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裏的研究無禁區——記在國務院研究中心經曆的幾件事
丁寧寧
改革開放初期，研究中心在國務院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是1982年從清華電機係畢業後，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當時中心的人很少，工作頭緒很多。因此，除了領導交辦的“國家計委重大項目可行性研究條例”起草工作外，經常被中心其他組、國務院其他研究中心、體改辦的領導叫去參加各種不同的座談會。內容從農村承包製改革、國有企業利潤留成、當前經濟動態，到行業整頓、地區規劃、新技術革命等。當時中心有一批各部委領導兼任的常務幹事，常常把本部門的問題拿到中心來討論。會議主旨報告後，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一般研究人員，都可以“橫挑鼻子豎挑眼”。討論是無拘無束的，但有時候爭論起來也很激烈，甚至忘記了各自的年齡和身份。
一、平朔露天煤礦項目論證中的分歧
1984年初，我參與起草的“國家計委重大項目可行性研究條例”剛剛頒布，馬洪同誌就派我參加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的項目論證，其目的不僅僅是考察這個條例是否實用，主要是為紫陽同誌提供決策依據。這個項目是小平同誌會見哈默先生時定下來的，但有許多具體問題雙方意見分歧很大，需要紫陽同誌來解決。馬洪同誌囑咐我兩點：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資料，二是自己一定要親自算一遍。
會議是由煤炭部副部長孔勳同誌主持，可行性研究報告由西方石油公司下屬負責煤炭項目的島西公司提供。根據島西公司的計算，平朔露天項目不僅可以保證外方20％的投資回報率，而且合作28年後，還可以給中國留下一個現代化的露天煤礦。我和當時財政部的李福玉同誌被分到財務組。當時沒有計算機，隻好一個人念數字，一個人按計算器，根據島西公司提供的資料，整整算了兩周。最後的結論是：平朔項目合作28年，在保證外方20％收益率的情況下，經常性費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資6億人民幣不可能收回。也就是說，28年後，外方留下的，除了一個現代化的露天煤礦外，還有6億人民幣的債務。煤炭部專家不相信我們的計算結果，於是會上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我當時年輕氣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把參加會議的對方專家駁得啞口無言。這下子孔勳同誌火了，宣布休會。同時打電話給馬洪同誌，說我故意幹擾小平同誌的戰略部署。
我帶著一腦袋官司回到中心。馬洪同誌問清情況後，並沒有批評我，隻是向我詳細了解了中美雙方的意見分歧，並認真記了下來。當他知道我們並不是按國內的煤炭價格，而是按島西公司提供的國際煤炭離岸價得出的結論時，肯定了我們的計算方法，並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平朔露天項目是小平同誌定下來的，有些事情不能隻算經濟賬。但為了做到心中有數，經濟賬又是必須算的，以便於領導下決心。你反映的情況我會報告紫陽同誌，但你還是要回去繼續參加會議。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態度上要注意克製。論證會結束半個月後，我代表中心參加了北區小禮堂西會議室的平朔露天煤礦項目協調會。紫陽同誌在綜合各家意見的基礎上，最後拍板如下：平朔礦到港口的鐵路，由鐵道部根據規劃優先解決，不再要求外方投資修建；煤炭進出口局從外貿部整建製地劃歸煤炭部，負責平朔煤的出口工作；島西公司需要的項目啟動貸款，由中國銀行來研究解決。
這次會議後，平朔露天煤礦很快就上馬了，而且兌現了18個月出煤，3年達產的承諾，創造了中國露天煤礦曆史上的奇跡，為以後國內露天礦的開采樹立了榜樣。後來我去山西出差時，還專門去平朔看了看。那150噸的巨型運煤汽車，在黃土飛揚的匝道上飛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幾年以後，就在小平同誌發表南巡講話期間，哈默先生去世了，島西公司決定撤資。平朔煤礦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央打緊急報告，要求把島西公司留下的債務由中國銀行承擔下來，其數額為6.02億元，和我們當時計算的結果基本一致。我不動聲色地將有關材料整理好，放到了馬洪同誌的辦公桌上。
二、關於農村計劃生育開小口子問題
80年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推行後，計劃生育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一方麵，人口專家強調，人口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堅決地推行“一孩”計劃。另一方麵，農村分田承包後，男勞力的重要性增加，農民對“一孩”計劃的不滿普遍上升，與計劃生育幹部的衝突迅速增加。1984年夏天，中央要國務院過問此事。紫陽同誌為此召開了一係列座談會，並要中心就這個問題做調研。
馬洪同誌帶著我們分頭聽取了農研室、計生委、體改委、計委等各方麵的意見，逐漸理出了一些頭緒。首先是“五五”規劃的人口目標（1980年將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到6‰，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到10‰）過低，不僅與當時公開提倡的“晚、稀、少”政策有矛盾，也沒有考慮到文革後期結婚率的上升。其次是1980年修改了《婚姻法》，提高了法定結婚年齡（男22周歲、女20周歲），導致1981登記結婚人數迅速上升，增加了以後幾年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第三，在連續幾年人口控製目標沒有實現的情況下，計劃生育部門產生了急躁情緒，采取了城市“二孩”開除公職、不給產假、不給上戶口，農村“二孩”不給口糧、強製做節育手術等做法，進一步激化了矛盾。農研室的一些同誌建議，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要“開小口子”，即“頭胎是女孩的，允許生二胎”，以緩和農民對計劃生育的敵視態度。計生委的同誌堅決反對，說既然是國策，就要強製執行；一旦開了小口子，整個計劃生育工作就會“決堤”。雙方的意見截然對立，各不相讓。
麵對部門之間的意見衝突，馬洪同誌沒有采取傳統的“協調”辦法，而是要不同部門持不同觀點的一些年輕同誌，根據單純“開小口子”、“開小口子”加目前超生率、“開小口子”加可能增加的超生率三種情況，分別計算一下2000年的人口數量。計算結果相差不大，最少12.4億，最多13.2億。也就是說，如果開小口子，原定本世紀末將人口控製在12億以內的目標肯定要突破，但不能說是“決堤”。在這種情況下，中心召開了由各個部門，各方人士參加的內部討論會，公布了以上測算結果，但由於觀點尖銳對立，在會上要達成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會後，馬洪同誌叫我把幾種典型意見分別歸納一下，形成了幾份材料，然後自己給紫陽同誌寫了封短信。大意是：農口的同誌建議計劃生育“開小口子”，有利於包產到戶以後農村社會的穩定，也有利於鞏固目前計劃生育已經取得的成果，但本世紀末原定12億的人口控製目標可能要突破。因此，這個口子是否開，需要中央來下決心。調研結果上報後不久就有了回音，中央原則上同意農研室的意見。
1985年初，一些省份開始試行農村計劃生育開小口子的政策，1986年就全麵推開了。這一政策糾正了在農村“一對夫婦隻許生一個孩子”的強製性做法，不僅減輕了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壓力，也緩和了農村的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受到了廣大農村幹部、群眾的熱烈歡迎。農村計劃生育幹部也說：開了小口子、有利於堵住大口子。1986年底，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將本世紀末的人口控製目標，從“12億以內”調整為“12億左右”。1987年，國家計委將本世紀末的人口計劃指標正式改為“控製在12.5億之內”。實際執行結果是：2000年底的中國人口統計數為12.67億。
三、84年底的通貨膨脹與對策
十二屆三中全會過後，改革派歡欣鼓舞，國務院許多同誌下去宣傳中央的體改決定，並為下一步改革試點做調研，另一部分同誌則準備年底的體改工作會議和計劃工作會議。但是十二屆三中全會期間，在青年經濟分析小組例會時，發現有些情況不對頭。這個小組是紫陽同誌批轉周建南同誌關於幾個年輕同誌建議“使用銀行貸款加快電力建設”的信後，根據馬洪同誌的意見成立的，李泊溪同誌負責，我是臨時召集人，成員為國務院各部委的年輕人，一般兩周開一次座談會，每次不超過12個人，以便大家都有發言機會。問題是周小川同誌首先發現的，他說最近現金投放有點異常，10月中旬已經突破了全年80億的淨投放計劃。這樣下去可能要給明年帶來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其他部門的年輕人雖然讚同小川的看法，但是說去年不也突破了嗎？當國務院各部門領導都在為明年改革做準備時，貿然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點“以生產壓革命”的嫌疑？
下一次會議是10月底召開的，現金投放已經超過了100億，情況也大致摸清楚了。主要是兩方麵原因。一是人民銀行（央行）成立後，為了解決與專業銀行之間的信貸資金“大鍋飯”問題，準備推出“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存實貸、相互融通”的改革。在10月份石家莊召開的行長會上，確定以1984年底的信貸實際發生額作為劃分資金的基數，導致了銀行競相放貸。二是勞動部門為了解決企業工資分配上的“大鍋飯”問題，醞釀擴大企業工資自主權的改革，方法是企業工資總額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同樣以1984年底的企業工資總額為基數，導致了國有企業突擊提工資和濫發獎金。我立刻將以上情況整理上報，但馬洪同誌正忙於其他方麵的工作，吳老師也找不著。國務院倒是在11月初發了一個控製財政支出、信貸資金和獎金發放的通知，但前述兩個部門的改革方案並沒有宣布收回，銀行現金投放的速度不僅沒有減緩，反而加快了。
後來幾次會議上，經濟中心和體改辦的年輕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經濟中心的年輕人認為，改革開放過程中，由於企業自主生產商品比重的增加，流通領域客觀上需要更多的貨幣。體改辦的年輕同誌提出，貨幣的超前投放，有利於明年的生產安排和經濟增長，不能當“小腳女人”，貽誤推進改革的大好時機。還有人舉了廣東的例子：廣東貨幣投放全國第一，物價並沒有明顯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會議開不下去了。我隻好將雙方的意見整理上報，但幾次找馬洪同誌還是沒有找到。於是我決定在小川意見的基礎上，寫一篇批駁上述意見的稿子。其中套用毛主席的話說：盡管十二屆三中全會指明了改革方向，但如果不解決橋和船的問題，甚至采取完全錯誤的方法，則不僅實現不了改革目標，還可能因對經濟、社會生活的負麵影響而貽誤戰機。稿子寫完後，因無領導批示無法打印，隻好到台辦複印了幾份分送經濟中心和體改辦持不同意見的同誌。
一直到12月中旬的一天，我給人民銀行研究室打電話時，馬洪同誌突然來辦公室找我，說：寧寧，最近太忙了，聽說你報了個東西，我沒有見到。我立刻把寫好的稿子呈上，他坐了下來，一邊看，一邊說：你們總的意見是對的，但有些批評重了一點；還是請敬璉同誌牽頭，把有關問題再議一下；你們這個小組的報告很及時，但上報時要用兩個中心（經濟中心、技術經濟中心）的名義。同時批示打字室打印。吳老師主持改稿後，工作走上了正軌。隨後的會議討論中，多數認為通貨膨脹無害的同誌改變了觀點。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題為“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的研究報告於12月31日上報總理辦公室。雖然國務院緊急下發了“十二道金牌”，但年底淨增的現金流通量還是高達243億，超過計劃兩倍，相當於年初現金流通總量的一半。1985年上半年，紫陽同誌連續召開了4次省長會，采取了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局勢才逐漸穩定下來。
四、幾點感受
首先，政策研究不能看領導的眼色下菜碟，隻有尊重科學，實事求是，才能更好地為領導決策服務。第二，政策研究要善於提出問題，敢於挑戰現行政策，同時給出解決問題的出路。第三，除自己的專業外，必須有紮實的理論功底和廣泛的研究興趣，才能適應政策研究的需要。第四，政策研究機構內，不管什麽樣的意見都允許發表，即所謂“研究無禁區”，同時要堅持低調對外，即所謂“宣傳有紀律”。
要做到以上幾點，則不僅需要決策者對政策研究人員在政治上的充分信任，而且需要政策研究人員具備較高的專業素質和無私的奉獻精神。這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丁寧寧
改革開放初期，研究中心在國務院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是1982年從清華電機係畢業後，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當時中心的人很少，工作頭緒很多。因此，除了領導交辦的“國家計委重大項目可行性研究條例”起草工作外，經常被中心其他組、國務院其他研究中心、體改辦的領導叫去參加各種不同的座談會。內容從農村承包製改革、國有企業利潤留成、當前經濟動態，到行業整頓、地區規劃、新技術革命等。當時中心有一批各部委領導兼任的常務幹事，常常把本部門的問題拿到中心來討論。會議主旨報告後，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一般研究人員，都可以“橫挑鼻子豎挑眼”。討論是無拘無束的，但有時候爭論起來也很激烈，甚至忘記了各自的年齡和身份。
一、平朔露天煤礦項目論證中的分歧
1984年初，我參與起草的“國家計委重大項目可行性研究條例”剛剛頒布，馬洪同誌就派我參加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的項目論證，其目的不僅僅是考察這個條例是否實用，主要是為紫陽同誌提供決策依據。這個項目是小平同誌會見哈默先生時定下來的，但有許多具體問題雙方意見分歧很大，需要紫陽同誌來解決。馬洪同誌囑咐我兩點：一是要拿到外方的英文資料，二是自己一定要親自算一遍。
會議是由煤炭部副部長孔勳同誌主持，可行性研究報告由西方石油公司下屬負責煤炭項目的島西公司提供。根據島西公司的計算，平朔露天項目不僅可以保證外方20％的投資回報率，而且合作28年後，還可以給中國留下一個現代化的露天煤礦。我和當時財政部的李福玉同誌被分到財務組。當時沒有計算機，隻好一個人念數字，一個人按計算器，根據島西公司提供的資料，整整算了兩周。最後的結論是：平朔項目合作28年，在保證外方20％收益率的情況下，經常性費用可以打平，但初始投資6億人民幣不可能收回。也就是說，28年後，外方留下的，除了一個現代化的露天煤礦外，還有6億人民幣的債務。煤炭部專家不相信我們的計算結果，於是會上爆發了激烈的爭論。我當時年輕氣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把參加會議的對方專家駁得啞口無言。這下子孔勳同誌火了，宣布休會。同時打電話給馬洪同誌，說我故意幹擾小平同誌的戰略部署。
我帶著一腦袋官司回到中心。馬洪同誌問清情況後，並沒有批評我，隻是向我詳細了解了中美雙方的意見分歧，並認真記了下來。當他知道我們並不是按國內的煤炭價格，而是按島西公司提供的國際煤炭離岸價得出的結論時，肯定了我們的計算方法，並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平朔露天項目是小平同誌定下來的，有些事情不能隻算經濟賬。但為了做到心中有數，經濟賬又是必須算的，以便於領導下決心。你反映的情況我會報告紫陽同誌，但你還是要回去繼續參加會議。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態度上要注意克製。論證會結束半個月後，我代表中心參加了北區小禮堂西會議室的平朔露天煤礦項目協調會。紫陽同誌在綜合各家意見的基礎上，最後拍板如下：平朔礦到港口的鐵路，由鐵道部根據規劃優先解決，不再要求外方投資修建；煤炭進出口局從外貿部整建製地劃歸煤炭部，負責平朔煤的出口工作；島西公司需要的項目啟動貸款，由中國銀行來研究解決。
這次會議後，平朔露天煤礦很快就上馬了，而且兌現了18個月出煤，3年達產的承諾，創造了中國露天煤礦曆史上的奇跡，為以後國內露天礦的開采樹立了榜樣。後來我去山西出差時，還專門去平朔看了看。那150噸的巨型運煤汽車，在黃土飛揚的匝道上飛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幾年以後，就在小平同誌發表南巡講話期間，哈默先生去世了，島西公司決定撤資。平朔煤礦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央打緊急報告，要求把島西公司留下的債務由中國銀行承擔下來，其數額為6.02億元，和我們當時計算的結果基本一致。我不動聲色地將有關材料整理好，放到了馬洪同誌的辦公桌上。
二、關於農村計劃生育開小口子問題
80年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推行後，計劃生育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一方麵，人口專家強調，人口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堅決地推行“一孩”計劃。另一方麵，農村分田承包後，男勞力的重要性增加，農民對“一孩”計劃的不滿普遍上升，與計劃生育幹部的衝突迅速增加。1984年夏天，中央要國務院過問此事。紫陽同誌為此召開了一係列座談會，並要中心就這個問題做調研。
馬洪同誌帶著我們分頭聽取了農研室、計生委、體改委、計委等各方麵的意見，逐漸理出了一些頭緒。首先是“五五”規劃的人口目標（1980年將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到6‰，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到10‰）過低，不僅與當時公開提倡的“晚、稀、少”政策有矛盾，也沒有考慮到文革後期結婚率的上升。其次是1980年修改了《婚姻法》，提高了法定結婚年齡（男22周歲、女20周歲），導致1981登記結婚人數迅速上升，增加了以後幾年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第三，在連續幾年人口控製目標沒有實現的情況下，計劃生育部門產生了急躁情緒，采取了城市“二孩”開除公職、不給產假、不給上戶口，農村“二孩”不給口糧、強製做節育手術等做法，進一步激化了矛盾。農研室的一些同誌建議，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要“開小口子”，即“頭胎是女孩的，允許生二胎”，以緩和農民對計劃生育的敵視態度。計生委的同誌堅決反對，說既然是國策，就要強製執行；一旦開了小口子，整個計劃生育工作就會“決堤”。雙方的意見截然對立，各不相讓。
麵對部門之間的意見衝突，馬洪同誌沒有采取傳統的“協調”辦法，而是要不同部門持不同觀點的一些年輕同誌，根據單純“開小口子”、“開小口子”加目前超生率、“開小口子”加可能增加的超生率三種情況，分別計算一下2000年的人口數量。計算結果相差不大，最少12.4億，最多13.2億。也就是說，如果開小口子，原定本世紀末將人口控製在12億以內的目標肯定要突破，但不能說是“決堤”。在這種情況下，中心召開了由各個部門，各方人士參加的內部討論會，公布了以上測算結果，但由於觀點尖銳對立，在會上要達成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會後，馬洪同誌叫我把幾種典型意見分別歸納一下，形成了幾份材料，然後自己給紫陽同誌寫了封短信。大意是：農口的同誌建議計劃生育“開小口子”，有利於包產到戶以後農村社會的穩定，也有利於鞏固目前計劃生育已經取得的成果，但本世紀末原定12億的人口控製目標可能要突破。因此，這個口子是否開，需要中央來下決心。調研結果上報後不久就有了回音，中央原則上同意農研室的意見。
1985年初，一些省份開始試行農村計劃生育開小口子的政策，1986年就全麵推開了。這一政策糾正了在農村“一對夫婦隻許生一個孩子”的強製性做法，不僅減輕了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壓力，也緩和了農村的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受到了廣大農村幹部、群眾的熱烈歡迎。農村計劃生育幹部也說：開了小口子、有利於堵住大口子。1986年底，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將本世紀末的人口控製目標，從“12億以內”調整為“12億左右”。1987年，國家計委將本世紀末的人口計劃指標正式改為“控製在12.5億之內”。實際執行結果是：2000年底的中國人口統計數為12.67億。
三、84年底的通貨膨脹與對策
十二屆三中全會過後，改革派歡欣鼓舞，國務院許多同誌下去宣傳中央的體改決定，並為下一步改革試點做調研，另一部分同誌則準備年底的體改工作會議和計劃工作會議。但是十二屆三中全會期間，在青年經濟分析小組例會時，發現有些情況不對頭。這個小組是紫陽同誌批轉周建南同誌關於幾個年輕同誌建議“使用銀行貸款加快電力建設”的信後，根據馬洪同誌的意見成立的，李泊溪同誌負責，我是臨時召集人，成員為國務院各部委的年輕人，一般兩周開一次座談會，每次不超過12個人，以便大家都有發言機會。問題是周小川同誌首先發現的，他說最近現金投放有點異常，10月中旬已經突破了全年80億的淨投放計劃。這樣下去可能要給明年帶來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其他部門的年輕人雖然讚同小川的看法，但是說去年不也突破了嗎？當國務院各部門領導都在為明年改革做準備時，貿然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點“以生產壓革命”的嫌疑？
下一次會議是10月底召開的，現金投放已經超過了100億，情況也大致摸清楚了。主要是兩方麵原因。一是人民銀行（央行）成立後，為了解決與專業銀行之間的信貸資金“大鍋飯”問題，準備推出“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存實貸、相互融通”的改革。在10月份石家莊召開的行長會上，確定以1984年底的信貸實際發生額作為劃分資金的基數，導致了銀行競相放貸。二是勞動部門為了解決企業工資分配上的“大鍋飯”問題，醞釀擴大企業工資自主權的改革，方法是企業工資總額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同樣以1984年底的企業工資總額為基數，導致了國有企業突擊提工資和濫發獎金。我立刻將以上情況整理上報，但馬洪同誌正忙於其他方麵的工作，吳老師也找不著。國務院倒是在11月初發了一個控製財政支出、信貸資金和獎金發放的通知，但前述兩個部門的改革方案並沒有宣布收回，銀行現金投放的速度不僅沒有減緩，反而加快了。
後來幾次會議上，經濟中心和體改辦的年輕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經濟中心的年輕人認為，改革開放過程中，由於企業自主生產商品比重的增加，流通領域客觀上需要更多的貨幣。體改辦的年輕同誌提出，貨幣的超前投放，有利於明年的生產安排和經濟增長，不能當“小腳女人”，貽誤推進改革的大好時機。還有人舉了廣東的例子：廣東貨幣投放全國第一，物價並沒有明顯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會議開不下去了。我隻好將雙方的意見整理上報，但幾次找馬洪同誌還是沒有找到。於是我決定在小川意見的基礎上，寫一篇批駁上述意見的稿子。其中套用毛主席的話說：盡管十二屆三中全會指明了改革方向，但如果不解決橋和船的問題，甚至采取完全錯誤的方法，則不僅實現不了改革目標，還可能因對經濟、社會生活的負麵影響而貽誤戰機。稿子寫完後，因無領導批示無法打印，隻好到台辦複印了幾份分送經濟中心和體改辦持不同意見的同誌。
一直到12月中旬的一天，我給人民銀行研究室打電話時，馬洪同誌突然來辦公室找我，說：寧寧，最近太忙了，聽說你報了個東西，我沒有見到。我立刻把寫好的稿子呈上，他坐了下來，一邊看，一邊說：你們總的意見是對的，但有些批評重了一點；還是請敬璉同誌牽頭，把有關問題再議一下；你們這個小組的報告很及時，但上報時要用兩個中心（經濟中心、技術經濟中心）的名義。同時批示打字室打印。吳老師主持改稿後，工作走上了正軌。隨後的會議討論中，多數認為通貨膨脹無害的同誌改變了觀點。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題為“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的研究報告於12月31日上報總理辦公室。雖然國務院緊急下發了“十二道金牌”，但年底淨增的現金流通量還是高達243億，超過計劃兩倍，相當於年初現金流通總量的一半。1985年上半年，紫陽同誌連續召開了4次省長會，采取了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局勢才逐漸穩定下來。
四、幾點感受
首先，政策研究不能看領導的眼色下菜碟，隻有尊重科學，實事求是，才能更好地為領導決策服務。第二，政策研究要善於提出問題，敢於挑戰現行政策，同時給出解決問題的出路。第三，除自己的專業外，必須有紮實的理論功底和廣泛的研究興趣，才能適應政策研究的需要。第四，政策研究機構內，不管什麽樣的意見都允許發表，即所謂“研究無禁區”，同時要堅持低調對外，即所謂“宣傳有紀律”。
要做到以上幾點，則不僅需要決策者對政策研究人員在政治上的充分信任，而且需要政策研究人員具備較高的專業素質和無私的奉獻精神。這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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