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 祭神，神如在；鬼也在

12月3日，顧準逝世35周年。鬼使神差，一個畢業多年的學生碰巧回校，邀同門同飲，我也忘記這一晚是顧準35周年忌日，卻不由自主說起他在世往事，眾生無語，停箸黯然。夜半回歸，朋友轉來柴靜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長達8500言，情真意切，結語說：“我們都是顧準的後人”。我不敢相信這就是那個經常在央視調查欄目上出現的女記者，寫信問同在傳媒工作的兒子，這是CCTV的“柴靜”嗎？那樣一個地方能出這樣一個人？兒子尚未回信，一個學生的短信到了，確證如此，而且約我寫稿，紀念這個應該紀念的日子。

顧準的人間悲劇，這些年已經發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與學生說的是這一悲劇的反麵，將近二十年前，我采訪顧準家族時遭遇的另一人物－－施儀之先生。我想讓學生明白的是，人間若有悲劇發生，總有其正、反、裏、側，隻有把方方麵麵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劇縱深。否則，隻能落入新華體，再樹一個好人好事，平麵走形，那才是對悲劇的褻瀆。

1991年我寫“遲到的理解”，先在香港發表，後在大陸“文匯報”轉載。一位顧準家族中的年青人－－北京社科院研究生學報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顧準臨終，欲見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過數百米，卻釀成生離死別悲劇這一段，擔心我不了解內情，再寫下去可能出錯，自費坐火車來上海，告訴我這一家族的一些內情。聞之心驚，於是反過來坐火車去北京，請他陪同，去尋訪那個“阻擾”顧準母子相見的“罪魁禍首”，前公安部主官，顧準妹夫－－施儀之先生。

初見施儀之，七十開外，雙鬢染霜，穿一身軍裝無帽徽無領章－－我稱“素服”，雖落魄，卻留有軍人威儀。此時已被開除軍籍、黨籍，門可羅雀，門廳亦淺陋。我因此前不久脫軍裝，見有同樣“素服”之前輩，則感親切。他聽說我也是落難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來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們這一家為什麽總是蹺蹺板，總要有一頭是反革命？顧準倒黴時，我是軍政委，公安部軍代表；現在顧準翻案，成了思想界前驅，我卻成為反革命，雙開除。”這就打開了話匣子，可惜當時經濟窘迫，沒有錄音筆伴隨，以下文字為記憶所及，文責在我，無關施老先生。

施為1949年前參加部隊的老軍人，大軍南下，經無錫宜興，娶顧準之妹，遂成顧準家人。此後又北上，為陸軍駐山西某部軍政委。文革第二年，毛號召三支兩軍，施儀之進入公安部任軍代表，排名在謝富治、李震之後。謝無暇理部務，交李、施掌政。李震為1935年清華一二九運動參與者，是中共陸軍將領中少有的知識分子。林彪事件後，李在公安部大樓的地下室暖氣管道旁離奇身亡，為文革中軍界高層兩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為昆明軍區政委譚甫仁夫婦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內軍人槍殺。李案發生，周恩來震驚，親自調人組建專案，傾向於認為李震是他殺，有政治陰謀，限期破案。施儀之參與專案組，調查後排除他殺，以自殺結案。李震死後，依軍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實際當家人即為施儀之，故而外界傳言顧準妹夫為公安部部長，雖不確，也非訛言。

施儀之與我談了一下午，有兩件事讓我意外，深感曆史難寫，尤其寫人，言及深處，難處自現。

一是70年代初，寧夏西、海、固地區發生大規模回民暴動。部隊武裝平叛後，周恩來令施儀之去當地視察。臨現場，見民眾赤貧如洗，眼含憎恨，施內心震撼，向周恩來馳報，稱當地為“老、少、邊、窮”，應開倉賑濟，方能平息亂源。並有具體建議：海軍被服倉庫有軍大衣閑置，應盡快發放，火車運送，讓難民度過嚴寒。周允其請，遂有西、海、固當年到處是難民身披藍色軍大衣之奇觀。今日大陸文件用語，“老、少、邊、窮”已集為固定詞組，即施儀之首創。文壇作家張承誌因采訪西海固著“心靈史”而聞名，早於張十年，施已進入西海固。

二是1976年清明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民眾籍悼周而抗議，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偵探，一日三“參”，隨時密報。施儀之在密報照片中，赫然發現葉劍英座駕，牌照號碼曆曆在目。驚魂之下，徘徊再三，施決定扣壓這張照片，隱匿不報。此事天知地知，密報者不知，葉本人不知，毛澤東不知，僅施一人知。車內究竟是葉，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與葉言，事後不久已經淪為階下囚，更不能與葉言。唯一可測可度者，毛澤東病中聞天安門亂起，倘獲悉葉帥座駕於廣場出沒，斷不會僅以老病開缺之。“黑手”雲雲，有此證據，上掛下聯，鎮壓之凶狠，株連之廣大，將大出一圈。此事說小，不過是一軍人對前輩動惻隱之心；說大，則大至血海般幹係，有可能牽動下半年懷仁堂事變能否發生，如何發生。我為施儀之當年敢有如此擔待而感佩，也為他此後遭遇而唏噓。如果說他“反革命”，真罪狀是在這裏，而不在被指控的其它方麵。我今披露此事，一是為老人去世十幾年，墓木已拱，此說雖為孤證，待考，卻也不能隨其埋葬；二是為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史學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1976年兩件大事，上半年廣場沸騰，下半年宮苑突變，並不像當事者自言、官史者編撰那樣簡單。

第三件意外，施儀之自己並未說及，我是為施言所動，回滬後征信於顧準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獲悉。顧準晚年妻離子散，孩子們投靠誰，誰在庇護？我們當年或追述或紀念，卻把這一背景忘記了，其實還是施儀之。顧準遺孤數人，施儀之亦有子女數人，皆為知青，上山下鄉，年終返京探親，就在施家打地鋪，一地鋪睡十幾人。節後離京，施儀之讓原部隊警衛員去內蒙草原打黃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們上路。上峰提醒施儀之，不該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響。施回答：他們的父親是反革命，我已經與他劃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們推出門外，總要有一點人道主義？顧準晚年欲見老母而不可見，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施當時已覺身處險境，尤其是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有一次借工作匯報，向江青請辭，脫離公安部，返回老部隊。江青怒斥：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識抬舉！從此不敢請辭，一直到1976年下半年懷仁堂事件發生，天地翻轉，施作為“三種人”或“謝富治代理人”，被隔離，被審查，終被雙開除，淪為“牛鬼蛇神”。

我與施儀之隻有這一次“初見”，再無“複見”。當時交淺言深，感謝他信任，說好第二次帶錄音機去，記錄他的“口述史”。不料剛回滬，十天後高南來電話，說施老先生突發腦溢血去世。發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見麵後，他一連幾天難以平靜，也是原因之一。此後是我難以平靜，老人遽然離世，豈非我之罪？

我今以施儀之往事，紀念顧準逝世35周年，以贖前衍。是否褻瀆顧準？起顧準於黃泉，他也會同聲一歎：“我們這一家為什麽總是蹺蹺板，總要有一頭是反革命？”顧準之悲劇，雖千萬人吾往之，可謂“驚天地”；施儀之用盡被棄，也是悲劇，可謂“泣鬼神”，這是悲劇之正反，卻發生在同一個家族裏，這就是一個家族的悲劇了，而是時代悲劇。

所謂“驚天地而泣鬼神”，從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這就是我們的時代。生活比文學更文學，已不勞小說家言，麵壁虛構。但在我們的文學中，是讀不到神鬼天地，人間世界的。而我長遠不讀文學，尤其是現當代中國文學，文學回避了生活，也會跳大神，那是另一種神。說“當今中國文學處於最好的時代”（王蒙近語），唱“縱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詩），既不“驚天地”，也不“泣鬼神”，隻是討活人歡喜。兩人搭檔，絕配，確實應該一起去法蘭克福的。離開這些“二人轉”，去讀真實的日子，能紀念顧準，能紀念一個前任部長的悲劇，也能戳穿另一個前任部長的誑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