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後,外公終於退休了。隨著政策的鬆動和身份限製的解除,他也重新獲得了自由出行的權利。那一年,他第一次來到成都看望我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外公。然後外公搬到北京,在大姨家生活。
後來,我去北京上大學。這樣一來,我與外公有了頻繁相處的機會。我放假的時候回成都,而外公也常常在成都北京兩個城市來來回回。有幾次我們還坐同一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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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軍進入四川,舊時代迅速結束。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意味著戰爭終於停止;但對於外公一家而言,一個完全陌生的時代也隨之開始。
外公原本與人合辦縣裏的火柴廠,在當地算是小有產業的實業者。按照後來宣傳的政策,這類人通常被稱為民族資本家,應當受到一定保護。但在實際的土地改革和成分劃定中,他卻被定為地主。原因大概很簡單家裏有幾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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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出生於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的川東某縣,比末代皇帝溥儀大一歲,比他的同縣鄉親,後來被稱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那位小一歲。他的童年,正值大清崩解、舊秩序瓦解的年代。辛亥革命之後,民國建立,卻未能帶來真正的安定。袁世凱稱帝失敗,隨即是漫長而血腥的軍閥混戰。在四川,這種混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
外公出生的川東小縣雖然又小又窮,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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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入學時,1980年的鍾聲還未敲響,所以嚴格來說,我們並不算**“八十年代大學生”**。常被人們調侃地用京劇《杜鵑山》裏的叛徒(溫其久-瘟79)名字來稱謂。那個時代的大學生,仍帶著文革後恢複高考的刻苦與嚴謹,學習是第一要務,尤其是女生,大多表情嚴肅、行為謹慎、穿著樸素。那時候的校園裏,很難遇到讓人一見傾心的姑娘。
然而,一年後,新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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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70年代末,我考上了北京某大學。報到後到宿舍安頓,跟新舍友自我介紹:“我來自四川成都某部隊”。一位Y姓舍友(光)說:“我也曾是部隊子弟,父母曾是軍醫。但林彪事件後,全軍解散,被勒令複原。我父母就選擇複原到了我母親的家鄉--魚米之鄉的無錫。其實我跟你是老鄉,籍貫是四川,跟D副主席(後來被稱為改革總設計師)同縣“。
”太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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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管會接管四川省地質局之後,1970年,父親被派回到他文革前所在的403地質隊擔任總工程師。隊部設在西昌地區(現屬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縣,這裏正是當年紅軍長征召開“會理會議”的地方。對父母來說,這一帶並不陌生。母親剛從鄰近的會東縣出差歸來,她在那裏參加拉拉銅礦的勘探與研究。更早些時候她還在附近發現過一個小型鐵礦,後來成為攀枝花鋼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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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父親正擔任野外隊總工程師。運動伊始,地質局的老領導李局長等人首當其衝,成為“走資派”的批鬥對象。為了自保,他們把最信任的老部下——父親——從野外隊借調回成都機關,讓他幫助維持局麵,等於是推到“保皇派”的位置上。父親謹小慎微,不擅長政治,卻被裹挾進了“大聯合”的群眾組織,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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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大學畢業後,父親留校工作了一段時間,隨後調入西南地質局機關工作,開始了他人生真正的職場曆程。母親則被分配到局屬野外勘探隊,從此長期奔走在山川之間。兩人的崗位雖然不同,卻在同一個係統裏,並肩走進了新中國建設的洪流之中。不久,四川省地質局在成都成立,他們又被分到該局。旋即,四川省地質局成立科研所,母親被調到所裏。這樣,兩人都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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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年求學我父親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四川某縣的一個中農家庭。這是一個典型的丘陵地區縣份,隔龍泉山與成都相鄰。雖相距不過幾十裏,卻在過去長期被拒之城市化之外。直到2010年代初,這個縣才被正式劃歸成都市——那是爺爺生前一生未能實現的“城市夢”。爺爺早年曾動過搬去成都的念頭。那是個樸素又現實的想法:一方麵羨慕城市的繁華,另一方麵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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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時,我和輝是地質局子弟校的同學。他濃眉大眼,個子高大,從小就是帥哥一枚。不僅如此,他還學習優異,常與我不相上下。他被任命為校紅小兵大隊長,而我隻當選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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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們小學畢業後,同時轉入市裏的幸福路中學。雖然同級不同班,卻依然形影不離,常常一起放學回家。有一次我們結伴去市中心逛街,[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