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篇： 知青們確實需反思一下

豈好辯哉：一個鄉下人對“知青”的記憶

王彬彬


　　所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把三千萬城市青年變成農民的運動，是讓三千萬城市青年與農民“相結合”的運動。站在城市這一麵，人們可以說，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三千萬城市人被迫“下放”到農村——實際上，人們也一直是這樣概括這場運動的。但站在農村這一麵，卻不得不說，這場運動的實質，是農村被迫接受三千萬非親非故、素不相識的城市人。“知青”的身份是與農民緊緊連在一起的，或者說，是農村賦予了原本是城市青年的三千萬人以“知青”的身份。“知青”身份的確立和延續，“知青”活動的開始和展開，都是在農村這“廣闊天地”間進行的，都是在與農民的接觸中實現的。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當年的農民，也就沒有當年的“知青”；如果沒有當年的農村，也就沒有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對農民的感受、認識，農村給“知青”帶來了什麽，固然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重要內涵。但農民對“知青”的感受、認識，“知青”給農村帶來了什麽，也應該是構成這一曆史運動的一部分。

　　有一本書，收錄了一百個“知青”對當年鄉村生活的回憶。一百個人的回憶當然不能說就能反映三千萬“知青”鄉村生活的全貌。但即使能讓三千萬當年的“知青”每人都將自己鄉村生活的經曆寫出來，就能展示這一曆史運動的全貌麽?如果找一千個當年的農民，讓他們談談對“知青”的感受、認識，讓他們談談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那談得肯定與“知青”們大不一樣。而農民的看法，難道不也有充分的資格成為對這一曆史運動的回顧和總結?如果有人肯下一番功夫，采訪一定數量的對“知青”有切身體會的農民，請他們談談對“知青”的印象，再整理成書，與“知青”的回憶形成對照，那至少是一件不無趣味的事。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我是一個剛上小學的鄉村孩子。在此後的十年裏，我與“知青”有過深切的接觸。對於“知青”的“上山下鄉”，我有我作為一個鄉下人的看法，當然，我更有我作為一個鄉下人的記憶。

　　移民，是人類史上的一種常見現象。在中國曆史上，也有過多次不同方式的移民運動。移民運動，通常會對移民和移居地雙方都產生影響。移民會給移居地帶來別樣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從而會程度不同地使移居地原有居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當然，移民更可能調整自己以適應移居地固有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有專門研究中國移民史的學者，我想請教他們：發生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三千萬城市青年的“上山下鄉”，是否也可視作一種特殊的移民運動?以後的人在寫中國移民史時，是否也可將這場運動作為其中的一章?

　　如果將“知青”作為一種移民，那可以說，他們對農村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影響是幾乎談不上的。按常理，“知青”從城裏來，應該多多少少地給農村帶來些“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地向農村人展示一點城市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並引起農村人的仿效和追隨。但這種情形並沒有發生。這原因不難理解。首先，從理論上說，“知青”是以一種受教育者的身份來到農村的。他們來到農村，就是為了用汗水把自身原有的一切——從生活習慣到思想觀念——都清洗掉。他們的目的是要“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而不是要引導貧下中農向自身看齊。再說，那個年代的城市，也並沒有多少“城市文明”可讓他們帶下鄉去。

　　不過，“知青”還是給農村帶來過一些東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農民的一項新的可能罪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罪”。當時農村裏，就連我這樣的孩子都知道，“下放學生”是受國家法律特殊保護的，與他們發生衝突，弄不好，就會犯法，就會被認為是“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而被公安局抓去。究竟與“下放學生”發生怎樣一種性質和程度的衝突，才算是犯法，沒有明文規定，農村人心裏也不清楚，那最穩妥的辦法，便是避免與他們發生任何衝突。一方麵說是要讓“知青”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成為合格的農民；一方麵又在法律上賦予“知青”以特權，從法律上在“知青”與農民之間掘開了一條鴻溝。為保證“知青”的“上山下鄉”能夠順利進行，這樣做當然有必要。但這也就等於同時宣告諸如“接受再教育”、“打成一片”一類口號不過是謊言。在法律上給予“知青”特別的保護，是為了避免“知青”受當地人欺侮。但我不得不說，這種對“知青”的特別保護，卻不可避免地把當地人置於被欺侮的境地。

　　將“知青”一概而論，當然很不合理。我知道，“知青”相互之間的差別，有時大到除了同是“知青”外，再無共同之處的程度。有些“知青”與農村人建立了很和善的關係，但也有人成了農村人的欺淩者，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令當地人望而生畏。

　　當然，這隻是很粗略的區分。也有些“知青”，平時並不怎樣壞，但偶爾也會有無賴之舉。有幾個我認識的“知青”，並非屬於那種調皮搗蛋者之列，但有一次，卻把人家一頭豬的尾巴給割掉了。那家離他們住處很近。是因為這豬老往他們屋邊跑，拉屎撒尿令他們厭惡，還是純粹因無聊而尋開心，我不知道。反正是把那頭我多次見過的大黑豬的尾巴給割了。那家主婦鼓起勇氣，來找他們講理。他們卻矢口否認，並且氣勢凶狠。那家人知道是有冤無處申，也就作罷了。但“知青”們卻不甘罷休。第二天，他們四個人一齊闖進了那戶人家，要討個說法。那天下雨，他們都穿著膠靴。在人家的飯桌四麵坐下後，便把滿是泥汙的雙腳搭到桌上，一邊噴雲吐霧，一邊罵罵咧咧。那家夫婦隻得低三下四地賠禮道歉，好話說了一籮筐，他們才在留下滿桌滿地的泥汙後離去。

　　在鄉村，“知青”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讓人一望即知。他們常在外麵遊蕩，有時三五成群，有時則獨自一人。我那時是遇上他們，便盡量避開，即使狹路相逢，不得不迎麵走過，也總盡可能地往路邊靠，以免碰著了他們，招來打罵。——他們中有的人，確實是無緣無故就要打人罵人的。我剛上高中的那一年，有一次與一個同學在學校附近的小吃店正商量著合夥買點什麽解解饞，這時進來了一個獨自遊蕩的“下放學生”。那時天尚冷，他卻穿得很單薄，頭上是長得嚇人的頭發，腳下卻是一雙拖鞋。這模樣在當時的鄉村是很怪異的，就是在“下放學生”中，也不多見。我的那個同學禁不住多看了他幾眼，他便勃然大怒：“他媽的，看什麽看!”一邊罵著，一邊便跨前一步，當胸一掌，把那個同學推出老遠。我趕緊拉著那同學，逃之大吉。

　　在上高中期間，還有幾件與“知青”有關的事，令我終生難忘。一天晚上，三個“知青”在女生宿舍的窗前不肯離去。女生把門窗關緊，他們卻不停地打門敲窗，嘴裏也不幹不淨。與女生宿舍一牆之隔，住著一對教師夫婦。先是女老師忍耐不住，開門出來，請他們走開，他們馬上放棄對女生的騷擾，把矛頭對準那女老師，不停地罵她是“騷貨”。男老師便也被逼了出來。這時，全校的學生都擁了過來，數百人將他們三人圍在中間。那女老師原本就是火爆脾氣，這一刻，也置“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罪名於不顧了，對群情激奮的學生下達了“打”的命令。但那男老師卻冷靜得多，他厲聲喝住了躍躍欲試的同學，那口氣比對“知青”說話時要嚴厲得多。那三個“知青”一邊繼續對著女老師罵“騷貨”，一邊衝著黑壓壓的一片學生喊道：“來呀，你們上呀!”罵了許久，他們也許覺得再鬧下去也無多大趣味了，便顯出要撤退的姿態，那男老師連忙喝令同學們讓開一條道，任他們揚長而去。我記得，望著他們的背影，我當時有一種想哭的感覺。但現在想來，那男老師無疑是對的。倘若真的動起手來，後果不堪設想。

　　我現在想，那三個“知青”那天晚上肯定感到很愉快很充實。一場以少勝多的吵架令寡淡的日子有了些味道，晚上一定睡了個好覺。我知道，“知青”的尋釁鬧事，欺侮當地人，一般來說，並不意味著他們本性有多麽壞。他們太無聊了，需要找點樂趣；他們也太鬱悶了，需要有所宣泄。而既然農村人是那樣好欺侮，既然國家實際上是賦予了他們欺侮農村人的權力，那欺侮農村人便成了自然的取樂和發泄的方式。當地的農民就不用說了，就是當地的國家幹部，對他們也是寧躲勿惹的。從人數對比上來說，他們與當地人之間簡直不成比例。但數量對比在這裏毫無意義，就像狼與羊之間的數量對比沒有意義一樣。

　　一九七七年，大學招考製度恢複，“知青”也紛紛報考。我們學校為了保證幾個成績好的學生能靜心學習，在公社的收花點(國家設立的棉花收購點)借了幾間空屋，讓這幾個學生自帶涼床，住在裏麵。那年，最後一場考完，學校也就放假。有個住在收花點的同學去搬他的涼床，卻見屋裏擠滿了也剛從考場出來的“知青”，有幾個坐在涼床上，有幾個站著，正在興高采烈地談論著考試的情形，獨有一人站在門邊，臉色慘白，雙眼充血。那個同學請坐在涼床上的“知青”起來，說天快黑了，他要回家，涼床是他帶來的，他要帶回去。但那幾個人就像沒聽見一樣，繼續著他們的談論。這時，那站在門邊的人卻衝過來，一耳光抽在那同學臉上，令他耳朵一陣轟鳴。本不關他的事，他卻來動手，一定是考得極糟，滿腔怨恨正無處發泄，正好那同學來搬涼床，可算是撞到槍口上了。而那幾個高談闊論的“知青”，對門邊的一幕，對那很響亮的耳光，都視若無睹，聽若未聞，——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太尋常的事情。那個同學那天終於未能把涼床搬走，帶著臉上的五條血痕和火燒火辣的感覺回了家。第二天，為了搬涼床，又來回走了十幾裏地。

　　在“知青”中，有人原本在城裏便是打架好手，以凶悍暴戾著稱。他們的這種名聲也很快便在鄉下傳開。他們總是隨身帶著匕首、三角刀一類凶器的。別的“知青”都怕他們，當地人就更不用說了，都視他們為魔王。這類魔王動輒拔刀傷人，成為地方上的一害。他們天不怕，地不怕，但卻怕當地的一個人——派出所所長。這位所長對“知青”一般的打人罵人，尋釁鬧事，並不去管，也管不了，但對那幾個有名的魔王，有時卻並不手軟。他敢把他們抓起來，難以繩之以法，他便以惡抗惡。據說，他曾把有的人吊起來用皮帶抽。那些年，這位所長以敢於教訓“知青”而聞名，而為人稱道、敬佩。連“知青”都敢打，想想看，這需要多大的膽量!那時，在我的心目中，他簡直是一個英雄。這位所長，我前幾年回家時還見過，已退出公安戰線。我至今對他仍懷有一份敬意，盡管我現在想，他當時一定是得到了上頭的默許。“知青”為禍太烈，總得有所製約。教訓那幾個魔王，自然也有殺雞給猴看的用意。

　　去年，當當年的“知青”們爭先恐後地回憶自己的“知青生活”，以紀念“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周年時，我寫過一篇題為《“知青”的話語霸權》的短文，意思是說，當年的“知青運動”，是城市青年與農民“相結合”的運動。沒有農民，也就無所謂“知青”；沒有“山”和“鄉”，也就無所謂“上”和“下”。是農村和農民賦予城市青年以“知青”的稱號的。所謂“知青運動”，是城市青年與農民共同完成的。因此，當年的農民對“知青運動”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發言權。但迄今為止，並沒有農民的聲音。隻聽見“知青”在單方麵地說個不休，他們說著當年的自己，也說著當年的農村和農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表現了“知青”的話語霸權。

　　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些議論。一九九八年第十期的《今日名流》上，武漢的一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學者對這篇短文進行了批駁。他們對“話語霸權”的說法深為不滿。有幾個人強調，所謂“話語霸權”，是以強製性手段剝奪對方的話語權力，而“知青”並沒有對農民這樣做。至於農民天生沒有話語能力，那隻能怪他們自己。因為農民無能力發言而說“知青”擁有“話語霸權”，在他們看來，是很不妥當的。要回答他們，隻需以眼前的事為例。最近一個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聯盟狂轟濫炸，還把中國的使館也給炸了。中國人怒火滿腔，一致聲討美國的“霸權”，——按照武漢那幾位作家、學者的邏輯，這裏的“霸權”，顯然也是用得不當的。

　　又有幾個人對我進行了“歸謬”。一位“一級作家”說：“王彬彬提出‘知青話語霸權’，有一個邏輯悖論。用歸謬法推論的話，對知青運動農民有一半話語權，那麽像知青的老師、父母、親人，像知青幹部、知青運動的決策者等等和知青運動有關係的人，都有話語權，可他們也沒有說話，是否也認定知青壟斷了他們的話語權?顯然，所謂‘話語霸權’是荒謬的。知青有自說自話的權力。”“知青”同農民的關係，與“知青”同老師、父母等其他人的關係之不同，一定意義上正如丈夫同妻子的關係與丈夫同老師、父母等其他人的關係之不同一樣。“知青運動”是“相結合”的運動。誰與誰“相結合”?城市青年與農民!城市青年是住到了農民的家裏和村裏的。正是在“相結合”的過程中，“知青”的身份才得以確立，也才有所謂的“知青生活”——這“邏輯”真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簡單。

　　又有一位“專業作家”說：“按王彬彬的邏輯，我也作了個歸謬：當年‘右派’下放北大荒，後來隻有‘右派’寫文章，不見農民說話，這是否就是‘右派話語霸權’?當年的‘胡風分子’也在寫文章，但整他們的材料的人都不做聲，這是否也是‘胡風話語霸權’?”這就更是胡亂比附了。將“右派”的“下放”與“知青”的“上山下鄉”混為一談，在當年說不定要掉腦袋的。沒有農民，照樣有“右派”；而沒有農民，從理論上說，便不可能有“知青”。當然，二者的差別遠不隻這一點。對一個比我年長許多的人說這種道理，我真感到難為情。至於連“胡風分子”也扯上，更讓人哭笑不得。不過有一點應該強調：所謂“整他們的材料的人都不做聲”，並不是事實。

　　又有一位“學者”說：“王彬彬所謂的‘話語霸權’，本身就是一種虛構。他這樣有意唱反調，我覺得像‘罵派批評’一樣，不是一種嚴謹的學風。”這年頭，好像誰都有資格以“學理”和“學風”來責人似的。

　　武漢的那批作家、學者對我的批駁，讓我為他們腦子的不清楚而悲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