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摘錄片段）

趙紫陽錄音片斷

一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麽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産黨，這方麵又有什麽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製度。這麽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麽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麵。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産黨作對，這麽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麽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是反對改革，分裂改革，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什麽？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麽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麵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當很清楚了。

二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麵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製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盡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麵。再一個方麵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麵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盡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製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隻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産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準。還指出，對有些持係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誌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采取和緩的方式。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麵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麵性，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三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究竟應該給個什麽說法呢？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這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曆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曆史的生産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産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四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麽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裏，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産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就不得了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裏沒有什麽模式，沒有係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五

總之，當時有兩部分，一個是計劃體製外的市場經濟，一個是計劃體製內的計劃經濟。我們一方麵擴大計劃外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麵逐步縮小計劃經濟的比重。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的情況下，勢必是此消彼長。計劃經濟縮小減弱，市場經濟就得到擴大和加強。當時市場經濟部分主要是農業、農副産品、輕紡工業、消費品工業，而屬於生産資料生産的，基本上掌握在國營企業手裏。一個消費品，一個生産資料，如果控製生産資料生産的企業不削弱、不縮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場，新生長起來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就無法繼續；如果生産資料生産的那一部分，一點也不允許自銷，一點也不允許進入市場——如果把小煤窯、小水泥也都統管起來的話——那新生長的市場經濟將會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極大的困難。所以十幾年來對計劃內經濟體製的改革，對國有企業機製的改革，盡管都沒有觸動根本，但從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意義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視的良好作用。

六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製更好、更高級的政治製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製這種政治製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七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府有什麽可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