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乃榮：應給上海人一個寬鬆說母語的環境

很同意這裏的觀點， 這些年來“上海”有時成了貶義詞了， 比如有人聲稱“對一個上海人的最佳評價是： 你不像個上海人”， 荒謬。一群上海人在一起說上海話，一定會被人白眼， 而一群老廣在一起用更高的嗓門説廣東話， 說吧， 沒人管你，更不會有人誤以為你在説他壞話， 為什麽？一處有一處的方言， 誰也不比別人高當然也不比別人低，不過我們“上海人”也得承認一件事，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 很多上海人的確顯示了一些“自以為是的高人一等”的現象， 甚至在上海本地， 很多費上海籍的老教授老工程師也有些體會：因為不會説上海話而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裏被人冷落的經曆。閑話説幾句， 清看錢老師咋說。


轉載2011年11月9日《東方早報》B2—B3版文章

早報記者 李懿

保護上海話的呼聲，隨著此次電台招募滬語主持人，再次成為社會熱點。畢生致力於吳語研究和方言保護的上海著名語言學家、上海大學中文係教授錢乃榮認為，隻要給市民自然表達的環境，這種語言將繼續保持它的活力，因為它是上海人、是上海這座城市的母語。

普通話吸收了許多方言
上海話的發源要追溯到宋代上海港形成前後，至今至少有700多年曆史，它是鬆江方言在黃浦江兩岸的一個分支。隨著1843年上海開埠，本地人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新事物，馬路、自來水、電燈泡、啤酒、白蘭地、有軌電車、無軌電車、馬達、馬賽克、高爾夫、薩克斯風、倫敦、加拿大……當時的上海人吸收了大量現代文明的詞匯，上海人“見一個（新）事物造一個詞”，上海話在本地化的基礎上以音譯意譯的方式，擴充了大量的詞匯。
這些詞匯成為生活常用語，通過移民、文學、報刊等方式流傳到全國，錢乃榮教授說：“當時上海有非常發達的出版事業，現代文化如小說、電影、歌曲80%都在上海產生，紡織業、出版業、金融股票市場等的多數詞語都先在上海誕生，後來再傳到國語（普通話）裏去。”上海話為現代普通話的形成做出巨大貢獻。
不僅是上海話，普通話起源於北方方言，從其形成到發展至今，吸收了其他許多方言的詞匯，比如從粵語發展吸收的“炒魷魚”、“埋單”等。方言活在群眾口中，是普通話繼續發展的活水源頭。“所以，普通話並不比方言高級，方言能理解為僅是市井語言，它們應該是平等的。不僅是上海話，任何一種方言都有自己完整的聲母、韻母、聲調、詞匯係統和語法。”錢乃榮教授說。

語言是活的，標準也是活的
根據1843年英國傳教士艾約瑟所作的《上海口語語法》等書，當時上海話輔音有22個音位、元音10個音位；2003年的調查顯示，這些音位一個都沒減少，也沒吸收任何方言的一個音位。也就是說，百多年來上海話的語音變化很大，但上海話的語音基礎沒變。所謂音位，就是一種語言或方言中能夠區別意義的最小的發音單位。
錢乃榮教授對現代上海話的最新調查結果表明，目前上海話的語音標準可分為新派和老派兩種，“大致55歲以上的人用的是老派，而55歲以下的人用的是新派，或在過渡之間。傳統認為，老派會比較正宗一點，但我們語言學界認為，現在新派通用度高。”這兩者間區別最大的就是韻母的合並現象，比如老派念“老克臘”，而新派則念“老克勒”，“臘”“勒”不分。
雖然社會上關於“正宗”的爭議聲很大，但在錢乃榮教授看來，“語言是在發展的，所有的方言自然都會發展，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就是語言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所以標準不能定死。語言是活的，標準也是活的。上海話的發展速度很快，像生物體一樣，要死的不能拉回來。”以他編撰的《上海話大詞典》為例，2007年編的是以老派音標注音，2008年編的是用新派音標。
不僅語音有標準，上海話每個語素都有自己相應的文字。錢乃榮教授表示，標準的上海字研究已經完成，“我們一是從古書中查出的，一是根據長期來群眾約定俗成的，包括過去吳語文學作品中使用過的。大概隻有50多個字是實在沒有文字的，在第二屆國際上海方言研討會上，我們與江蘇、浙江和海外等地專家共同討論確定它們的寫法。”這個上海字研究為何推廣不出去，“因為沒有權威機構去推廣和規範上海話用字。”

傳承上海話要從小囡抓起
相比規範讀音和寫字，錢乃榮教授更關心和強調的是上海話的自由使用環境，“上海話要傳承和發展，還有一個讓使用環境順其自然的問題。”
據《新民晚報》報道，“去年，在市教委‘上海市學生語言使用情況調查’課題組對滬上19個區縣8661名從幼兒園到大學不同年齡段學生展開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兩代都出生並生長在上海的上海人組成的家庭中，隻有45%家庭以講上海話為主。尤其是小學生，在家說上海話的比例四成不到。”
錢乃榮教授表示：“有的學校從1990年代開始，把推廣普通話與說家鄉語言上海話看成是對立的關係，你死我話，不準學生在下課自由活動的時間說上海話，甚至開展各班競賽，要求任何在校時間講普通話的比例越高越好。有的學校還提出‘講普通話、做文明人’‘走進學校門，到了北京城’之類的錯誤口號。其實會說上海話，並不會影響普通話、英文等的學習。上海話與普通話並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互補的關係。上海話是我們的母語，所謂母語就是跟著母親講就會了，並不需要特別上學去學的第一語言，隻要像70後的學生那樣順其自然從小把上海話帶進學校就行，讓小孩7歲前學好上海話，他是不會忘的。我們不就又會上海話，又會普通話，還說英語嗎？”
據悉，上海市教委已經表示上海將推動滬語進學校等一係列保護上海話的舉措。市教委強調，上海執行的是“推廣普通話，但不消滅方言”的基本語言政策，今後在堅持教育教學、集體活動使用普通話的前提下，將為師生在日常交流中使用上海話保留相當的空間。

學者呼籲放寬語言環境
學習生活以普通話為主，那麽我們的娛樂生活呢？看電視是常見的娛樂方式，但在上海熒屏上，純滬語的節目幾乎沒有，而滬語電視劇更是已經絕跡。
2005年，國家廣電總局發布了《關於進一步重申電視劇使用規範語言的通知》，《通知》表示，電視劇的語言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普通話。2009年，《廣電總局辦公廳關於嚴格控製電視劇使用方言的通知》再次強調要嚴格執行2005年的《通知》。在三令五申之下，電視劇尤其是上星播出的電視劇基本已經告別了方言。2009年，隨著情景劇《噱占上海灘》停播，上海電視台再也找不到一檔純滬語節目。
從古至今，不乏使用方言的文學作品，使用方言並不會影響它們的文學價值。胡適在為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所作的序中說，“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裏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裏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語裏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在200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新著》中，當代學者章培恒也在引用《海上花列傳》中一段後說：“如果是吳語區域的人，讀了這一段就會覺得好像聽到了她的傾訴，不僅充分感受到了她的語氣及其中所包含的感情，而且其說話時的神態也恍在目前，如此真切、生動。這一切是無法用普通話來表現的。雖然才氣如張愛玲也辦不到”。“張愛玲的翻譯意思不錯，但神理全失。……這不是張愛玲翻譯得不好，而是根本無法譯。”此外，魯迅、茅盾、老舍等大量作家也都在作品中使用方言。
錢乃榮教授指出，方言和普通話原本就是互相依存的關係，彼此之間應該是平等的，而不應該被對立起來，“你走在北京街頭公交車上，聽到的也是北京話，而不都是普通話。在廣東更是如此，粵語的保護相對是比較好的。”在瑞士，通用的語言有四種，沒有共同語，但彼此和平相處得很好。
“說話是人的基本權利，有人說讓上海話的發展順其自然。其實語言學家最鼓勵的就是順其自然。一個詞語的使用和消失取決於民意而不是政令，時間才是衡量新詞匯生命力的標準。但，順其自然就是不能限製它。不能矯枉過正，要讓說上海話的場合寬鬆一點，特別是對於兒童。”蘇州的語言學家汪平就說過：“不讓小學生說母語，這其實就是釜底抽薪。……媒體應對上海話放寬。”

海派文化別盡搞精英化
當然，近年來隨著周立波等人的走紅，對於上海話的傳播和推廣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錢乃榮教授認為，這樣的文化藝術形式越多，對於上海話的推廣和傳承是有好處的，但不應該被精英化，而是應該更貼近老百姓，“像過去，滑稽戲、滬劇市場非常繁榮，跟現在的‘快男快女’差不多。老百姓再窮也會去看戲捧角，很火的。”但如今，依托於上海話的這些藝術形式，正在逐漸老齡化逐漸萎縮。“票價那麽貴，把老百姓趕出劇場，老年人隻好在公園裏自拉自唱了。文化被變成了中產階級的玩意兒，排場很大，結果票子得派送，送了人家也不去看。”
而且，錢乃榮教授強調，吸引年輕人對於海派文化的發展尤其重要。“年輕人思維活絡，像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名演員名作家都是年輕人。有很多奇思遐想出來的東西，好的詞就這樣講出來了。海派文化本來就有全民性的特點，文化的大眾化更重要。大批人都在寫小說，這才有了魯迅。幾乎每個人都在哼越劇，這才有了小提琴協奏《梁祝》的誕生。”
所以，當錢乃榮教授站在上海大學的課堂上，麵對選修他主講的“上海方言和海派文化”的180名大一新生時，內心是欣慰的，他們都很關注上海話傳承。但憂心也並不是不存在，能夠教海派文化的師資力量太少。曾經也有人想過是不是可以編一本小學生學上海話的課本，但發現難度也很高。作為一名語言學家，錢教授隻能呼籲，給上海話一個寬鬆的生存環境，讓它自然發展，轉變為了學好普通話就不能學方言的思路，莫要抑製方言順其自然地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