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她寫交代材料的紙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但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麵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之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分子”這個落款了。
1987年，鄭念憑借其英文自傳體回憶錄《上海生死劫》，
一夜之間成為在英美最出名的華裔女作家。她在書中揭示了中國“文革”十年的血淚真相。她那犀利的文筆像一把利劍刺破天空，直指人性的醜陋與不堪，並給予人們追求希望和真相的勇氣。
該書在英美一舉成為暢銷書並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中國大陸亦將其譯為《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之後，該書又以其他譯名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陸掀起了一個“以個人回憶錄形式來解讀‘文革’”的高潮。
來到上海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於北京。其父曾留學日本，是北洋政府的一個高官。鄭念先後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念書並於20世紀30年代赴英國留學，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學位。1935年，鄭念遇見了同在英國留學、比她大五歲的博士鄭康琪，兩人相愛結婚。
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因為兩個人的家都在北方，因戰亂回不去，所以他們隻好直接到了重慶。鄭康琪進入外交部，被派駐澳洲長達七年。1942年，他們在澳洲迎來了女兒鄭梅平的誕生。後來，鄭康琪回到中國，在上海繼續擔任外交官。那是1948年10月1日，三十三歲的鄭念帶著女兒隨夫一起來到上海，從此開始了與這座城市長達三十二年的愛恨糾葛。
鄭康琪先是受聘擔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又出任殼牌石油公司上海辦事處總經理一職。誰能料到，後來竟是這一職位使鄭念一家人的命運發生了驚天逆轉。
憑借祖上豐厚的家產和體麵的工作，鄭氏夫婦在上海過著人人羨慕的生活——獨立的三層住宅，家裏雇著男女仆人和廚師、園丁。僅在大陸的銀行，鄭家的存款就數以萬計。誰也想不到，不幸正在悄悄降臨。
1957年，鄭康琪罹患癌症，撇下妻子和女兒走了。丈夫去世後，鄭念受丈夫單位之邀，在殼牌石油公司任總經理助理一職。
1966年，殼牌結束了其在中國的業務。與此同時，“文革”爆發。
困不住的靈魂
1966年的某一天，兩個陌生人敲開了鄭家的大門，通知鄭念參加批判會。個性直率的鄭念表示自己對此不感興趣。不料其中一個人憤怒地責問道：“難道你不知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嗎?”鄭念脫口而出：“‘文化大革命’與我們有什麽關係?我們為商行服務，又不是文化組織。”
曆史在此刻發出了一聲冷笑。由於鄭念曾經留學英國，又長期供職外商公司，“文革”開始後不久，她就被控為英國間諜。8月，紅衛兵來抄家沒收財產，將鄭念軟禁在家中。9月，在經曆了一場批鬥會後，鄭念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
在獄中，鄭念受到多次審訊、拷打和單獨監禁，但她拒絕承認那些被指控的所謂罪行，倔強的她因此飽受皮肉之苦。她的雙手長時間被反銬在背後，勒得血肉模糊，以致每次如廁後，想要拉上褲側的拉鏈，手都會痛如刀割。在獄中，曾有人好心提醒她可以放聲大哭來引發同情。但鄭念卻一次也沒這麽去做，因為她實在不知道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號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了。此外，她覺得那些在她麵前不斷晃動的紅衛兵們，好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尚未開化的野蠻生物”，她與他們“沒有什麽可說的”。
鄭念是一個淑女，但這並不代表她懦弱。相反，她看透了造反派骨子裏的欺軟怕硬，她的抗爭行動非常頑強。給她寫交代材料的紙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但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麵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之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分子”這個落款了。
鄭念在監獄中被監禁了六年半，但是監牢卻無法困住她的靈魂。在陰暗的牢房裏，唯一被允許閱讀的是《毛選》。鄭念每天都要讀上幾個小時，直到視力模糊為止。有一天午後，因為用眼過度，她發現自己無法辨認字跡，就從書中抬起頭，凝視窗戶。一隻小蜘蛛就在這個當口進入她的視野。
多年後，鄭念在其自傳體回憶錄《上海生死劫》一書中寫道：“我剛好看到一個極為熟練的藝術家的一次建築壯舉，我心裏充滿了疑問。誰教這蜘蛛織網?難道它真的是通過進化獲得了技能，或上帝創造蜘蛛並賦予它織網能力，以便它能獲取食物並延續其物種嗎?這麽小的生靈的大腦有多大呢?難道其行為隻是出於本能，或者它以某種方式學會了存儲織網的知識?也許有一天，我會問一個昆蟲學家。就目前而言，我知道我剛才目睹了這件事，格外美麗，令人振奮……”
正是這一積極樂觀的靈魂，使鄭念熬過了肉體上的痛苦，在五十八歲那年重獲自由。然而，當宣布釋放她時，她卻不願走了。
林彪事件後，鄭念被帶出來，有人向她宣布，將要對她寬大處理，釋放出獄。鄭念感到很氣憤，因為她需要的不是寬大處理，而是道歉。於是，她拒絕了所謂的釋放決議，要求宣布她無罪並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道歉是不可能的。後來鄭念也意識到，先走出監獄總是沒錯的。事實上，鄭念一直等到1978年10月，才等到了有關官員就她被錯誤逮捕和監禁所表示的那一聲道歉。
天真的隕落
1973年，鄭念獲釋後，最想見的人當然是女兒。那天，她拖著因常年饑寒、患病而消瘦的身軀(她出獄時的體重僅有八十斤)走出監獄的大門，遠遠看見有一輛出租車等著，但站在車旁邊的不是梅平，而是她的幹女兒。
鄭念有種不好的直覺，馬上想起了在獄中早已隱約感到的一些疑點。第一個閃現在鄭念腦海的是獄中所發生的“棉衣事件”：
有一年快到冬天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的棉襖爛了，便提出要求用鄭家的錢買些衣服(當時銀行賬戶都掌控在政府手裏)。後來有一天，監室的門開了，有人扔進來一個包。鄭念把包打開一看，裏麵是一條棉被和一件棉襖。再仔細一看，這棉襖不是梅平在“文革”開始那年新做的嗎?都六年多了怎麽還跟新的一樣?仔細再看，包裏還有一塊毛巾和一個搪瓷漱口杯，也都是女兒的用品。這孩子難道出事了?
還有，每月10號，家屬可以送東西來看守所。但是，梅平一次都沒來過。她那麽天真幼稚，不是那種會和母親劃清界限的孩子。
鄭念沒再想下去。上車後她問幹女兒：“梅平怎麽沒有來接我?”姑娘拉著鄭念的手說：“到房間裏我們再談。”車子開到太原路一幢房子前停下了，幹女兒對她說：“梅平自殺了。”
第二天，梅平的工作單位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代表正式告知鄭念梅平自殺的消息，說她從南京路的一座九層樓跳下來死了。那時候，在上海跳樓自殺的人多得很。但是，鄭念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活潑開朗的女兒會自殺。
無憂無慮的童年鑄就了梅平格外天真的品性。出生於澳大利亞的她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新中國成立後時常在少年宮接待外賓。梅平在文體上天賦過人，是市女子劃艇隊隊長，彈得一手好鋼琴，相貌美麗的她因此被選拔進了上海電影學校表演係。
1964年，梅平從電影學校畢業後，被分配進了上海電影製片廠當演員。梅平拍過一些電影，但都不是主角。“文化大革命”開始前，毛主席號召文藝工作者和工農相結合，她參加了到山東農村去演出的小分隊。“五一六”通知下達後，梅平隨小分隊成員回滬，參加廠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一開始，她跟大家一起寫寫大字報什麽的。後來因為母親鄭念是外國公司的經理助理，屬於資產階級，於是，就被抄家了。抄家的時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學校。家裏貴重的東西都被抄走了，但梅平的房間卻沒有抄。由於她有工作又是共青團員，所以被允許住在自己的房間裏，但是不準和鄭念說話。當家裏被抄空、母親被關押後，梅平似乎還沒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
梅平有個青梅竹馬的男友Y君。由於兩家家庭背景相差甚遠，他在“文革”前就割舍了這段情愫。多年後，當被友人問及是否後悔，Y君思索片刻後回答說：“如果那時我還和她在一起，至少，我一定不會讓梅平死!”
Y君最後一次見到梅平，是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門房裏。她手裏拿著一杯洗得幹幹淨淨的草莓，邊吃邊與人聊天。看姑娘的神情，怎麽也想象不到數日後會從體委大樓跳樓自殺。
梅平曾告訴Y君，家裏的錢財全被抄光了，但她知道家裏在香港匯豐銀行還有戶頭，問Y君如何與銀行聯係，匯點錢來。Y君一下子意識到這個天真的想法將會給她帶來怎樣的危險，於是趕緊製止她說：“你沒錢我可以幫你，但千萬不可以擅自與香港聯係啊!”
事實上，這個不諳世事的少女在那段非常時期，甚至還向陌生人求助過。有一天，鄭梅平在朋友都本珍的陪同下敲開了一戶人家的大門，隻是因為她看到這家門口貼著大字報而認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她對開門的女子說：“我一個人實在太害怕了，我們兩人住在一起做伴好嗎?”
這名女子名叫周靈，在俄羅斯基輔出生，父親是民國時期的駐蘇大使，母親曾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俄語老師。她比梅平成熟許多，為了不節外生枝，硬著心腸回絕了。梅平出事後，周靈曾多次自責，如果當時沒有拒絕她，大家互相有個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過這一劫。
鄭念回想起多年前的情景，同樣也是悔恨不已。那時殼牌公司已經關了，她本來可以調職去香港，她是為了女兒才留在上海的。鄭念每次到外國去，都問女兒願不願意跟媽媽出去看一看，梅平總說：“我不要。”鄭念認為那是因為她是共青團員，很相信政府的緣故。梅平當時參加小分隊其實已經超齡了，是電影廠的領導特批的，他們還準備培養她入黨。每次小分隊到各處演出，梅平總表現得非常積極，一麵演出，一麵勞動。所以鄭念想，如果自己去香港，留下這麽一個二十出頭、連個固定男友都沒有的閨女，總是不放心的。哪知這麽一留，竟然把自己送進了監獄，把女兒送上了黃泉路。
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梅平的房間也被抄了，她被關進了牛棚。1966年9月27號，鄭念被關進看守所後，與女兒斷了音信，從此生死兩茫茫。作為一個母親，鄭念沒有看到女兒淒慘的死狀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毛澤東去世後，鄭念得到平反。知情人這時才敢來告訴她，當時，過路人把梅平的屍體送到醫院，值班醫生正好是其中學同班同學。他一看鄭梅平渾身是傷，就知道是怎麽回事了，因為跳樓自殺的人是不會有傷的。
以鄭念剛正的個性，是一定要追究個水落石出的。然而，一直到她離開上海，有關方麵也沒有對梅平之死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
痛別上海
丈夫早已不在人世，女兒又離她而去。在鄭念心中，上海仿佛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座孤城。出獄後，她被安置在太原路四十五弄一號一幢洋房的二樓居住。當時的這條外國弄堂，就是現在的太原小區。據鄰居回憶，鄭念常獨自出入於弄堂，雖然年近花甲，依舊風姿綽約，隻是臉上刻著的是深深的孤寂。
事實上，外國弄堂及其四周，還住著許多“曆史餘孽”，如民國總統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女兒和外孫，曾用印有毛澤東像的報紙包書的鴛鴦蝴蝶派作家秦瘦鷗夫婦，知名翻譯家方平，中國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醫院院長顧愷時等。其中不少人都被鄭念寫進了書裏。其實外國弄堂在“文革”中的慘境，鄭念並沒有親眼看到。當時每天早晨，都有灰皮運屍車駛入，從某幢樓裏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屍體。
好不容易重獲自由的鄭念除了去政協上班，其餘時間深居簡出。沈克非的妻子程韻是她親密接觸的幾個人之一。沈克非是中國外科學奠基人，是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兼中山醫院院長，曾任民國衛生署副署長。程韻則是裏弄工作的積極分子，熱衷於在知識分子和大資本家家屬間展開聯絡，組織各種活動。
有一天，鄭念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她曾和這位朋友一起在澳大利亞的海灘上漫步。現在，這位老朋友已經臥床不起，瀕臨死亡了。在告別的時候，老朋友給鄭念留下的最後遺言是：“想辦法出國吧，你還可以做到。”
的確，作為統戰對象，鄭念有機會出席各種婦女界的活動並得到一些特權。於是，她開始醞釀起出國事宜。不久，她以看望在美國的妹妹的名義申請出國。一段時間以後，得到了批準。然後，鄭念找到了一個老相識——渣打銀行在上海的經理。要知道，過去她可是銀行的重要客戶之一!見到鄭念，這位經理有些吃驚，他以為鄭念早已死了。驚喜之餘，很快幫她拿到了美國簽證。
離開上海前夕，鄭念婉拒了上海博物館關於收購她所收藏的文物(在“文革”抄家時保留下一部分)的請求，而是按她在“文革”前就已立下的遺囑，將文物無償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
1980年9月的一天，上海的天空飄起了毛毛細雨。鄭念和為她送行的政協女同事們，一起坐在一輛麵包車裏前往碼頭，準備登船去香港。她隻帶了一個箱子和一個裝著二十美元的手提包。
鄭念在船上望著殼牌石油公司的大樓和她原來辦公室的窗口，她知道，這一去，就將永遠離開祖國。多年後，她如此記錄當時的心情：“在我這一生中，曾經很多次離開上海，就像今天一樣，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但是這一次我的感覺和過去不一樣。我心裏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兒……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這次離開我自己的祖國，是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對祖國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確，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淚。淚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是個粉碎性的斷裂，上帝知道，我是多麽愛我的祖國……”
到香港後的第九天，當鄭念隨手拿起一份《大公報》看，心口竟一陣劇痛!報上登著這樣一條消息：上海召開公審大會，有一個叫胡永年的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隊的成員，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六個年輕人，其中一個就是鄭梅平。
報道裏說，受害的六個青年都是被迫害致死。公審那天，凶手胡永年被判死緩，在場的其他受害者家屬一致表示接受這個審判結果。鄭念想如果自己當時在場，是一定會站起來要求判他死刑的。
在香港，帶著悲痛和絕望的心情，鄭念坐上了殼牌公司為過去的老員工安排好的飛往美國的飛機。
她在回憶中這麽寫道：“不論我在這裏的遭遇如何，但當我麵對告別上海這個事實時，我還是覺得十分傷感。中國人都有濃厚的鄉戀，不論我們走得多遠，離開多久，但最後總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吧。不過，我已鐵了心永不回來了。”
難忘上海“生死劫”
鄭念赴美時雖然已經是一位六十五歲的老婦人，但憑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她很快適應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美國的主婦一樣，常開車去ATM機提款，再去超市購物。他鄉的生活平靜如水，然而鄭念的心卻久久不能平複，她有太多的往事揮之不去。
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和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堅持在次日清晨準時起床，精力充沛地迎接新的一天。她時刻關注著中國的一切，她為中國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的空前繁榮感到欣慰，但她仍忘不了那段殘暴又荒誕的曆史，忘不了自己和人民因此而受到的劫難。於是，鄭念決定開始寫作，並以“鄭念”這個筆名來紀念過世的亡夫。
1987年，她的英文自傳體回憶錄《上海生死劫》出版。書中的時間跨度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自己出國。之所以為書起名《上海生死劫》，是因為鄭念早已認定自己與上海是一個血肉相連的共同體。1980年離開的時候，她的心中就已經裂開了一個很深的創口，裏麵盛滿了曆史造就的悲哀。
該書在英美一舉成為暢銷書並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多個國家出版。在中國大陸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之後，該書又以其他譯名被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在大陸掀起了一陣“以個人回憶錄形式來解讀‘文革’”的高潮。
第一個翻譯此書的是上海女作家程乃珊。1988年9月，程乃珊與其母潘佐君合譯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首版發行五萬冊，銷售一空。這本書甚至緊俏到個體書販要硬搭幾本過期期刊才肯將書賣給讀者的地步。
程乃珊曾寫道：“雖然此書的問世比內地文壇傷痕文學奠基人盧新華的《傷痕》要遲，但因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寫作，再加上她獨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矯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故問世即引起轟動。”
在那個年代，能說出“革命是搞破壞的人幹的，建設國家是搞建設的人幹的”這種話的人，也隻有鄭念了吧!當媒體問及她為什麽會被關進看守所，她毫不避諱地說：“殼牌公司是經過周總理批準在上海成立的。那時候，像我們這樣在上海外國公司做過雇員的都被關了起來，主要是因為‘四人幫’要整周總理。”
當時，程乃珊還是有些惴惴不安。因為她和母親翻譯該書之前並沒有和鄭念打過招呼。沒想到，鄭念完全不在乎這一點。那天，在華盛頓，鄭念開著一輛白色的轎車去接遠道而來的程乃珊。
當時鄭念已經七十好幾，穿一件藕色的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配一條灰色絲質長褲，一雙黑色平跟尖頭皮鞋，瘦削挺拔，一頭銀發。按程乃珊的說法，“她是那樣漂亮，特別是那雙眼睛，雖曆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隻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鄭念請程乃珊去一家講究的中餐館吃飯。當程乃珊因為翻譯一事向她道歉時，鄭念爽朗地笑起來：“這很好啊，讓內地人也能讀到我的書，我要謝謝你和你的母親。”說著便在餐桌邊翻看起《上海生死劫》的中文版來，然後很認真地說：“這本書就是要上海人譯，比台灣人譯好。”
鄭念告訴程乃珊，《上海生死劫》一書走紅後，自己的生活開始有所變化。她四處演講，與讀者溝通交流，交了不少東方和西方的朋友。但也因此遇見了一批別有用心的人，想利用她在各地演講的機會，煽動她講一些不利於中國的言語。有一次，有人遞紙條問她：“如果你有機會見到鄧小平，但隻允許你向他提一個忠告，以你的親曆，你會說什麽?”
說到這裏，鄭念如小女孩一般眨眨眼睛調皮地反問程乃珊：“你猜我怎麽回答他?”不等程乃珊回答，她自己先哈哈大笑起來，說：“我對他說，我會給鄧小平一個忠告，那就是：No more smoking(不要再吸煙了)!”
鄭念告訴程乃珊，她已用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設立了以女兒名字命名的“梅平基金會”，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更讓她高興的是，在上海的親人準備將梅平的骨灰帶到美國，她將親自帶去夏威夷海葬，“因為太平洋通中國，海水會將她帶回上海”。
說到這裏，鄭念一度哽咽，她接著說，她已在遺囑中交代，自己死後骨灰同樣撒入太平洋，和女兒一起在黃浦江匯合。
1988年，鄭念去夏威夷演講。她租了一條船，如願將女兒的骨灰撒進了太平洋。
鄭念晚年住在華盛頓高檔住宅區的一所自有公寓中，一百八十平方米。鄭念的家布置得十分有品位，滿屋是書。然而，命運賦予她的孤獨還是日複一日地降臨。
有一次，她在家中洗浴時摔倒，一直起不來，幸好第二天上午約好的一個朋友到訪，按門鈴無人應答，便叫來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鄭念才得以被送入醫院。檢查後醫生告知：你的壽命最多隻有一年。鄭念聽後平靜地回答說：“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2009年7月，鄭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熱水燙傷住院，因細菌感染不治，於11月2日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九十四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