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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按說，到底是哪些人動的手，現在應該是很容易查到的，就算當今政府方麵不想查，當事人現在位高權重不讓查，現在該校有這麽多人在海外，中國政府管她不到，有權有勢的當事人乃何不了她，為什麽還是沒人站出來把當事人的姓名說出來呢？耐人尋味。轉載者注。
那天， 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或者，從某個角度講，我也是罪行參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早已邁入中年。人到了這個歲數，許多時間是生活在回憶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現在夢中，有些事情卻清晰得就象昨天發生的一樣。那天打鬥校長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惡則曆曆在目。
1966年8月5號(實際上我已記不清具體日期，隻是從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確切日子)，陽光燦爛，我和同學正在校園裏看大字報，忽然看到許多人往操場跑，邊跑邊嚷：“鬥校長了！鬥校長了！”我也隨著人流往前跑，即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有熱鬧可看了。緊張的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不可測的擔心。
操場上已有了一群人，隻見幾個高一姐姐班 (當時我們初一班和高一班為姐妹班) 的學生拿著大棒，押著校長、主任們從北教學樓裏走了出來。校長們都長著臉沉默無語。隻有胡誌濤，瞪著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憤怒，斥責學生們的行為。她立刻挨了棒。接著，一個學生開始大聲講話。她說，這些黑幫分子在工作組的保護下躲在屋內，明為作檢查，實際在享清福。今天我們就要打打他們的威風。說罷，幾個學生拿來了剪刀，開始剪校長們的頭發。我緊張得不行：這那裏是在剪頭！剪子尖戳著他們的頭骨，剪子刃拉著他們的頭皮。我雖然站得遠，但也看到了血。
由於卞仲耘是黨的書記，因此站在最前麵。她低著頭，牙關緊咬任憑學生們在她頭上紮著、拉著。學生們又拿來了墨水，從校長們的頭上倒下去。卞仲雲灰白色的頭發加著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騰完了，校長們被帶到了操場東南角的一個平台上。這個台子原來是開會或上體育課為老師講話用的。但從六月初開始，這裏就成了進行“革命大辯論”和開批鬥會的地方。校長們被強迫著跪在了台上還被強迫著說，“我是黑幫”。“不行！大聲點！”校長們又挨了揍。當時教導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頭生撕力竭地大聲哭叫道：“我是黑幫-------嗚嗚-----”那聲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淚橫流，眼睛中滿是悲蒼和一絲渴望----對同情和憐憫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覺她那灰白的頭發，五短的身材，與我媽媽極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懼襲來：同情黑幫便會得到黑幫的同樣下場！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夾著我，呼著口號，跟著被扭著胳膊坐著“飛機”的一個校長開始了校園內的遊行。
校長們在那群學生的皮帶加大棒的拷打下開始了“勞動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廁所。我溜到了校園西邊的避靜處想喘口氣。我看到三、四個外校的女學生和XXX---卞仲耘的私敵在看大字報。一個女學生說，“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說“反革命就該打！”
我離開她們往東走去，隻見一個校長挑著土踉踉蹌蹌地小跑過來。後邊一個女學生仍然叫道“快點兒，少偷懶！”一棒打來，那人站不穩，直向我跌過來。我趕緊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隻怕他的一身血髒了我的衣服。
再往東走，我看見七八個人在圍觀胡誌濤洗廁所的茅坑蓋。那蓋是木頭的，蓋坑的一麵由於尿和糞的腐蝕都朽了。蓋上都是屎，她沒有工具，隻是徒手在那裏扣擦。她的倔強勁已全無，隻是一個勁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幹活---”。再看旁邊手持大棒監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倆曾經是同一個體校的同學。那時她已是初二年級的中學生，而我正準備考中學。每次見了我，她總是拍一下我的頭，說：“小孩！”體校活動完畢，我倆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後，我才知道她是學校的學習尖子。她的事跡還登在了當時的“中學生”雜誌上。雖然後來我們沒有了來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沒想到她是如此“曆害”。正想著，一個學生跑來，同她低聲嘀咕了幾句。於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誰來看著她？(指胡誌濤)”沒人吱聲。她瞥了我一眼。“誰是紅五類？”還是沒人吭聲。“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時，我就有點緊張。生怕她把大棒給我。好歹我不是紅五類，雖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沒有義務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時，我心裏便踏實了許多：她認為我害怕，這總比不是紅五類要強。並且，害怕的不是我一個，周圍七、八個人，沒一個人嗔喳的。於是，她把大棒交給了她旁邊一個初二的同學。
校長們還在大棒，皮鞭下“勞改”著。有的在院子裏，有的在操場南麵的宿舍樓中。我則溜出了校門。
我也不知怎樣上的汽車，怎樣回到了家裏，怎樣把學校裏發生的事告訴了家人。我隻記得家人都十分生氣，一致指責我校學生的行為。
第二天我到了學校，見到了XXX。我倆本來不錯，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自然談到了昨天發生的事。我們倆一致認為，打校長是不對的。
不一會兒，我們集中到教室。自從文革開始，教室裏的課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圍。椅子擺在中間。當時許多同學也不常來學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樣子，自然，紅五類坐在一堆，其它同學坐在另一堆。一會兒，教室裏的有線喇叭響了，是革委會的劉進的聲音。她說，卞仲雲被鬥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髒病，因此，她心髒病發作，死了。這時XXX竟然表現得十分高興，鼓掌、跺腳。我不知應該作何反應，因為十幾分鍾之前，她還說，打人是不對的呀？後來我聽別的同學說，XXX也積極地參加了打校長的行列，雖然她不是紅五類。而我的右手卻開始感覺異常，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說打了一個校長，我也加入了---- 於是，我開始不止一次地對同學講，我沒打一下，隻推了一把---- 其實，我這樣作， 純粹是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一個專治製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專治製度下的群氓。他們可以所向披靡，搗毀一切。我就是這群氓中的一個罷。
那天， 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或者，從某個角度講，我也是罪行參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早已邁入中年。人到了這個歲數，許多時間是生活在回憶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現在夢中，有些事情卻清晰得就象昨天發生的一樣。那天打鬥校長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惡則曆曆在目。
1966年8月5號(實際上我已記不清具體日期，隻是從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確切日子)，陽光燦爛，我和同學正在校園裏看大字報，忽然看到許多人往操場跑，邊跑邊嚷：“鬥校長了！鬥校長了！”我也隨著人流往前跑，即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有熱鬧可看了。緊張的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不可測的擔心。
操場上已有了一群人，隻見幾個高一姐姐班 (當時我們初一班和高一班為姐妹班) 的學生拿著大棒，押著校長、主任們從北教學樓裏走了出來。校長們都長著臉沉默無語。隻有胡誌濤，瞪著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憤怒，斥責學生們的行為。她立刻挨了棒。接著，一個學生開始大聲講話。她說，這些黑幫分子在工作組的保護下躲在屋內，明為作檢查，實際在享清福。今天我們就要打打他們的威風。說罷，幾個學生拿來了剪刀，開始剪校長們的頭發。我緊張得不行：這那裏是在剪頭！剪子尖戳著他們的頭骨，剪子刃拉著他們的頭皮。我雖然站得遠，但也看到了血。
由於卞仲耘是黨的書記，因此站在最前麵。她低著頭，牙關緊咬任憑學生們在她頭上紮著、拉著。學生們又拿來了墨水，從校長們的頭上倒下去。卞仲雲灰白色的頭發加著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騰完了，校長們被帶到了操場東南角的一個平台上。這個台子原來是開會或上體育課為老師講話用的。但從六月初開始，這裏就成了進行“革命大辯論”和開批鬥會的地方。校長們被強迫著跪在了台上還被強迫著說，“我是黑幫”。“不行！大聲點！”校長們又挨了揍。當時教導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頭生撕力竭地大聲哭叫道：“我是黑幫-------嗚嗚-----”那聲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淚橫流，眼睛中滿是悲蒼和一絲渴望----對同情和憐憫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覺她那灰白的頭發，五短的身材，與我媽媽極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懼襲來：同情黑幫便會得到黑幫的同樣下場！我恍恍忽忽的，一群人夾著我，呼著口號，跟著被扭著胳膊坐著“飛機”的一個校長開始了校園內的遊行。
校長們在那群學生的皮帶加大棒的拷打下開始了“勞動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廁所。我溜到了校園西邊的避靜處想喘口氣。我看到三、四個外校的女學生和XXX---卞仲耘的私敵在看大字報。一個女學生說，“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說“反革命就該打！”
我離開她們往東走去，隻見一個校長挑著土踉踉蹌蹌地小跑過來。後邊一個女學生仍然叫道“快點兒，少偷懶！”一棒打來，那人站不穩，直向我跌過來。我趕緊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隻怕他的一身血髒了我的衣服。
再往東走，我看見七八個人在圍觀胡誌濤洗廁所的茅坑蓋。那蓋是木頭的，蓋坑的一麵由於尿和糞的腐蝕都朽了。蓋上都是屎，她沒有工具，隻是徒手在那裏扣擦。她的倔強勁已全無，隻是一個勁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幹活---”。再看旁邊手持大棒監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倆曾經是同一個體校的同學。那時她已是初二年級的中學生，而我正準備考中學。每次見了我，她總是拍一下我的頭，說：“小孩！”體校活動完畢，我倆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後，我才知道她是學校的學習尖子。她的事跡還登在了當時的“中學生”雜誌上。雖然後來我們沒有了來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沒想到她是如此“曆害”。正想著，一個學生跑來，同她低聲嘀咕了幾句。於是她宣布，她得走了。“誰來看著她？(指胡誌濤)”沒人吱聲。她瞥了我一眼。“誰是紅五類？”還是沒人吭聲。“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時，我就有點緊張。生怕她把大棒給我。好歹我不是紅五類，雖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沒有義務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時，我心裏便踏實了許多：她認為我害怕，這總比不是紅五類要強。並且，害怕的不是我一個，周圍七、八個人，沒一個人嗔喳的。於是，她把大棒交給了她旁邊一個初二的同學。
校長們還在大棒，皮鞭下“勞改”著。有的在院子裏，有的在操場南麵的宿舍樓中。我則溜出了校門。
我也不知怎樣上的汽車，怎樣回到了家裏，怎樣把學校裏發生的事告訴了家人。我隻記得家人都十分生氣，一致指責我校學生的行為。
第二天我到了學校，見到了XXX。我倆本來不錯，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自然談到了昨天發生的事。我們倆一致認為，打校長是不對的。
不一會兒，我們集中到教室。自從文革開始，教室裏的課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圍。椅子擺在中間。當時許多同學也不常來學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樣子，自然，紅五類坐在一堆，其它同學坐在另一堆。一會兒，教室裏的有線喇叭響了，是革委會的劉進的聲音。她說，卞仲雲被鬥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髒病，因此，她心髒病發作，死了。這時XXX竟然表現得十分高興，鼓掌、跺腳。我不知應該作何反應，因為十幾分鍾之前，她還說，打人是不對的呀？後來我聽別的同學說，XXX也積極地參加了打校長的行列，雖然她不是紅五類。而我的右手卻開始感覺異常，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說打了一個校長，我也加入了---- 於是，我開始不止一次地對同學講，我沒打一下，隻推了一把---- 其實，我這樣作， 純粹是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一個專治製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專治製度下的群氓。他們可以所向披靡，搗毀一切。我就是這群氓中的一個罷。
同感，現在連把名字說出來都不敢，談什麽覺醒
重點是有沒有一種不容許異見的環境. 有沒有一種宗教似的狂熱. 有沒有一種我一定是對的, 隻要不跟我一夥就是我的敵人的思想.
這裏有開放雜誌文章， 作者為 敏一鴻 ：
http://b5.secretchina.com/news/10/08/07/362416.html
當然這並不等於群氓就可以逃脫他們應受的懲罰。昨天還在一張網上公開的照片上看到了這位當年的造反領袖，我像見到希姆萊還活著一樣的惡心。
同感。從頭讀到尾也沒看到一個人名。什麽德行？！這不僅耽誤讀文人的功夫，更耽誤讓其所稱的“專製製度下群氓”的覺醒。
憋著，你既然想憋著個屁，寫這個幹什麽？耽誤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