店地革委生產指揮部。
這是因為，幾天連降暴雨，造成通訊線路損毀，水庫管理部門對外聯絡中斷了，所以，這份急電是由駐地部隊發出的。在緊急情況之下，駐地部隊通過軍內通訊係統，把災情傳出去，表現了對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高度負責。
可是，由於駐馬店地委的對外通訊聯絡也中斷了，因此，關於板橋水庫的汛情，地委和地革委無法向上級報告，這也包括這份由板橋水庫駐地部隊發給 駐馬店軍分區又轉給駐馬店地革委生產指揮部的加急電。
我們看到，這位石磊記者所說的這份8月7日19時30分的急電，並沒有發到省委和省革委。所以，石磊所述的，這份急電再由河南省委報告北京，以及隨後又發生李先念給鄧小平打電話的情況，也都是子虛烏有的事。
對外通訊聯係中斷，駐馬店地委向軍分區求助，可軍分區的電話也打不通；又讓郵電局總機想辦法，也不行；直到8日淩晨4時30分，終於聯絡上了；這時，板橋水庫已經發生潰壩已經三個小時了。
8月8日淩晨4點30分，水庫汛情和潰壩的信息，由地區水利局長辛鴻江報告省防汛辦公室高明奎，高明奎隨即轉報省委副書記王維群， 8月8日淩晨5時，王維群報告了北京的水電部長錢正英。不過，據說，錢正英此前已經從其它渠道得知水庫潰壩的信息了。
以上，是板橋水庫潰壩前後，災情信息上報的有關簡要情況。
至於石磊記者所稱的"8月8日零時20分駐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級急電"，還有"40分鍾後"即8月8日1時，"水庫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別告急電"，經與有關材料核對，並無此事。因為，在"8月8日零時20分"和"8月8日1時"這兩個時間點，不僅板橋水庫管理局和水庫部隊駐地，而且駐馬店地委包括軍分區，對外通信聯絡均告中斷，已經無法向上級報告災情了。
河南駐馬店1975年抗洪救災和水庫潰壩，情況複雜，信息量很大，光是那位水利專家的朋友送給我的材料，就看了好幾天。這位石磊記者所記述的信息量，可以說百不及一。而其中，隻有8月7日19時30分這一份電報，事實是可靠的，可以得到證實。不知道這位石磊記者是從什麽渠道搞來的？也不知道為什麽他又隻搞到這麽一條信息？如果是從當年板橋水庫駐軍的轉業戰士那裏聽來的，這位石磊記者也還算是搞過一點調查研究，並不全是憑空編造。
鑒於這位石磊記者編造我的所謂"談話"，傳播甚廣，影響甚大，而且批評指責的矛頭直指鄧小平，還有什麽動用轟炸機炸開溢洪道的情節，很是聳人聽聞，小男孩兒們一定很有興趣，我就多說幾句話吧。下麵讓我們試著從水利專業的角度，來看看石磊所談的情況，是不是那麽回事。
第一份加急電稱：7日19時30分，"板橋水庫水位急遽上升，情況十分危急，水麵離壩頂隻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庫就有垮壩危險！"
這種描述，若以水利專業知識來衡量，有點玄乎：水麵離壩頂隻有1.3米，發生水庫垮壩，是旦夕之間的事。而300毫米降水，在河南正常年份一般是半年的降雨量，而且大型水庫流域麵積也大，降雨之後徑流入河的水頭到達庫區，最快也得半天呢，照這麽看，情況似乎並不怎麽緊急。
不過，這份加急電，是駐軍部隊發給他們上級的，部隊不是搞水利專業的，又是情急之中，電文不太規範，我們也不好再去認真計較什麽了。
第二份加急電稱："8日零時20分，駐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發出特級急電，請求動用轟炸機炸掉副溢洪道，確保大壩安全。"
這位石磊記者在後麵還接著說道：
"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直接向李先念打電話，要求上級動用空軍。李先念在紀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給鄧小平家裏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當時急得跳腳，但也無可奈何。因為李先念當時隻是國務院副總理，而副總理紀登奎雖然擔任軍隊的職務，但僅僅是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根本無法指揮空軍。"
這位石磊記者的描述，可謂栩栩如生，"李先念和紀登奎當時急得跳腳"，就跟他親眼看見似的。我得承認，對他的描述，我無法反駁。父親自然很熟悉，李先念也見過幾次，可是，如果我說他們兩位當時沒有"急得跳腳"，顯然沒有根據，因為我不具備目擊證人的資格，有人能證明我不在現場。
不過，這位石磊記者一再提到的，"要求上級動用空軍"，倒是確有其事。《李先念傳》裏提到過動用空軍的事，後來我也聽父親說過，當時確實動用了空軍。
可是，用轟炸機炸溢洪道？這就有點離譜了。不知這位石磊仁兄去過水庫沒有？見過水庫的溢洪道沒有？讓我這個"半瓶醋"作點簡單的介紹吧。
水庫的溢洪道一般開在河道一側的山上，在山體基岩上爆破開鑿，山體是土質時，溢洪道則要用混凝土澆鑄；若是大型水庫，溢洪道的寬度起碼有幾百米，長度則依山勢而定，一般還要更長一些，像石磊所說的，動用轟炸機要炸的板橋水庫副溢洪道吧，寬度就達300米，長度為340米。炸掉溢洪道，實際上要炸掉半座山，這就得事先開挖爆破用的坑道，堆進去幾十噸的炸藥才行。
溢洪道是個截麵為倒梯形的大通道，不僅相當牢固，而且開闊寬暢，轟炸機用炸彈從上麵炸，有個"爆破應力"問題，炸彈的效力發揮不出來，軍隊搞武器裝備的懂得這個道理。我不知道美國如今有沒有那麽大個兒的航空炸彈，不過中國那個時候肯定沒有，除非是原子彈！
實際上，汛期遇上大洪水，水庫防汛的應急措施一般是：水位上升時，先是打開放水閘門；洪水過猛放水不及，水位再上升，就隻有靠溢洪道泄洪了；溢洪道一般比壩頂低若幹米，若溢洪道也排水不及，水位漫至壩頂時，水庫就非常危險了；雖然壩頂還築有一米多高的防浪牆，可遇上大汛，也隻能勉強抵擋一小段時間，頂不了多大事；如果是堆土型的壩（1975年垮壩的兩座水庫都是堆土壩），一旦漫壩，水流衝刷，時間不長，勢必垮壩，那就是大災大難了。
到了這種危急時刻，作為抗洪搶險的指揮者，應當和能夠采取的緊急措施，最重要的，是向水庫下遊及時發出警報，組織群眾疏散。我當公社書記就遇到過這種情況，記得是1976年7月一天夜裏，四個小時降水200毫米，我連夜趕到水庫，汛情一度也很緊急，我和水庫管理所的人拿著手電筒，一會兒出去一趟，倆眼緊盯著庫水水位，那時我的腦子裏就想一件事，何時發出疏散警報？直到天亮汛情緩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水庫管理所也沒有向我提到過，還要去炸什麽溢洪道？按這位石磊記者所述，水庫還有不到一個小時就潰壩了，作為抗洪搶險的指揮者，水庫管理局和駐馬店地委的領導，最緊要的事，應該是及時發出警報，組織群眾疏散！而像石磊說的，這種時候，他們卻向河南省委發電報，讓軍隊調轟炸機來炸溢洪道，這是完全缺乏常識的。
所以，水庫真要防大汛，到洪水來到時，臨時抱佛腳，根本不是辦法！關鍵的功夫，要下在稍長一段時間的氣象預報上，如果對水庫流域麵積之內的降水情況能夠作出提前若幹天的準確預報，水利部門就可以事先采取防範措施，有充裕時間提前把水庫的蓄水放空，水庫就可以騰出足夠的庫容來蓄洪。因此，水庫防大汛，中長期的氣象預報是關鍵；而搞氣象預報的人知道，中長期的氣象預報最難搞；現在有了巨型電腦，情況才得到較大的改善。
而且，這裏還有個矛盾，修水庫，是為灌溉，北方降雨量少，水庫蓄水也少，汛期把水庫排空了，洪水沒來，灌溉時又沒水了。我還記得，1976年7月那天夜裏，倆眼緊盯庫水水位，神經高度緊張，可幾個小時裏，我猶豫再三，到底也沒有下令打開放水閘門；汛情緩解以後，說老實話，我首先是感到慶幸，一共隻有半庫水，幸虧沒有白白流走。所以，這管水庫不是個省心的事，水少了愁，灌溉沒有水，農民要抱怨；水多了也愁，水庫垮壩，更是人命關天的事。
用轟炸機炸溢洪道？根本不是水庫防汛的辦法，完全是外行話！
這位石磊記者編造我的"談話"，傳播甚快甚廣，許多人稀裏糊塗就信以為真了。看來，我們國家的水利科學也應該好好搞點科學普及的工作才是。
那麽，河南1975年水災，調動軍隊、尤其要空軍派轟炸機，究竟是炸什麽呢？這就有點說來話長了。對這些事，我過去完全不知道，隻是到1980年代，聽父親閑談時說過一些他親身經曆的一些事，才知道個大概。
不過，這就得先從12年前的1963年河南商丘地區的水災說起了。
前幾年，應文獻研究室張素華同誌要求，我寫過一篇《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日子裏 ── 聽父親談往事》的回憶文章，也沒有發表，五六年了，一直存在硬盤裏。這裏，為了讓大家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了解個梗蓋，我把有關部分摘選出來，與網民共享：
1963年8月，河南東部商丘地區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一回是澇災。於是，紀登奎在省委秘書長的位子上剛幹了幾個月，椅子還沒有捂熱，又到商丘地委代理第一書記，去主持救災。
八十年代，父親曾談過商丘地區的水災，他說，使災害後果十分嚴重的原因，除了老天爺連降大雨之外，與1958年"大躍進"時代水利建設方針的"瞎指揮"有直接關係。
河南省的地理形勢，西高東低，豫西地區，屬山區丘陵，易患旱災，水利建設自然以"蓄"為主；豫東地區，屬華北平原，一馬平川，雖然地處北方也須防旱，但防澇是重點，水利建設要特別注意"排"。
可是，1958年大興水利時，省委領導，聽說還有中央領導人，對豫東地區決定的水利建設方針，隻注意防旱，不注意防澇，一味注重"蓄"，完全忽視"排"。最有名的一句話，叫做"一塊地對一塊天，肥水不流外人田。"意思是，為了防旱，天上落下的雨水，都要留住，一滴水也不讓流走，便宜了外人！這句順口溜，地地道道是群眾語言，聽起來通俗易懂，還頗有點浪漫的味道。可作為商丘地區的治水方針，卻一點兒也不科學，完全是瞎指揮。
由於決策不講科學、不尊重客觀規律，把商丘地區水利建設方針搞錯了，結果，把原來的自然水係搞亂了，老百姓大幹苦幹搞的工程，不但未曾獲利，反而深受其害，把"水利"搞成"水害"了。
到1963年夏秋，商丘地區連降大雨，方園幾百裏的廣大地區盡成澤國，一人多深的積水排不出去，農民的房屋被浸泡倒塌，幾百萬畝的秋糧絕收。
偏偏禍不單行，水利建設"瞎指揮"錯誤造成的災難，又加上抗洪救災時新的"人禍"：地勢低的下遊地區，害怕上遊的積水下泄後，淹了本地的莊稼和村莊，於是，村與村、鄉與鄉、縣與縣、省與省（河南和安徽），大大小小的各路"諸侯"，為了不讓積水下泄，紛紛沿各自的邊界築起阻水堤壩。
這可真叫荒唐！古代的大禹治水，還知道"疏"呢，可我們的各級領導，卻一門心思隻是"堵"！而且，我們有些黨的領導人，還信誓旦旦地說什麽"信仰共產主義"呢，可搞起本位主義來，簡直有點歇斯底裏、喪心病狂：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大隊支書們，親自帶領基幹民兵上陣，荷槍實彈，武裝護堤，發現上遊地區派人強行掘堤泄水，就像兩國交兵一樣，用機關槍掃射！
這樣一來，下麵那"一塊地"，就一直水汪汪地對著上麵那"一塊天"，方園幾百裏的積水，一連幾個月也流不走。
商丘地區的幾百萬老百姓，可受了大罪了，他們扶老攜幼、拖兒帶女，躲到地勢稍高的地方，風餐露宿，缺吃少穿，啼饑號寒，處境淒慘極了。而且，眼看就到深秋季節了，農田還是一望無際的積水，秋莊稼是泡湯了，小麥也不能播種，來年的生產，怎麽安排呢？群眾的生活，更是大問題。
不過，有了"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慘痛教訓，對1963年秋商丘地區的災情，不僅省委領導迅速作出反應，調動一切資源，組織緊急救災，而且黨中央也高度重視，中央書記處專門研究，總書記鄧小平向劉建勳打電話：要求河南省委千方百計組織救災，還請河南省委考慮，要派得力幹部到商丘去任職，任務就是一個，救災，並且下了死命令：不準餓死一個人！
那一年，我父親40歲，年富力強，在省委班子裏，是個"壯丁"，劉建勳就把鄧小平交待的任務派給他了。於是，我父親離開省委的崗位，趕赴商丘，主要任務是救災，實際上就是去救命。
父親到了商丘，首當其衝的問題之一，就是要把方園幾百裏的積水泄出去，商丘地區和河南省範圍內的事，他是地委的一把手，又有省委領導的"尚方寶劍"，問題還不是很難解決；可是，涉及到河南和安徽兩個省的問題，就不是他職權範圍內的事了，兩省邊界安徽一方的阻水堤壩不扒開，水還是流不走。
毛主席聽到這個情況以後，親自過問了這件事。可他給高級幹部做思想工作，講的竟然是春秋戰國時代"葵丘之會"的典故：齊桓公九合諸侯，其中有一次，叫"葵丘之會"，就是為了協調諸侯各國解決水患問題。毛主席還嚴厲批評道：我們有的共產黨幹部，以鄰為壑！連古代的封建諸侯都不如！
為了解決兩省邊界泄水的問題，受劉建勳的委托和指派，紀登奎代表河南省委，在大年初一趕到安徽去和省委書記李葆華協商，並同李葆華一起到中南海向毛主席當麵匯報。父親說，他向主席匯報：我和安徽省委已經談好了。李葆華同誌是建黨領袖李大釗的後代，他是有黨性、有風格的。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能把問題解決好。
由於毛主席親自過問，決開阻水堤壩排泄積水的糾紛，才終於解決了。劉建勳對紀登奎很滿意，還誇獎他"有點外交家的才能"。
父親在商丘，主要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救災，尤其是渡過冬春的難關，保證不餓死一個人；二是調查研究，糾正"大躍進"時水利建設的錯誤方針，改"蓄"為"排"，開挖疏通水道工程，重新調整水係。
由於原來"一塊地對一塊天"的"瞎指揮"，導致地下水位抬升，又造成豫東大片農田土壤嚴重鹽堿化，農業大幅減產；改"蓄"為"排"後，水係搞順暢了，地下水位下降了，土壤的鹽堿化也得到治理，農業生產條件大大改善了。後來的十幾年，雖然有"文革"的幹擾，但商丘地區的農業生產仍然有大幅度的增長，糧食增產有100多億斤吧。
父親擔任商丘地委代理第一書記，曆時一年多，他主持救災工作，完成了中央和省委"不準餓死一個人"的任務，幫助商丘的老百姓渡過了這次難關。不過，1964年我考上軍校走了，兩年多沒回過家，對父親商丘救災的情況，是後來才聽說一些。父親去世後，聽父親的趙秘書說，他當時曾幫父親寫過一份商丘救災的總結報告，經驗很生動，可這份材料後來找不到了，很可惜。據他說，總結報告裏也談了救災工作的一些缺點，主要是救災食品有些損失浪費的現象；不過，省委領導很體諒，沒有因為這個缺點批評他們。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春的所謂"二月逆流"時，我父親被關押批鬥，還在全省各地進行批判。父親後來同我談起過這樣一個故事：1967年春在商丘，有一次開群眾大會，專門批判我父親；群眾到了會場，看到主席台上方掛著"批判紀登奎"的橫幅，聽到高呼"打倒紀登奎"的口號，會場上嘁嘁喳喳，議論聲一片："紀登奎是誰呀？不就是我們過去的老書記嗎？那可是個好人哪，我們不參加這個批判會了。"會場上的群眾，一轟而散，一下子都跑光了。-- 說起"文革"時候的事，父親最得意的，就是這一件。
關於決堤泄水的事，我還聽父親談起過1975年抗洪救災的情況。這一次抗洪救災，又碰到1963年各路'諸侯'築壩堵水的老問題了。不過父親這時已經是國務院副總理，還擔任軍隊的職務，大權在握了，他說："把汛情偵察清楚了，我立即打電話，空軍，張廷發，海軍，蘇振華；他們兩個，發號施令，調兵遣將，海軍派來了衝鋒舟，空軍派來了轟炸機；很快就把各路'諸侯'們築起的那些個阻水堤壩，統統都給炸開了。這一回，隻有一個星期，洪水就全部泄走了，上下遊廣大地區，災情很快就解除了。"
因為父親在軍隊任職，和"老總"們混得很熟，同張廷發與蘇振華也是同事，給他們打電話通個氣，在部隊出動救災時，可以做一些先期準備。這不能算是"越權"的行為吧。當然，按照中央的工作程序，還要由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並負責軍委工作的鄧小平，發布調動軍隊的正式命令。
說起1975年指揮抗洪救災的事，父親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這裏記下的，是他的原話。當然，父親是和我閑聊天，不是開會做報告，而且，他說的很簡略，自然也是他的得意之筆，因此，可能不是很準確。
實際上，抗洪救災頭緒萬端，涉及許多水利專業知識，關於炸開阻水堤壩的事，河南省水利局的水利專家陳惺在一篇《75.8駐馬店地區抗洪救災工作回憶》文章中的記述，則要專業、嚴謹和全麵得多，而且文筆簡煉，要言不煩。現將有關部分的原文摘錄如下：
8月12日天剛亮，中央慰問團的專機就到了李新店專用機場。他們下了三叉戟專機，換承兩架米8直升機。這時，劉建勳喊我上一號機，機上前艙坐著慰問團長紀登奎和副團長烏蘭夫，由劉建勳和我陪同，後艙坐著慰問團的部分團員和工作人員。
飛機起飛後，先在空中視察京廣鐵路以東的地區，看了平原地區的汝河和小洪河。在所視察的汝南、平輿、新察、上蔡和西平縣的範圍內，見到的幾乎都是一片汪洋，其中五個縣城和條條塊塊分布的高地，如同散布在湖中的島嶼。
飛機飛行高度僅50米，清楚地看到每個"島"上都密集著災民，被圍困在洪水之中。有的"島"因為人多麵積小，或者地勢低，有些災民就不得不站在水裏，或者爬在樹上。他們不停地向上揮手，好似既感謝黨中央對他們的關懷，又祈求救他們早日出險。機上的同誌都凝神地注視地下，仿佛有無限的同情要向他們傾訴。
回李新店午飯以後，再乘直升機到鐵路西，先後視察被衝垮的石漫灘和板橋水庫。……
中央慰問團到駐馬店以後，立即聽取地委和地革委匯報。先由遂平縣委書記匯報遂平縣沿河群眾的受災情況，再由駐馬店地委書記匯報全地區水情和災情。他們懇切地說："現在，被洪水卷走的犧牲者已無法挽回，而災區的五百萬災民需要援助，特別是困在水中的一百多萬人迫切需要拯救。災民們倉徨逃生已經五天了，隻靠空投食物維持生命，白天受烈日烤炙，夜晚受寒氣侵襲，已經筋疲力盡。有的還爬在樹上和站在水中，其中的老弱、婦女和兒童，因為體力不支，墮入水中死去的慘劇每天都有發生。"說到痛切處，匯報的人泣不成聲，聽匯報的人也都潸然淚下。
聽完匯報後，大家一致認為，為了救災民，必須加快排除洪、汝河平原的積水。慰問團要我說明情況和提出意見。
（過於專業的陳述，此處從略）……因此，班台以上雖然平地水深3至4米，同時淮河水量並不大，而洪水仍然壅積難下。當今之計，唯有在班台以上的劉埠口附近決開小洪河左堤，提早泄入分洪道，並炸開窪中的隔堤，使窪洪也能行洪，以加快洪水下泄入淮。
8月13日清晨，中央慰問團分成幾個小組，由各位副團長率領分赴災區的各縣視察慰問。團長紀登奎布置我和慰問團成員、水利部的蓋國英同誌察看大洪河，以決定是否采取分洪措施。我們乘直升飛機從駐馬店到班台，向下往返對大洪河和分洪道進行察看，然後回駐馬店。
紀登奎讓我和蓋國莢先討論，他坐在一旁聽。
我們先討論大洪河和分洪道是否阻水。自班台以下，在大洪河和分洪道上多處可見一段水流平靜，一段水流湍急，激成浪花和旋流。這正是在河道峽口上下常見的現象，說明河道上有阻水卡口。
然後討論是否分洪。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考慮：一種考慮是，現在上遊已經成災，如果分洪則會造成下遊也成災，使水災搬家；另一種考慮是，現在災區晚一天退水，則要多犧牲一些人，分洪雖然可能擴大淹地麵積，但主要是分洪道和蓄洪區，又可以早作準備，不會有生命危險。
我們正下不了決心時，一直靜聽的紀登奎起身說："不用再討論了，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救人，為了救人，多淹些地也是值得的。"午後，紀登奎指示我和蓋國英再乘直升飛機去新蔡，接正在新蔡縣視察的副團長沙風，陪同他在空中視察大洪河，然後返回駐馬店。晚飯後9時許，我在招待所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趕到慰問團。紀登奎對我說："國務院要研究加速排水的問題，決定由你陪同沙風、蓋國英去北京匯報。"
我聽完後匆匆出門，劉建勳跟著追出來，埋怨我說："為什麽走得這麽急？我還有話向你交待。這次見到國務院領導，就說河南遭此大災，感謝中央派慰問團來主持救災主作。省委沒有更多要求，隻求中央批準加快排水，搶救困在水中的災民早日脫險。"我點頭答應，趕到臨時機場。直升機於晚10點自駐馬店起飛，11點到李新店機場，換三叉戟飛機。
14日零時12分，飛機降落北京西郊機場，國務院派來的汔車已經等在機旁。我們上車後直馳國務院。進入國務院會議室……
（向國務院匯報和李先念決策，前麵所引《李先念傳》已有記載，略。）
我們和來時一樣，坐三叉戟和直升機，於14日晨返回駐馬店。紀登奎、烏蘭夫、劉建勳和武漢軍區的參謀長等，已在慰問團院內等候。沙風匯報了會議情況和國務院、中央軍委的聯合命令。
紀登奎決定：由沙風任組長，蓋國英和我為成員，組成指揮小組，負責指揮；武漢軍區的領導同誌隨同小組，負責執行排水任務。
我又匯報了李先念要確保宿鴨湖等水庫安全的指示，紀登奎說："如果再有水庫出問題，我們就得下地獄，決升不了天堂。" 要我立即說出災區附近每個大型和中型水庫的位置、工程規模和防汛任務的大小，由軍區派駐軍到水庫負責防汛。我每說一個水庫，武漢軍區參謀長就說出這個水庫附近的駐軍情況，並決定擔任防汛任務的具體部署。
匯報後，我隨沙風、蓋國英，以及駐馬店地委書記等，乘直升機去新萘。縣裏已為我們淮備好了一艘柴油機船，作為指揮船。我們在南關上船，這時不需要遵循什麽航道，陸地也可以行舟。我們約在上午10點到了班台閘，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已經守候在那裏。他登上指揮船和我們聯絡，說明以後由他隨同指揮小組活動，接受和執行任務。
他報告說班台閘已經裝上炸藥，請示開始爆破，沙風同意，將指揮船退出危險區。隻聽一聲巨響，我們再到閘前，所有閘門、閘墩都已炸去，洪水洶湧向分洪道流去，我們循大洪河向下察看到洪河口，然後轉到東麵的地理城，再循分洪道向上察看，至深夜經班台回到新蔡縣城。察看以後，我們對應該炸開的堤壩已經做到心中有數。
次日，亦即15日，舟橋部隊已經星夜趕到，安徽省委也派來負責同誌，配合做好群眾的疏導工作。我們指揮小組再次出發，一共用了兩晝夜時間完成了預定的爆破任務。
當我們於17日淩晨3點返回新蔡縣時，由於水位下落，指揮船已不能開到南關，隻能停靠河邊的船碼頭了。新蔡水位14日最高達38.63米，洪、汝河平原積水最多達35億立方米。14日炸開班台閘和15日完成其它爆破任務後，水位迅速下降，被洪水圍困的災民得救了。
由於加快排水，洪河以下的淮河流量增加，啟用了蒙窪蓄洪區，多淹了蓄洪區的18萬畝地，其他沒有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關懷和直接指揮下，在全國人民，尤其是安徽人民的支援下，駐馬店特大水災的搶救任務完成了。
應當說，1975年河南水災，從抗洪救災指揮的角度來看，領導迅速趕赴災區，汛情判斷準確，決策十分果斷，行動也是相當迅速的：
水災第二天，領導幹部就抵達災區勘查災情，成立抗洪救災的指揮機構；中央慰問團8月12日到達災區，立即投入抗洪救災，8月13日夜，中央慰問團又連夜返回北京匯報；國務院8月14日淩晨聽取匯報，隨即起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聯合命令；當天上午10點，泄洪的現場就開始爆破作業，並沒有貽誤戰機。
至於調動軍隊抗洪救災，空軍派轟炸機，海軍派衝鋒舟，要炸掉的，是下遊地區人工修築的那些阻水堤壩，而不是板橋水庫的什麽副溢洪道。這位石磊記者，你現在明白了嗎？
1975年河南水災的簡要概況
關於1975年河南水災，我手頭有一大堆材料，是一位水利專家的朋友送給我的；後來，又得到一本《河南"75.8"特大洪水災害》的大型畫冊，河南省水利廳編，黃河水利出版社2005年7月版，是關於河南1975年水災情況的公開出版物。不過，這些材料和出版物，專業性很強，篇幅也相當大，有五六十萬字，一般讀者看起來可能比較吃力。我簡要談點概況吧。
一，雨情。1975年8月河南這場特大暴雨，後來成為一個水利專業名詞，
稱為"75.8型降水"，在豫南地區影響範圍達四萬多平方公裏，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洪汝河、沙穎河流域，以及漢江水係的唐白河。這場"75.8型降水"的特點是，強度大，麵積廣，雨型惡劣。這場"75.8型降水"的特大暴雨，曆時五天，主要集中在8月的5、6、7三天，以7日降雨最大，又集中在最後6小時，這種"大 ─ 小 ─ 特大"的雨型，對水庫的防洪調度極為不利。
這場"75.8型"特大暴雨的中心，三天最大雨量的地點，在板橋水庫附近的林莊，降雨量達1631毫米，比河南正常年份兩年的降雨量還要多，若是雨水的旱年，相當於三年的降雨量了；其中，48小時、12小時、6小時、3小時、60分鍾的點降雨量，均創國內的最大記錄；尤其6小時降雨量為830毫米，超過正常年份一年的降雨量，打破了世界紀錄。此前6小時降雨量的世界紀錄，發生在1947年7月18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密士港，是782毫米；"75.8型降水"的這項新的世界紀錄，至今尚末被打破。
水利專業將暴雨按概率如以分級，有50年一遇、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千年一遇，"75.8型降水"中心的地點，超過千年一遇的水平。
二，水情。這次"75.8型降水"特大型暴雨，共產生洪水量170億立方米。
洪水來勢迅猛，大大超過河道排洪和水庫防洪調蓄能力。處於這次特大暴雨範圍內，共有10座大型水庫（一億立方以上），情況分別為：
薄山水庫水位超過壩頂，但低於防浪牆；
宿鴨湖、孤石灘水庫，水位超過校核水位；
宋家場、昭平台、白龜山水庫，超過設計水位；
位於特大暴雨中心的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於8月8日1時左右，因洪水漫過壩頂，導致潰壩失事。暴雨區內，還有兩座中型水庫（一千萬立方至一億立萬），58座小型水庫（一百萬立方至一千萬立方），相繼垮壩失事。
三，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的情況。
對國內發生的水庫失事，人們的印象，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1958年"大躍進"時大興水利，設計不講科學，施工不顧質量，把水庫搞成"豆腐渣工程"了。應當承認，"大躍進"時建的不少水庫，質量確實有問題，有些病庫、險庫，直到今天尚待整修加固。可是，這兩座水庫的失事，還算不到"大躍進"的賬上，因為這兩座水庫，都不是"大躍進"的產物，而是建國初期建成的。建國初期，由於我國水利技術力量薄弱，這兩座水庫，都是蘇聯專家設計的，而且是由中央政府投資興建。因此，就設計和施工的質量而言，應當說還是不錯的。
這兩座水庫潰壩失事，略去複雜的水利專業敘述，大致情況是：
板橋水庫，按百年一遇設計，於1952年建成，1956年加固擴建後，最大庫容近5億立方，調洪庫容為3.75億立方；而"75.8型"特大暴雨時，湧入水庫的洪水總量近7億立方，超出調洪庫容近一倍。
石漫灘水庫，按五十年一遇設計，於1951年建成，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興建的第一座水庫，後經1956年和1959年兩次擴建加固，總庫容近1億立方，調洪庫容為0.7億立方；而"75.8型"特大暴雨時，洪水總量達到2.24億立方，超過水庫抗洪能力的一倍以上。
這是板橋和石漫灘兩座潰壩失事水庫的基本情況。
四，板橋、石漫灘兩座水庫失事的教訓。
"75.8"水災後，地方政府和水利部門分析水災原因、總結經驗教訓，領導的問題，技術的問題，有不少材料。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麵：
"75.8型"特大暴雨之前，河南全省旱情嚴重，各級領導的精力集中在抗旱上，忽視了洪災的危險，防汛意識淡薄，思想麻痹大意，地區防汛指揮機構成立過晚，防汛搶險隊伍和防汛物料等準備不足，也未預先製訂防汛搶險的應急方案。這是領導方麵的原因。
"75.8型"特大暴雨來臨時，水庫管理部門的預防和應急處置也有失誤。"75.8型降水"之前，板橋水庫的汛前水位，超過汛限水位1.18米，超蓄水量3200萬立方；"75.8型降水"來臨時，作為水庫對汛情的處置，板橋水庫主溢洪道開啟閘門又延遲了5個小時（8月6日零時，庫水位超主溢洪道0.02米，8月6日5時45分，主溢洪道開閘放水）。而在兩座水庫在溢洪道開始泄洪後，都曾關小閘門、減少泄洪量，其中，石漫灘水庫關小閘門的原因，是為了減輕下遊田崗水庫和西平縣的洪水壓力，造成減少下泄量400萬立方；而扳橋水庫，是為了保護閘下的消力池和下遊遂平縣堤防搶險的要求，造成減少下泄量460萬立方。這是汛前預防和汛情應急處置的失誤。
水利專家則從水庫設計的角度提出問題，陳惺在《牢牢記取"75.8"特大水災的教訓》文中提出：兩座水庫擴建以後，於1965年和1973年兩次進行複核，認為水庫安全標準不足，建議板橋水庫加高大壩0.9米，石漫灘水庫加高大壩6.4米，可是未能引起領導的足夠重視，沒有進行擴建工程。
從水利專業科學的角度和"75.8型降水"的實際情況來看，應當說，即使防汛的領導堅強有力、抗洪搶險的處置失誤能夠避免，甚至這兩座水庫進一步加固擴建的方案得以實施並且已經完工，遇到"75.8型"這樣的特大暴雨，是否就能夠避免潰壩，也不能說就有可靠的保證。
我們應當承認，大自然的力量，有時是人類的努力不可抗拒的。1975年河南水災後，鑒於板橋、石漫灘兩座水庫的慘痛教訓，水利專業部門曾經要求全國所有水庫都要按照能夠抵禦"75.8型降水"進行擴建改造。但是，幾年以後，人們從"75.8型降水"引起的震驚中冷靜下來以後，水利專業技術人員重新進行科學理性的審視，發現所有水庫完全按照抵禦"75.8型降水"進行擴建改造，實際上是不可行的。水利是科學，或然性的規律，也是科學。
因此，在"75.8型"水災中，最應當記取的慘痛教訓，是在水庫潰壩時，沒有及時通知水庫下遊的群眾疏散、撤離，造成人民生命的巨大損失。
兩座水庫潰壩之前，板橋水庫於8月7日9時曾作出決定，通知群眾組織撤離，離潰壩16個小時，可隻是通知付溢洪道下遊撤離，石漫灘水庫於8月7日14時決定安排下遊群眾轉移，離潰壩10個小時。
但是，由於"75.8型"特大暴雨中，公路橋涵垮塌，通信線路毀損，連水庫的電話總機也因房屋倒塌被砸壞，水庫管理所和下遊的公社、縣乃至地區的對外通信聯係中斷、交通受阻，水庫管理部門又未能配備無線通訊手段，使水庫險情，不能及時向上級報告，組織群眾撤離的通知，也無法有效傳達。
在水庫潰壩前夕幾個小時的危急時刻，水庫管理部門和水庫駐地的部隊，曾經用發射信號彈、連續嗚槍的方法，向水庫下遊的村莊發出疏散、撤離的警訊；可是，由於雷電交加，又是深夜，下遊地區村莊的群眾沒有看到和聽到這些警訊，即使有人看到信號彈，因事前未經培訓和約定，也不明所以，因而基本沒有起到傳達警訊的作用。
結果，水庫垮壩以後，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慘劇：板橋水庫下遊群眾的犧牲最為慘重，河南1975年水災造成的人員死亡，絕大多數發生在板橋水庫下遊的村莊；石漫灘水庫潰壩後，下泄的洪水造成下遊的田崗水庫連環潰決，還使田崗水庫管理所堅守崗位的十六名抗洪救災人員全部遇難。
在"75.8型"特大水災之後，水庫防汛的通信係統改善和加強了，普遍配備了無線通訊手段。不過我認為，應當總結的經驗教訓還應當有：
第一，遭遇特大災害時，當地黨政主要領導應當親臨現場，在第一線直接指揮。因為，組織群眾疏散撤離，這也是大事，副職和業務部門負責人，不好下這樣的決心。而緊急時刻，請示匯報，來來回回，又會誤事。
第二，特大災害的領導指揮，應當實行戰時體製，權力高度集中，實行首長負責製。集思廣益是必要的，可緊急時刻，"民主決策"，七嘴八舌，議而不決，也會誤事。板橋水庫防汛，就有這樣的教訓。
五，看了許多材料，有些感慨，談點題外的話吧。我想談的是，災難發生和抗災搶險中，表彰英模和責任追究，這兩者關係的問題。
災難有許多種，火山，地震，海嘯，颶風，暴雨，洪水，泥石流，各種火災，交通事故，礦山事故，等等，有天災，也有人為的。
災難會造成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但在抗災搶險的鬥爭中，也會產生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跡。對抗災搶險中的英雄模範人物進行表彰和宣傳，這是我們國家過去的傳統，是從革命戰爭年代繼承下來的。宣傳表彰抗災搶險的英雄模範，不僅對英模本人理所應當，而且能夠發楊社會正氣、提振民族精神。實際上，世界上許多國家也都是這樣做的。
災難發生的原因，如果是人為的，當然應該追究責任；即使是自然災害，如果因為政府預防和救災的組織領導不力和應急處置失誤以及瀆職，而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要追究責任，也理所應當。這自然也包括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民主監督。
在革命戰爭年代，對領導的民主監督，是我們黨的傳統。不過，那時的民主監督，主要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群眾，由於革命時代實行戰時體製，民主監督自然不可能很充分。至於革命隊伍之外的社會廣大民眾，要對黨政領導實行民主監督，實際上是很不夠的，甚至基本缺如。
不過，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還有個好傳統，"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毛主席倡導的"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在革命時代，這是真的，不是假的。金一南的《苦難與輝煌》一書中談到：那個時代，領導幹部向上級報告工作，明明打了大勝仗，工作成績很大，可對缺點錯誤卻是說了又說，原因也是找了又找，毫不回避推諉，報告的一大半，竟然都是自我批評，就好像犯了錯誤寫檢討似的。建國以後，我們黨繼承了這個好傳統。
可是，革命勝利了，和平時代了，又執掌政權了，環境條件畢竟不一樣了；時間長了，當領導的，精神不免懈怠，驕惰之氣滋長，還學會了"護短"，加上缺少來自人民群眾的製度性民主的監督，許多好的傳統慢慢就走了樣，老百姓挖苦道，"批評和自我批評"變成"表楊和自我表揚"了。這也包括抗災搶險中關於英模宣傳表彰的具體做法。
作為典型，1982年發生的"渤海二號事件"，就反映了這方麵的問題。海上石油勘探船，遇到風浪，這是天災，可預防和搶救不力造成生命財產損失，領導是有責任的。但是，到了事後，卻不追查事故原因，把抗險救災的英模宣傳表彰，變成掩蓋領導責任的手段，這就很不應該了。
由對"渤海二號事件"的嚴肅處理，事情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發生重大災難以後，不允許用表彰英模來掩蓋領導責任。雖然也有人說，這件事處理得有些過於嚴厲了，或者還有一些政治方麵的因素；但是，由此引發的重大轉變，是有積極意義的，完全應當肯定。災難發生之後，分析事故原因，追究責任者，以"渤海二號"為開端，各級領導不能不重視了。
不過，就像毛主席講的一條哲理，"一種傾向往往掩蓋另一種傾向"，事情發生重大轉變之後，也發生了另外一種傾向：災難發生之後，分析原因和追究責任受到重視了，可對抗災救險英模的宣傳表彰卻被忽視了。
這裏，大概有個領導的關注和精力問題，如果領導被追究責任搞得焦頭爛額、心煩意亂，對表彰宣傳抗災搶險英模的事，大概也就顧不上而且沒有心思去管了。不過，其中可能也有一個災難發生後對分析追究責任和抗災搶險表彰英模兩者之間關係的認識問題，這裏實際上又涉及一個價值判斷問題，這是一個有點深奧的問題，就是康德說的"實踐理性"，通俗一點說，就是一個道德心理問題：──如果災難產生的原因，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領導確實負有責任，甚至是很直接很嚴重的責任，那麽，抗災搶險中的英雄行為，是否就是毫無意義的？抗災槍險中的英雄人物，是否就成了錯誤領導的追隨者？甚至在抗災搶險中犧牲了，因為災難是領導的錯誤造成的，他們就死了也是白死？
在"政治運動"頻繁激烈的時代，這種事情往往也被政治化了。抗災搶險中的英雄行為和人物，就拿因公殉職的烈士來說吧，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上麵的領導，如果政治上正確，他們的死，"就比泰山還重"？而上麵的領導如果政治上犯了錯誤，他們的死，"就比鴻毛還要輕"？
關於1975年河南水災的情況，我看過一些材料，在抗洪搶險鬥爭中，有許多英雄行為和人物，事跡十分感人，可謂可歌可泣，舉兩個例子吧。
田崗水庫是一座中型水庫，位於石漫灘水庫下遊6公裏，"75.8型"特大暴雨時，田崗水庫管理所的職工和抗洪搶險人員16人，緊張忙碌地為抗洪搶險奮戰。8月8日深夜，上遊的石漫灘水庫潰壩，由於通信聯絡完全中斷，無法通知田崗水庫的人員撤離。這16名抗洪搶險人員，在暴雨傾盆、庫水猛漲的情況下，忠於職守，沒有一個擅離崗位、當逃兵，下泄洪水湧來時，他們退守到閘門起閉室，仍堅守崗位，最後不幸遇難，全部以身殉職。
板橋水庫是大型水庫，在"75.8型"暴雨中潰壩。8月7日21時30分，庫水位超過壩頂，隻剩下一道防浪牆在勉強抵擋，潰壩隨時可能發生。情況萬分危急，位於大壩南端的水庫管理局，急於向上級報告水庫險情並通知下遊地區撤離，可是，水庫的對外通信聯係已經全部中斷；這時，隻有位於水庫大壩北端的部隊駐地，還有軍用步話機可以對外聯係。關鍵時刻，共產黨員、水庫派出所所長鄭道靜和共產黨員、工人李慶林，挺身而出，勇敢承擔前往部隊聯係的任務，在隨時可能出現垮壩危險的情況下，從水庫大壩的南端到大壩北端，跑了兩千多米，趕到部隊駐地，用部隊的步話機，同大壩南端的防汛指揮部建立了聯係，由部隊向上級轉報了水庫險情和轉達了領導關於防汛的指示。
依我看，田崗水庫管理所16位因公殉職的職工，板橋水庫兩位共產黨員的英雄行為，同如今在電視裏看到的任何英模典型相比，都毫不遜色。
抗洪救災的英模人物還有很多。一位懷孕女職工堅守崗位的事跡也很感人。我覺得，1975年河南抗洪救災中的英模人物，尤其是因公殉職的烈士，他們可歌可泣的英雄行為，如果因為他們的上級領導 ── 水庫管理部門、縣委、地委、省委乃至中央的紀登奎，在抗洪救災中指揮失誤或者後來犯有其他錯誤乃至"政治錯誤"，就得不到宣傳表彰而湮滅無聞，那是很不公道的。
我認為，表彰宣傳抗險救災中的英模，今後我們國家的政府，不僅應當繼承和發楊這個好傳統，而且應當用法製的方式加以鞏固和規範，要逐漸搞出一套科學完善的製度來，以免受政治與社會的思想潮流出現一時偏差的影響。當然，對英模的表彰宣傳，也要注意：英雄行為的事跡應當經過查證落實，不能弄虛作假，也不要人為撥高、不要刻意製造一種"完人"的形象。人無完人，英雄也是凡人、而不是完人；英雄的魅力，是他們的英雄行為；英雄行為，自有它的光輝；而這種光輝，將永遠滋養民族的心靈。
河南1975年水災的死亡人數，如今成了一樁公案
河南1975年特大水災之後，據說，隻有水利部公布過死亡人數，是2.6萬，而且隻是板橋水庫下遊地區的數字。河南1975年特大水災造成的死亡，絕大多數發生在板橋水庫的下遊地區。我聽說的情況，總共的死亡人數，約為4萬左右。不過，水災中死的是河南人，死亡的數字，應由河南統計，也該由河南公布。水災死亡人數，河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否公布過？我沒有查到。按理說，水利部說的水災死亡人數，也應當是中央政府提供數字並授權公布的。
這位石磊記者顯然不認可水利部公布的死亡數字，在他編造的我的"談話"中，在一處說，"直接或間接導致十幾萬人員死亡"，在另一處說，"洪水直接導致10多萬群眾死亡"。
我不知道這位石磊記者說的死亡數字有什麽根據？
後來，我看到一篇題為《1975年河南扳橋水庫潰壩死亡23萬人》的文章，王維洛署名。能夠署名，自然要負責得多，而他說的來曆，也顯然要"權威"得多：全國政協的喬培新、孫越琦、林華、千家駒、王興讓、雷天覺、徐馳和陸欽侃共八位委員和常委，在一篇文章中揭露，1975年水災死亡人數，是23萬。王維洛沒有說這八位政協委員的文章是那一年寫的，大概是1980年代初。
關於水災死亡人數，王維洛還列舉了一些"專家學者"的不同說法：
孟昭華、彭傳榮編的"中國災荒史"中載錄："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垮壩失事，約有十萬人當即被洪水卷走。"
中國科學院大氣研究所研究員蔡則怡和趙思雄說，"死亡近十萬人"。
南京水文研究所駱承政說，"死亡人數為85600人"。
王維洛說，他讚成蔡則怡和趙思雄的說法，"直接死於板橋這一座水庫大壩潰壩的人，為一到十萬人之間"，"而沒有包括石漫灘水庫及竹溝、田崗等其它水庫潰壩坎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更沒有包括死於後續影響的人，如炸堤分洪等措施所造成的死亡人數"。
王維洛認同喬培新等八位政協委員的意見，死亡人數為23萬。
關於水災死亡人數，王維洛的看法，關鍵是兩點：
第一，兩座水庫主要是板橋水庫潰壩後的死亡人數，他不認可水利部公布的2.6萬這個數字，而認定是10萬人。
第二，他認為，"死於後讀影響如炸堤分洪等措施"的，還有十幾萬人。
王維洛還認為，"當時中國封鎖了這個信息"，"至今為止，中國政府還沒有公開發表過全麵的調查報告和係統的事故分析"。
應當承認，關於1975年河南水災的死亡人數，對石磊和王維洛說的以上這些意見，我沒有掌握什麽證椐，能夠表示不讚成或者進行反駁。1975年河南水災，我不是當事者，沒有參加抗洪救災，也沒有參加事故的調查分析和死亡人數的統計工作。"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毛主席這個話，乃至理名言。
不過，關於炸堤分洪等措施是否產生新的災難？又造成十幾萬人死亡？我可以提供一點信息，前麵引述的水利專家陳惺一篇文章，《"75.8"駐馬店抗洪搶救工作回憶》，其中談到的情況是這樣的：
"現在災區晚一天退水，則要多犧牲一些人，分洪雖然可能擴大淹地麵積，但主要是分洪道和蓄洪區，又可以早作準備，不會有生命危險"。
陳惺的文中還提到紀登奎說的話："我們現在的任務是救人，為了救人，多淹些地也是值得的。"
李先念也說過："為了救人，你們說炸開哪裏，我們就同意炸開哪裏。"
炸堤分洪之前，"安徽省委也派來負責同誌，配合做好群眾的疏導工作"。炸堤分洪之後，"……啟用了蒙窪蓄洪區，多淹了蓄洪區的18萬畝耕地，其他沒有造成不應有的損失"。
陳惺還特別表示了對安徽人民的感謝。這是因為，炸壩泄洪，救了河南的人，卻淹了安徽的地，安徽人自然會有些意見。
我想，事情也應該是這樣的。水庫潰壩是天災，而且發生在深夜，人們毫無防備，因而造成很多人的死亡；而炸壩分洪，是為了救人，是人為的措施，理應先做好充分準備而後才會開始行動。這兩種情況是截然不同的。炸壩分洪，淹沒耕地房屋，財產損失也很大，但初衷是為了救人，因為生命比財產重要，所以，當年作出炸堤泄洪的決策時，會充分考慮人的生命安全。
當年蔣介石炸開花園口，盡管其初衷是為了遲滯日軍進攻，尚且不可原諒。如果因為炸堤分洪又造成十幾萬人死亡，這樣的決策豈不是犯罪？
對政府的言行提出質疑和反對，是人民監督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現代社會，這是很正常的事。這自然也適用於對河南1975年水災政府公布死亡人數的質疑和反對。但是，喬培新等八位政協委員，還有王維洛文中列舉的專家學者，他們並沒有參加抗洪救災，也沒有參予事故的調查分析，他們說的水災死亡人數，似乎都是分析和推測。可是我們知道，水災死亡人數，應當來自調查統計，而不是分析和推測。
作為對政府言行的質疑和反對，這八位政協委員還應當明白這樣一條道理：當他們行使監督政府的權利、質疑和反對政府的言行時，他們實際上也就處於和政府相同的位置上了，他們的言行，同樣也要接受人們的監督。因為，即使是西方國家的"反對黨"吧，他們批評和反對政府，應當是基於對人民負責，而不應當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喬培新等八位全國政協委員，在西方國家大概相當於"參院議員"了，他們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水災死亡數字，而肯定地認為水災死亡人數是23萬。可是，不知這八位政協委員想到沒有，人們也會對他們提出質疑：你們說1975年河南水災死亡人數是23萬，可有什麽根椐？
我不諱言，我對1975年河南水災這件事的關心，除了要對石磊對我的陷害辯誣，也是因為這件事同我父親有關，紀登奎在1975年的抗洪救災中，是中央任命的"慰問團長"，實際上是"中央抗洪救災指揮部"的負責人。按說，作為抗洪救災的主要負責人，無論抗洪救災中出現什麽問題，紀登奎都是第一位的責任者。可是，使人頗為疑惑而且有點怪異的是，不管是這位石磊記者編造的"訪談"，還是喬培新等七八位政協委員的文章，他們質疑水災死亡人數也好，指責抗洪救災的失誤也好，似乎並不知道紀登奎是這次抗洪救災的負責人。
陰差陽錯而且有點古怪的是，王維洛寫文章的起因，是反駁"（長辦主任）魏廷錚的謊話"，可是，他們論辯的雙方，王維洛和魏廷錚，卻都不是1975年河南水災的當事者，事後也沒有參加對事故原因的調查分析。
還有，喬培新等八位政協委員，對河南1975年水災，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數，認定死亡人數是23萬。對政府來說，這無疑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作為政協委員和常委，他們八位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在政協會議上提出議案，要求中央抗洪救災的負責人到政協會議上報告情況、接受質詢。
而當年擔負抗洪救災指揮責任的紀登奎，因為文革中"犯了嚴重政治錯誤"，那時正賦閑在家、閉門思過呢，既不是緊張忙碌日理萬機，也不是什麽炙手可熱的人物了，通知他到會接受質詢，完全可以隨叫隨到。
當然，對紀登奎來說，這得經過中央同意並由中央安排才行，否則，他一個犯錯誤的下台幹部，未經中央許可就到政協作報告，想幹什麽？
按說，紀登奎作為抗洪救災的主要負責人，對1975年河南水災和抗拱救災工作，是掌握全麵情況的，包括水災死亡人數，也應該由他安排布置調查統計並代表政府公布。可是，中央始終沒有安排他到政協會議報告情況、接受質詢，而且直到1988年去世，紀登奎甚至根本不知道八位政協委員曾經有這麽個意見：1975年河南水災的死亡人數是23萬。
共產黨的黨內鬥爭，通常的情況都是，一個人要是成了揭發批判的對象，就翻箱倒櫃地折騰個遍、把什麽事兒都給抖摟出來了。我父親在"文革"中"犯了嚴重政治錯誤"，黨內批判了好幾年，後來又辭職下台了。可據我所知，在對他揭發批判的材料中，並沒有1975年河南抗洪救災中的問題。1984年整黨時，父親給我看過他的"對照檢查"，關於1975年抗洪救災的錯誤，包括水災死亡人數的事，連一個字也沒有提。
對1975年河南水災，全國政協的八位委員和常委，提出政府隱瞞水災死亡人數，而且達五六倍之多，這是多麽嚴重的問題！可作為當年抗洪救災的主要負責人，紀登奎卻從來沒有被追究過任何責任，甚至還根本不知道有人要追求責任這麽一碼事兒。真不知道這共產黨怎麽就是這麽個破規矩？
不過有時候，規矩還是有的，而且還挺像樣。比如，1978年秋，我父親隨華國鋒到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訪問，回國以後，可能華國鋒太忙吧，就讓紀登奎向全國人大報告了出訪兩國的情況。國家公務，本來就應當這樣嘛。
可是，河南1975年水災，損失那麽大，死了那麽多人，同一次出國訪問相比，事情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紀登奎作為抗洪救災擔負主要責任的領導人，怎麽就沒有向全國人大作個報告呢？而且，似乎連個抗洪救災的總結也沒有寫。也許，事情的確就像王維洛所說的，"至今為至，中國政府還沒有公開發表過全麵的調查報告和係統的事故分析"。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莫非真的像王維洛說的那樣："當時中國封鎖了這個信息"。可是，發生自然災害，政府封鎖消息，這既不應該，也沒有必要，應當說，這也不是中國政府一貫的做法。"文革"前的"邢台地震"、"海河水災"，"文革"中的"海城地震"、"唐山地震"，都公開報道了，並沒有封鎖消息。
實際上，對1975年河南水災，人民日報也報道過紀登奎率中央慰問團慰問災區群眾的消息，還拍了一部水災的電影紀錄片，我那時在農村工作消息閉塞沒看到過，據說這個電影紀錄片沒有在電影院公映，王維洛說是"內部片"，這種說法也許沾邊，不過水利係統的職工都看了，並不隻限於黨政領導幹部。
1975年河南水災的事，為什麽會是這樣？對那個時代的事，作為親曆者，我也在思考；當然，由於家庭的緣故，我了解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不過有些事，我也是分析和推測。下麵，我冒昧地談點個人的見聞和看法。
河南水災，人命關天的緊急事務處理得有點頭緒了，記得是八月二十號前後，父親要回北京了。我一年多沒回家了，因為地委開三級幹部會，春節也沒回家，父親對我說："回家看看你媽媽吧。"於是跟父親一起回北京，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而且是專機，所以記得很清楚。在家呆了兩天，我公社的事也忙，就走了。父親回北京以後的事，是我後來聽說的。
父親當年在中央，黨、政、軍各方麵都是"重臣"，先是浙江，而後河南，外出一個多月，回北京以後，家裏辦公桌上積壓待辦的文件堆得小山一樣，他埋頭伏案，忙的昏天黑地，一直到我走，一句話也沒有顧得上和我說。
而且，時隔不久，中國政壇高層又一場大的鬥爭就拉開了大幕。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作為"前哨戰"，實際上在1975年8月下旬，就已經打響了。第一個回合，就是所謂"清華大學劉冰告遲群狀"的事，這一回紀登奎又是首當其衝，他和劉冰過去是老戰友，這次因為給劉冰轉告狀信的事也沾了邊，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遲群、謝靜宜列席參加，揭發、批判、追查、糾纏不休，重點攻擊的對象之一，就是紀登奎。
不過，一開始，這還是一樁個別的事件，鄧小平還在繼續搞"整頓"，紀登奎也在積極配合，75年9月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算是"整頓"的最後一波。可秋天還沒過完，毛遠新參加新疆自冶區成立紀念大會回來，向毛主席匯報社會上"右傾翻案"的動向，毛主席讓毛遠新也參加進來，事態就升級成為"路線問題"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正式開張，鄧小平的"整頓"也停了板了，接著就是被批判。這以後的情況，是另外一個故事，如今大家都知道了。
這裏的緣故，大概毛主席老人家也知道來日無多了，為"準備後事"，苦思焦慮，寢食難安。在他看來，國際上的事，基本有點頭緒了；可這國內的事，一個是"文革"，一個是"接班人"，卻讓他相當憂心。而且，年令不饒人，心情又焦急，做事的章法也沒有那麽講究了，比如，聽傳達，毛主席說什麽"反對遲群、小謝，矛頭是對著我的"，就明顯是"失言"，以前，幹部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主席指示"嘛。
接著，就到了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在同一年去世，中國革命的三位巨星，相繼隕落；政治上，則是"批鄧"、"天安門事件"、"粉碎四人幫"，中間還有一場"唐山地震"；在那時的人們看來，簡直是天崩地裂、天塌地陷，政治鬥爭的驚濤駭浪，一波接一波，政壇巨變的大悲大喜，一場接一場。
設身處地想想，也就不難理解，在那樣一種情勢下，關於1975年河南水災，沒有提交抗洪救災的工作總結，沒有向全國人大報告情況，可能是因為當時中央覺得，河南水災和抗洪救災，威脅生命安全的緊要事務已經處理過了，這些程序性的善後事務，當時那裏顧不上？於是就放在一邊了。
按說，處理這些程序性的善後事務，也是紀登奎的責任。可是，中央沒有安排布置，領導也沒有督促催辦，他工作忙得一塌糊塗，政治上又麻煩纏身，也顧不上再過問這樁事。等到幾年以後，喬培新等八位政協委員想起河南水災的事、並且要追究責任的時候，紀登奎，還有他的領導華國鋒，已經下台了。我想，當年的實際情況，大概是這樣的。
不過，據我看到的，河南1975年水災的見證人和抗洪救災的當事者，水利部門的負責人和專業技術人員，寫了不少專業性的報告以及他們的親見親聞，使河南水災和抗洪救災的基本情況和原始資料，保存下來了。如果後人要研究河南1975年水災這段曆史，資料還是有的，而且還不少。這項工作是否也是紀登奎布置的，我不知道。不過，我父親責任感很強，也是個有心人，他也許會想到，1975年河南水災和抗洪救災，這麽大的事，當初沒能搞個係統的報告，如果連原始資料也沒有留下，日後可能會出麻煩，有人會說三道四。
還有一件往事，情況可能與此類似。1976年的"唐山地震"，比1975年的河南水災，損失更嚴重，是更大的災難。可據我所知，"唐山地震"的情況，後來也沒有向全國人大作報告，而且沒有見到抗震救災的工作總結。當然，同1975年抗洪救災有所不同的是，1976年的抗震救災，傳媒的報道要充分得多；這裏麵有一些隱晦曲折的政治因素，同1975年隻是單純救災的情況有所不同。
附帶說一句，1976年的"唐山地震"，如今的人們可能不大清楚，那時"中央抗震救災指揮部"的主要負責人，也是紀登奎，還有陳錫聯和吳德。因此，對唐山地震和抗震救災，如果有人追究沒有提交工作總結、沒有向全國人大作報告的責任，無疑應當由他們三個人來負，首先是紀登奎。噢，還有華國鋒。
"粉碎四人幫"之後過了兩年，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紀登奎交出他分管的主要工作，不掌什麽權了。又過了一年多，到1980年春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紀登奎和汪東興、陳錫聯、吳德四人，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正式下台了。 這以後的事，紀登奎自然沒有什麽責任了。
應當說，1975年河南抗洪救災，紀登奎作為主要負責人，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河南水災和抗洪救災這麽大一樁事，沒有提交一個全麵係統的總結報告，連個確切的水災死亡人數也沒有正式公布，事情辦得虎頭蛇尾，沒有做到善始善終，這應當說是他的責任。不過，在那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回過頭來設身處地想想，當時要把這些事辦得完美無缺，也不大容易。
不少父親的老戰友都說，他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幾乎始終在風口浪尖上衝鋒陷陣，這是他的驕傲，也是他的命運。可是，這也讓父親給曆史留下一些後遺症。比如1975年河南水災和抗洪救災，這死亡人數，他就給後人留下了一筆未了的賬，如今還成了一樁公案，讓人們在那裏糾纏不休。
因為對河南水災和抗洪救災的全麵情況不明究裏，於是有些人就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在那裏瞎分析、亂推論，胡猜測。而這位別有用心的石磊記者，則不僅亂點鴛鴦譜地批評指責了一番鄧小平，還對我這個小人物也惡意栽贓，憑空編造出一大篇"訪談"來。
應當說，關於1975年河南水災和抗洪救災在善後方麵的失誤和疏漏，都是黨和國家在非常特殊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在今後的工作中，不應當引為常例。黨和國家應當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重要的國家公務，包括發生天災人禍和搶險救災的情況，及時向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應當成為製度，還應當公開透明，讓人民有知情權，以利於群眾的民主監督。
而且，黨政領導來而複去，國家公務卻是延續的。掌管國家事務的人，不僅要對各種現實問題負責，還要對國家的曆史和未來負責；共產黨的中央曾經兩次作過"關於曆史問題的決議"，美國政府對一百多年前的"排華法案"也做過"道歉決議"，就說明了這個道理。可我們現在有些領導人，似乎隻管自已任期內發生的事，對以前的曆史遺留問題，既不善後，也不補台，甚至聲稱"對過去的事一概不管"，這不是對國家和人民負責的態度。
尾聲：另一個更複雜的故事
說到這裏，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災"，本來已經講完了。可是，這位石磊記者還講了一個後續的故事：
1981年8月，有一位新華社記者采訪了災區，並寫了一篇內參，指出災區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艱難，要求中央直接給予財政支持。鄧小平看到內參後非常憤怒，在內參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記者不可重用！"該新華社記者被立即調離記者崗位。從此以後，沒有任何人敢公開談決堤慘案。
應當承認，石磊記者講的這個後續的故事，也還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影兒的事，可是，他說得顛三倒四、嚴重失實，讓我給他做幾點補充糾正吧：
一，石磊所說的這件事，時間不是1981年，而是1984年。
二，這位寫內參的新華社記者叫王彪，是河南分社負責人，他寫內參反映的，也的確是1975水災後駐馬店地區群眾生活困難、甚至逃荒要飯的情況。
三，王彪因為寫這份內參，確實曾經遭受打擊，應當對此負責的，是當時河南省委的主要領導人。不過此處我就不說姓名了，不知這位石磊記者亂打橫炮，是否也和我一樣，是因為得罪不起。
四，當年，還是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因為這件事，嚴肅批評了河南省委，據說趙紫陽的原話是："群眾生活困難、逃荒要飯了，我這個當總理的，總不能不管嘛。"不久，揚析綜從四川調來，接任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五，此後，因為王彪的事，新華社總社專門召開會議，不過不是"調離記者崗位"，而是進行公開表彰，還給他發了200元獎金，那時候，這是好幾個月的工資呢。此事當年曾經見諸報端，不少文摘小報，都轉載過這個消息。
六，當年，還有一篇報告文學，題為《洪荒啟示錄》，作者是北京廣播學院的教師蘇曉康，專門記述新華社記者反映1975年水災之後群眾生活困難逃荒要飯、而河南省委領導封鎖消息打壓反映情況的地縣幹部等情況，這篇報告文學當時曾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鬧得沸沸揚揚的。因此，那時候的情況，也並不是這位石磊記者說的那樣，"沒有任何人敢公開談"。
七，鄧小平在內參上"一派胡言，此記者不可重用！"的批示，據這位石磊記者所稱，係出自我口。我鄭重聲明，這純屬造謠。據我所知，鄧小平同這件事沒有什麽直接的關係。而且，從情理上說，對於這樁公案，趙紫陽處理得很好，鄧小平認可了，一線日常工作的事，他也就沒有必要多管了。
關於內參的事，簡單地說，情況就是如此。不過，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須有另文專述，這裏就不多說了。讓人驚訝的是，這才一二十年嘛，許多知情的人還活著呢，事情就被說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副模樣了。
實際上，1975年河南水災，後來的故事還有不少。其中，政壇風雲、派性整肅、官場權謀、宦海沉浮、恩怨榮辱，百姓疾苦，各色世象百態，可謂盡在其中矣，其波雲詭譎、一波三折、曲折離奇、荒誕怪謬，令人扼腕訝異！
今天，如果誰想把這段公案的原委搞個清楚明白，寫出一本書來，不管是曆史報告文學的題材，還是探討治國理念的政治學術專著，都會相當精彩，而且很有教益。不知可有這樣的大手筆，還得願意下很大的功夫。
2011年8月 初稿
2012年8月 完稿
2013年8月 校訂
轉自《共識網》
水太深，趟不得，扯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