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在其中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迷惑，他們拚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之後，他們卻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裏。
——米蘭·昆德拉
王呈: 為了紀念二姐
我有兩個姐姐，大姐王毓華，二姐王毓真。大姐性情善良，長得也好看，二姐文靜而聰慧，相比之下，母親更偏愛大姐。大姐因病而早逝，母親為她的死而悲慟傷心，因此過了兩年，母親也去世了。親戚們當時對她說“您還有二姑娘呢”，但母親仍然難以釋懷失去大女兒的心痛。
我的家庭是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但因為國家戰亂、經濟崩潰，作為一個社會的小單元—家庭，也是每況愈下。在那個時代一切人都希望通過變革有一個政治清明的國家，和一個安定的社會，作為當時的知識青年，我的姐姐和哥哥，他們不例外地受到大時代的感染和衝擊，追求新的思想和道路。
二姐的性格從小很要強，對自己很嚴格，做事有條理，因此後來她的工作能力很強，是順理成章的。從小學到大學一直是成績優秀，從來沒有落後過。小學北師附小——中學幼稚師範（後來的女一中）——大學輔仁大學曆史係（全部免費）。以至家裏留著她上學時得過的獎狀，整整裝了一個小木箱。當時的輔仁是教會學校，有些課是用英文講，世界史就是英文的一大厚本，書中有很多精美的插圖、名人像、世界各地的藝術品、繪畫、雕刻、建築，我常看它。以至後來我到藝專去學習雕塑，都是由此而引發的。
二姐非常能夠苦讀，每天早晨我還在被窩裏（當時窗前有一個大炕，母親帶著我們，她睡中間，哥哥和我睡在母親的右手，姐姐睡在母親的左手）躺著時，她已經在桌子前麵讀書，念英文……。念得甚至我也能背出幾句來。不過我的英文並沒有因此而優秀，二姐對我英文成績不好而不滿，可是對此她也是無可奈何。
二姐因為年紀比我們大，因此思想成熟和接觸新知識、新思想也早。她常讀一些新文學小說。如萬象書局出版的魯迅、巴金、沈從文、徐誌摩……的選集。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以至張資平、張恨水的小說我們都看，由此我們也養成了讀書的習慣。
小的時候二姐和我及哥哥的關係是和諧的、快樂的。冬天的夜晚，外邊天氣寒冷，為了節約不點燈（過去用煤油爐）我們圍坐在火爐旁，唱著學校裏老師教給我們的歌。夏夜便搬了藤椅，坐在院子的樹下煽著扇子納涼，任憑螢火蟲在身邊上下飛舞。秋天的晚上對著月夜星空聽秋蟲和蟋蟀的叫聲，直至深夜。春天她帶著我們約了同學一起到中南海去照相。回憶起當年荒涼的中南海和空靜的北海，我們姐弟同學在一起的歡聚，是多麽美好的時光。
二姐在家中基本上是一個隻讀聖賢書，不管家中瑣事的人，父親很喜歡她，因為她是我們家中唯一上了真正大學而且畢了業的。哥哥去解放區後，她也在假期中去了解放區，至於她後來怎樣入的黨，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家中經常聚集著一些進步青年，這些人後來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這種影響下，我也和他們一起完成了許多工作。平津戰役結束前，夜晚上街貼“告全市人民書”，給各學校送“解放軍將要進城，各校負責人等候人民政府來安排”的通知。的確也忙的不亦樂乎。
在這時由哥哥的同學介紹二姐和顧傳淦認識，不久他們就結了婚。解放後他們從家裏搬出來，到西單東鐵匠胡同去住。二姐的工作總是很忙，我們見麵的機會也就少多了，她一直在教育係統工作，先是教書，後來又到教育局，然後去四清，文革前又回到女一中，但隻要有機會，她總要抽出時間來看我，我則在星期六和胡勤婉去看她，直至文化大革命。
二姐和顧傳淦的死對我是很突然的，因為我認為她是一個堅強的人，即使在文革初期她挨了打，被剪了頭發，在接觸中都沒有感到有消極的情緒。但後來事情有了變化，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二姐成為了學校裏要被清理的主要對象，這對二姐的壓力就太大了。因為什麽呢？她是一個思想真實而單純的人。多年來培養起來的信念—對黨組織和毛澤東思想的相信是很深的。憑了它而參加了革命隊伍，而參加了抗日救國，反對國民黨的行動，這一切都是太清楚不過了。
革命成功了，日子好過了，天下是我們的了，但沒多久這一切都變了。一起幹革命的人，情同手足的人都變成了敵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都翻了個個兒。昨天的同事今天就成為了陌路人，人世間甚至沒有了親情。兒子可以帶人打自己的老子，孫子可以在奶奶的臉上貼大字報。最親愛的黨和領導都無蹤影，天上沒了日頭，人們都掉進了黑暗的冰窖裏，真理、正義、倫理、道德、尊嚴都躲在了廁所中，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早就被鞭子、棍子、打跑了。
假如我設身處地，也遭到這種境遇，我會如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當時二姐他們在寒冷的夜晚徘徊在河邊，無路可走，無處可投，無家可歸，無理可說，這時她所依賴的組織在哪裏，英明的黨在哪裏？我不想把他們說成英雄，也不想把他們說成弱者，我覺得他們是實在的有血肉的，有自尊的人，我不知道是什麽使他們遭到了如此的待遇，但我了解，當整個社會的良知都被泯滅的時候，我們也許都要選擇那美麗的的火坑，使我們永遠安息的冰冷的泥沼。”
音樂界當時上海有個女鋼琴家顧聖嬰，文化大革命中自殺。因為什麽？因為不許她彈鋼琴，不讓她再彈和聽她心愛的肖邦，沒有了鋼琴和肖邦，她的生活也就沒有了意義。
北京中央歌劇院的指揮小提琴家黎國荃（也是我的老師）他在文革中也自殺了。他是一個極其和善的人，尊重別人甚至於對學生也很客氣，從不傷害人。運動來了，平常他最熟悉的人讓他跪在地上，汙辱他，他善良的心被徹底地打碎了。他頭腦中美好的世界變成了地獄，世上沒有同情心，愛心，沒有了是非。 他們和二姐、顧傳淦同樣是真誠的、善良的、他們熱愛生活、熱愛自己周圍的所有人，他們熱愛這個世界，但他們到最後也不清楚，為什麽這個世界不容納他們。
他們的遭遇是我們這個時代國家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和奧斯維辛同樣的悲劇。
王毓真，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北京市人。中學就讀幼稚師範（解放後的女一中），輔仁大學曆史係畢業。解放後任女一中教員，教導主任，後在北京市教育局工作，六四年回女一中任付校長，黨支部副書記。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從被關押的學校偷跑出來，在無路可去的環境下，和其丈夫顧傳淦一起投河自盡。
祝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