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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 第五章

(2010-01-09 10:37:20) 下一個

律師樓的工作開始了,情況跟程莉想象的很不一樣。她認為律師助理就是幫助律師處理一些書麵文件,而在這個地方,處理文件隻是她的工作的三分之一。

程莉的實際工作是緊張、繁重又繁瑣的,她要接待來谘詢的客人,記錄下他們的基本情況,然後把客人帶到陳先生那邊談案子;為新接的政治庇護類客戶填表格,那是一份整整11頁的表格,密密麻麻布滿了大大小小的空格,需要耐心細致地填入很多信息;她還要幫客人準備申請移民所需的文件,包括很多證人證詞的陳述和翻譯;在客人要去見移民法官前,帶著他們到律師那裏做“演習”;對於辦結婚綠卡的客人,也要幫他們填一大堆的表格,準備很多的文件,去移民局麵談前還要準備很多的問題給客戶做演練。

每一個客人都有一個不同的案子,每個客人都要準備不同的文件。程莉的工作要求的不僅是英文水平,更多的是耐心、細致、任勞任怨的態度,以及跟客戶打交道的技巧。

程莉來這裏工作以後才知道了地下室女人說的“上庭贏”的真正意思,也知道了他們福州人大部分都是偷渡來美國的,很多人通過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而拿到了綠卡,這些令程莉很震驚。

而且程莉吃驚地發現,來她們這裏辦理移民案件的,70%是沒有多少文化的福建人,他們的普通話全帶著跟地下室那對“夫妻”一模一樣的口音。在等待處理他們的案子時,他們之間還會很大聲地用程莉完全聽不懂的方言來交流。 

這個辦公室正對大門是接待區,程莉和另外兩個中國女孩在敞開的接待區接待客人,連做表格、文件這些細致工作也得在這裏完成。每天程莉的耳朵裏都是那些福州客人的喧鬧,她覺得非常反感。

程莉沒想到每天來律師樓辦案子的客戶會有那麽多,有時人多得連門都被堵上。而且很多人並不預約,隨時都有人會破門而入。怪不得中文報紙上那麽多移民律師的廣告,每天不知有多少合法的非法的移民在為“身份“問題奔忙呢。

程莉當初來麵試時,陳先生說每天中午有半個小時吃飯時間。可現在程莉才發現,這個辦公室根本沒有飯廳,更嚴重的是她連5分鍾的時間都很難擠出來。每天她都要麵對著客人,端著自帶的飯盒,匆匆忙忙地往嘴裏扒飯。更惱人的是,有的客人竟然在程莉狼吞虎咽的時候,沒眼色地向她谘詢移民問題。

每天下午4、5點是辦公室人最少的時候。偷渡客90%都在餐館打工,而那個時間正是各個餐館忙著準備晚餐的時候。

每天到了這會兒,程莉和另外兩個女孩才能喘口氣,倒杯水濕潤一下說了一天話的嘴唇和幹得冒煙的喉嚨。也隻有到了這會兒,程莉才能靜下心來填一些表格、準備一些文件。可是似乎在這個辦公室裏你永遠別想有安靜的時候,每次程莉一把某個客人的文檔打開,還沒弄幾分鍾,陳先生又會把員工叫進去開會。

才上了一個星期班,程莉就快扛不住了。她覺得每天都在打仗,從早打到晚,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每天下午大偉去接她時,車一開她就累得睡著了。

大偉承擔起了做飯的任務,還要多做點給程莉第二天帶。程莉回到家吃了飯根本就沒有精力再背單詞。不但如此,她還從一個溫柔的女孩變成了一個“怨婦”,每天都跟大偉嘮叨又遇到的讓她氣憤的事。

大偉看到程莉的樣子很心疼,建議程莉不要去上班了。程莉發揮她一貫吃苦耐勞的作風,咬咬牙說,“再堅持堅持吧,每月1200大洋也不是好掙的。堅持到月底再說吧。“

依舊是每天的忙碌。偶爾與那些福州客人無關案子的交談,成了程莉最好的休息機會。她從客人那裏聽到了不少新奇的故事,長了很多見識。

福州人偷渡的方式形形色色。有人藏在漁船甲板下麵飄過來,在那個暗無天日的狹小空間,他們隻能爬行,無法站立;有人是先到與美國臨界的墨西哥,然後從那裏徒步穿越國界線,還要在漆黑的夜晚從山上往下跳,跳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下麵是什麽;還有的人是拿著蛇頭做的假護照,乘飛機直接入境,很多都被海關識破而被關押拘禁。一部分人真的就在偷渡途中命喪黃泉了。

每一種偷渡方式都充滿著極大的危險,每一個故事都聽得程莉心驚膽戰。她實在無法理解,那些福州人為什麽要冒著生命危險,背負著6、7萬美元的巨債,麵臨著與配偶孩子10年的分離,過著提心吊膽暗無天日的生活,卻依然要偷渡到美國來。他們在國內老老實實作農民不好嗎? 

隨著跟福州客人交流的增多,程莉越來越了解了他們的生活和思想,對他們也不像剛開始那麽反感了。那些客人告訴程莉,他們大部分人都是每周做工7天,每天12小時。這樣拚命工作,大概3年可以把債還完,以後掙的就是自己的了。

當程莉問他們為什麽要這麽賣命地去還債,而不老老實實在國內待著時,一個見多識廣,曾經九死一生的客人告訴她,“我們在美國賣命就可以掙錢,掙的還是美金。在國內就是把命賣了也掙不到這麽多錢哪。我們沒什麽文化,在國內實在沒有出路。我現在不但還完了債,還自己開了兩個中餐館。我每年寄2萬美金回去給我老爸,他已經用我的錢蓋了4層的樓房了!”

那個客人比程莉還小,才25歲,可是臉上已經寫滿了滄桑。他還告訴程莉,“我們福州人不像你們有文化,可以找高級工作,公司給辦移民。我們辦政治庇護,那也是實在沒有辦法!誰願意說自己的國家不好?其實我們最愛國,掙的錢都往回寄。等我再過10年掙夠了錢,我才不稀罕什麽綠卡呢,我卷起鋪蓋回國養老嘍!”

不知怎的,程莉慢慢被這群沒有文化、整天扯著嗓子叫喊的福州人感動了。他們其實既單純又重情誼。

本來程莉隻是把律師樓的工作當做任務來完成,可是她漸漸覺得,自己的工作是那麽重要,她可以促成更多的福州夫妻早日團聚、家庭團圓,而她也可以使更多的福州人艱難的美國夢變得更為漫長,甚至永遠無法實現。

沒多久程莉手裏的案子就獲得了第一次勝利,一個24歲福州小夥子的案子在移民局麵談就被批準,無需經過移民法庭審理,他第二年就可以申請老婆孩子過來。程莉看到批準文件時高興地叫出了聲。她自己都沒想到會為了一個無親無故的人這麽開心!

這就是程莉,她在極其同情別人時,會不自覺地把自己和別人聯係起來,把幫助別人當作自己的責任。

那天晚上,程莉高興地跟大偉講了這件好事。大偉看到程莉興奮的樣子覺得她變了,不再是前段時間的牢騷滿腹了。

大偉感慨地說,“想想挺不公平的,我們這些人辛辛苦苦近十年,才有可能拿到綠卡,他們這些人把那些所謂的故事一講,綠卡就到手了。不公平!”

程莉笑了,“你就別憤青了,其實他們付出的也是很多的,隻是跟你形式不同而已。你隻看到他們拿綠卡的時候,沒看到案子失敗麵臨驅逐出境的慘狀,還有天天提心吊膽怕被移民局抓到的狼狽。要是你知道了他們的故事,你肯定還是會選擇現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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