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治國特色：外媚內壓

中國儒學治國特色：外媚內壓

外媚內壓，是儒學特色。此乃一種理念、一種文化自覺。

外媚內壓當然是統治者的一種心態或統治行為，出現在滿清末年，其時社會產生了這麽一個“怪圈”——官員怕洋人，洋人怕民眾，民眾怕官員。中國的外媚內壓曾在1949年的革命勝利後一度消失。彼時因為與世隔絕，外國人基本都是敵對分子或可疑分子。一個人或家庭，與外國有聯係，就如今日與本 拉登恐怖分子有聯係一樣。非常不幸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儒學價值觀在中國的複蘇，滿清的外媚內壓又死灰複燃。並且清末的“怪圈”也再度複活。

本文力求遵循韋伯先生的價值中立、價值無涉的原則，本著實事求是的實證精神來研究外媚內壓這一奇怪現象的來源與特性。

中華民族一向有內外有別的觀念，外人是賓客，在外人麵前不可丟麵子，家醜不可外揚等觀念形成了中國人的禮的觀念。中古時期，中國周邊的蠻夷自然沒有這些禮的觀念，他們可以在外邦麵前為內部事務鬥得不可開交，全然沒有家族、部落、邦國的整體觀念。深究下去，我們會發現內外有別、家醜不可外揚這些禮的觀念與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有關。因此，外媚內壓的第一個來源是家族、集體主義價值觀。

但外媚內壓最重要的來源是專製主義中的集權製。專製主義可以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封建製、一種是郡縣製，隻有郡縣製這種集權體製與集體主義這種價值觀結合，才會形成奇特的外媚內壓。

中古時期，專製統治是各民族的普遍政治組織形式。每個君主、諸侯，都想利益最大化，因此其內部組織最易形成一種金字塔結構。一個大王要征服天下，必然會在行動前向其跟隨者許願、在勝利後兌現諾言。分封封建製是最能調動下屬積極性的方法。於是阿拉伯、奧斯曼、蒙古這些帝國先後出現。在封建製的體製內部，不僅將軍的積極性被調動了起來，就是基層的團長、連長、百夫長的積極性也被充分調動起來了。於是帝國的疆界無遠弗屆。因此，封建製又是一種分權製。在分權製的情況下，不可能有外媚內壓的現象產生。

郡縣製不是分權製，而是集權製、中央集權製。郡縣製的條件下，各級官員都是皇帝的雇員，在皇帝麵前一律平等。嚴格來說，郡縣製的組織結構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點麵形，即皇帝一極點，麵對臣民一大麵。當然，實行起來，官吏不免要撈要貪，各級官吏依據手中權力大小，形成事實上的金字塔結構。皇帝對下麵的官吏貪腐不是不知，但要驅使人家為你賣命，就不得不默許其存在，實際是變相的分封製。反腐敗不過是帝王南麵之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於腐敗，任何一個中央集權製帝國都是“不可不反，不可全反”。但在農業社會，郡縣製無疑要比封建製更合理、更具有可持續性。

在對外的征伐掠奪上，封建製要強於郡縣製，因為從士兵到將軍，每個人的貪欲都被調動了起來，因而會出現阿拉伯、奧斯曼與蒙古這樣的疆域遼闊的大帝國。而郡縣製的情況下，對外擴張的欲望隻皇帝一人有，頂多再加上些高級將領。中下層的軍官隻是拿俸祿的雇員，對於拿自己的生命去博取功名利祿，遠不及皇帝與將軍積極。因此往往會向上級強調客觀條件的困難。而皇帝雖然想建立霸業，也要顧及成本與長遠利益。所以在一番衡量後，其貪欲會受到合理性的限製，表現出一定的克製。帝國疆域的擴大與皇帝要付出的辛勞成正比，帝國疆域擴大卻與帶給皇帝個人的邊際效益成反比，因為皇帝個人的享受是有限的，而且納貢、掠奪及開疆拓土帶來的物質與精神上的愉悅逐步遞減。所以，郡縣製更能減少戰爭、更有益於社會的和平。而封建製隻會帶來無休止的殺戮。

由於郡縣製的中國基本隻有一個人的貪欲是合法的，而且這個貪欲受到地理自然與人力等一係列條件的製約，因此中國曆朝曆代的對外擴張都是有節製的，整個帝國的對外政策，一直有一種和平主義的傳統。嚴格說來，近代以前，中國人並無歐亞大陸上其他民族的國家觀念。中國人有的隻是天下的觀念。天下可以有許多邦國，但中國皇帝是代表上天來統治天下所有的國家，而天子居住的國家位於天下的正中，故謂之中國，有中央王國的意思。天子不僅是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是天下所有邦國的統治者。華夏中國有天下最發達的文明，四方諸國隻是未開化的番夷。皇帝對四方番夷並無領土要求，隻是要求他們能稱臣納貢，領受仁義的教化。所謂納貢，也非皇上要占番夷的物質便宜，而是一種要他們表示臣服的禮儀。實際上為顯皇恩浩蕩，皇上在接受貢品之後的賞賜，價值遠遠高於貢品。

集權的郡縣製在中古時期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也曾存在，但實行得最徹底、延續時間最長的，隻有中國。這顯然與大河流域的農耕生產密切相關。因為是大河流域的農耕生產，因此集權製在上古時代就成必須，否則無法協調大河上中下遊各地的水利。而集權製發展到取郡縣製的具體形態，也與這種依賴自然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反過來，中央集權的郡縣製又促進了這種農耕生產的穩定發展，使其達到了工業文明誕生之前生產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有人以為中華民族能一脈單傳、綿延二千多年而不中斷，關鍵是儒家學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實際上，第一位的作用是獨特的地理條件，第二位的作用是集權的郡縣製，儒學的作用隻能是第三位的。如果沒有秦始皇創造的郡縣製，中國一直實行儒學崇尚的周朝的分封製，中國也會如歐洲一樣，分裂成20-30個小國。當然，起源於分封製的儒學，也成功地支撐了郡縣製的帝國。但不是如一些人所認為的是陰法陽儒或儒表法裏（類似現在的打左燈，向右拐），儒學對郡縣製帝國的成功是實實在在的，並不僅僅是為了騙人。這就是儒學的“仁理性”。

所謂“仁理性”主要分為三個方麵：1）統治集團內部強勢集團與弱勢集團之間，不是強勢者通吃、把弱勢者趕盡殺絕，而是分清主次尊卑的前提下，雙方共存共榮；2）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不是行暴政、苛政，而是行仁政，在上尊下卑的秩序中和諧相處；3）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具體說來就是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兩手政策：一是武力征服，一是和平安撫。武力中有消極防守（築長城）也有積極進攻（征服、驅趕、遏阻）；和平安撫中以和親方式最為普遍，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遠嫁吐蕃等，這是一種低成本、也是較武力更多被采用的手段。但無論是武力征服還是懷柔和親，都不是為了對外擴張，而是為了阻止遊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擄掠。

因此，外媚內壓的第三個來源是儒學。有學者據此總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有對外和平、寬容的傳統，以為這是中國文化高於西方文化的一大優勢，其實這隻是中國文化這枚硬幣的一麵，它的另一麵則是對內殘忍，合起來形成外媚內壓。

集權郡縣製是前工業文明的產物，在工業文明誕生前，一直具有先進性與優越性；但在工業文明誕生後，其反動性、腐朽性立現。這種統治方式扼製人性（無論人性中的善惡）遏製自由，阻礙發展。仁理性的統治實際就是黑格爾所稱的“普遍的奴隸製”。在初次接觸這種文明的西方人（如利瑪竇）看來，它確實顯現了和平寬容的一麵，但在此背麵，卻是殘忍暴戾。在本係列文章的《西化後的中國之二：東南亞》中所引的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華人的史料，就是對內殘忍的證據。

儒學不是講究仁理性嗎？怎麽會對內殘忍呢？儒學缺乏西方的人文主義與基督教的價值觀。它是一種建立於經驗主義、實然主義基礎上的倫理哲學。儒學根據人在社會中的實然差別，把人分為君子與小人（精英與草根）兩個階層，主張由君子來統治小人。所謂仁理性不過是在這種差序格局中，君子小人各自的權利義務，這就是“禮”。亞聖孟子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民本主義思想，但民為本畢竟無法與人是目的的民主主義相提並論，也無法與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價值觀相比。仁理性不過是強調統治者要愛民如子，要像農夫愛護耕牛一樣愛護人民。但農夫絕不會讓耕牛成為自己的主人的。統治者對人民施仁政是有條件、有前提的，這個條件、前提就是人民不能犯上作亂，不能主張自己的權利，否則就要嚴厲鎮壓。滿清前期的統治者對於來華傳教的西方教士，總體而言是寬厚得體的，但對自己的臣民卻相當嚴苛，文字獄即是一例，這是令西方傳教士無法理解的（西方人認為犯罪要有故意，文字獄中的受害者大多卻是無意的）。在實行仁理性的帝國內，臣民對於皇帝而言隻是奴才，隻是工具，因此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德律令。而這即使在同樣專製的穆斯林國家，也是不能想象的。

外媚內壓在洋人憑武力打過來之前，並不取外媚的形態存在，因為當時的中華帝國不需要對外諂媚。當時朝廷對外國、外人基本持平等熱情的態度，因而表現出和平、寬容的麵貌，以顯示中華為禮儀之邦、天朝上國。但到了清末國力衰退之時，平等熱情變成了諂媚——洋人是上等人。也因此出現了“官員怕洋人，洋人怕民眾，民眾怕官員”的怪圈。

外媚內壓的高潮在帝國崩潰前夜，表現為滿清統治者的“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統治信條。滿清為一小撮少數民族。為了維持“家天下”的統治，他們知道，洋人隻是要錢要地，並不要他的權；而漢人作為家奴（嚴格來說，旗人是奴，漢人連稱奴的資格也無，漢人隻是“臣”），要的是滿清的天下。因此他們寧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也不肯虛君共和、讓出天下”。所以，專製、腐敗、賣國，必然是三位一體，是一種製度造成的結果，而非某個人的邪惡品德。而造成這種製度的，是將國家這種公器私有化的結果。

專製集權的另一惡果是國民性的墮落與不開化。外媚內壓這種對內對外的兩副嘴臉，也造就了國人喜好“窩裏鬥”的無恥特性。華人在海外，一向有“一個華人是條龍，三個華人是條蟲”的口碑。雖說華人奉行集體主義的文化觀念，但相比於海外的其他少數族裔，華人是最不團結的族群。一遇外人欺壓，華人很少團結一致、共同對外的。可憐的是，這種喜好“窩裏鬥”的劣根性至今未被國人拋棄，反而大吹大擂，恬不知恥。

19世紀70年代，滿清重臣李鴻章在出使德國會見俾斯麥首相時，大肆吹噓自己在鎮壓太平天國與撚軍中的功績。其時俾斯麥也是剛擊敗奧地利、統一德國。不料俾斯麥的一席話令李鴻章羞愧難當。俾斯麥說，我們德國人認為，屠殺自己的同胞（奧地利也是德語民族）不是一件值得誇耀之事。

俾斯麥主張的是一種民族大義，而從外媚內壓文化熏陶中成長起來的憤青，整天為自己前輩的“窩裏鬥”業績欣喜若狂，他們不想想，60年前被殺的那些人不都是自己的血肉同胞嗎？

這種不懂民族大義、喜好“窩裏鬥”的現象說明了什麽？又與外媚內壓有何關係？實際這正是專製統治的結果。如果說外媚內壓是統治者表現的醜態，那麽不懂民族大義、喜好“窩裏鬥”就是被統治者的醜態。

集權專製的統治下，民眾最根本的道德就是忠（不知忠君就是野蠻人），或曰順從。忠是從孝發展過來的。但其骨子裏實際就是奴性。雖然中國人的文化是集體主義的，但與此專製主義結合，形成的卻是利己的集體主義。為何沒有形成利他的集體主義觀念呢？這就與集權專製有關。

原來在集權專製的統治下，民眾個人的對外責任隻有對君與朝廷的，對社會或他人，作為一個臣民，他是沒有責任的（頂多隻是對宗族鄉親的責任）。社會或他人的事，自有官府會管，輪不到升鬥小民操心。因此，中國民眾離開官府，都極端自私自利，必然呈一盤散沙狀。海外華人社會為何不易團結？除了缺乏利他主義的傳統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讓大家臣服的官方權威。

中國的現代化是在革命的條件下開展的，基本是革命壓倒了啟蒙，因而理性極度缺乏。理性不昌的現代化，必然是一鍋“夾生飯”。外媚內壓與缺乏民族大義這種前現代的現象盛行，正說明人文理性啟蒙之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