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正文
現在文革在網上炒得很熱，可在老薑看來，網上發表的不少關於文革的文章，無論是批判文革的，還是讚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當毛病的不少。這些文章著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現的大事件，各種大的政治活動，一波一波的政治動蕩，一個接一個的政治花招，卻對文革中國的社會結構鮮有涉及，更缺乏社會學層麵的實證分析。政治事件、式樣和花招是什麽?是一場政治運動在水麵上蕩出的浪花和水泡，至於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衝擊了一個社會的深層結構，很少有人說到點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會結構來，是因為文革自詡是一場革命，而革命是什麽?就是改變社會的結構。至於改變的範圍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兒。文革雖然榜上了文化兩個字，可按照毛的意思，無非是說：第一，這場革命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與文化扯不上邊了，它就是一場社會革命。順便說說，毛發動這場革命的目的，至少從他公開的言論看，是一場自我革命，他要改變的是自己建立起來的，已“嚴重脫離群眾”、已喪失“社會公平”、“站到了勞動人民的對立麵”、由“官老爺”把持的“變修”了的官僚結構。
毛做到了這一點嗎?沒有做到，他的力也沒有朝這個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個方向。結果，一場文革下來，官僚體製並沒有打破，社會等級仍然存在，而且被強化了。
現在有些左派人士，他們在那裏天天說文革的好話，其中有一條理由，就是文革創造了社會平等的奇跡，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了，農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了主。可我要說的是，這不是事實，這是黑色幽默。文革製造了一大堆的農民尤其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泡沫，這事兒沒錯，可在實質上，在文革期間，中國“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提高，他們仍是中國社會中身份最低賤的階層，在很多方麵，他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一群，其低賤的社會身份認同並沒有被削弱，更沒有被剔除，反而進一步被強化和固化了。
我先說說農民。農民總是“勞動人民”吧?可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紙城鄉分割的戶籍製度，卻把這些“勞動人民”打入了另冊。從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國，農民這個概念就不僅僅指的是一種職業了，它還表示一種社會身份，並且是中國除刑事犯罪人員之外的最低賤的一種身份。說當時的中國農民身份低賤，我不是在作一種價值判斷，而是在陳述一種殘酷的事實。又因為它是一種事實，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時代，農民被當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當時的一種社會共識，大家心知肚明，隻是不說出來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農民當成偉大的“勞動人民”掛在嘴上的當權者，骨子裏也沒把農民當回事兒，更不可能把他們看成與自己平等的社會成員。那時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錯誤”，又不打算判他們的刑，往往就會遣送到農村去。為什麽會這樣?因為在這些農民的當家人、“勞動人民”的領導者心中，農民生存的農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準勞改農場嗎?
農民是一種身份，不準進城謀生，不準在城裏找工作，不準在城市長期居住，他們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親訪友。農民中也有極少數的人進城找了工作，實現了鯉魚跳龍門的夢想，主要是兩條路，或者參軍，退伍時僥幸碰上了企業招工，或者自己的母親在鄉下，可父親卻是城鎮職工，父親退休後頂了職。除此之外，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身份，難於登火星。
農民不能在城市生活，隻能以走親訪友的名義在城市短暫停留，這不是文革期間的創新，文革以前就這樣了。這種身份歧視是野蠻的，更與執政者標榜的理念南轅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國農民，雖然也無法擺脫自己低賤的身份，他們偶爾想以探親的名義去城裏走走時，卻好呆不算太難。他們動了這個念頭，隻需選擇農閑季節，跟生產隊請個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間的農民，他們想辦成這種事兒，除了請假之外，還得上生產大隊去開證明，他們隻有懷揣這種證明，才能坐上車，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親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認文革期間，中國農民也過了一段逍遙日子，這期間的農民，可能不僅能隨便進城探親，還能參與城裏的造反，浩浩蕩蕩的進城喊口號刷標語。但這段時間非常短，也就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過了這段時間，農民就仍是農民，進城得開證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過他收藏的一張1968年去看望我母親的證明。這種張由他所在的生產大隊開具的證明上，寫有舅舅的姓名、性別、年齡、所屬生產隊、出身、政治麵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時間等。一群中國農民，隻有懷揣一紙這樣的證明，才能離開自己的家門，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親人，你還說他們在這個國家當了家做了主，胡扯罷。我還要說的是，文革修憲時，幹脆把遷徒自由這一條也給取消了。
文革期間，農民沒多少自由，他們的民生總有所改善吧?也沒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給農民整體性減過稅嗎?沒這回事兒;取消過農業稅嗎?更是天方夜譚;給農民發過什麽補貼嗎?做你的美夢去吧。相反，在經曆過50年代末的饑荒，66年前短暫的一兩年的休養生息之後，一進入文革時期，當權者又加緊了對農民的搜刮，對包括糧食在內的農業實物稅的征收，在“備戰備荒”的借口下，幾乎逼近了農民養家糊口的極限。整個文革期間，中國農民不但貧窮，而且總體而言處在半饑半飽的狀態。
農民不行，工人老大哥總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十年嗎?這也是大忽悠。不錯，文革中的中國工人，是有點“地位社會”，但那是相對於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而言的;況且工人對農民的這點“優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農民的生存狀況不斷惡化凸顯出來的。50年代初期，中國的農民還有自由，溫飽不成問題，許多農民就不願進城當工人。後來農民的日子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餑餑。但除了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外，在城鎮階層中，當時的中國工人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中國工人的低賤社會身份，並沒有因為文革中震天價響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聲，得到絲毫改善。
文革期間，中國實行的也是計劃經濟，“一大二公”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種體製下，擠進了體製內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費醫療，不用擔心失業，這些都是事實。但這種保障隻能說是極低水平的，僅僅在生存線之上而已。根據這樣一種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導出工人的社會地位有多高，實在有點誇張，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時的民生之窘迫——隻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種保障，就成了一種引以為傲的職業，還與社會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於說工人成了領導階級，就更是扯淡，那時的中國工人，領導了什麽?誰能說出哪怕一件事來?文革期間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隻不過是一張畫餅，永遠在畫上。
還要說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這點保障，也不是文革賜予的，這種計劃經濟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幾年了，文革也沒有給它增添任何東西。另一方麵，工人作為一種社會身份，在體製內的地位是最低的。這種身份等級製雖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為一場自詡的革命運動，卻沒有對它進行過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農民這個詞，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工人這個概念也有雙重含義：它既是一種職業，也指稱一種身份。作為一種身份的代稱，在計劃體製內，工人是與國家幹部對應的一個概念，並且它的社會等級低於國家幹部。在計劃體製內，中國人也是分等級的，這種等級不是由收入區分的，也與人的工作職務或職業不完全對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純社會身份的區別，是社會等級製度的產物。在體製內的這種社會等級製中，工人處在最下端。
什麽是國家幹部?它指的是某些職業，又不完全是這麽回事兒，甚至主要不是指職業，而是某種社會地位或等級的指稱。改革開放前的國家幹部，包括了現在所說的國家公務員，又在企業內廣泛存在。國家幹部的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早期參加革命”的人，他們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時“參加了革命”，構成了非技術類國家幹部的主體;二是技術型知識分子，主要是大學畢業生。文革前，隻要有一紙中專畢業文憑，基本上就會成為國家幹部;文革後期，中專生貶了值，變成了可工可幹的一群，許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學(包括大專)生畢業就成為國家幹部，這一條一直沒有發生變化。
除“老革命”之外，國家幹部的主要來源是大學畢業生。與此相對應的是，工人成了幾乎世代相襲的一種身份。對於個人來說，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沒有機會讀大學，這輩子更是很難榮升為國家幹部，一輩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與這種身份或等級製相配套，在那時的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著兩個部門：勞動工資處(科)管理工人，負責工人的檔案管理，工資的發放，工人工作職務的安排、調動和辭退等，人事處(科)則專管企業裏的國家幹部，被稱為幹部之家。
與農民有所不同，如果說在當時的語境中，農民這個詞還具有實在的雙重含義，既指人的職業，又涵蓋了人的身份，那麽工人的概念，則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職業含義則是次要的。由於這樣，在當時的企業中便出現了一種怪相：一些大學畢業生，進了車間，下了礦洞，幹起了工人的活兒，身份卻是國家幹部;而工人中那些當上了車間主任，技師，科長，甚至廠長礦長(通常是副職)的人，身份卻仍然是工人。他們中的極少數人，碰上了好運氣，或許能轉成國家幹部，但大部分人一輩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們是工人，卻當上了領導，職業是企業的管理者，就有了一個特殊的、不倫不類的稱謂，叫做以工代幹。
以工代幹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幹部的活兒，身份是工人，職業或職務是幹部。文革時期，這種不論不類的以工代幹人員，更是構成了企業中低層管理人員的主體，原因是文革的很長一短時間裏，大學停止了招生，大中專畢業生斷了檔，企業管理人員也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於是許多工人頂了上來，擔任了車間主任、工段長、各科室的科員科長，甚至技術部門的負責人(這跟“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扯不上邊)。以工代幹滿天飛，當時的統治者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突擊搞過幾次工人正式轉幹的活動，一部分以工代幹的工人變成了國家幹部。但終究大多數以工代幹過的工人沒碰上這種好福分，最後還是以工人的名義退了休。
這種事兒很重要嗎?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種重社會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聲或虛榮的環境中，一個有“事業心”、抱負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奮鬥成為國家幹部，簡直可以決定此人一生的成敗感。在一大二公的體製下，國有與“集體”企業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體製內的人。但體製內中又有體製內，隻有國家幹部才是體製的中間力量，才是毛所說的“穩坐釣魚船”所依托的那個核心階層。就如一個特權家族，在這個家族內服務的所有人，包括被雇傭者、家奴等都屬於該家族，但隻有那些與該家族有血緣和姻緣關係的人，才是這個家族真正的主子。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工人，如果他們這輩子不能轉型成為國家幹部，充其量就隻是體製內的被雇傭者和家奴，哪怕他們曾經代理過這個體製的某些管理類事務。
我父親就是這種人。我父親這個人，工作非常勤奮，能吃苦耐勞，他也因此幾乎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勞模也當過好多次，並在後來當上了企業的中層管理者，成為以工代幹一族，直到他在勞動工資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親以工代幹，旗下卻管著好幾名國家幹部。搞笑的是，這些人當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眾手中”的準右派、右傾分子、壞分子等，這些人曾經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但因為沒有判刑，也沒有開除公職，又都有大中專畢業文憑，所以都是國家幹部。父親以工人的身份當領導，還是能管住這些國家幹部的。這些人都有“政治汙點”，平時都很低調，點頭哈腰的，父親也能因此產生一點點優越感。不過這種事兒終究不靠譜，關鍵時候就會露出馬腳來。比如，那時經常有些“中央文件”傳下來，這些文件都有傳達的範圍，哪些人有資格聽到這些文件，哪些人沒有，才真實反映出一個人當時的社會等級、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規定隻傳達到國家幹部，這時就出現了尷尬的情景：當領導的父親隻是以工代幹的工人，不能去聽文件，那些準右派、右傾分子等，因為是國家幹部，都跑去開會了。當然，山高皇帝遠，有時企業的頭兒也會做出變通，假裝不知道國家幹部是怎麽回事兒，把父親這類以工代幹者也叫去聽文件。但走進會場的父親，看到那些國家幹部們，早已正兒八經地聚集在一起，再聽到“本文件傳達至國家幹部”之類的宣讀詞，心中終究不是滋味。
父親也因為種種此類現象而終於頓悟了，晚年他回憶這段經曆時，就多次對我們說：毛主席真聰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帶紅花，又是發獎狀，又是要我們到處做報告，但他還是把我們當成了外人，用過之後就不管了。結果，工人還是工人，幹部還是幹部，連右派這種人，隻要沒坐牢，也比我們強多了。父親還說，這也能理解，現在修個橋要畫圖紙，造個機器要搞設計，會畫圖會設計的人，終究比我們強，毛主席為什麽要重用我們，不重用他們?不怪毛主席，隻怪自己沒讀書。大概因為這些事兒的刺激，父親對我們的讀書看得很重，一心希望薑家也能出幾個知識分子。我現在讀了一些書，成了知識分子，不能說與這些事兒無關。
應該說，這也是當時的工人們的普遍心態。中國的工人並不愚蠢，他們自己的身份值幾斤幾兩，自己心裏都有數;中國工人也很精明，他們雖然也懂得跟著時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階級領導”也經常掛在嘴邊，但腦子裏想的卻是另一碼事兒。他們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幹，最終還是希望去掉代字兒，憑一紙紅頭文件脫掉工人的外衣，轉型為國家幹部。文革後期，大學開始恢複招生，工農兵大學生成為香餑餑，為能被推薦上大學，走後門拉關係一時熱火朝天。已經是工人階級了，已經以工代幹了，為什麽還要爭著讀大學?熱愛讀書是假，借此脫掉領導階級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複一下，無論是通過戶籍製度把農民打入另冊，或是把工人變成一種低等級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創舉，這些東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後就存在了。還要說的是，這些包含了明顯的身份歧視、社會等級區分的製度，雖不是文革的創造，卻是毛澤東的作品。國外沒這些東西，中國幾千年的王朝專製時代也沒有這些東西。王朝時代，中國有些朝廷限製過農民拋棄土地，並進而限製農民離開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時期。但古代朝廷這樣做，主要還是為了防止土地荒廢，朝廷稅賦減少，身份歧視的因素不多，實際的限製也並不嚴厲。而50年代以來的這種身份區隔和限製，則創造了一種空前絕後、唯我獨有的等級製度。尤其是在企業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國家幹部，這種劃分又與人的實際職業或職務脫鉤，就成了一種赤裸裸的身份歧視。按照這種身份等級劃分的邏輯，現在有些農民工(這種稱呼本身也那個時代遺傳下來的身份歧視的稱謂)做了CEO、董事長、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該稱他們為農民工CEO，農民工董事長，農民工資本家?
為什麽要把這些東西與文革扯在一起?不為別的，就因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說這是一場革命;就因為現在還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認定文革取消了特權，創造了社會平等的神話。其實文革根本沒做到這一點，因為它根本沒有去做這些事兒，它的的興趣根本不在這裏。城裏人還是鄉下人，工人還是國家幹部，與宏大敘事的革命相比，當然隻是小事兒一樁。不過，這些雖是小事兒，卻直觀地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某種社會結構，凸顯出這個國家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文革不是標榜要革特權的命嗎?毛不是希望通過文革創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嗎?那麽請從這些小事兒做起吧。尤其是在企業中搞出工人和國家幹部兩種身份來，這些身份又與人的實際職業和職務脫了節，已徹底淪為身份等級製度，就更該革它的命。這一製度既然已經淪為純粹的身份等級製，改起來也不難，憑毛當時的衝天威望，他想取消之這一製度，動動它，更是舉手之勞。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文革之風沒吹到這件事上來。這種身份等級製不僅沒有在文革的風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幹的形式發揚光大起來。有了這些事實，說文革是一場以追求社會平等為目標的革命，很難叫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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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目的不可能達到，因為甚至和他自己說過的話也相互矛盾“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就算如你所說，他自說自話地想消除這個“階級”或“階層”的差別，除他一個人外，每個階層的每一個人都不想消除這種差別， 上者不想下來下者拚命想上，無時不刻地上下動蕩著， 但最後形成的是動態平衡，有上有下，但還是上上下下，並沒有靜態地“沒上沒下”。
老毛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鞏固他自己的江山，包括文革前就開始的限製農民和工人的遷徙自由，文革的打倒走資派。無論是文革前或後，整個中國都毫無平等可言。
毛澤東的目的沒有達到，是因為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階層概念。士農工商是過去的分法，毛提倡的是工農商學兵，這個順序是當時的社會狀況所需要的。
首先，在當時貧窮的中國是沒有力量滿足工人，農民的基本需求的，同時必須要集中財力搞外交，搞軍事。中國近兩百年的曆史表明弱國要想自己說話算數，必須要有自己的軍事實力，否則在國際事務中隻能是被動挨打。你沒有作為當家人，你是可以不考慮這些的。
中國曆史上雖然提倡士農工商，但實際上農民和工人的地位也高不了。都是勞力者，為勞心者服務而已。
作為中國農民的優秀子弟的毛澤東，依靠了工農的力量才取得了政權，當然是要為工農帶言的。文革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因為中國社會的發展狀況往往會回到老路上去，官老爺階層出現了，而且教育脫離了為新中國服務的根本宗旨，而變成學而優則仕的進身之階，當時選拔幹部的製度跟兩千多年前沒啥區別了，也是因為發展的需要。能寫自己名字就能進工廠。沒有文化就無法勝任工作，這也是實情。
毛澤東利用自己的影響把工農代表拉入中共中央常委會，這是幾千年沒有的曆史創舉。您的父親也說了，他可以領導國家幹部，知識分子。至於後進工作沒有進行到底，不能都說是毛澤東的錯吧？
文革沒有達到取消特權的目的，然而文革的目的是要取消特權，這是事實。文革失敗的原因是多樣的，最基本的是人心。在經過毛澤東思想的熏陶多年後，在革命教育多年後，一遇到好處，人心馬上就浮躁起來，衝著好處就去了。這說明無論天道是怎麽樣被揭示出來的，無論大環境是怎麽樣給人類一個機會來提升的，人，總是要走人道的，總是要滑向自私自利的。
最近談論的知青也一樣，雖然大家都明白要鬥私批修，要發揚革命傳統，真到了考驗的時候，都明白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沒那麽好玩。這麽艱苦，這麽無望。所以多年的革命教育付之東流，而且過了這麽多年毛澤東還要挨罵。
不知道有人想過沒有，毛澤東又是為了誰？
老毛的精明在於從開始到結束，都在利用大家的投機 - 互鬥，維持自己的權威
鄙人英語不佳,生怕詞不達意, 所以"隻好"用中文,對不起了.
不知府上何處?也不知YOU(這個字我知道英語是怎麽寫的)說的是什麽時候? 因為文革時期很多地方海參這種以前有錢人享用的高級食品是沒有公開賣的(隻有特供), 所以不知時間地點, 很難評說.
不過, 在文革期間, 也就是說即便在海參可以擺到商店出售的時間和地方, "膽敢"公開到商店去"買海參"而不怕被別人指責為"資產階級享樂主義"的家庭, 大致應該是"紅五類", 成份應該很好, 成份好意味著解放前大概是窮人家, 加之隻能去"公開"的食品店購買而不是特供商店, 說明不會是級別很高的幹部, 那也就是一般的工人什麽的了,給你明說了, 一般的工人若知道如何"發"海參烹飪海參的不多, 見過的都不多, 那隻有什麽可能呢? 您老爸也許是個廚子或以前是有錢人家的用人.
---那有過什麽人人平等的事情，大城市裏的小老百姓，工人們跟現在一樣，單位分房子沒份，要送禮，一個月，半個月的工資．子女招工，要托人，要送禮．招進來分工種，還是要送，少一點都不行．
比農民好一點的，就是有工資．
去醫院看病雖然免費，但是不給你藥，好一點的藥都留給領導．
He told me in the past this kind of food were for high ranking officials. Ordinary people were unable to buy it.
Only after a few days, we were unable to buy it again.
可見， 大夥包括所有的領導,從大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到“縣辦工廠，街道工業”， 哪一級頭兒都是這麽思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