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裏以前是埋死人的地方,屬於東城區。老年間人死了就埋到城外的荒郊野地去。聽院裏的哥哥姐姐說,他們備戰備荒挖防空洞,曾經在學校內挖出無數的遺骨。
北京在50年代開始搞建設以後,幾十年間人口擴張了幾十倍,從100多萬人到現在的實際人口3000多萬,隻用了60年。
我小時候,人還沒那麽多,到了八十年代人口漲成了1000萬,到處可見外地的大學畢業生,帶著口音闖蕩京華。
我個人不受口音的影響。我們這批人的父母多是外地進京的,一開家長會什麽口音都能聽到。我們上的學校,老師多半有外地口音。我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外地口音的刺激,聽力特別強。
今年5月我回家,到郵局幫一個朋友給她父母寄東西,旁邊有個老爺爺插嘴問話,工作人員小姑娘沒聽懂,我張嘴就給翻譯說:“他問你水電費是在這兒交麽?”
我跟老爺爺開玩笑說:“您得配個翻譯,您看我行麽?”
老爺爺哈哈大笑,說:“好呀。來北京這麽多年了,口音就是改不了。”
這老爺爺是山東人。
那時候街道上也挺安靜的,天空是蔚藍的,秋季會有大片的鳥群飛過。落葉滿地,堆在一起軟軟的,給我們這些無知的孩童嬉笑打鬧增添了樂趣。
我們女孩子會去尋找最大的樹葉,玩“拔根。” 我們把樹葉的根部用兩手捏好,揉出纖維,再兩個人對著拉“拔根”,誰的“拔根”把對方的拔折了,誰就贏了。
我們還玩“chua(三聲)拐”,就是豬或羊的腳骨,有一段形狀比較方整,可以立得住的。我們把乒乓球扔到空中,手下緊忙活,等乒乓球落在地上彈起時,再把它接住。每一個“拐”都必須經曆同樣的對待,先翻成眼朝上,再翻成背朝上,再翻成小耳朵,再翻成鼓,最後要把所有的4-6個拐全抓到手裏。我的手小,對最後一道工序從來都很怕。
我們還玩跳皮筋,拽包,樓梯也成了我們的玩具。我們跑上樓,再騎著款款的樓梯扶手滑下。
有一次,我嫂子(當時是鄰居)的親戚從延安來,帶來一個小男孩。他還是嬰兒的時候不小心掉進了熱鍋,把身上燙傷了,手隻能蜷著,沒有手指。他到北京來治傷。他看我們玩的開心,非要玩。那時候哪兒有監護人職責那麽一說?都是孩子們自己玩,自己長大。他才2歲多,我們都說不許他玩,他非要去。平時大人見到我們,都會訓斥說不許滑樓梯,有危險,所以我們都懂。我們說你不行!往下滑的時候你用什麽扶呀?他說他用小拳頭。這樣爭執了很久,大家終於不擋著他上樓了,但隻允許他滑一段試試。走到一層半的時候該往下滑了,他怯場了。
我們樓是過去50年代蘇聯老大哥幫著建的,不知道為什麽那麽浪費,每層都那麽高。小男孩不敢坐滑梯下來倒也罷了,你倒是走下來呀!他上也不敢上,下也不敢下,就坐在那裏哭。
我當時6歲,我不明白為什麽自己總有股要負責任的勁頭。其他的孩子都哈哈大笑,有的跑去找他家長,我想的卻是走上去幫助他。
我上去抱住他,跟他說:“沒事,我把你抱下去。讓我看看你沉不沉?”
他不哭了,乖乖地趴在我懷裏。他還是挺沉的,我試了試覺得能抱的動他,就說:“你別亂動啊,好好的......”
我抱著他走的前三個樓梯還好,到了第四個他轉著往後看,一看就暈了,小家夥在我懷裏翻挺,我抱不住他,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翻了下去,他們家的家長正好出來看到他像皮球一樣從十幾個台階的樓梯上摔下,一邊嗬護孩子一邊拿眼睛瞪我。小男孩的地方口音我聽不全懂,大概全賴我了。
我向毛主席保證不是我攛島他上樓的,他是自己要上去的,我們大點的孩子都說過不許他玩。不過我當時被嚇壞了,這些話我都不會說了。
我怎麽也不理解,為什麽好好的樓梯在他眼裏會那麽可怕?估計他有恐高症。那是我比較深刻的一次教訓。我周圍的大孩子對我進行了及時的教育,告訴我不該瞎管閑事,看看惹禍了吧?你要把人摔死了呢?你賠呀?你賠得起麽?
好在我嫂子的媽媽比較通情達理,她說我絕不是成心的,都是孩子在一起玩嘛。他們後來對我又進行了教育,我嚇得渾身出汗,一句也不敢爭辯。
那些大孩子對我的啟發遠遠勝於家長。我大致對階級鬥爭有了感覺。階級鬥爭就是勾心鬥角,靜觀事態發展,伺機以動或不動,說總結經驗的話,做高人一籌的事。
不過我是個領悟力很差的孩子,我雖然心裏明白他們的意思,可我不願意按他們的方式生活。我總是自己在磕磕碰碰中摸索,還特別不謙虛地否認定理,無視規則。我的心理注定了自己要摔更多的跟頭,吃更大的苦頭。
你都寫了些什麽?我怎麽什麽都看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