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在其中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可以望個無窮的遠 可以暖暖青春的夢
——《夕陽之歌》胡風
1954年夏季的一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大操場裏，一個短發女孩從正在舉行高中入學考試的教室裏走了出來，靠著雙杠休息。看校門的老工友問她：“同學，還沒到點，你怎麽就出來了？”她答道：“我考完了，也檢查過了，挺容易的。”老工友說：“我說同學，你一定會考上的。”這女孩就是我。幾天後發榜，我果然考上了。在我父親1954年8月18日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筆：“曉風考取師大女附中（高中）。”而每當我回憶起母校來，首先記起的就是操場上的這一幕。
在這一年前的1953年8月初，我們全家從上海遷居到北京，這時，我應該插班上初三念書。搬家之前，父親曾問過周揚的夫人蘇靈揚，能否讓我去她任校長的師大女附中上學。她的回答是，學校不收插班生。父親也就不再多說。於是，我在離家不遠的女六中（現在的156中）念了一年初三。第二年畢業後，我居然自己考上了這所全國知名的學校。這回，父親顯得特別高興，我也第一次感到了一絲自豪。
當年我的同班同學很多是從初中直升來的，這之前還有“公費生”和“自費生”之分（公費生就是幹部子女，生活用品等都是公家發的，什麽都不用交費，也就是供給製；而自費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要交學雜費、書本費和中午的夥食費），不過，到我入學時，似乎國家已全部轉成薪給製，也就沒有“公費生”和“自費生”之分了。雖然一些同學的父母是高幹，但她們處事都很低調，從來不提，所以同學間也都不大清楚。大家穿著都很樸素，同學間關係也很單純。
看校史介紹，女附中是1917年成立的老校，老早就是優秀的名校。解放後，學校吸收了育才中學和華北中學的女生部，學校就不但以學習成績優秀著稱，且思想進步，政治上緊跟時代。
在五十年代一邊倒向蘇聯老大哥的影響下，學校的各方麵都深受其影響。聽一些初中就在這兒就讀的同學說，她們那時上俄語課有蘇聯教師，還給她們起了蘇聯女孩子的名字呢。我們看的最多的書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普通一兵》、《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等革命英雄主義的名著；唱的歌曲是《小路》、《山楂樹》、《共青團員之歌》、《卡秋莎》等；開班會、過團日時，黑板上寫的主題詞是：“友誼”、“同誌愛”、“祖國”、“理想”……1955年，卓婭的母親來我國訪問，還特地到我們學校參觀，那可是我校的光榮啊。我們那代同學在當時的時代風氣教育下，都成了理想主義者。我當然也不例外，剛一入學，便積極要求入團，爭取進步，立誌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夢想著將來當個科學家或工程師，為國家做貢獻！
1954年夏，張曉風一家在北海公園珍珠梅旁
在將來為祖國爭光為人民服務的理想感召下，師生們都努力保持母校的光榮名聲，學習特別努力，每年的大學入學率在全市都名列前茅。繼蘇靈揚任校長的胡誌濤校長，是長征老幹部，認真嚴肅，極有風度。而老師們（當時不稱老師，而是稱先生）講課時的風采和魅力，我至今仍是曆曆在目。尤其是幾位特級老師：王明夏先生、張玉壽先生、張繼恒先生，都教過我們班。印象中的王明夏先生，上課時提著一塊小黑板進來，講定理解方程可真是條分縷析，邏輯清晰，一句廢話也沒有。她一步一步地引導解答難題，使我們對數學不但不覺得枯燥難懂，反而感到興趣盎然，以致我在睡夢中還在解幾何難題。
前幾年教育界在反思現在的中學語文教學時曾提到，我們那三年的語文課本（那時叫“文學”課）為編得最好的一套。那是，從《詩經》起，循著中國文學發展的道路，精選各階段的優秀範文——《詩經》、《左傳》、《論語》、《史記》、唐詩、宋詞、元曲、白話小說等（這套課本我一直珍藏著，有時還要翻翻它）。高一時的語文老師我已記不得姓什麽，隻記得她講古詩時繪形繪色地朗誦講解，把我們都帶到了詩句體現的境界裏去了，聽她的課可真是一番享受。雖然我看過的文學書籍夠多的了，但對中國古典文學卻不了解，如沒有這樣的課堂學習，我就不會有起碼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可惜不久，她就被調到阿爾巴尼亞教課去了，後來的文學老師教學水平都不及那位。
同學們對學習的興趣，就是這樣被這一位位老師引人入勝的講課提高起來的，學習根本不是負擔，而是樂趣。記得，當時我的課桌裏放滿了一排排課外輔導書，自己找習題做，從不用家長督促。就這樣，還要抽空到學校圖書館去借世界名著看。我們家的文藝書籍雖多，差不多的名著都有，但總還有缺漏的，好在學校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看書又快，往往一晚上就能看完一厚本，第二天再去借。雖有一些可能是“囫圇吞棗”式的閱讀，但對個人道德情操的成長肯定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學校裏還有形形色色的課外小組可以培養學生的業餘愛好，同學們在校的生活是非常充實和快樂的。
當年我們的成績都是按照蘇聯的模式以5分製計算，沒有排名次，從成績單上看大家差距不大。我覺得這樣做比現在的百分製排名次要好得多，更有利於提高同學的自信心。連續六年（包括初中）各科成績都是5分（相當於百分製的90分以上）的同學，高中畢業時可以獲得金質獎章；僅高中三年各科都是5分的，畢業時獲銀質獎章。我因身體廋弱，體育課總是勉強及格（3分），所以，畢業時沒得銀質獎章，隻得了一個銅質獎章。得銀質獎章和金質獎章的同學，往往可以直接保送上北京師範大學。不過，這一項到1955年學校改製為“北京實驗中學”後便取消了。
學校很重視體育，每到冬天，操場上會潑上水，上體育課便是練滑冰，這大概是一般學校沒有的條件。因為我體育成績不行，每到運動會時，眼看著身穿竹布汗衫白長褲校服的同學們進入會場，自己不能參加，總是羨慕不已。
由於學習成績是5分製，大家無法分高低，但有一項我們卻是在暗中比賽的，那就是書寫方麵。老師們的板書都很漂亮，課代表們也不甘落後，在黑板上寫老師所留的作業時都盡量寫得好看，大多數同學的作業本字跡也是既幹淨又漂亮。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學校的一個特色。
入學不久，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召開了，報上公布的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列有父親為四川省的代表。我高興地指著報紙上他的名字給同學們看，感到很自豪。但不久，對父親的批判文章就一篇接一篇出台了，標題都是什麽“反馬克思主義”“小集團”等字樣。我弄不清楚這是怎麽一回事，又不敢去問父母。大概是因為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不能理解，我幹脆就在學校裏住宿，不常回家。
1955年5月13日那天，正是星期五，看到報上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後改名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我感覺如雷轟頂，立刻被震懵了，完全不知如何是好，這個周末也就沒回家，直到下一個星期六（5月21日）才回到家中。到家一看，那可真是物是人非了。父親和母親都不見，一問方知他們都被帶走了。外婆流著淚對我講述了那天的情景。
父母被帶走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隻剩下七十多歲的外婆和七歲的弟弟。一夜之間，我不得不成了大人，要應付所有的事，還得管家。在當時的形勢下，整天聽著大喇叭中的討伐聲，看著報上的大字標語和聲討的文章，連走在我家的胡同裏，都有孩子們在我身後喊口號。在最初的那些日子裏，我真是恨不得有個地洞能讓我鑽進去，躲開這一切，心裏可真是不好受啊！本來就內向的我，這之後變得更加沉默寡言，再也難得有笑容了。
班裏團組織對我做工作，要我揭發父親的“罪行”，劃清界限，站穩立揚。當時，雖然我打心眼兒裏不認為父親會是什麽“反革命”、“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但作為一名要求進步的青年，絕對不會懷疑黨和政府的英明，也絕對不會懷疑所有這些材料。我真心實意地希望自己能回憶揭發出父親的大量“反動罪行”，這樣，不僅幫助了黨和政府，解除了自己的思想負擔，還能證明自己劃清了界限。可惜，窮盡記憶也揭發不出什麽“有價值”的材料來。
後來，我據實寫了一些，既沒有添枝加葉，又不懂得人言亦雲地把父親痛罵一頓。幾次材料寫下來，組織上對我失望了，我的入團願望沒能實現。好在那時還不興“狗崽子”說，老師和同學既沒有歧視我，也沒有開什麽批判會，他們還是希望對我有所幫助，讓我盡快進步，有些課任老師甚至一直都不知道我的“身份”。
1984年5月，張曉風與父親在北京飯店文聯招待會上
到高中畢業時，正值1957年，國際形勢嚴峻。春季，我們每天圍看教室後麵貼的當天的《人民日報》，雖然不大懂得，但還是很關心，偶爾也有議論（後來得知，我的兩個同班同學因為有“錯誤”言論，再聯係上她們的家長都有“問題”，在畢業前被加以團紀處分，一位隻好到工廠去當了工人，一位沒考上大學上了中專）。
“反右”開始後的一個晚上，學校把我們拉到北師大的大禮堂（似乎是在德勝門附近），參加對某教授的批判大會。雖然我已有過1955年運動的切身體驗，但真正的批判會的架勢，這還是第一次領教。人們紛紛上台揭發批判，雖然沒有後來“文革”時那樣的揪鬥，那也還是給被批判者加上了若幹“罪名”，甚至涉及個人品德。堂堂知名教授實在無法忍受這一切，當天夜裏便上吊自殺了！他的一個女兒正是我的同班同學，成績優秀，能歌善舞，但由於父親的問題，當年沒能考上大學，便去了茶澱農場（北京農業技術學校），第二年別人都保送上了大學，她卻又一次因父親的問題未能上成大學，後來到豐台一農村小學去教書，並在那邊結婚成家，最後因婚姻不幸，早早自己結束了生命。
回過來說我自己。那年的高考沒被大學錄取。開始，我還以為是自己考得不好，報的誌願太高，便自學一年後又考了一次。後來方知我的分數並不低，隻是因為政審通不過，所以上不了大學。我這才徹底死了心，認了命，開始找工作。
那年月，高中畢業生還比較吃香，可是對我來說，卻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隻能在工作條件極差的工廠車間裏當學徒工（現在知道，1957年8月，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曾在大會上傳達過高考招生工作的方針政策：今年高考招生錄取工作要貫徹階級路線，要考慮家庭出身，要考慮家長是否有曆史問題和現行問題，凡這方麵有較大問題和不清楚的，一律不予錄取……於是，我這個“反革命頭子”胡風的女兒當然更不能上大學了。須知，當時有數以萬計的大學生被劃成“右派”，其中不少人的罪名中就有一條是“為胡風鳴冤叫屈”！）
前些年，朋友給了我一本某老幹部的回憶錄，其中提到了與我有關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負責1959年農業機械學院春季招生工作時，看到過一份未錄取考生的檔案，考試成績490多分（滿分是500分），據他回憶，該考生從照片來看眉清目秀，考卷字跡也同樣清秀。在政審表上寫有招生委員會的意見，大意是：該考生張曉梅係“胡風反革命集團”首犯胡風的女兒，與反革命集團頭目的父親胡風，劃不清界限，曾幾次到監獄與其父見麵。最後，表上蓋了“不宜錄取”的紅章。看到這段文字，我頓感五味雜陳。雖然此人將我的名字搞錯了，對是否報過農業機械學院一事，我也記不得了。實際上，自1955年5月父親被拘捕，直到1965年底他被判刑十四年後獲“監外執行”回到家中，我才得以再次見到他，這期間，我從未被準許到監獄中去看過父親，我更不會主動要求去見他，招生委員會卻說我去看過幾次，那自然是劃不清界限了。對於不知情頂著的這項罪名，我可真是無話可說了！
畢業照，後排左起第6人為張曉風
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又到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北京郊區的一個國營農場，當上了掙工資的農業工人。臉朝黃土背朝天，差不多的農活和不屬於農活的勞動我都幹過，總之，我下定決心在農場紮根勞動。既然農民們能世世代代在地裏勞動，我為什麽不能呢？在那裏，我與現在的愛人相識、相知、相愛，後於1965年底結婚，在農場破舊的小屋裏成了家。
我所在的農場雖在農村，但也並非世外桃源。畢業多年後，竟又與女附中有了“關聯”。上麵派來的“四清運動”工作組的一位成員，竟是女附中教務處的老師，她當然知道我的情況，便想方設法從我周圍來往的青年工人中尋找我“立場不穩”的線索，也想從我們周圍弄出個什麽“集團”來，作為農場存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證明。好在我們和農場的老工人們關係較好，從我們身上又實在找不出什麽可信的“現行反革命罪行”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也未能將我們揪上台來批判。好在不久，工作組撤消，她回校去了。這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夫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此事說來話長，在此就略過不表了。
1980年9月，“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正式平反，父親的工作被安排在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任顧問，我也同時從勞動了20年的農場正式調到藝術研究院，擔任他的秘書，協助他的工作，照顧他的生活。我的愛人通過其他途徑調回了城裏，我們的家也安到了京城。父親於1985年6月8日去世之後，我致力於整理他的文稿及各種材料，編輯出版他的著作、書信、日記、各種史料以及母親的著作等。當然，自己也寫些有關文章，出版著作。終以高中畢業的學曆評上了研究員，並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重回母校已是1987年校慶時，離開她30年，學校變得認不出來，同班同學相見也須先報一下名才行。大家，無論是事業有成還是身處平凡的崗位，都始終是兢兢業業地工作著，不負當年老師們的教導。近年來，看到了許多關於“文革”初期學校紅衛兵暴行的報導：她們甚至折磨並打死了卞仲耘校長，那幾位可敬可愛的特級教師都被揪鬥……這些都使我感到十分震驚和難過。如果不是親見親曆過“文革”時期的種種，我真難以想象，十幾歲的女附中學生竟下得了手幹得出這樣的事來！但是，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女附中所發生的這些事情在全國並不是個例。雖然校史中這恥辱的一頁不可能抹去，但我們這所百年名校終將通過反思跨過這一切，繼續教書育人的優秀傳統前行！
在女附中，我度過了三年最幸福的青春年華，那是我難忘的記憶！
文與圖/張曉風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胡風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