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華夏文摘】汪晶晶：也談民國記憶（cm1006a）
我的外祖母和我同一屬相，都屬蛇。她老人家和魯迅先生同庚，生於１８８１年，比我大整整七十二歲。外祖母經曆過光緒，宣統和１９４９年前的全部民國時代。我和外祖母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直至她老人家在母親的親侍下無疾而終。
我的父親出生於民國二年，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民國時代生活過整整三十六年。我和父親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直至我離開家鄉。
我寫以上這兩段是想說，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之後“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這一代對“民國記憶”隻能道聽途說的人中，我的“民國記憶”無論如何也算得上是靠譜的。
我上小學的那一年春天，我母親工作的武漢醫學院校園裏，因為病毒性肝炎（甲乙兩型兼有）的流行，全校學生被迫集體休學一學期（我自己估計，那一事件在整個中國的高等院校史中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那段不尋常的歲月後來被冠以“三年自然災害”而載入史冊。醫學院黨委號召全校師生行動起來，努力和自然災害作鬥爭，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們居住的宿舍樓，樓前樓後的小路上的水泥板被拆走，變成了農田。
外祖母那時虛歲已經八十，但身體十分健康。作為六歲起就下田勞作的雇農的女兒，外祖母儼然是我們全宿舍樓在農田耕作方麵的導師和領袖。
有一天，我們那棟樓職工們沒上班，和家屬們混在一起勞動。外祖母聽到大家頻繁地說起自然災害，便問母親，既是……遭了災，怎麽沒人去告訴美國人呀？母親一聽，大驚失色，環顧四周，半晌無語，最後隻能趁人不注意把外祖母攆回家去。
晚上，父母都還在上班（那種非常態的生活被自豪地稱作“一天等於二十年”，挺押韻的）。我一人睡在父母的臥室中害怕（因為患有頻繁夜間發作的嚴重的支氣管哮喘，我在十六歲前一直睡在父母的身旁），讓外祖母陪著我。我問外祖母，為什麽白天當著那麽多人竟敢隨隨便便地說起美國人，把母親的臉都嚇白了。
外祖母並不認為她提起美國人就說錯了什麽話，她給我講起了“民國故事”。
外祖母說，民國三十二年，河南遭災，一縣一縣的農民攜兒帶女逃荒。漢口，武昌，甚至雲夢，孝感，到處都擠滿災民，可憐極了。……但是後來，外祖母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有幾個農民找到美國人，告訴他們……，我們遭災了。美國人，嘖！嘖！一火車一火車地運糧食，農民就都回河南了……。
我呆呆地看著外祖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美國人？那些殺人放火，作惡多端，整天在全世界四處幹壞事的美國人？那些公然支持人民公敵蔣介石分裂祖國的美國人？他們會為咱們中國人民幹好人好事？會來拯救咱們中國的貧下中農？
整整半個世紀之後，我偶然讀到一篇記載１９４３年河南旱災的文章，這才發現，外祖母當年的“民國記憶”……竟然是真的！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久旱無雨的河南發生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數百萬人被迫離鄉背井地逃荒。１９４３年２月《大公報》刊登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於大饑荒的報道，竟遭到國民黨宣傳部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Ｗｈｉｔｅ）當即決定親赴災區。農民們聽說一個會說中國話的美國人要了解災情，奔走相告，絡繹不絕。農民們告訴白修德，吃人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問題隻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有多少人已經餓死，農民們沒法統計。白修德隻能自己按農民十戶中至少餓死一戶的描述，從戰前河南三千萬人口出發估計，至少三百萬。歸途中經過洛陽電報局，白修德來不及細想，立即將電稿不經國民黨宣傳部審核而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直接發往紐約。就在那同一個星期，白修德的報道在《時代》雜誌上頭版頭條刊登了。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讀後勃然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宋與《時代》周刊老板亨利·盧斯是朋友，曾私下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要求被盧斯拒絕。
白修德的報道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引起巨大反響。美國朝野強硬要求中國政府，必須立即救災。
自然，那一車車糧食不可能像外祖母所說，是從美國運去的。但老百姓們記住的卻是美國。一位一直堅持呆在河南救災的傳教士在後來給白修德的感謝信中寫道：
“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並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餘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你的訪問和對他們的責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他們驚醒過來，開始履行職責。在河南，老百姓將永遠把你銘記在心。”
我上大學最初的幾個學期，大概是１９７８年的冬季學期和１９７９年的夏季學期，同學們對公共政治課毫無興趣，上中共黨史課大張旗鼓地看別的書。而實際上，那位講中共黨史公共課的老師講得比我們的許多專業課好得多。我那時是學習委員，心中充滿了對老師的憐憫，便說服自己正襟危坐，一絲不苟地聽課。後來，我和教黨史的老師成了朋友。這才知道，老師其實自己也對政治課也無興趣，他鍾情的是那個年代至少在我的母校還根本沒有恢複的社會學。老師借給我看他不知何處弄到的社會學的書，還提到一些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費孝通，馬寅初等等。
周末回家，我和父親聊天。提到費孝通，父親沒有吱聲。提到馬寅初，父親眼睛一亮，豎起大拇指告訴我，這個人的骨頭硬，是條好漢。父親說，他當學生的時候就聽說過馬寅初的故事。比如，馬寅初寒冬臘月，北風呼嘯，敢站在院子裏洗冷水澡，讓穿著棉衣的學生端著臉盆往他頭上澆冷水。再比如，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山西太穀人，一向雁過拔毛，斂財有方。因為和蔣介石聯姻，誰也把他沒有辦法，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搜刮民脂民膏，貪贓枉法。有一年孔過生日，心裏其實盼著別人送禮，卻裝扮出清清白白的模樣，邀請社會各界名流赴他的壽筵，讓大家不要送禮，隻要給他講個笑話。趨炎附勢的人們心照不宣，一個個照樣備一份份厚禮帶去。
沒想到馬寅初還真的就空著手去了。輪到馬寅初講笑話，馬寅初還真講了。馬寅初說，從前有個父親，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叫年紀，一個叫學問，一個叫笑話。父親讓三個兒子上山砍柴。到晚上笑話砍了一擔，學問一點沒砍，年紀砍了一把。社會名流們聽罷哄堂大笑，大家都明白，馬寅初說的是，孔祥熙年紀一把，學問全無，笑話一擔。
父親天性不苟言笑。外祖母甚至說，父親和母親拍結婚照的時候，攝影師逗了半天父親都沒笑。但那天給我講馬寅初，父親卻由衷地笑了。父親感慨萬千地問我，你說這個人聰明不聰明？
馬寅初出生於１８８２年，是外祖母那一輩份的人，比父親年長二十多歲。父親和馬既不是同鄉，也不是同專業。可見父親根本不可能認識馬寅初。他告訴我的關於馬寅初的“民國記憶”，實際上也隻能是道聽途說而已。
但三十年後我卻在史書中清清楚楚地讀到，父親關於馬寅初的那些“民國記憶”，竟完完全全是史實。事情發生在１９３０年孔祥熙五十誕辰的壽筵上。
我舉以上這兩個例子是想讓那些對“民國記憶”憂心忡忡的人放寬心，現在能訴諸文字的那些“民國記憶”，雖難免混雜“戲說”，但終究離著史實並不遠，因為那段曆史還並沒有完全逝去。而且要和紅色王朝六十年來對民國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傳相比，現在這點“民國記憶”不過澄清了一點蛛絲馬跡而已，絕對威脅不到“和諧”。
至於擔心現在的“民國記憶”會衝淡乃至抹煞底層老百姓的苦難，那就更是杞人憂天了。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在一個照黃仁宇所說，世界文明史上獨特的東方專製集權統治，自生自滅，自我封閉的過程中形成的。因為沒有宗教，沒有在生命本質意義上的最起碼的平等，中國曆朝曆代的禦用文人們從來沒有真正對底層的苦難有過興趣。如果有人以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到大不絕於耳的“憶苦思甜”是執政者在真心關心底層老百姓的苦難那就大錯特錯了。那隻不過毛澤東煽起對其他政權的仇恨，從而證明自身政權合法性的手段而已。且不說那其中還包含著大量謊言。
就算是較起真來談底層的苦難，中國大地上１９４９年前的底層苦難和１９４９年後的底層苦難並無本質差別。真要是對底層苦難感興趣，就不妨從自己身邊的苦難讀起，從離自己最近的時代的苦難讀起。比如，讀讀楊繼繩的《墓碑》，讀讀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那些苦難，就發生在昨天，就發生在我們自己身邊，傷口還淌著血，孤魂還在空中飄蕩，但對這些苦難的記載卻是公開的，赤裸裸的在禁止。
最後，還有一個我本不想為此浪費筆墨的問題。那就是，國民黨既然比共產黨好，國民黨對知識分子既然比共產黨仁慈，它怎麽會被共產黨打敗了呢？
說實話，有中國綿延數千年的曆史長卷在，還要浪費時間去回答這類李敖式的偽問題，真的是有些貽笑大方！
國民黨比共產黨好，國民黨對知識分子比共產黨仁慈，卻被共產黨打敗了，那就對了！
君不聞，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要想取江山，就得先學會做小人！別的帝王不用看，隻看看著名的流氓開國皇帝劉邦和朱元璋就足夠了。
遙想劉邦的對手項羽當年，“世世為楚相，封於項”。見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竟口稱“彼可取而代之”，何等壯誌豪情。論起容顏威儀，聰明才智，司馬遷身為大漢臣子都不得不承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鴻門宴上，“範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玨以示之者三”。項羽竟“默然不應”。最終“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項羽放虎歸山，劉邦這位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布衣出身的無賴終於通過騙（做泗水亭長時騙得呂公之女呂雉），詐（明明傷於胸卻有意捫其足），乃至無恥（敵手欲烹其父竟泰然分羹）等等流氓手段慷而慨之地登上了皇帝寶座，並給後世那些前赴後繼的流氓無賴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朱元璋沒上過學，對文人的妒嫉，猜疑和恐懼還遠在劉邦之上。中國自古有士可殺，不可辱之說。但明代以降，卻是既可殺，亦可辱。洪武年間皇帝欽定的冤案，奇案堪稱罄竹難書。下麵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案便足以讓後世文人們讀之而膽戰心驚了。
這是《明史·袁凱傳》中記載著的故事：
“獄有疑囚，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禦史袁凱侍，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癲，拾啖汙穢。帝曰：吾聞癲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錐凱……。”
翻譯成現代漢語是說：“監獄中關押著很可能是冤假錯案誤抓的囚犯。朱元璋認為該殺，太子與他爭辯，認為不能隨意處死。禦史袁凱碰巧在一旁親侍，朱元璋便讓袁凱說說誰對。袁凱唯唯諾諾地說，陛下要殺，聲張的是法律的威嚴；太子要寬恕，那是心胸的仁慈。不料朱元璋竟大怒。認為袁凱兩麵討好，將袁抓起來扔進監獄。袁凱在獄中絕食三日，刑部隻好把他放了。袁凱出獄後就裝瘋，吃屎喝尿，不堪入目，以為可以借此保全性命。不料朱元璋根本不信，他說真正的瘋子是不怕癢的，命令下人用木錐去給袁凱撓癢癢……。”
一位開國皇帝，竟這樣無所不用其極地侮辱一個對他的政權毫無威脅的小小文人。這真的是有點喪心病狂了！而就是這樣一位流氓皇帝開辟的流氓江山，竟在中國的土地上曆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綿延二百七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中首當其衝被偉大領袖“杖斃”的那位吳晗，本是明史專家。他詳考朱元璋其人其事後於１９４８年寫成的《朱元璋傳》本該算大陸幸存的“民國記憶”中的“正麵形象”。
吳晗在研究了朱元璋和文人的關係和朱元璋和法律的關係之後寫道，正是朱元璋開創了皇帝隨意濫殺文人，而且是對其政權毫無威脅的非強勢文人，的先河。明朝以前，仕大夫和皇家皇權本是共存共亡，共治共榮的關係。但明代以降，君臣關係卻有如天上地下，文人淪為賣身家奴，甚至不及文盲太監。也正是從朱元璋開始，皇帝完全無視法律的存在。明朝以前，皇帝的地位雖高，權力雖大，但還不敢完全以個人一己的喜怒愛憎來評判是非。但是“到朱元璋便不理會這個傳統了”，“他憑喜怒殺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自己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卻強迫全國人民守他的法，一點不許有差池，這正是暴君獨夫民賊的典型人物”。（此處吳晗引文選自牧惠《朱元璋傳的兩種版本》）
讓吳晗自己完全沒料到的是，這些本意是指蔣介石並在暗中幫了毛澤東忙的話語，最後卻讓毛澤東惱怒，而在十多年後把吳晗自己送上了祭壇。
而如果我們能把所謂“民國記憶”放到一個更大的曆史視野中去看，還能看到更為有趣的現象。
比如，我們不妨來讀讀《炎黃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上的一篇關於白求恩的文章。
我們這一代人記憶力最佳，精力最旺盛的年代，背誦的不是化學方程式，也不是古文觀止，而是偉大領袖的老三篇。沒有人不知道白求恩，也沒有人膽敢不知道他。
白求恩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後曾給聶榮臻寫過一封感人至深的信。那是他光輝事跡的一個極重要的證據：
“親愛的同誌：
今天晚上我收到林大夫帶給我的３０１元錢。這筆錢中的１００元好像是付給我的個人津貼……。我在８月１２日發給延安軍事委員會的電報中已經表示拒絕接受並且建議將它用做傷員們的煙草專款。我在此隻想重複這一建議……。
其他的醫生每月隻有１元錢津貼，而聶將軍本人每月的津貼也隻有可觀的５元，在這種情況下，讓我接收每月１００元的津貼是不可思議的。
另外，因為我需要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提供給我的，錢對我沒有任何用處。
致同誌似的敬禮！
白求恩”
其他的醫生每月隻有１元錢津貼，而白求恩卻可以有１００元。這至少告訴我們，那個年代的延安已經有了巨大得讓連受惠者自己都“不可思議”的不平等。這且不去說它。假如單看這封信，白求恩還真的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人們甚至有理由猜測，作為傳教士的後人，白求恩的血液中流淌著先輩清教徒的獻身激情。
但也就是在“民國記憶”的涓涓細流中，人們發現了白求恩的其他信件。卻原來，白求恩對革命聖地對個人通信自由的嚴格限製早已深惡痛絕。最後，他甚至因為無法忍受這種因為對個人通信自由的嚴格限製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荒漠而決定脫離革命隊伍。
在１９３８年給馬海德的信中白求恩寫道：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經習慣了！向上帝保證，我已經習慣了，又有兩個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你的回信。”
“順便說一句，我從延安收到的所有東西都已經開封。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還有缺頁。下次請一定將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層保護。中國人的好奇心太強了。”
對比上麵那封給聶榮臻的信，很明顯，不是物質生活的匱乏，而是無法忍受的孤獨乃至荒誕的精神生活，最後使得白求恩在去世的前夕失去了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最後一點興趣。去世前，在給共產黨組織和朋友的信中，白求恩已經公開宣布，他要離開革命，他要回家！
你能相信，下麵這些話語竟會是白求恩親筆所寫嗎？
“我夢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蘋果派和冰激淩。美妙食品的幻影！書籍——書還在被寫出來嗎？音樂還在被演奏嗎？你還在跳舞，喝啤酒和看電影嗎？鋪在鬆軟床上幹淨的白床單是什麽感覺？女人們還喜歡被人愛嗎？
所有這一切在我境況好的時候都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的。這多麽令人傷心！”
而假如沒有現在方興未艾的這些“民國記憶”，我們又能從何處看到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心靈深處的另一麵呢？
１９８９年之後的文化真空中，沉滓泛起，各領風騷。最初是王朔，餘秋雨和新左派，其後是洶湧澎湃的“帝王記憶”。眼下則是“多難興邦”的“縱做鬼，也幸福”。假如諸害相權取其輕，允許我來選一個合適的填充物的話，我真的寧可選“民國記憶”。
和中國人自由程度密切相關的中國人的思想境界，中國人的精神麵貌，乃至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諸多領域，都還遠遠沒有超越“民國記憶”。可以預計，紅色王朝持續的年代愈久遠（按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算真的還很早，且不說香港已經解放，台灣解放也指日可待），“民國記憶”對我們的後代子孫也就愈顯其彌足珍貴。我甚至敢斷言，中華民族要想進步，要想崛起，就得先後退，先退回到民國時代。
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
寫於德國不來梅
我的外祖母和我同一屬相，都屬蛇。她老人家和魯迅先生同庚，生於１８８１年，比我大整整七十二歲。外祖母經曆過光緒，宣統和１９４９年前的全部民國時代。我和外祖母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直至她老人家在母親的親侍下無疾而終。
我的父親出生於民國二年，在１９４９年前的民國時代生活過整整三十六年。我和父親共同生活了二十八年，直至我離開家鄉。
我寫以上這兩段是想說，至少在１９４９年之後“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這一代對“民國記憶”隻能道聽途說的人中，我的“民國記憶”無論如何也算得上是靠譜的。
我上小學的那一年春天，我母親工作的武漢醫學院校園裏，因為病毒性肝炎（甲乙兩型兼有）的流行，全校學生被迫集體休學一學期（我自己估計，那一事件在整個中國的高等院校史中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那段不尋常的歲月後來被冠以“三年自然災害”而載入史冊。醫學院黨委號召全校師生行動起來，努力和自然災害作鬥爭，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們居住的宿舍樓，樓前樓後的小路上的水泥板被拆走，變成了農田。
外祖母那時虛歲已經八十，但身體十分健康。作為六歲起就下田勞作的雇農的女兒，外祖母儼然是我們全宿舍樓在農田耕作方麵的導師和領袖。
有一天，我們那棟樓職工們沒上班，和家屬們混在一起勞動。外祖母聽到大家頻繁地說起自然災害，便問母親，既是……遭了災，怎麽沒人去告訴美國人呀？母親一聽，大驚失色，環顧四周，半晌無語，最後隻能趁人不注意把外祖母攆回家去。
晚上，父母都還在上班（那種非常態的生活被自豪地稱作“一天等於二十年”，挺押韻的）。我一人睡在父母的臥室中害怕（因為患有頻繁夜間發作的嚴重的支氣管哮喘，我在十六歲前一直睡在父母的身旁），讓外祖母陪著我。我問外祖母，為什麽白天當著那麽多人竟敢隨隨便便地說起美國人，把母親的臉都嚇白了。
外祖母並不認為她提起美國人就說錯了什麽話，她給我講起了“民國故事”。
外祖母說，民國三十二年，河南遭災，一縣一縣的農民攜兒帶女逃荒。漢口，武昌，甚至雲夢，孝感，到處都擠滿災民，可憐極了。……但是後來，外祖母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有幾個農民找到美國人，告訴他們……，我們遭災了。美國人，嘖！嘖！一火車一火車地運糧食，農民就都回河南了……。
我呆呆地看著外祖母，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美國人？那些殺人放火，作惡多端，整天在全世界四處幹壞事的美國人？那些公然支持人民公敵蔣介石分裂祖國的美國人？他們會為咱們中國人民幹好人好事？會來拯救咱們中國的貧下中農？
整整半個世紀之後，我偶然讀到一篇記載１９４３年河南旱災的文章，這才發現，外祖母當年的“民國記憶”……竟然是真的！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久旱無雨的河南發生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數百萬人被迫離鄉背井地逃荒。１９４３年２月《大公報》刊登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於大饑荒的報道，竟遭到國民黨宣傳部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Ｗｈｉｔｅ）當即決定親赴災區。農民們聽說一個會說中國話的美國人要了解災情，奔走相告，絡繹不絕。農民們告訴白修德，吃人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問題隻在於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有多少人已經餓死，農民們沒法統計。白修德隻能自己按農民十戶中至少餓死一戶的描述，從戰前河南三千萬人口出發估計，至少三百萬。歸途中經過洛陽電報局，白修德來不及細想，立即將電稿不經國民黨宣傳部審核而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台直接發往紐約。就在那同一個星期，白修德的報道在《時代》雜誌上頭版頭條刊登了。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讀後勃然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宋與《時代》周刊老板亨利·盧斯是朋友，曾私下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要求被盧斯拒絕。
白修德的報道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引起巨大反響。美國朝野強硬要求中國政府，必須立即救災。
自然，那一車車糧食不可能像外祖母所說，是從美國運去的。但老百姓們記住的卻是美國。一位一直堅持呆在河南救災的傳教士在後來給白修德的感謝信中寫道：
“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並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餘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你的訪問和對他們的責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他們驚醒過來，開始履行職責。在河南，老百姓將永遠把你銘記在心。”
我上大學最初的幾個學期，大概是１９７８年的冬季學期和１９７９年的夏季學期，同學們對公共政治課毫無興趣，上中共黨史課大張旗鼓地看別的書。而實際上，那位講中共黨史公共課的老師講得比我們的許多專業課好得多。我那時是學習委員，心中充滿了對老師的憐憫，便說服自己正襟危坐，一絲不苟地聽課。後來，我和教黨史的老師成了朋友。這才知道，老師其實自己也對政治課也無興趣，他鍾情的是那個年代至少在我的母校還根本沒有恢複的社會學。老師借給我看他不知何處弄到的社會學的書，還提到一些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費孝通，馬寅初等等。
周末回家，我和父親聊天。提到費孝通，父親沒有吱聲。提到馬寅初，父親眼睛一亮，豎起大拇指告訴我，這個人的骨頭硬，是條好漢。父親說，他當學生的時候就聽說過馬寅初的故事。比如，馬寅初寒冬臘月，北風呼嘯，敢站在院子裏洗冷水澡，讓穿著棉衣的學生端著臉盆往他頭上澆冷水。再比如，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山西太穀人，一向雁過拔毛，斂財有方。因為和蔣介石聯姻，誰也把他沒有辦法，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搜刮民脂民膏，貪贓枉法。有一年孔過生日，心裏其實盼著別人送禮，卻裝扮出清清白白的模樣，邀請社會各界名流赴他的壽筵，讓大家不要送禮，隻要給他講個笑話。趨炎附勢的人們心照不宣，一個個照樣備一份份厚禮帶去。
沒想到馬寅初還真的就空著手去了。輪到馬寅初講笑話，馬寅初還真講了。馬寅初說，從前有個父親，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叫年紀，一個叫學問，一個叫笑話。父親讓三個兒子上山砍柴。到晚上笑話砍了一擔，學問一點沒砍，年紀砍了一把。社會名流們聽罷哄堂大笑，大家都明白，馬寅初說的是，孔祥熙年紀一把，學問全無，笑話一擔。
父親天性不苟言笑。外祖母甚至說，父親和母親拍結婚照的時候，攝影師逗了半天父親都沒笑。但那天給我講馬寅初，父親卻由衷地笑了。父親感慨萬千地問我，你說這個人聰明不聰明？
馬寅初出生於１８８２年，是外祖母那一輩份的人，比父親年長二十多歲。父親和馬既不是同鄉，也不是同專業。可見父親根本不可能認識馬寅初。他告訴我的關於馬寅初的“民國記憶”，實際上也隻能是道聽途說而已。
但三十年後我卻在史書中清清楚楚地讀到，父親關於馬寅初的那些“民國記憶”，竟完完全全是史實。事情發生在１９３０年孔祥熙五十誕辰的壽筵上。
我舉以上這兩個例子是想讓那些對“民國記憶”憂心忡忡的人放寬心，現在能訴諸文字的那些“民國記憶”，雖難免混雜“戲說”，但終究離著史實並不遠，因為那段曆史還並沒有完全逝去。而且要和紅色王朝六十年來對民國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宣傳相比，現在這點“民國記憶”不過澄清了一點蛛絲馬跡而已，絕對威脅不到“和諧”。
至於擔心現在的“民國記憶”會衝淡乃至抹煞底層老百姓的苦難，那就更是杞人憂天了。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在一個照黃仁宇所說，世界文明史上獨特的東方專製集權統治，自生自滅，自我封閉的過程中形成的。因為沒有宗教，沒有在生命本質意義上的最起碼的平等，中國曆朝曆代的禦用文人們從來沒有真正對底層的苦難有過興趣。如果有人以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到大不絕於耳的“憶苦思甜”是執政者在真心關心底層老百姓的苦難那就大錯特錯了。那隻不過毛澤東煽起對其他政權的仇恨，從而證明自身政權合法性的手段而已。且不說那其中還包含著大量謊言。
就算是較起真來談底層的苦難，中國大地上１９４９年前的底層苦難和１９４９年後的底層苦難並無本質差別。真要是對底層苦難感興趣，就不妨從自己身邊的苦難讀起，從離自己最近的時代的苦難讀起。比如，讀讀楊繼繩的《墓碑》，讀讀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那些苦難，就發生在昨天，就發生在我們自己身邊，傷口還淌著血，孤魂還在空中飄蕩，但對這些苦難的記載卻是公開的，赤裸裸的在禁止。
最後，還有一個我本不想為此浪費筆墨的問題。那就是，國民黨既然比共產黨好，國民黨對知識分子既然比共產黨仁慈，它怎麽會被共產黨打敗了呢？
說實話，有中國綿延數千年的曆史長卷在，還要浪費時間去回答這類李敖式的偽問題，真的是有些貽笑大方！
國民黨比共產黨好，國民黨對知識分子比共產黨仁慈，卻被共產黨打敗了，那就對了！
君不聞，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要想取江山，就得先學會做小人！別的帝王不用看，隻看看著名的流氓開國皇帝劉邦和朱元璋就足夠了。
遙想劉邦的對手項羽當年，“世世為楚相，封於項”。見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竟口稱“彼可取而代之”，何等壯誌豪情。論起容顏威儀，聰明才智，司馬遷身為大漢臣子都不得不承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鴻門宴上，“範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玨以示之者三”。項羽竟“默然不應”。最終“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項羽放虎歸山，劉邦這位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布衣出身的無賴終於通過騙（做泗水亭長時騙得呂公之女呂雉），詐（明明傷於胸卻有意捫其足），乃至無恥（敵手欲烹其父竟泰然分羹）等等流氓手段慷而慨之地登上了皇帝寶座，並給後世那些前赴後繼的流氓無賴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朱元璋沒上過學，對文人的妒嫉，猜疑和恐懼還遠在劉邦之上。中國自古有士可殺，不可辱之說。但明代以降，卻是既可殺，亦可辱。洪武年間皇帝欽定的冤案，奇案堪稱罄竹難書。下麵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案便足以讓後世文人們讀之而膽戰心驚了。
這是《明史·袁凱傳》中記載著的故事：
“獄有疑囚，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禦史袁凱侍，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癲，拾啖汙穢。帝曰：吾聞癲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錐凱……。”
翻譯成現代漢語是說：“監獄中關押著很可能是冤假錯案誤抓的囚犯。朱元璋認為該殺，太子與他爭辯，認為不能隨意處死。禦史袁凱碰巧在一旁親侍，朱元璋便讓袁凱說說誰對。袁凱唯唯諾諾地說，陛下要殺，聲張的是法律的威嚴；太子要寬恕，那是心胸的仁慈。不料朱元璋竟大怒。認為袁凱兩麵討好，將袁抓起來扔進監獄。袁凱在獄中絕食三日，刑部隻好把他放了。袁凱出獄後就裝瘋，吃屎喝尿，不堪入目，以為可以借此保全性命。不料朱元璋根本不信，他說真正的瘋子是不怕癢的，命令下人用木錐去給袁凱撓癢癢……。”
一位開國皇帝，竟這樣無所不用其極地侮辱一個對他的政權毫無威脅的小小文人。這真的是有點喪心病狂了！而就是這樣一位流氓皇帝開辟的流氓江山，竟在中國的土地上曆經十二世，十六位皇帝，綿延二百七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中首當其衝被偉大領袖“杖斃”的那位吳晗，本是明史專家。他詳考朱元璋其人其事後於１９４８年寫成的《朱元璋傳》本該算大陸幸存的“民國記憶”中的“正麵形象”。
吳晗在研究了朱元璋和文人的關係和朱元璋和法律的關係之後寫道，正是朱元璋開創了皇帝隨意濫殺文人，而且是對其政權毫無威脅的非強勢文人，的先河。明朝以前，仕大夫和皇家皇權本是共存共亡，共治共榮的關係。但明代以降，君臣關係卻有如天上地下，文人淪為賣身家奴，甚至不及文盲太監。也正是從朱元璋開始，皇帝完全無視法律的存在。明朝以前，皇帝的地位雖高，權力雖大，但還不敢完全以個人一己的喜怒愛憎來評判是非。但是“到朱元璋便不理會這個傳統了”，“他憑喜怒殺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自己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卻強迫全國人民守他的法，一點不許有差池，這正是暴君獨夫民賊的典型人物”。（此處吳晗引文選自牧惠《朱元璋傳的兩種版本》）
讓吳晗自己完全沒料到的是，這些本意是指蔣介石並在暗中幫了毛澤東忙的話語，最後卻讓毛澤東惱怒，而在十多年後把吳晗自己送上了祭壇。
而如果我們能把所謂“民國記憶”放到一個更大的曆史視野中去看，還能看到更為有趣的現象。
比如，我們不妨來讀讀《炎黃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上的一篇關於白求恩的文章。
我們這一代人記憶力最佳，精力最旺盛的年代，背誦的不是化學方程式，也不是古文觀止，而是偉大領袖的老三篇。沒有人不知道白求恩，也沒有人膽敢不知道他。
白求恩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後曾給聶榮臻寫過一封感人至深的信。那是他光輝事跡的一個極重要的證據：
“親愛的同誌：
今天晚上我收到林大夫帶給我的３０１元錢。這筆錢中的１００元好像是付給我的個人津貼……。我在８月１２日發給延安軍事委員會的電報中已經表示拒絕接受並且建議將它用做傷員們的煙草專款。我在此隻想重複這一建議……。
其他的醫生每月隻有１元錢津貼，而聶將軍本人每月的津貼也隻有可觀的５元，在這種情況下，讓我接收每月１００元的津貼是不可思議的。
另外，因為我需要的所有東西都是免費提供給我的，錢對我沒有任何用處。
致同誌似的敬禮！
白求恩”
其他的醫生每月隻有１元錢津貼，而白求恩卻可以有１００元。這至少告訴我們，那個年代的延安已經有了巨大得讓連受惠者自己都“不可思議”的不平等。這且不去說它。假如單看這封信，白求恩還真的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人們甚至有理由猜測，作為傳教士的後人，白求恩的血液中流淌著先輩清教徒的獻身激情。
但也就是在“民國記憶”的涓涓細流中，人們發現了白求恩的其他信件。卻原來，白求恩對革命聖地對個人通信自由的嚴格限製早已深惡痛絕。最後，他甚至因為無法忍受這種因為對個人通信自由的嚴格限製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荒漠而決定脫離革命隊伍。
在１９３８年給馬海德的信中白求恩寫道：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經習慣了！向上帝保證，我已經習慣了，又有兩個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你的回信。”
“順便說一句，我從延安收到的所有東西都已經開封。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還有缺頁。下次請一定將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層保護。中國人的好奇心太強了。”
對比上麵那封給聶榮臻的信，很明顯，不是物質生活的匱乏，而是無法忍受的孤獨乃至荒誕的精神生活，最後使得白求恩在去世的前夕失去了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最後一點興趣。去世前，在給共產黨組織和朋友的信中，白求恩已經公開宣布，他要離開革命，他要回家！
你能相信，下麵這些話語竟會是白求恩親筆所寫嗎？
“我夢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蘋果派和冰激淩。美妙食品的幻影！書籍——書還在被寫出來嗎？音樂還在被演奏嗎？你還在跳舞，喝啤酒和看電影嗎？鋪在鬆軟床上幹淨的白床單是什麽感覺？女人們還喜歡被人愛嗎？
所有這一切在我境況好的時候都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的。這多麽令人傷心！”
而假如沒有現在方興未艾的這些“民國記憶”，我們又能從何處看到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心靈深處的另一麵呢？
１９８９年之後的文化真空中，沉滓泛起，各領風騷。最初是王朔，餘秋雨和新左派，其後是洶湧澎湃的“帝王記憶”。眼下則是“多難興邦”的“縱做鬼，也幸福”。假如諸害相權取其輕，允許我來選一個合適的填充物的話，我真的寧可選“民國記憶”。
和中國人自由程度密切相關的中國人的思想境界，中國人的精神麵貌，乃至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諸多領域，都還遠遠沒有超越“民國記憶”。可以預計，紅色王朝持續的年代愈久遠（按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算真的還很早，且不說香港已經解放，台灣解放也指日可待），“民國記憶”對我們的後代子孫也就愈顯其彌足珍貴。我甚至敢斷言，中華民族要想進步，要想崛起，就得先後退，先退回到民國時代。
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２０１０年５月３１日
寫於德國不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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