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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篇來源於 紅歌會網| 作者：孫毅 的文章 (看後我噎住了--轉載者)
很長時間以來，不時聽到或看到人們對30多年前的票證議論頗多，有說它好，也有說它不好，甚至大加詆毀。我就以我的親身經曆和感受述說一下真實的票證。
我於上世紀1962年出生在豫南農村普通的農民家庭。從我記事起，記憶中我們這一大家子，爺奶父母和我們姊妹5個感覺生活得很充實、幸福，好像沒有什麽可憂愁的。爺爺和母親在生產隊勞動，父親在另一個公社學校做人民教師（每月30多元工資，一年回家三五次）。爺爺雖然揚場、種莊稼是一把好手，但腳脖經常疼，不能按棒勞力記工分，出一天工給9分，比棒勞力少一分；母親身體不太好，出一天工隻記8分（還經常請假）；奶奶在家做飯，但不記工。那時工分是勞動的成果，也是分配（生產隊分糧分紅）的主要憑證。這樣，與其他勞力多、人頭少的家庭比起來，我們家一年掙的工分就不占優勢了。由於人多（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單純按工分分得的的糧食（以稻穀為主，小麥和紅薯等雜糧為輔）不夠吃。好的是那時不完全實行按工分分糧食（工分主要是分紅的依據），主要是以人頭分糧食，也就是根據每個家庭的實際需要分配。這樣，以人頭分糧為主，以工分分糧為輔，兩項結合，即調動了勞動積極性，又照顧了人頭多、老人小孩多的家庭。另外，隊裏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和特長安排活計。有一個姓邢的瘸子，不能幹體力活，隊裏就讓他學篾匠手藝，常年為生產隊編竹筐、竹櫞子（一種挑土挑糞的工具）、修理農具，幹一天記10分，相當於棒勞力；一個姓孫的結巴舌是一個光棍漢，但人實在，隊裏就讓他為每家打大糞挑到需要的農田裏，每打一挑為那家記10分（工分），他幹一天記10分（我們生產隊10分分值由我1968年記事起的八毛多增到1984年分隊時的1.95元）。真的是各盡所能，人人盡力。每到集體勞動時，說笑聲、山歌聲，此起彼伏，好不熱鬧！但象瞎奶奶和一個七十多歲的杜大爺，沒有勞動能力，是“五保戶”，隊裏分別給她們一個人安排一大間房子養起來，按實際需要分糧食，安排人到大隊機房打成米、打成麵送到他們家裏，每天都有人去給他們挑水，水缸裏水經常是滿滿的。吃飯時或下雨天，她們的屋裏也經常是聚滿了人，歡聲笑語不斷。那個瞎奶奶在解放前由於兒子被國民黨抓了壯丁沒回來，哭瞎了眼，解放後被生產隊安排了“五保”（由集體保吃飽、保穿暖、保住房、保就醫、保死後安葬）。她眼雖看不見，但心裏亮堂，記得住我們隊裏每個孩子們的聲音、名字（大名、小名）、誰家裏的孩子，排老幾。記得我13歲那年大年初一，跟父親一起給隊裏每家拜年，每到一個家庭都是讓喝米酒、米花茶，炒熟的花生、瓜子、板栗、爆玉米花哪個家庭都要捧了再捧，不要不願意，上下幾個口袋更是裝得鼓鼓的(一直延續到1984年，之後分了田地，這樣熱鬧而樸實的拜年風俗慢慢消失了)。等到了她家裏，我也學著父親的強調說“瞎奶奶新年好！”瞎奶奶就給我父親說：“這孩子長大了，變音了，嗓子又沙又粗的，隊裏又要多個勞力啊。”瞎奶奶一直活到1979年我參加高考的那年夏天，去世了，隊裏按當地的風俗安葬了她，以後幾年每年清明節隊幹部還給她上墳。
還是說我們家吧，我們雖然人多，工分少。那時生產隊分糧食的程序是：先留夠種子和公糧（交給國家的），然後再分別按人頭和工分兩項計算出分配方案。一般是先按人頭分（叫口糧，根據年成不同，每人每天稻穀2—2.3斤，小麥1.5—1.8斤，雜糧不計入口糧），再按工分分紅。因為生產隊計劃合理和集體的照顧，我們一家一年到頭沒覺得有啥憂慮的。我家離生產隊稻場（打穀場）遠，爺爺腿腳不好，媽媽體弱，分得的糧食難於挑回家，而生產隊的棒勞力們往往搶著幫我們挑糧食。我媽手巧，縫製衣服、繡花、剪紙都都拿手，哪家有紅白事或生小孩了，也總是樂於幫別人。那時給我的感受就是生產隊就是一個大家庭，互幫互愛是很正常的。隻是分的糧食超出了工分分值，年終一結算，我們是“缺糧戶”（缺糧戶就是所分得的糧食多於工分，按當時的糧食平價和工分值給生產隊補錢；另有餘糧戶，就是分得的糧食少於工分值，要分紅；分糧與工分相等的叫“平戶”），一年一般要補給生產隊50元到100元不等。但我們也想法挖潛，盡量多幹活、多出工、多掙工分。那時我家采取了幾種辦法多掙一些工分。1、一放暑假，父親就帶著我們姊妹幾個（8歲以上的孩子）割青草、鑧草皮（連草根帶土的草塊），挑到豬圈漚糞，再交給隊裏換工分，一年下來多掙三五百分；2、我長到14歲後，放暑假替我爺爺給生產隊放牛，爺爺到隊裏幹活，一邊放牛，一邊拾牛糞，多一份工分；3、一到收稻穀和收麥子時，我們都去撿地上遺落的稻子和麥穗，交給隊裏記成工分；4、幫生產隊采茶葉，打桐籽，割苧麻，種蓖麻（那時號召以糧為主，多種經營），換工分；5、冬天給生產隊喂牛，能記滿分。雖然這些有限，而我們心裏想著不能老是占生產隊的光，要想法多為集體做點什麽。現在總是忘不了那個可愛又可惡的工分救了我們一大家子，我們姊妹幾個是在工分的關照下得到健康成長。
我們那裏，還有一個習俗，每到春節前，大部分家庭（一般是五口人以上，其他家庭不殺豬，買肉過年）都要殺一頭豬準備過年（一般一個家庭喂兩頭豬，一頭完成統購即平價上交給國家食品站，一頭自用），一到我們家殺豬時，奶奶總要讓我去叫生產隊裏一些長輩到我家喝“豬血湯”。殺了豬，往往20幾個人圍住一張大桌子，吃著幾個大盆裝滿了熱騰騰的大肉塊、豬血和羅卜粉條豆腐大燴菜，大人們喝著老白幹，小孩們大口大口地嚼著肉。殺豬的人家，除過年外，一般還要煉一些大油，醃製一些臘肉，一直吃到農曆六月初六（當地有“六月六，叫出門的姑娘回來吃臘肉”的風俗）。每每回憶少年的生活，總忘不了每年殺年豬的鏡頭。但我更是忘不了那時的水渠繞山流、堰塘清幽幽、水稻綠油油、社員爭上遊的畫麵和勞動時社員們歡歌笑語、山歌響徹雲天的情景。由於我們生產隊社員心齊幹勁大，每年生產的糧食（上交給國家後）自給有餘，農閑之時，修堰塘，挖水渠（配合大隊在淮河頭修一道壩，沿兩邊山坡開渠，與各堰塘貫通，一到發水季節自流注入到各堰塘，再灌溉五千多畝良田。還開墾荒地荒坡種茶、種油桐、花生、蓖麻等，發展多種經營，增加社員收入，改善生活。那時的計劃經濟和集體力量真的不可低估。
我今天看1月11日《大河報》一則短文《“崢嶸歲月——回望三線”邀您講述往日故事，說說你記憶中的“三線”》，透露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人民群眾集體力量的威力，全國人民響應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所取得的偉大的建設成就。請看該文中的一段話：“提起‘三線’，70後的人已經知之甚少。……1964年到1978年，在中國中西部的十三個省、市、自治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的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被稱為‘三線’建設。它曆經了三個五年計劃，國家前後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安排了1100個建設項目。‘三線’建設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略部署，對以後的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吧（它可不是用於房地產的投資哦）。有些人不會又說毛主席不懂經濟，那時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或說“毛主席搞的是獨裁”吧？
再說說我小時候經曆的其它票證，有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柴油票這是常用的，還有一些是臨時根據物質供應變化而發的其它票證。
正因為有了這些票證，我們這些處於無權無勢最底層的老百姓才能無憂無慮地生活，手裏有了這些票，就可以去買自家所需要的物質，不怕那些當官的或有錢人多買多占。至今還忘不了1974年春節，我奶奶讓我到供銷社去買白糖，碰到一個公社幹部求著營業員多稱十斤白糖，營業員向他要糖票，他說沒有。營業員就說：“你是公社領導，但沒有票，我也不敢多給你啊。”還記得我們公社的革委會主任（當時公社的一把手）姓韓，和我們一個大隊，他家屬也是普通社員，參加隊裏勞動。由於他家男孩子多，穿衣服費綬（不耐穿），每到給孩子們添新衣服時，布票不夠用，他家屬就到處借布票。好的是有些家庭穿衣服節省，有多餘的布票能借給她。那時的票證，一般是按人頭報計劃，特殊情況的，是大隊和生產隊經過集體討論後報上去。如哪家添了人口或有重病號，都會根據實際需要多領到糖票、油票、布票什麽的。如還不夠，一個生產隊裏其他社員還可以轉借一些。
現在說起這些票證，無論有人怎麽詆毀它、汙蔑它、攻擊它，我年少時不懂什麽經濟理論，現在很理性地認為她很可愛，有神奇和偉大之處。
第一，那時的票證，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象征，也是計劃經濟的必要手段。國家就如一個大家庭，每年根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和人民的實際需要做好計劃，量入為出，能使社會資源和財富得到合理有序的分配，這正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優於任何私有製無序經濟的地方。有人閉眼不看這種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無比優越性，反而汙蔑這是“獨裁”、“專製”；
第二，那時的票證，體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廣大勞動人民是集體和勞動財富的主人，保證了社會公平，從根本上杜絕了特權者和有錢的人多占多得，保證了每個人應該得到的物質需求和生存權利。有人卻對這如太陽般的大恩德、大實惠故意汙蔑歪曲，反而要什麽“撲屎價值”；
第三，毛主席時代實行低物價、按票證雙製供給（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運行，是最科學、最公平、最民主的物資分配供應辦法。低物價，是讓人人都能買的起；按票證供應，是抑製特權者、有錢人與普通老百姓一樣，隻購買到生活必需品，不能按欲望和金錢多吃多占，揮霍浪費有限的資源。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和貪心是無限的，從這個方麵來說，毛主席用他無量的胸懷、長遠的眼光和鐵麵無私的製度，不但確保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民主，而且保證了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延續利用和可持續發展。有人因此不能滿足自己難填的欲壑和無盡頭的私心，反而汙蔑為“短缺經濟”，借以達到滿足他們自由地侵占、掠奪、揮霍國家的資源和人民創造的財富之罪惡目的；
第四，那時的票證，隻是保證每個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是用來滿足人們無盡頭的私欲，從而杜絕了揮霍浪費和驕奢淫逸，節約了有限的資源和大量的資金，用以國家各項建設事業。而有人把這種勒緊腰帶搞建設、好鋼用在刀刃上的偉大舉措和偉大建設成就汙蔑為“窮過渡”、“窮折騰”，卻要什麽“自由生活”、“自由經濟”、“以市場無形的手調節經濟”；
第五，那時的票證，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快速健康發展、人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物質供給一直趕不上人民需求的健康的、正常的社會經濟現象，這正是從根本上克服了資本主義社會物質虛假繁榮而老百姓因困難需求不旺即供大於求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弊端。有人反而誣陷、汙蔑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大發展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要搞什麽“分田到戶”“國退民進”“市場經濟”“私有化”，正像人民說的“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真是一點不為過。
不可否認，毛主席時代是票證時代。有人說票證可惡，有人說票證可愛，我要大聲呼喚社會主義的票證時代快快回來！
孫毅於2012年1月11日草，12日成稿
很長時間以來，不時聽到或看到人們對30多年前的票證議論頗多，有說它好，也有說它不好，甚至大加詆毀。我就以我的親身經曆和感受述說一下真實的票證。
我於上世紀1962年出生在豫南農村普通的農民家庭。從我記事起，記憶中我們這一大家子，爺奶父母和我們姊妹5個感覺生活得很充實、幸福，好像沒有什麽可憂愁的。爺爺和母親在生產隊勞動，父親在另一個公社學校做人民教師（每月30多元工資，一年回家三五次）。爺爺雖然揚場、種莊稼是一把好手，但腳脖經常疼，不能按棒勞力記工分，出一天工給9分，比棒勞力少一分；母親身體不太好，出一天工隻記8分（還經常請假）；奶奶在家做飯，但不記工。那時工分是勞動的成果，也是分配（生產隊分糧分紅）的主要憑證。這樣，與其他勞力多、人頭少的家庭比起來，我們家一年掙的工分就不占優勢了。由於人多（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單純按工分分得的的糧食（以稻穀為主，小麥和紅薯等雜糧為輔）不夠吃。好的是那時不完全實行按工分分糧食（工分主要是分紅的依據），主要是以人頭分糧食，也就是根據每個家庭的實際需要分配。這樣，以人頭分糧為主，以工分分糧為輔，兩項結合，即調動了勞動積極性，又照顧了人頭多、老人小孩多的家庭。另外，隊裏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和特長安排活計。有一個姓邢的瘸子，不能幹體力活，隊裏就讓他學篾匠手藝，常年為生產隊編竹筐、竹櫞子（一種挑土挑糞的工具）、修理農具，幹一天記10分，相當於棒勞力；一個姓孫的結巴舌是一個光棍漢，但人實在，隊裏就讓他為每家打大糞挑到需要的農田裏，每打一挑為那家記10分（工分），他幹一天記10分（我們生產隊10分分值由我1968年記事起的八毛多增到1984年分隊時的1.95元）。真的是各盡所能，人人盡力。每到集體勞動時，說笑聲、山歌聲，此起彼伏，好不熱鬧！但象瞎奶奶和一個七十多歲的杜大爺，沒有勞動能力，是“五保戶”，隊裏分別給她們一個人安排一大間房子養起來，按實際需要分糧食，安排人到大隊機房打成米、打成麵送到他們家裏，每天都有人去給他們挑水，水缸裏水經常是滿滿的。吃飯時或下雨天，她們的屋裏也經常是聚滿了人，歡聲笑語不斷。那個瞎奶奶在解放前由於兒子被國民黨抓了壯丁沒回來，哭瞎了眼，解放後被生產隊安排了“五保”（由集體保吃飽、保穿暖、保住房、保就醫、保死後安葬）。她眼雖看不見，但心裏亮堂，記得住我們隊裏每個孩子們的聲音、名字（大名、小名）、誰家裏的孩子，排老幾。記得我13歲那年大年初一，跟父親一起給隊裏每家拜年，每到一個家庭都是讓喝米酒、米花茶，炒熟的花生、瓜子、板栗、爆玉米花哪個家庭都要捧了再捧，不要不願意，上下幾個口袋更是裝得鼓鼓的(一直延續到1984年，之後分了田地，這樣熱鬧而樸實的拜年風俗慢慢消失了)。等到了她家裏，我也學著父親的強調說“瞎奶奶新年好！”瞎奶奶就給我父親說：“這孩子長大了，變音了，嗓子又沙又粗的，隊裏又要多個勞力啊。”瞎奶奶一直活到1979年我參加高考的那年夏天，去世了，隊裏按當地的風俗安葬了她，以後幾年每年清明節隊幹部還給她上墳。
還是說我們家吧，我們雖然人多，工分少。那時生產隊分糧食的程序是：先留夠種子和公糧（交給國家的），然後再分別按人頭和工分兩項計算出分配方案。一般是先按人頭分（叫口糧，根據年成不同，每人每天稻穀2—2.3斤，小麥1.5—1.8斤，雜糧不計入口糧），再按工分分紅。因為生產隊計劃合理和集體的照顧，我們一家一年到頭沒覺得有啥憂慮的。我家離生產隊稻場（打穀場）遠，爺爺腿腳不好，媽媽體弱，分得的糧食難於挑回家，而生產隊的棒勞力們往往搶著幫我們挑糧食。我媽手巧，縫製衣服、繡花、剪紙都都拿手，哪家有紅白事或生小孩了，也總是樂於幫別人。那時給我的感受就是生產隊就是一個大家庭，互幫互愛是很正常的。隻是分的糧食超出了工分分值，年終一結算，我們是“缺糧戶”（缺糧戶就是所分得的糧食多於工分，按當時的糧食平價和工分值給生產隊補錢；另有餘糧戶，就是分得的糧食少於工分值，要分紅；分糧與工分相等的叫“平戶”），一年一般要補給生產隊50元到100元不等。但我們也想法挖潛，盡量多幹活、多出工、多掙工分。那時我家采取了幾種辦法多掙一些工分。1、一放暑假，父親就帶著我們姊妹幾個（8歲以上的孩子）割青草、鑧草皮（連草根帶土的草塊），挑到豬圈漚糞，再交給隊裏換工分，一年下來多掙三五百分；2、我長到14歲後，放暑假替我爺爺給生產隊放牛，爺爺到隊裏幹活，一邊放牛，一邊拾牛糞，多一份工分；3、一到收稻穀和收麥子時，我們都去撿地上遺落的稻子和麥穗，交給隊裏記成工分；4、幫生產隊采茶葉，打桐籽，割苧麻，種蓖麻（那時號召以糧為主，多種經營），換工分；5、冬天給生產隊喂牛，能記滿分。雖然這些有限，而我們心裏想著不能老是占生產隊的光，要想法多為集體做點什麽。現在總是忘不了那個可愛又可惡的工分救了我們一大家子，我們姊妹幾個是在工分的關照下得到健康成長。
我們那裏，還有一個習俗，每到春節前，大部分家庭（一般是五口人以上，其他家庭不殺豬，買肉過年）都要殺一頭豬準備過年（一般一個家庭喂兩頭豬，一頭完成統購即平價上交給國家食品站，一頭自用），一到我們家殺豬時，奶奶總要讓我去叫生產隊裏一些長輩到我家喝“豬血湯”。殺了豬，往往20幾個人圍住一張大桌子，吃著幾個大盆裝滿了熱騰騰的大肉塊、豬血和羅卜粉條豆腐大燴菜，大人們喝著老白幹，小孩們大口大口地嚼著肉。殺豬的人家，除過年外，一般還要煉一些大油，醃製一些臘肉，一直吃到農曆六月初六（當地有“六月六，叫出門的姑娘回來吃臘肉”的風俗）。每每回憶少年的生活，總忘不了每年殺年豬的鏡頭。但我更是忘不了那時的水渠繞山流、堰塘清幽幽、水稻綠油油、社員爭上遊的畫麵和勞動時社員們歡歌笑語、山歌響徹雲天的情景。由於我們生產隊社員心齊幹勁大，每年生產的糧食（上交給國家後）自給有餘，農閑之時，修堰塘，挖水渠（配合大隊在淮河頭修一道壩，沿兩邊山坡開渠，與各堰塘貫通，一到發水季節自流注入到各堰塘，再灌溉五千多畝良田。還開墾荒地荒坡種茶、種油桐、花生、蓖麻等，發展多種經營，增加社員收入，改善生活。那時的計劃經濟和集體力量真的不可低估。
我今天看1月11日《大河報》一則短文《“崢嶸歲月——回望三線”邀您講述往日故事，說說你記憶中的“三線”》，透露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人民群眾集體力量的威力，全國人民響應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所取得的偉大的建設成就。請看該文中的一段話：“提起‘三線’，70後的人已經知之甚少。……1964年到1978年，在中國中西部的十三個省、市、自治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的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被稱為‘三線’建設。它曆經了三個五年計劃，國家前後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安排了1100個建設項目。‘三線’建設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略部署，對以後的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吧（它可不是用於房地產的投資哦）。有些人不會又說毛主席不懂經濟，那時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或說“毛主席搞的是獨裁”吧？
再說說我小時候經曆的其它票證，有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柴油票這是常用的，還有一些是臨時根據物質供應變化而發的其它票證。
正因為有了這些票證，我們這些處於無權無勢最底層的老百姓才能無憂無慮地生活，手裏有了這些票，就可以去買自家所需要的物質，不怕那些當官的或有錢人多買多占。至今還忘不了1974年春節，我奶奶讓我到供銷社去買白糖，碰到一個公社幹部求著營業員多稱十斤白糖，營業員向他要糖票，他說沒有。營業員就說：“你是公社領導，但沒有票，我也不敢多給你啊。”還記得我們公社的革委會主任（當時公社的一把手）姓韓，和我們一個大隊，他家屬也是普通社員，參加隊裏勞動。由於他家男孩子多，穿衣服費綬（不耐穿），每到給孩子們添新衣服時，布票不夠用，他家屬就到處借布票。好的是有些家庭穿衣服節省，有多餘的布票能借給她。那時的票證，一般是按人頭報計劃，特殊情況的，是大隊和生產隊經過集體討論後報上去。如哪家添了人口或有重病號，都會根據實際需要多領到糖票、油票、布票什麽的。如還不夠，一個生產隊裏其他社員還可以轉借一些。
現在說起這些票證，無論有人怎麽詆毀它、汙蔑它、攻擊它，我年少時不懂什麽經濟理論，現在很理性地認為她很可愛，有神奇和偉大之處。
第一，那時的票證，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象征，也是計劃經濟的必要手段。國家就如一個大家庭，每年根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和人民的實際需要做好計劃，量入為出，能使社會資源和財富得到合理有序的分配，這正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優於任何私有製無序經濟的地方。有人閉眼不看這種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無比優越性，反而汙蔑這是“獨裁”、“專製”；
第二，那時的票證，體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廣大勞動人民是集體和勞動財富的主人，保證了社會公平，從根本上杜絕了特權者和有錢的人多占多得，保證了每個人應該得到的物質需求和生存權利。有人卻對這如太陽般的大恩德、大實惠故意汙蔑歪曲，反而要什麽“撲屎價值”；
第三，毛主席時代實行低物價、按票證雙製供給（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運行，是最科學、最公平、最民主的物資分配供應辦法。低物價，是讓人人都能買的起；按票證供應，是抑製特權者、有錢人與普通老百姓一樣，隻購買到生活必需品，不能按欲望和金錢多吃多占，揮霍浪費有限的資源。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和貪心是無限的，從這個方麵來說，毛主席用他無量的胸懷、長遠的眼光和鐵麵無私的製度，不但確保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民主，而且保證了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延續利用和可持續發展。有人因此不能滿足自己難填的欲壑和無盡頭的私心，反而汙蔑為“短缺經濟”，借以達到滿足他們自由地侵占、掠奪、揮霍國家的資源和人民創造的財富之罪惡目的；
第四，那時的票證，隻是保證每個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是用來滿足人們無盡頭的私欲，從而杜絕了揮霍浪費和驕奢淫逸，節約了有限的資源和大量的資金，用以國家各項建設事業。而有人把這種勒緊腰帶搞建設、好鋼用在刀刃上的偉大舉措和偉大建設成就汙蔑為“窮過渡”、“窮折騰”，卻要什麽“自由生活”、“自由經濟”、“以市場無形的手調節經濟”；
第五，那時的票證，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快速健康發展、人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物質供給一直趕不上人民需求的健康的、正常的社會經濟現象，這正是從根本上克服了資本主義社會物質虛假繁榮而老百姓因困難需求不旺即供大於求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弊端。有人反而誣陷、汙蔑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大發展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要搞什麽“分田到戶”“國退民進”“市場經濟”“私有化”，正像人民說的“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真是一點不為過。
不可否認，毛主席時代是票證時代。有人說票證可惡，有人說票證可愛，我要大聲呼喚社會主義的票證時代快快回來！
孫毅於2012年1月11日草，12日成稿
您咋看都不看清楚張口就罵人呢?
是那時受刺激太多?還是受教育太少?
老兄搞錯了，仔細看看樓主的題頭。
"那時的票證，體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自共黨執政以來人民什麽時候當過家作過主,你可真能睜眼說瞎話,真是懶得逐條批駁你的謊言,你這樣的人應趕緊移民北韓,呆在北美屈才了.
毛主席那時候有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柴油票的城鎮人口的生活根本不是你所描繪的那樣的. 農村人有土地, 靠工分分配, 比起城市有正式工作的在職職工是要艱苦些, 土氣點兒, 城鄉差距,有戶口的城市人和農村鄉鎮人是有差距, 差距還很大, 這就是中國為什麽一直都說是發展中國家嘛. 鄧的三中全會包產到戶,對農村的生產積極性是有很大提高, 搞活經濟嘛,那會兒全國形式還是好的,可後來搞的讓城鎮居民大量下崗, 搞股份製等等戲法就太不厚道了, 完全是亂整了, 腐敗就開始了.
乞丐不要5毛錢是因為他的生活已經比二三十前好很多了，至少肚子是飽了。現在的乞丐大多是自己選擇的一種職業；二三十前的乞丐多數是不得已，很多是老實勤勞的農民，因為鄉下鬧饑荒或征糧征得太厲害了，再呆在鄉下要餓死了，才出來要飯。而且我聽說有整個生產隊有隊長領頭出來討飯的，還開得有介紹信。
那时候，能吃上一包大白兔可以让我开心一星期。
你要送我兒子一包大白兔，他保不準问我大陆这玩意能吃厶？有没有三聚氰胺？
那时候我们一家被扫地出门发配乡下，不懂事的我隻记得青山绿水，记得河沟裏的水是可以喝的，今天河沟裏的水你敢喝吗？
那时候要饭的很多，你给1分钱半把米四分之一个馒头人家都会感恩戴德，如今你给要饭的五毛钱那狗*日的一定会问候你家老母亲。
这些事情喝着农药水三聚氰胺奶粉啃鸡腿长大的小畜牲们当然不懂。
“感覺生活得很充實、幸福，好像沒有什麽可憂愁的。” 肯定不是真話！農村每年都缺幾個月的口糧，必須南下要飯一兩個月以上，這已是他們那兒的習慣。也說充實幸福？！
美國很富吧，到現在一直有著補貼需要家庭的食品卷。
相當於糧票和日用金錢了。感受到對社會整體穩定，西方也下了真心在做著事情。
5保戶聽說現今似乎依然有的。這點人情不錯，值得稱讚。
以及低保戶政策等，也在慢慢做的吧。沒有那些年那麽實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