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某個八月早晨的操場上
“複課鬧革命”了,同學們爭相傳告著,在家裏逍遙了很久的我們,內心浮現出一絲絲的溫暖。啊,誰說社會拋棄了我們,這不,學校又在召喚我們了。
早晨七點鍾,大家三三兩兩的聚集在學校的操場,等待著久違的上課的鈴聲。
我們的生物老師第一個出現在我們的視野。她是師範學院畢業不久的年輕老師,學校分配給她一間黑曲曲的宿舍,有了落腳之地,她迅速的結了婚生了子。這位來自鬆花江畔的東北姑娘,難耐南方酷熱的長夏,夜晚來臨,她抱著孩子敞開衣襟的坐在門口喂奶,就像她的家鄉裏每個母親那樣,透著初為人母的喜悅和自豪感。她手裏的芭蕉扇時而急速時而悠長的舞動著,一雙明亮清澈的眼睛對路過的學生露出友善的微笑。
可是一天早晨,一張大字報石破驚天的貼在她家的門上,“打到女流氓某某某”還有很多惡意的語音,單刀直入的羞辱把她嚇得魂飛魄散,從那天以後,她家門窗緊閉,小寶寶渾身長滿了痱子。這張大字報象一道白色的咒符,貼在她家的門前,她和她的家人每天穿行其中。上蒼動了慈悲之心,一場暴雨把那些汙言濁語衝刷得幹幹淨淨。現在她走了過來,短發飄飄衣領扣的整齊,眼神猶疑似笑非笑的穿越過操場。
“向紅衛兵請罪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了過來,原來是我們的語文老師。他家庭出生背景複雜,本人自傲有才,上起課來口若懸河,妙趣橫生。公開教學的課堂上,他把“歐陽海之歌”講解的繪聲繪色,激蕩著同學們為革命獻身的熱情,教室裏裏外外擠滿了來聽課的人。當然,這一切都成為他被打倒的原因。麵對一幫蠻橫無知的紅衛兵,經曆了一場又一場的批鬥,他隻能瘋了,他戴著一頂棉帽,身穿破爛的風衣,出現在八月的操場上。
他站在幾個戴著紅袖章的同學麵前,哈著腰,一隻手攥在胸前,另一隻手放在風衣的口袋裏,滿臉的卑微。 口裏念著,我有罪我該死,請告訴我按第幾號方案處理我。那幾個戴著紅袖章的同學叼著香煙,斜著眼睛看著他,不懷好意的反問道:那你有幾種準備呢。語文老師兩眼警惕的四下看看,抽出插在風衣口袋裏的那隻手,手心裏放著兩大兩小四根竹子做的水牌。他從中拿出兩根長的,鄭重的說道,第一個方案我和我的妻子關起來,兩個孩子放他們過關;第二個方案,他收回一根長水牌,看著手掌裏那根孤零零的水牌,悲悲切切地說道,我拉去槍斃,其他人都放行過關。他的話引來一陣哄笑。其中一人給了他一腳,喝道:滾開,瘋子。語文老師滿臉困惑走開了,尋找下一個可以請罪的對象。
多少年之後,我們長大成人,又遇見這位語文老師,他還是那樣滔滔不絕,荒誕心酸的往事誰也不曾提起。他用“瘋了”為代價,換得自己一點可憐的話語權,對那時的他也許是最好的選擇。與瘋狂共舞,與野蠻共舞,頑強的活下來。
上課的鈴聲始終沒有打響,八月的陽光強烈威嚴,許多東西在陽光下紛紛的融化扭曲。長出野草的操場,破敗不堪的校園承載不了失重的青春,大家向四周散去,操場歸於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