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馳
每個時代都有領先於時代的進步思想存在。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難發現其獨特的鋒芒: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真話、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主義、反專製的精神“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如今四個十年過去了。每年的這個日子,我會和許多受“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一樣,思緒萬千。在40年前,我已經下了結論:從政治生命這個層麵上講,政治上的我,已經隨著我父親死去了。遺憾的是,40年來的經曆證明了我的預言。
關於“九一三”,的確是一個令我難以回避又難以把握的命題。鑒於我與之40年的淵源,我想嚐試一下管中窺豹,來談談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對曆史知之甚少。我認為:研究曆史就是要細,因為往往細節導致拐點或突變,所以點點滴滴,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個人回顧曆史,卻不能走得太近,否則深 陷其中,枝枝蔓蔓,曆曆在目,隻能看到一家一戶的離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糾結?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這個事件上,要學著站得高一點,離 自己的利益遠一點,去看國家、民眾的利益,“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聽我奶奶講,爺爺很早就是地下黨,後來參加了八路軍,一穿軍裝就是幹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後勤幹部,一直隨著四野打到廣東。我父親從小當過兒童團長,在抗日中學畢業,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黨;他是搞宣傳出身,入伍後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幹事並兼職戰地記者,身上有兩處遼沈戰役的彈片留下的傷疤; 組建空軍時他所在的那個團去了空軍第一航校,他還是搞宣傳。他是個政治上很堅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躍,很要求上進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給劉亞樓司 令員做了幾年秘書。
他給劉亞樓當秘書時,有一次上午到的大開本《參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給劉司令看。劉批評了他。他解釋,這隻是一本《參考消息》,不是文件,並沒耽誤工作,遂不肯認錯。劉的性格很聞名,豈能允許別人反駁和異議,尤其是自己的秘書,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再次批評我父親,好像說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親也很 倔,有些不識時務,堅持不認錯,劉亞樓大為光火。我父親那時是少校,劉為此在空軍出台了一條新政:凡是少校軍銜沒有擔任過指導員或教導員等職務的,一律下 放一年,補課。這就是我父親後來下放到江蘇鹽城高炮某部,擔任了一年營教導員的前因後果。
於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軍,是革命老幹部;他父親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廣播電台的創始人,後來擔任過上海市人民廣播電台理論編輯部的領導,1958年支邊調到寧夏省電台工作。
我也還清晰地記得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穿著新軍裝,寡言少語地坐在我家床上,見我進來,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後來他成熟了,也胖了,像個幹部的樣子了, 到哪兒都能聽見歌頌他父親和讚美他的話,每逢此時,他隻微微一笑,頷首致意,應付自如,並不張狂,平時依然寡言少語,好像總是有事可做,從未見過他懶散的樣子。
後來跟林立果見麵次數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紀要》聯係起來。
我們一直在想:是什麽讓我父親從當年一個學習毛選、宣講毛選的“積極分子”,和那些空軍黨辦的精英們,變成了後來的他們?可以說他們都已經有家有業, 也有一定權勢,他們還想幹什麽?怎麽就願意冒死跟著林立果幹出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呢?難道是貪圖更多的權益?難道是腦子一熱、自我膨脹?或是上了 “賊船”下不來了?林立果還折騰什麽呀?林彪不是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嗎?一開始怎麽也想不通,第一次覺得熟悉的父親那麽的陌生;後來慢慢想通了一點, 逐漸地,我們開始走近我父親。
我清楚地記得1971年9月5號。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樣,和要好的幾個同學去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家裏玩,主要為了能解解饞。學校把我們部隊學員 的夥食費和地方同學平攤在一起,所以夥食不好,我們這幫孩子正在長身體,胃口大得嚇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的大食堂。忘了是飯前還是飯後,女孩子們 嘰嘰喳喳地都聚在客廳和張亞青阿姨說笑著,顧伯伯把我單獨叫到客廳外麵的走廊,臉上還掛著和我們聊天時的笑容,四顧無人,很親切又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說: 你爸爸12號就要到廣州來了!到時候我派人去學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為何這樣,但因為他一直很關心我,跟林立果他們關係又好,在那時“親不親,線上分”政治觀念裏,他和我父親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是想回 避不讓其他同學聽見;於是我很有禮貌地應答,但我的性格內向,就愛胡思亂想,心裏依然感到些許疑惑--廣州是父親常來常往的地方,這有什麽好神秘的?也就 認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們父女的感情,所以當成個好信息告訴我。事後才知道,其實就在那兩天的前後,劉興元給廣州軍區傳達毛澤東南巡“吹風”的內容。
12號我沒有請假外出,怕來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學校等消息。但並沒有人來找我,也沒有電話來。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林立果和父親他 們神秘、機動的工作特點,反正我也沒什麽事情要辦,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學校隻接過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父親對我“路線交底”
盡管“九一三”時我未滿17歲,但我真的不應該這麽天真、單純,因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裏,因為家裏的事情,我很生氣,就給江騰蛟伯伯打電話, 問有沒有去廣州的訓練飛機,要回學校。父親得知後匆匆趕回家來,大概因為我這個從小到大最聽話、最讓家長放心的孩子,在氣頭上居然跟他說了一句“再也不回 這個家了”的話,讓他很是意外和傷心,他坐下來耐心地聽我把情況說完,長歎了一聲,和我做了一次長談。就是這次談話,吐露了他們的一些跡象,隻不過我沒有 真正領會而已,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次“路線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對我說,你不要看咱們家現在這些條件,以為我們和呂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風平浪靜,路線鬥爭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隨時都有風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這樣打下大半個中國,這麽大功勳的人還要被整,是卸磨殺驢啊!
他眼裏含著淚,空氣很凝重。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不知道怎麽安慰他,同時也被這些話的內容鎮住了,我不再抽泣。憑著自己的那點文學知識,腦子一個勁兒 地思索著,怎麽把成語與現實結合起來:誰是狡兔?誰是走狗?“文革”時期的思維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誰把林副主席當“驢”?但還是怯怯地問了父親一 句,誰還敢整林副主席啊?
後麵的談話裏他提到了江青的外號“白花蛇”,張春橋的外號“眼鏡蛇”,姚文元的外號“響尾蛇”……說要“清君側”;他說“現在軍隊受壓”,“國民經濟 倒退”,“筆杆子要壓倒槍杆子”,形勢“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他還說“上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二桃殺三士”;他對著 周圍一揮手,說:“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就可能是階下囚!這一切,說沒有就沒有了!”
我雖然懂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殺驢”這兩句成語的含義,但僅停留在字義上;對“二桃殺三士”則不太明白,父親耐心地給我講了典故,解釋是借刀殺人的意思。
父親對子女要求一向很嚴格,很注意督促我們學習、看書,看完了還要讓我們談讀書心得,比如我們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讀完《共產黨宣言》,並且談了心得, 通過了之後,才同意我們走的。此時此刻的講解,使他剛才流露出來的義憤和憂慮緩解了許多,又恢複到了平時對我們循循誘導的狀態,但仍然流露出一絲疲憊。這 是與平時不一樣的一次談話,父親和我是平等的,我傾聽了他的內心,他跟我講了他的工作,雖然不能分擔什麽,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隻緣身在此山 中”,除了記住了“路線鬥爭很複雜”、“很激烈”這一類平時也聽到過的話,並沒有感到事態嚴重。
時值8月底,從這次談話來看,林彪已經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覺到了。《紀要》裏他們對“四人幫”的反感,已經到了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的地步。至 今還沒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對此的立場和態度;那幾個充滿了悔恨的不祥成語,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間是被毛澤東“利用”了的無奈境地, 隻是出自我父親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還是林立果,起碼是林立果吧!事後我明白了,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發生了動搖,軍委辦事組勢力由盛到 衰,跟著汪東興積極發言的軍隊幹部全部吃癟……林立果他們感到大勢將去,所以才有了後來“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裏的那句氣話,竟不幸一語成讖--從此無家可歸。
父親說:林彪對“文革”看法跟毛完全不一樣很多人描述過那一夜,都會使用“驚心動魄”一詞。我不會,因為當時我在廣州上學,沒有和家人一起親曆北京那 一夜。但從他們的描述裏,我聽出父親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勞”,也聽出了沒有過的“緊張”、“情緒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個詞去形容家人麵 前的父親,因為他不是“黨辦的周副主任”,他隻是一個同時兼有兒子、兄長、丈夫、父親身份的普通人。接下來的40年裏,這種痛徹心扉的感覺揮之不去。
9月10號,接到我父親拍去“母親病重”的電報的二叔,帶著三歲多的女兒從外地趕到了我家。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我父親已經常常忙得夜不歸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親特地回來見他,神態很正常。
二叔問他,媽沒病呀,你怎麽拍電報說媽病了?
他說,最近要開九屆三中全會,開四屆人大,這是一個權力再分配的會。江青、張春橋要整軍隊這些人,形勢比較緊張,北京是個火藥桶,我因為和林立果的關係,已經卷到他們的糾紛裏去了。今後我就顧不上家,也顧不上管媽了,你把媽帶走,以後你要多照顧弟弟、妹妹們。這個“他們”是誰,當時二叔沒問,他知道搞 政治的人,忌諱別人問。
二叔問:我什麽時候走?我父親說,不著急,先在北京玩玩,過兩天再走。還說:你不用惦著我們,我們跟林副主席到廣州去。家裏你想拿什麽就拿,有獵槍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愛好。
二叔看他情緒一點也不緊張,就像平時的樣子,也沒覺得情況很嚴重。他倆談話時間很短,談完他就走了,看來是專門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樣安置母親的事情來了。
9月12號晚上我父親又回來了,他跟二叔說,你和媽準備準備,收拾收拾東西,明天早上有人給你們送車票來,把你們送到車站。我們也收拾東西走,去北戴 河,然後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廣州。說著他把家裏所有的積蓄大概有三千元,給了二叔,說是讓他以後用來照顧老母親。後來二叔被辦班時,這筆錢都被搜走了,同時 被搜去的還有一塊林立果送的勞力士金表,據說世界上隻有60隻,至今都沒有歸還。
我哥哥和弟弟聽說要去北戴河,很高興,因為能見到林副主席了。
接著他告訴我奶奶:媽,我睡五分鍾,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親和我媽媽收拾東西時,二叔不放心,怕眼下這事是因為軍隊之間的派係鬥爭鬧的,就過去問他:到底怎麽回事啊?他說,你不要問。二叔還是問他:主席的態度是怎麽樣?是不是支持你們呢?
他衝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們兄弟中唯一的大學生,1957年一上大學就趕上“反右”,所以曆來對政治沒興趣,淡泊名利。這在我父親看來屬於政治上不要求進步,以前哥倆碰在一起就經常辯論。
1969年九大以後,二叔來北京出差。後來他告訴我:
那次我想打聽一下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談到政治上的、國內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問他:國家這麽搞,不是胡來嗎?
他說:都是主席搞的。
我問:將來怎麽辦?
他說:他搞的,將來他負責嘛。
我問:你對像章感興趣嗎?
他說:不感興趣。
我又問:將來林副主席上台是什麽政策?
他說:搞經濟建設,搞科學技術。
我問:對知識分子什麽政策?
他說:將非常重視知識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但是誰給他(指毛)提意見他打倒誰,就整誰,像彭德懷、陳毅……江青和張春橋曆史上有問題。
我父親告訴他,有一次他和我媽媽到林彪家裏去看了兩個電影,其中有一部是蘇聯電影《祖國在召喚》,講的就是國家建設需要知識,國家需要知識分子。
二叔的話,讓我想起“調研小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講過,我父親跟他們講過,林彪對“文革”的“看法當然有,跟毛澤東完全不一樣。林說……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後傳說毛家灣有一書法條幅: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我不知道父親講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於林立果之口。這些話雖然聽了真會“驚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麽有希望,那麽真實,那麽好!
此時,他隻有安慰哥哥說:咳,這都是階級鬥爭嘛。
我父親聽了情緒有些激動,他反駁道:什麽階級鬥爭?他們完全就是整人!爭權奪利,整人!你知道嗎?中國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們整死的!?我父親接著說,我已經登上曆史舞台,我是下不來了,隻有盡力去幹了!
二叔聽了他的話,知道哥哥這回真的是卷進政治漩渦裏去,想出也出不來了。
我媽媽在旁邊一邊收拾一邊也說,他們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斬盡殺絕!
我父親接著我媽媽的話說:他們也好不了,將來也會有人收拾他們!
我媽媽又補充了一句:他(指毛)聽江青的。
我媽媽是個醫生,是個非常本分、老實到木訥的傳統女性,家都交給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親,也從來不過問我父親的事情。可能是因為我們和父母一直是傳統 的子女與長輩的關係,從來也不交談這些政治上的問題,也沒見過他們彼此之間交談。我聽了二叔的描述,很難相信他講的是我媽媽--從什麽時候開始,她也明白 這些事情了?我很震驚,但二叔的話我是相信的,暑假時父親不也給我打“預防針”了嗎?他要是不跟我媽媽“交底”,我媽媽怎麽跟他走呢?
就在那個夜晚,他們的幾番交談揭開了中國紅色鐵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個涉及國家的最高機密。多年來,它猶如悶雷一直在我心頭滾動。
“九一二”之夜:父親一切都在所不顧直到後來在裏屋接了一個電話,我估計是林立果讓我父親“北上”的那個電話,他才顯得有些著急了。他匆匆忙忙帶著我媽媽和我兄弟走了,家裏安靜下來,就剩下二叔陪著奶奶,他的小女兒早就睡了。
誰知沒過多久他們又回來了,我父親自己上樓來,二叔問他,你怎麽回來了?他說吳法憲在機場呢,走不了了。二叔當時也不懂“吳法憲在機場”是什麽意思。
他要馬上送二叔去火車站,並且說:你把向陽帶走吧!我把你們送走,你們買明天早上的車票走。媽就留下吧,要不家裏沒個人。
在去車站的路上,我父親說:到時候什麽都顧不了了!誰也顧不了了!
我二叔當時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國外去。“到時候……誰也顧不了了”,這個“誰”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聽見了這句話,無論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實 答案,我媽媽可能也是如此。我父親從火車站回來,在我家樓下讓媽媽和弟弟下車,車沒熄火,馬上又開走了,媽媽很不放心,匆忙中問了他一句:什麽時候回來? 他的回答淹沒在汽車馬達的轟鳴聲裏,媽媽隱約聽他說了一句:別等我了!這句話就成了我父親留給我媽媽的臨終遺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據我哥哥回憶,我父親在9月12號晚上已經有了赴死的準備了。因為沒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前途叵測,肯定是凶多吉少,從西郊機場回來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過去都說,人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我現在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了。
他是準備去死了。
於新野叔叔的愛人李雯阿姨也告訴我們--她在1971年暑假結束回西安第二軍醫學院以後,收到過一封“九一三”前於叔叔發自廣州的信。信上說,如果以後有什麽事,兩個孩子就交給你了,口氣挺內疚的。
以前他們倆人之間就經常開這種玩笑,李阿姨說:我如果先死了,兩個孩子交給你哦。於叔叔也說:我要是先死了,兩個孩子就交給你。兩人笑著,說:那就看誰先死吧。於叔叔最後這封信,等於是他的遺書,是向李阿姨交待後事。
他也準備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個人的行為舉止以及整個過程,對我無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讀懂他們。我走訪過一些父親以前的領導和同事,他們對父親本質和能力的評價使我寬慰。
正像於新野叔叔曾經說過的那樣: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們懷著美好而壯麗的理想,做著自己認為是反獨裁、正黨風、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會犧牲也義無反顧的革命者,他們舍生取義,是現代的荊軻,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倡導改革開放的先烈,他們用生命譜寫了對國家和人民的大愛。
40年來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從未平息過,隨著客觀環境的改善,隨著真相的不斷披露,學者和世人們已漸漸脫離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讀他們,對他們留下的令人震 撼的文字資料的研究也越發深入,這是令人欣慰的。每個時代都有領先於時代的進步思想存在。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難發現,除了可以讀出孟子--“民為 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外,其憤慨的後麵,更多的是對國家大政背離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對當下時局的焦慮。他們曾經抱著這一理想入黨、參軍,抱著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紀要》之所以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被否定、 被批判、被鞭撻,就是因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了真話,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主義、反專製的精神。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越來越善於獨立思考,終將難 掩其獨特的鋒芒。
孟子雲:“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陌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為反麵教材,它的曆史使命也沒有終結,對於專製的統治者們來說,依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四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親他們在天有靈,一定會滿懷眷戀地俯瞰這片大地,一定會深深關注這片大地上的四季風雲,他們一定希望黨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國家有序發展,一定希望軍隊越來越強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來。
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中國人民額手稱慶,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親他們沒有完成的心願。請讓我們共同記住這個40年前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們命運的日子吧!
本文作者:向紅,退休幹部。周宇馳之女
文章來源:《新史記》第4期
不少,近代還是不少的,例如在辛亥革命中,舍生忘死的仁人誌士,如刺殺攝政王的汪兆銘,黃花崗起義的林覺民等都是人們熟悉的。
她今年應該已經60歲了吧? 國內退休早。幹部男60歲女55歲。工人女50歲就退休了。公園裏那些跳舞的大媽們其實40多歲50多歲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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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馳女兒已經退休了?
在被元清兩次亡國後,漢族人中這樣的已很少見了。往前一點的有秋瑾。
一個民族中有很多這樣的人,就不會真正亡國。
施道芬伯爵名垂千古,希特勒早已遺臭萬年。
這是轉載。 “本文作者:向紅,退休幹部。周宇馳之女
文章來源:《新史記》第4期”
不覺得是投機,哪有拿命去押寶的?如果說是投機,那所有的革命黨都可以說是投機。因為不能保證,沒有把握能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