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土的後花園
天空有鳥飛過，卻沒有留下蹤跡。
1972年的中國
1972年，意大利電影導演米開朗琪羅.安東尼奧尼應周恩來之邀，來中國拍攝紀錄片《中國》。據說，全部剪輯好的持續220分鍾的片子是在22天之內拍攝完成的，並在1973年1月於意大利首映。
整個紀錄片是黑白片，平實。從攝影師的視角拍攝記錄北京和上海，的平常的生活。街上行走的人群，不斷有瞄著鏡頭的人出現在鏡頭前，大約攝像機對當年的人們也是稀罕物。
在鏡頭下，北京還是個騎自行車的城市，人們普普通通地穿著差別不是很大的衣服。我看到國棉三廠幼兒園的孩子們的生活和操場活動。我注意到那些女孩子穿著連衣裙。天安門廣場附近打太極的三個爺們兒。醫院裏靠針灸麻醉刨腹產的產婦。等等等等......
然後鏡頭切入上海，一個感覺上煙火氣更足的地方。我比較留意有一組鏡頭是人們在茶館喝茶。雖然是大茶壺燒熱水，依次倒在放好茶葉的茶壺裏，再一杯杯端給顧客。而已。
據說當年放映後曾引起外交衝突，被中國政府認為詆毀新中國的建設和蓬勃向上。我對此一無所知。
1972年我四歲，我母親35歲。那前一年，母親生了我妹妹，她是家裏的老小，也是第五個孩子。我家祖祖輩輩住在鄉下，母親是鄉下不甚識字的沒有土地隻掙工分的農民。她忙著家務、五個孩子，田間灶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無休息，即使夜裏一家人睡了，她還需縫縫補補，洗洗刷刷，因為她是農民，她是農村戶口。她沒有機會掙工資，也便沒有機會真正的有錢花。
她從沒有機會坐下來，單純地喝個茶，聊會兒天，她從沒有過機會。她的五個孩子都是在農村的土炕上由接生婆接生的。因為她是為土地生的。而城裏人是為了更為悠閑的生活生的。這就是新中國的農村女性的生活和生命。
我想說的是中國的戶籍製度。幾億人曾長期被釘死在某片並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我們稱之為黃天厚土的並不屬於我們所有。然而我們同樣不能遷徙。即便過了1972年，到了2012年，到了2019年，我們看到走到哪裏都備受歧視的農民工，看到農民工結婚有了孩子後的兩難處境：夫妻在一起則孩子成了留守兒童，問題成堆。而夫妻分居則帶孩子的問題解決了，婚姻質量和夫妻之間的忠誠則是另一個必須麵臨的問題。而一旦父母婚姻破裂，孩子麵對的是更可怕的處境。一姻親，與妻子育有一女。赴深圳打工。其妻留在老家與公婆同住帶娃。結果不知因何而起，姻親懷疑妻子不忠，殺將回來，憤而與妻子離婚，盡管妻子從未承認自己有出軌行為。他拿到了女兒的撫養權。但僅僅是把孩子留給爺爺奶奶帶，並且不允許媽媽看望。他很快同居了一個年齡不到法定年齡的女人並且有孕。於是又生了一個兒子。從此女兒就更是生活在被遺忘的世界了。如果僅此也不算太慘。問題是因為外人不知道的原因，女兒某暑假從深圳回來後患了憂鬱症。父親不管，打之罵之，嫌棄之。女孩患病後服用藥物，時有躁狂。某個暑假，從家裏新建的二樓跳下，竟然沒事兒。女孩重新上樓，再次跳下，全身多處粉碎性骨折。（她是有多麽恨自己嫌棄自己想毀滅自己。）過了許久始被發現。
前一陣兒網上流行一個很短的視頻：一個年僅三歲的孩子在父母春節過後重新回城打工分別時，急忙回去收拾自己的東西：兩個塑料袋：一個裏是一雙鞋，一個裏是幾件衣服。等他返回，父母已不見蹤影。孩子哇哇大哭要媽媽！......
1972年，我父親37歲，已經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他是上中農出身，祖父輩曾有幾畝薄田，但祖父早逝，劃分成份時便被定為上中農。幾經改造，他骨子裏還是瞧不起貧農雇農。因為經常聽他說姥姥姥爺家：小貧雇農。我的姥姥姥爺是雇農：姥爺年輕時是長工。而受過高等教育的父親，雖幾經烹曝，骨子裏仍然是清高自許也認為自己和自己之上的階層是高貴在上的。他勤奮，勤勞，有大智慧也肯幹任幹，理想主義或者說骨子裏靈魂裏並不認同共產黨宣揚的工農兵學商的階層理論。“農”似乎在媒體宣傳中很重要，卻隻是被壓迫的最厲害最沒有回旋餘地也最沒有出路的沉默的大多數。我想說的是，父親的看法並沒有錯：他的理想主義和遠見與母親的浪漫主義（母親因自己沒有讀過書的經曆而極力推動孩子讀書）使得他們在教養孩子上不隻有犧牲，更有遠見。祖父讀過商校，父親自己讀過大學，他大約很難想象他的子女們不能讀大學：於是我們都讀了大學。而我們是地道的鄉下孩子，其中四個是女孩。
一個製度的改變不是易事，隻是製度帶來的不平等讓人鬱悶。而一代又一代的人就這樣過去了……沒有留下痕跡……我為普天下如我母親一樣的父親母親難過不平。
3/6/2019
“這就是新中國的農村女性的生活和生命。” - 這句話可以改為：“這就是毛統治下的農村女性的生活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