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奴才主義——評李澤厚先生的新儒學觀點
以前我從未拜讀過李澤厚先生的書，不過一直有聽說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精辟，但甚憾於沒有時間去做那方麵的研究，因為我還沒有把那一整套《劍橋中國史》讀完。
對於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我也就隻是憑著自己那一丁點對教科書的回憶以及《劍橋中國史》上的理論在理解。所以，當我早兩年聽說杜維明、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學的時候，我頗感驚訝，大概的看了看，覺得意思不大，也就沒有去深挖。
不過，今天很有幸從《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觀察家年會》上麵看到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我是懷著崇拜的心情來讀李先生的文章的，不料讀完後不禁大汗淋漓。 李先生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話題：儒學應該分成四期而不是三期。
這是個學術問題，說說也就罷了，我們替古人擔憂也沒什麽必要，但他馬上說，我們要進行轉換性創造，這個就把他的新奴才主義的麵目抖了出來。聽說李先生是湖南人，我也是，我說老鄉你真聰明啊，不過有了你我們中國人都完了。 何謂儒學三期還是四期？杜維明先生認為，儒學的發展應分成三個時期：先秦儒學，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新儒學，牟宗三和熊十力。而李澤厚先生認為，儒學發展分四期：先秦儒學，孔孟和荀子；漢儒，董仲舒；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現在的新儒學。這兩種分法究竟有何種不同？三期學派摒棄荀子和漢儒，是為了把儒學的思想抽象化，人學化，以使之成為一門學說。而李澤厚先生的四期學說把一切與儒有關的全部加注到儒學這個概念之中來，使儒學不成之為一門學說，而是要把它變成一種主義，以為治世之道。
從學術上來看，我無意於抹殺荀子、董仲舒和漢儒，畢竟他們的思想舉足輕重，對我大中華的幾千年發展之曆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荀子對孔孟的反思，就不會由他引領法家思想的出現；沒有董仲舒的“王道通三”和讖緯之術，就沒有幾千年古代文人對帝製思想的擁護，也沒有這麽多神神鬼鬼的傳言能導致王朝們的覆滅，更談不上範縝的《神滅論》了。
荀子引領出法家到漢儒把法家收進來形成外儒內法，儒家的這段曆史帶來了中國文人的政治抱負，也使得儒家和儒學的概念越來越模糊。今天我們一談起儒家儒學，除了幾個標誌性人物之外，並無法給他們及思想下一個定義，結果是儒學思想成了古中國思想的代名詞，就好比我們說西方思想，但這不能叫做一門學說。所以我是很讚同杜維明先生等人把儒學的形象還原為人學的努力的，畢竟孔孟的思想核心就是這個。
李澤厚先生提出四期說，其對學術發展所作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很明顯，李先生已經融入到古代文人的思想之中去了，李先生的政治抱負昭然若揭。李先生在文章中聲稱，“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李先生的夢想是，“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在我早兩年自己研究專製主義的時候，就感覺到這樣的一種可能的社會形態，這就是專製主義的未來的發展之路。
李先生顯然有參與到“和諧社會”的理論建設之中來，而且他這個龐大的工程不可以說設計的不精巧，李先生已經開始為這個工程先行鋪路了。 大家都生活在這個時代，都接受著這個時代的教育，不會一點不懂當今的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國，的的確確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至於是否社會主義那是個爭議話題。我們的國家不同於中外曆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黨也絲毫與當今任何政府和黨完全不同。這是一個糅合一切的狀態，是古中國中庸思想的體現，我們國家沒有反對黨，卻不像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處於政治既不穩定之中。我們國家的黨在我看來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黨，它是一個代名詞，代表著權力、官宦之路以及掌握著權力的一個階層或集團。
它內部分成三個等級，最高層實行少數人的民主，中間階層實行地方的封侯與共和，基層實行類似於“政教合一”的專製。就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模式，穩穩的玩轉了幾十年，而且還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把一切發展和思想創新歸功於“集體智慧”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無力完成這樣一個精巧的統治機構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古中國思想的遺存和發展，這是自漢朝開始的儒法結合的統治思路的延續。
但是，這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架構直接維護了等級化的社會製度，任何一個思維活躍的個人都會被這樣的社會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也就無怪乎我們沒有諾貝爾獎，無怪乎我們總是被指為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所有的精力全部耗費在這樣的一個體係之中了。 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單憑馬克思主義仍然得不到足夠的專製力量。西方學術精神本身是講究精神獨立和邏輯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過程或稱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就很容易被學術界指責為修正主義，認為這樣做就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研究範疇。
學術界自然也會影響到公眾輿論，這樣馬克思主義就難以說服大多數人。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缺乏中國人的公共精神。這也是當下的“新儒家”們努力推行新儒學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儒學四期說對於目前的狀況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拐點，這種假以“儒學”稱謂的學說很容易套上民族精神的外衣，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還遠不夠重視人權的時代，這樣的外衣會使之形成對大眾思想的強奸，我們好不容易發展出來一點獨立思維的精神又將被抹殺掉，也就更談不上人格的獨立和學術精神。但是，幸好這還隻是個萌芽中的思想，一旦成熟起來它會與專製主義的未來發展以及外表和諧內在奴役的社會形態結合起來形成令人恐怖的“三位一體”，那樣一來，我們的後人將會不得不再次忍受幾千年的令人窒息的奴役。
這種奴役不是簡單的像奴隸主對奴隸那樣的奴役，而是整個文化形態的整個民族思想的自我奴役，是任何人都無法掙脫的奴役。如果這樣的狀況真的出現，任何精神思想上的獨立都將再次被關進僧院的大門之中，那才是最恐怖的地獄……
以前我從未拜讀過李澤厚先生的書，不過一直有聽說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精辟，但甚憾於沒有時間去做那方麵的研究，因為我還沒有把那一整套《劍橋中國史》讀完。
對於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我也就隻是憑著自己那一丁點對教科書的回憶以及《劍橋中國史》上的理論在理解。所以，當我早兩年聽說杜維明、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學的時候，我頗感驚訝，大概的看了看，覺得意思不大，也就沒有去深挖。
不過，今天很有幸從《經濟觀察報》2005.12.12第41版《觀察家年會》上麵看到李澤厚先生的《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我是懷著崇拜的心情來讀李先生的文章的，不料讀完後不禁大汗淋漓。 李先生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話題：儒學應該分成四期而不是三期。
這是個學術問題，說說也就罷了，我們替古人擔憂也沒什麽必要，但他馬上說，我們要進行轉換性創造，這個就把他的新奴才主義的麵目抖了出來。聽說李先生是湖南人，我也是，我說老鄉你真聰明啊，不過有了你我們中國人都完了。 何謂儒學三期還是四期？杜維明先生認為，儒學的發展應分成三個時期：先秦儒學，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新儒學，牟宗三和熊十力。而李澤厚先生認為，儒學發展分四期：先秦儒學，孔孟和荀子；漢儒，董仲舒；宋明理學，王陽明和朱熹；現在的新儒學。這兩種分法究竟有何種不同？三期學派摒棄荀子和漢儒，是為了把儒學的思想抽象化，人學化，以使之成為一門學說。而李澤厚先生的四期學說把一切與儒有關的全部加注到儒學這個概念之中來，使儒學不成之為一門學說，而是要把它變成一種主義，以為治世之道。
從學術上來看，我無意於抹殺荀子、董仲舒和漢儒，畢竟他們的思想舉足輕重，對我大中華的幾千年發展之曆史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荀子對孔孟的反思，就不會由他引領法家思想的出現；沒有董仲舒的“王道通三”和讖緯之術，就沒有幾千年古代文人對帝製思想的擁護，也沒有這麽多神神鬼鬼的傳言能導致王朝們的覆滅，更談不上範縝的《神滅論》了。
荀子引領出法家到漢儒把法家收進來形成外儒內法，儒家的這段曆史帶來了中國文人的政治抱負，也使得儒家和儒學的概念越來越模糊。今天我們一談起儒家儒學，除了幾個標誌性人物之外，並無法給他們及思想下一個定義，結果是儒學思想成了古中國思想的代名詞，就好比我們說西方思想，但這不能叫做一門學說。所以我是很讚同杜維明先生等人把儒學的形象還原為人學的努力的，畢竟孔孟的思想核心就是這個。
李澤厚先生提出四期說，其對學術發展所作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很明顯，李先生已經融入到古代文人的思想之中去了，李先生的政治抱負昭然若揭。李先生在文章中聲稱，“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李先生的夢想是，“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在我早兩年自己研究專製主義的時候，就感覺到這樣的一種可能的社會形態，這就是專製主義的未來的發展之路。
李先生顯然有參與到“和諧社會”的理論建設之中來，而且他這個龐大的工程不可以說設計的不精巧，李先生已經開始為這個工程先行鋪路了。 大家都生活在這個時代，都接受著這個時代的教育，不會一點不懂當今的政治模式。今天的中國，的的確確是富有中國特色的，至於是否社會主義那是個爭議話題。我們的國家不同於中外曆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黨也絲毫與當今任何政府和黨完全不同。這是一個糅合一切的狀態，是古中國中庸思想的體現，我們國家沒有反對黨，卻不像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處於政治既不穩定之中。我們國家的黨在我看來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黨，它是一個代名詞，代表著權力、官宦之路以及掌握著權力的一個階層或集團。
它內部分成三個等級，最高層實行少數人的民主，中間階層實行地方的封侯與共和，基層實行類似於“政教合一”的專製。就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模式，穩穩的玩轉了幾十年，而且還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把一切發展和思想創新歸功於“集體智慧”是完完全全正確的，因為任何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無力完成這樣一個精巧的統治機構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古中國思想的遺存和發展，這是自漢朝開始的儒法結合的統治思路的延續。
但是，這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架構直接維護了等級化的社會製度，任何一個思維活躍的個人都會被這樣的社會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也就無怪乎我們沒有諾貝爾獎，無怪乎我們總是被指為缺乏創造力，因為我們所有的精力全部耗費在這樣的一個體係之中了。 但是，在今天這個時代，單憑馬克思主義仍然得不到足夠的專製力量。西方學術精神本身是講究精神獨立和邏輯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過程或稱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就很容易被學術界指責為修正主義，認為這樣做就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研究範疇。
學術界自然也會影響到公眾輿論，這樣馬克思主義就難以說服大多數人。因此，現在的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缺乏中國人的公共精神。這也是當下的“新儒家”們努力推行新儒學的主要原因。 李先生的儒學四期說對於目前的狀況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拐點，這種假以“儒學”稱謂的學說很容易套上民族精神的外衣，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還遠不夠重視人權的時代，這樣的外衣會使之形成對大眾思想的強奸，我們好不容易發展出來一點獨立思維的精神又將被抹殺掉，也就更談不上人格的獨立和學術精神。但是，幸好這還隻是個萌芽中的思想，一旦成熟起來它會與專製主義的未來發展以及外表和諧內在奴役的社會形態結合起來形成令人恐怖的“三位一體”，那樣一來，我們的後人將會不得不再次忍受幾千年的令人窒息的奴役。
這種奴役不是簡單的像奴隸主對奴隸那樣的奴役，而是整個文化形態的整個民族思想的自我奴役，是任何人都無法掙脫的奴役。如果這樣的狀況真的出現，任何精神思想上的獨立都將再次被關進僧院的大門之中，那才是最恐怖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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