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何清漣：漫談中國的“紅色家族”（一）
中國的《人民論壇》（《人民日報》旗下成員）2010年第4期發表了由一組文章構成的“中國新富家族”，透露一條重要消息：“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000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一、官媒首次公開承認“紅色家族”為新富豪主體
該文對中國富豪群體的劃分並無新意，但在排序上卻大有講究，按照該文的序列，中國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來源：
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製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最典型的為蘇南商人。這種商人家族的熱點是，其創始人最開始在體製內謀得執掌一家企業的機會，後來通過改製，成為股份製企業的實際掌控人。……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
這組文章有兩點值得肯定之處。
第一點就是該文終於以官方報道的形式正式承認中國富豪家族當中，“紅色家族”成為主要一員（雖然未點明誰是紅色家族的成員）。但該文為了淡化富豪群體的政商結合特點，有意將“紅色家族”排在最後。如果是按照致富時間先後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財富總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則應該倒過來。對中國自9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稍有了解，就明白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財富尋寶圖上的主要寶藏就是房地產、礦產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頒發特許經營權的壟斷領域，而這些領域恰好就是由紅色家族壟斷的。盡管如此，這條消息還是很有價值。因為在這之前，中國人雖然大都知道“高幹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對這個群體的登龍術都處於耳語狀態，沒有媒體敢指出這一點。2001年11月24日，《證券市場周刊》曾刊發一篇“神秘的華能國際”，直指國有企業華能國際已經成為李鵬的家族企業，其夫人朱琳（時任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董事長）、兒子李小鵬等人如何利用特權促使華能在美國、香港、中國大陸三地上市，總資本擴張至60億元。該文發表後，作者馬海林為武警部隊軍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該周刊的主編王波明雖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數次檢討以求過關。從決不承認“紅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開門地承認，總算是有了一點小小的“進步”。
第二點則是公布了“您對新富家族群體形象的總體評價如何”的調查，其中針對“影響新富家族群體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問，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搞官商權錢交易”（占總百分比75.56%）、“沒有擔當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占總百分比52.32%）、“富裕群體為富不仁”（占總百分比42.5%）。該文承認：“由此可見，官商交織最影響群體形象。”
這篇文章的詳細內容，讀者有興趣可以自己上網查看。我這裏想談的是這組文章涉及到卻語焉不詳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紅色家族”――中國稱之為“高幹子弟”是如何成為先富起來中的翹楚。
二、九十年代：躲在財富神話幕後的高幹子弟群體
高幹子弟下海經商始自改革開放之初，那時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價格雙軌製批條子，利用特權經商，包括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之類。在九十年代以前，“國有土地”未進入買賣流程，能夠依靠圈地發財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聞，80年代中國正興起所謂“建設企業文化”之風，宣傳包裝是企業文化的一項主要內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總理之子）還辦過廣告公司，找人拉廣告（類於遼寧省副省長慕綏新女兒的手段），幫企業出宣傳畫冊，或者是深圳市名優企業介紹，或者是某行業著名企業介紹。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寫字樓裏租幾個房間做辦公室，招募一些人跑業務。一般情況下，業務人員亮出公司老板名頭，企業大都不計較那廣告與畫冊是否真有宣傳效果，立馬掏錢。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資印刷公司任總經理，因擁有先進的彩印技術，專門承攬這類印刷生意，我聽他談過哪些人在他公司做過業務。80年代末，這些特殊人物出麵做的宣傳畫冊的價格一般是5萬元一張彩頁，內容是一張公司圖片配上文字介紹，排場一些的公司做個連頁。那時高幹子弟積累財富的神話，大約是一紙批文倒出了上百萬元，一本畫冊撈了幾十萬或者更多，壟斷某行業的廣告費用一年達幾百萬之類。
但到了90年代初期以後，積累財富的神話內容變了，期貨（期貨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審批，能讓企業通過審批就意味印鈔票）、土地就成了這個群體上下其手的競逐財富之地。撈錢的數目自然也就躍升至千萬元級。一些消息靈通人士常會告訴我，某座樓盤是某中央領導的兒子，某塊地被某要人的女兒強行要走之類。
那時坊間流傳的高幹子弟致富神話很多，1989年北京學運起因之一是反腐敗，目標是鄧樸方的康華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證的文字資料是以中紀委或國務院等中央部辦名義下發的禁止幹部子女配偶經商的文件（屬於重迭發文，每年都有），中國國內沒有哪家媒體敢染指這類話題。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體對此有關的報道，國內基本見不到。香港雜誌上的一些零星介紹，以及那本《中共太子黨》，就成了大陸人人們爭相閱讀並傳播的秘聞。但鮮有研究者征引其中資料，我相信大多數研究者是不敢――這裏的“不敢”，主要是擔心資料不確，是風聞，引用後會引起法律訴訟，一身爬滿螞蟻。所以高幹子弟依靠父輩蔭庇發財致富的故事，永遠躲在中國財富神話的幕後。
這是第二代領導人與第三代領導人前期的情況，因為那一段時期，或是沒有互聯網，或是互聯網初起，國人的英語閱讀能力亦有限，因此有關這兩代領導人及與他們同代的“紅色家族”故事極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領導人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之時，人類已經進入網絡時代，信息傳播遠沒有前互聯網時代那般好控製，再加上這一代“紅色家族”積累財富手段的國際化，封得住國人的嘴卻捆不住外媒記者的筆，“紅色家族”的故事漸漸浮出水麵並清晰起來。（待續）
□ 原載《縱覽中國》網，2010年4月11日
中國的《人民論壇》（《人民日報》旗下成員）2010年第4期發表了由一組文章構成的“中國新富家族”，透露一條重要消息：“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000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一、官媒首次公開承認“紅色家族”為新富豪主體
該文對中國富豪群體的劃分並無新意，但在排序上卻大有講究，按照該文的序列，中國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來源：
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製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最典型的為蘇南商人。這種商人家族的熱點是，其創始人最開始在體製內謀得執掌一家企業的機會，後來通過改製，成為股份製企業的實際掌控人。……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
這組文章有兩點值得肯定之處。
第一點就是該文終於以官方報道的形式正式承認中國富豪家族當中，“紅色家族”成為主要一員（雖然未點明誰是紅色家族的成員）。但該文為了淡化富豪群體的政商結合特點，有意將“紅色家族”排在最後。如果是按照致富時間先後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財富總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則應該倒過來。對中國自9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稍有了解，就明白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財富尋寶圖上的主要寶藏就是房地產、礦產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頒發特許經營權的壟斷領域，而這些領域恰好就是由紅色家族壟斷的。盡管如此，這條消息還是很有價值。因為在這之前，中國人雖然大都知道“高幹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對這個群體的登龍術都處於耳語狀態，沒有媒體敢指出這一點。2001年11月24日，《證券市場周刊》曾刊發一篇“神秘的華能國際”，直指國有企業華能國際已經成為李鵬的家族企業，其夫人朱琳（時任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董事長）、兒子李小鵬等人如何利用特權促使華能在美國、香港、中國大陸三地上市，總資本擴張至60億元。該文發表後，作者馬海林為武警部隊軍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該周刊的主編王波明雖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數次檢討以求過關。從決不承認“紅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開門地承認，總算是有了一點小小的“進步”。
第二點則是公布了“您對新富家族群體形象的總體評價如何”的調查，其中針對“影響新富家族群體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問，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搞官商權錢交易”（占總百分比75.56%）、“沒有擔當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占總百分比52.32%）、“富裕群體為富不仁”（占總百分比42.5%）。該文承認：“由此可見，官商交織最影響群體形象。”
這篇文章的詳細內容，讀者有興趣可以自己上網查看。我這裏想談的是這組文章涉及到卻語焉不詳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紅色家族”――中國稱之為“高幹子弟”是如何成為先富起來中的翹楚。
二、九十年代：躲在財富神話幕後的高幹子弟群體
高幹子弟下海經商始自改革開放之初，那時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價格雙軌製批條子，利用特權經商，包括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之類。在九十年代以前，“國有土地”未進入買賣流程，能夠依靠圈地發財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聞，80年代中國正興起所謂“建設企業文化”之風，宣傳包裝是企業文化的一項主要內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總理之子）還辦過廣告公司，找人拉廣告（類於遼寧省副省長慕綏新女兒的手段），幫企業出宣傳畫冊，或者是深圳市名優企業介紹，或者是某行業著名企業介紹。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寫字樓裏租幾個房間做辦公室，招募一些人跑業務。一般情況下，業務人員亮出公司老板名頭，企業大都不計較那廣告與畫冊是否真有宣傳效果，立馬掏錢。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資印刷公司任總經理，因擁有先進的彩印技術，專門承攬這類印刷生意，我聽他談過哪些人在他公司做過業務。80年代末，這些特殊人物出麵做的宣傳畫冊的價格一般是5萬元一張彩頁，內容是一張公司圖片配上文字介紹，排場一些的公司做個連頁。那時高幹子弟積累財富的神話，大約是一紙批文倒出了上百萬元，一本畫冊撈了幾十萬或者更多，壟斷某行業的廣告費用一年達幾百萬之類。
但到了90年代初期以後，積累財富的神話內容變了，期貨（期貨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審批，能讓企業通過審批就意味印鈔票）、土地就成了這個群體上下其手的競逐財富之地。撈錢的數目自然也就躍升至千萬元級。一些消息靈通人士常會告訴我，某座樓盤是某中央領導的兒子，某塊地被某要人的女兒強行要走之類。
那時坊間流傳的高幹子弟致富神話很多，1989年北京學運起因之一是反腐敗，目標是鄧樸方的康華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證的文字資料是以中紀委或國務院等中央部辦名義下發的禁止幹部子女配偶經商的文件（屬於重迭發文，每年都有），中國國內沒有哪家媒體敢染指這類話題。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體對此有關的報道，國內基本見不到。香港雜誌上的一些零星介紹，以及那本《中共太子黨》，就成了大陸人人們爭相閱讀並傳播的秘聞。但鮮有研究者征引其中資料，我相信大多數研究者是不敢――這裏的“不敢”，主要是擔心資料不確，是風聞，引用後會引起法律訴訟，一身爬滿螞蟻。所以高幹子弟依靠父輩蔭庇發財致富的故事，永遠躲在中國財富神話的幕後。
這是第二代領導人與第三代領導人前期的情況，因為那一段時期，或是沒有互聯網，或是互聯網初起，國人的英語閱讀能力亦有限，因此有關這兩代領導人及與他們同代的“紅色家族”故事極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領導人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之時，人類已經進入網絡時代，信息傳播遠沒有前互聯網時代那般好控製，再加上這一代“紅色家族”積累財富手段的國際化，封得住國人的嘴卻捆不住外媒記者的筆，“紅色家族”的故事漸漸浮出水麵並清晰起來。（待續）
□ 原載《縱覽中國》網，201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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