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哪裏刮來一陣大風,鑽進了我們的家,把蘆席做的隔牆,吹得象風帆一樣鼓脹起來,靠牆放著的那個毛主席石膏像,就這樣被吹倒,掉在了地上。知青宿舍的大門是敞開的,大家都出工去了,隻有嵐留在家裏做飯,她在灶間聽見外麵好像有東西掉在地上,就走出來看看,隻見毛主席從寶書台上摔了下來,而且身首異處。
那是公社幹部來知青點慰問時,送來幾本紅寶書和這個毛主席的石膏像,要求我們把他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便於隨時向他老人家請示匯報,當時我們就覺得石膏像的比例有些問題,身體過於偉岸,頭部和腳部偏小,呈現出橄欖的形狀,給人一種很不穩定的感覺,我們要求讓他躺在寶書邊上,那個公社幹部堅決,生氣地說,不能躺著,一定要立在桌子上。這不,出事了吧。
大家圍著身首兩處的老人家不知如何是好,在那個當下這也算是個政治事件,誰敢草草了之。我們把老人家用報紙包好,準備到生產隊長家匯報此事。幾個知青排著隊,走在前麵的手裏捧著那個紙包,一出家門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沉默了下來。我們在村子裏坑坑窪窪的路上穿行,跨過寬窄不一的田埂,村民們覺好奇就有人過來詢問,我們緊閉雙唇一聲不吭,堅定的往前走著;有些好事的孩子,幹脆也加入了這支沉默的隊伍。
來到隊長家,我們打開報紙,把風製造出來的罪證給他看了,生產隊長立刻嚴肅起來,說這件事我也不知如何處理,還是去請示大隊支書吧。說完他恭敬的接過這個紙包,走在隊伍的前麵,我們跟在他身後,再後麵還有那幾個小孩子。這支長長的隊伍又出發了,一路之上誰都不說一句話,目光堅忍發直,好像發了集體性的癔症。
我們剛出村口,迎麵遇到了隊長的老父親,他從自留地裏回來,手裏還拿著一把鋤頭,老爹攔下我們,揪住自己的兒子問個究竟。攝於對做父親的權威,隊長打開紙包給他看了,又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老爹忽然就變了臉,“真是實心瘋了。”他把手裏的鋤頭狠狠往地上一戳,罵著自己的兒子,“他們下放學生年紀小做不了主,才過來問你,你也跟著犯糊塗。石膏像打破了不傷毛主席一根毫毛,誰還能把風也關起來,打成反革命不成?”
老爹的話把我們從癔症中喚醒,是呀,石膏像也不是毛主席;毛主席再偉大也沒有辦法把風關起來;風犯的錯和我們有什麽瓜葛,大家如釋重負的笑了起來,我們立刻感受到貧下中農的智慧,和接受他們再教育的必要性。生產隊長紅著臉,把手裏的紙包用力裹了一下,交還給了我們,說:“這件事我知道了,如果有人問起,我會把實情告訴他們,這個還給你們,找個地埋了吧。”
我們幾個人帶回了那個紙包,就商量著如何處理,垃圾堆是不敢仍的,也不能扔,萬一被豬狗之類發現,咬在口裏到處跑,那我們就是百口莫辯的反革命了。有人提議先把他藏在了柴火堆裏麵吧,大家都覺得可行,還信誓旦旦的說,以後我們一定要把他埋到後山的竹林裏去。
在鄉下日子一天天過得艱難,夏天的烈日是那樣的焦灼不安,回城的歸途是那樣的漫長遙遠,漸漸的,我們就把這件事給忘了,直到我們離開那個偏遠的小山村,都沒有人再提起。也許一直到現在他老人家還藏在那一堆柴火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