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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梁漱溟的友誼源遠流長
被譽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初識於1918年。梁漱溟隻有中學畢業的學曆，自學成才。
蔡元培讀了他一篇論文 聘梁任北京大學 印度哲學講習。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發起人之一，
當過民盟秘書長。他一生獨立思考，表裏如一，憂國憂民，直言敢諫。
解放前梁漱溟幾次去延安會見毛澤東，商討國是，爭論問題。
1950年3月，毛澤東在家裏會見他。開飯時，他對毛說：我素食多年，請給我一兩樣素菜。
毛說：不，今天全都用素菜。
毛與梁，是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的交流，很特殊，不奇怪。他們的友情交往一直持續到1953年10月。
政協 人大開會 都有程序 規則方圓，必須遵守。比如 代表發言，順序，每人發言時間多少分鍾，都有早已決定並執行的規矩和細則。
這不是某個個人的私下會談，漫無邊際，鬥轉星移，通宵達旦，月落日出。
梁漱溟 不是不知道這些規則，耍橫牛兒，侈談雅量，有辱斯文，自招不齒！
毛梁在會議上的辯論是主義之爭，不是私情
毛 是有情有義的，梁 很不地道 很不體統！
1974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來總理最後一次出席國慶25周年招待會。當時，毛主席、周總理剛剛起用鄧小平同誌主持黨和國家的第一線工作。為了落實黨的政策，與“文革”以來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革”中受衝擊的老幹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專家被邀請出席了這次國慶招待會。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有許多位知名學者應邀出席了。
國慶招待會之後，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了一份簡報，反映出席國慶招待會的知名學者的雀躍之情。
毛主席閱後很高興，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
凡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聽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名言，卻並不知道後邊還有一句“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
這是因為當時的特定情況，沒有能公開全部引用這段批示。周揚是一位在宣傳部門和文藝界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的中共黨內的
革命家、文藝理論家，在“文革”中受到嚴重衝擊，毛澤東在這裏點了他的名對於解放黨內的領導幹部有重要意義。
至於梁漱溟的特殊身份，可不是一般意義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而是自1953年來實際上被確定的隻能起“反麵教員”
作用的有著“花崗岩腦袋”的“反動分子”。因此毛主席1974年10月的這個批示，其重要性一是點梁漱溟的名有其
統一戰線政策上的典型意義；二是證實了即便1953年之後毛與梁中斷了見麵長談，
但毛澤東並沒有忘卻梁漱溟這位特殊的老朋友。從這兩方麵看，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滿友情味的。
1938年1月，毛澤東還邀請梁漱溟前往延安訪問。
日本投降後，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中共方麵非常歡迎，並對他赴延安的具體行程、路線等，作了周密安排。他到延安後，立即提出要見毛澤東。毛澤東知道後，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馬上會見梁漱溟。時隔數年兩人再次相見，都非常高興。梁漱溟就提出，希望毛澤東找10位中共領導人（包括毛在內），聽他陳述自己對當前中國的一點意見，如能滿足，感激之至。毛澤東答複他：“明天，我們黨在延安的主要領導人都來和您見麵。” 第二天，工作人員陪梁漱溟來到一間小會議室，中共主要領導人已在裏麵等著了，毛澤東見梁漱溟到了，首先迎上來同他握手，其他中共領導人朱德、任弼時、彭德懷、張聞天等也分別上前與他握手。
1950年1月，梁漱溟應毛澤東、周恩來的盛情之邀，來到北京。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已經應斯大林的邀請，到莫斯科多日了。因此他並沒有馬上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但毛澤東和周恩來赴莫斯科之前，已經安排好統戰部的領導幹部細心接待梁漱溟，無論食宿，都安排得十分周全，這使他十分感動。
3月10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中央對迎接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重視，除了中央領導人到北京火車站迎接外，還安排許多民主黨派人士到火車站迎接。中央統戰部知道毛澤東、周恩來對梁漱溟來北京十分重視，特意把他排在迎候隊伍中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第一個。毛澤東一下火車，在剛剛見過幾位中央高級領導人後，敏銳的目光立刻發現了梁漱溟。他大步走過去，握住梁漱溟的手說：
“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們又見麵了！您身體可好？家眷都來了嗎？改日來我家做客，長談，再來一個通宵也成！”梁漱溟緊緊握住毛澤東的手，笑著說：“好，一切都好！”其他的話則一時想不起來說了。
建國後，毛澤東邀請梁漱溟從重慶來到北京，並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他。 當毛澤東征詢梁漱溟對國事有何意見時，
梁漱溟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歡騰。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這也可算是中國的古訓吧。”
梁漱溟意味深長地說：“縱觀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要長治久安，殊不易啊！” 毛澤東回答：
“治天下固然難，得天下也不容易啊！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齊心協力，治天下也就不難了。”
那天，毛主席留梁漱溟在家中共進晚餐。
建國初期，毛澤東對梁漱溟的約請很多，並常常就一些具體的國家大事征求他的意見。
他們之間的談話有時愉快，有時不歡而散，比如對是否入朝參戰之事，梁漱溟就表示了與毛澤東相反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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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3年9月11日下午的大會上，梁漱溟根據自己準備的，作即席發言。他說：
連日聽報告，知道國家進入計劃建設階段，大家無不興奮。前後已有多位發言，一致擁護，不過各人或由於工作崗位不同，或由於曆史背景不同而說話各有側重罷了。我亦願從我的崗位（政協一分子）和過去的背景說幾句話。
我曾經多年夢想在中國能展開一偉大的建國運動。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隨過舊民主主義革命，那時隻曉得政治改造，不曉得計劃建國的。然而我放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幾十年來我一直懷抱計劃建國的理想，雖不曉得新民主主義之說，但其理想和目標卻大體相合。由於建國的計劃必須方方麵麵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經給我們講過的建設重工業和改造私營工商業兩方麵之外，像輕工業、交通運輸等等如何相應地發展，亦必有計劃，希望亦講給我們知道。此其一。又由於建國運動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完成我們的計劃，就使我想到群眾工作問題。在建設工業上，我推想有工會組織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營工商業上，亦有店員工會、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在發展農業上，推想或者是要靠農會。然而農會雖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後似已作用漸微。那麽，現在隻有依靠鄉村的黨政幹部了。但據我所聞，鄉村幹部的作風，很有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的，其質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夠。依我的理想，對於鄉村的群眾，尤其必須多下教育工夫，單單傳達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納社會運動於教育製度之中的想法，這裏不及細說，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還有其三，是我想著重點說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梁漱溟的這篇發言，是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的導火線。
梁漱溟作了這篇發言後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參加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的大多數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在彭德懷司令員作抗美援朝情況報告後，毛主席即席講話。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毛主席說這番話，並沒有點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來辯委屈，爭是非，也許事態不會擴大到後來那種劍拔弩張、不可收拾的地步。無奈梁漱溟是一個不甘蒙屈和好強逞能之人，他聽完毛主席的這番話，一方麵甚感意外，一方麵很不服氣。他想，我何曾是反對國家的總路線呢？我實際是擁護總路線的一員，隻不過是說了點心裏話，想貢獻給領導黨，提醒注意某些問題，根本沒有想到損害總路線，損害工農聯盟。梁漱溟一麵想，一麵就提筆給毛主席寫信，但信未寫完，就宣布散會了。
梁漱溟回到家，繼續寫這封信。信中說：你說的一些話，是說我。你說我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信裏還特別指出他發言時毛本人不在場，希望毛主席給個機會，由他當麵複述一遍他原來發言的內容，以求指教，解除誤會。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將信在會場上當麵交給毛主席。主席約他當晚談話，即在懷仁堂京劇晚會之前約20分鍾，連複述梁漱溟原來的發言內容，時間都不充分。梁匆匆說完後要求主席解除對他的誤會，而主席則堅謂梁是反對建設總路線之人，隻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認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態度堅決，言語間與主席頻頻衝突，不歡而散。梁漱溟並不作罷，他還想再尋覓機會在大會上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眾來評議。
9月14日、15日繼續開會。15日會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設重工業報告後，梁漱溟即請求發言，會議主席允許可於次日再講。16日，梁漱溟登台發言，一是複述9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二是複述11日在大會上的發言，並以上述發言之內容，再三陳述自己並不反對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
在16日當天的會上，沒有人批評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會上，有位中共領導人（總理？）作了長篇發言，中心內容是聯係曆史的一些事實，證明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其間毛主席作了若幹分量很重的插話，主要有：“你（指梁漱溟，下同）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一屆（指1954年）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梁漱溟在現場聽到這些話後，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誤會已經很深很深了。怎麽辦？依然是倔強好勝的個性支配著他。梁漱溟破釜沉舟，視一切而不顧！在主席台上的中共領導人講完後，他要求當場發言作答，會議主席囑他作準備，明天再講。
9月18日下午，繼續開會。會場的人數超過以往，大多數是臨時列席的；會議進行到中間，輪到梁漱溟發言。他拿著昨晚在家準備的稿子，一上台就開門見山地說：“昨天會上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很出乎我的意外；當局認為我在政協的發言是惡意的，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但是，單從這一次發言就判斷我是惡意的，論據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過去的事情，證明我一貫反動，因而現在的胸懷才存有很多惡意。但我卻因此增加了交代曆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就需要給我比較充裕的時間……”
梁漱溟的答辯發言剛剛開了頭，會場上便有一些人打斷他，不讓他再往下講。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講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誤會。相持之下，梁漱溟離開講稿，把話頭指向主席台，特別是毛主席，以爭取發言權。梁漱溟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我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麽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誌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麽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這時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主席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梁漱溟說這一點倒無關重要。毛主席生氣地說，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於你的那些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梁漱溟毫不放鬆地說，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說，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實行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梁漱溟還堅持說，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
會場上發生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與毛主席的頂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場麵，會開不下去了。不少到會者呼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台來！……
但梁漱溟堅持不下講台。他望著主席台，要聽主席台上的意見，特別是毛主席的意見。主席台上無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主席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給你十分鍾，講一講要點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鍾怎麽夠？我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於是會場再一次嘩然。許多人接連發言，對梁漱溟的態度表示憤慨！
毛主席又說：“不給他充分的說話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鍾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鍾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特別是在場的許多人都不願意聽他再講下去。我也覺得，他的問題可移交給政協全國委員會辯論、處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這個人沒有別的好處和功勞，就有這個作用。因此我主張他繼續當政協委員，現在我又提議讓他再講十分鍾，簡單地講一講，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許多事實要講，十分鍾不夠，希望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會場又出現高潮，僵局無法結束。
毛主席最後說：“你這個人嗬，就是隻聽自己的，不聽大家的。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你又說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讚成也不想聽你講話。那麽什麽是公平呢？在此時此地，公平就是不讓你在今天這個政協委員會上講話，而讓你在另外的會上講話。梁先生，你看怎麽辦？”
“聽主席決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幹脆。
但會場再度一片喧鬧、憤慨。
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請主席付諸表決，看讓梁漱溟講話的人多，還是不讓他講話的人多？少數服從多數。
表決時，毛主席等少數人是舉手讚同梁漱溟講話的，但大多數人舉手反對。於是梁漱溟被轟下了台，一場僵局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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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3年9月以後，梁漱溟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他的工資照發，對他也沒有進行任何處分。 梁漱溟能主動閉門思過，與何香凝的幫助分不開。梁漱溟幾十年後在回顧這段曆史公案時曾經這樣說：“何香凝先生的發言在當時和事後，有三點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種場合，她是唯一在發言中明確肯定了我過去是反蔣抗日的。也就是說，我並不是一生中對國家、民族沒有做過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說的是事實。那時候，因日寇進攻廣西，桂林失守，我們退到賀縣百步，我在那裏主持民主同盟的發展工作，有許多反蔣抗日的朋友在那裏，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時常見麵，對時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語氣緩和，發言中左一個梁先生，右一個梁先生。這在當時，發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數人還時而對我這樣稱呼外，大多數人都對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閉門改過，補救前途。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該與毛澤東頂撞的最早的規勸之言。”
梁漱溟還對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進行了自責。在這件事發生30多年後的1986年，已經94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意味深長地說：“多年來，我一直不願意細談這樁事。為什麽?並不是怕把自己的錯誤公之於眾，因為自己是個平常人，是好是壞隻與個人相關，無礙於國家民族，不足輕重，我所顧慮的是另一位當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幹過火的話。如果說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麽也是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批判在後。”梁漱溟對毛澤東的感情，由此可見一斑。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梁漱溟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他認為，中國人民失去了一個好領袖，共產黨失去了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在悼念毛澤東的日子裏，梁漱溟的心情是十分難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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