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的中國第一個寫性的，寫饑餓的，寫城市改革的，寫勞改隊的作家： 張賢亮談自己

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張賢亮

 (旁白：1954年，張賢亮18歲。在北京讀高中的他因為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又屬於“關、管、鬥、殺”分子的子女，上學時備受欺辱。畢業前夕，老師找到張賢亮，說學校經常掉東西，又查不出是誰，你的帽子多，多背一個也無妨。張賢亮為了保住讀書的機會，答應了，不久卻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學校開除。為了給“新北京”建設騰出地方，1955年7月，張賢亮攜“老母弱妹”“移民”“甘肅省寧夏專區賀蘭縣”。1957年7月，文學青年張賢亮發表長詩《大風歌》，斯時正值“反右運動”高潮，引起全國高度關注，《人民日報》發專文嚴厲批駁。張賢亮升格為全國矚目的“右派分子”，開始了自己長達22年的農場勞改生涯。1978年，時年42歲的張賢亮身在銀川附近的南梁農場，等待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變革。)
                    
              

一本資本論改變我一生

進勞改隊時，文學作品都被沒收了，隻有《資本論》沒沒收，通過《資本論》我發現，不是我錯了，而是當時的中央決策錯誤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時候才21歲。雖然我絕對不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者，但全國都說我錯了，報刊雜誌對我的批判鋪天蓋地，周圍的同事大會小會都對我批評，那樣的環境使你不得不認為自己錯了。我的的確確是抱著我錯了、願意通過勞動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心態進的勞改隊。後來我才發現，不是我錯了，而是中央高層的決策錯誤，這是在1958年“大躍進”及三年“自然災害”中。

這對我來說是個艱難的覺悟過程，你知道怎麽來的嗎？主要是一本書。因為勞改時不許看任何其他作品，馬克思的書是讓看的，馬恩列斯毛嘛。雖然勞動很緊張，可是作為知識分子養成了一個閱讀的習慣，這就和茨威格的小說《象棋的故事》一樣。在非常有限的時間空間，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讀《資本論》實際是別無選擇。我被通知進勞改隊時隨身帶了些書，那個時候進勞改隊都要帶自己鋪蓋的，不像現在還發製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書籍都帶去了。進去時就檢查，別的書，包括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還有大量的小說，文學作品都被沒收了，恰恰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沒收。馬克思嘛，可以讀(哈哈)。這本書原來我沒看過，是臨走時隨便塞的。因為它很厚，比別的書都厚，它又是精裝的，可以當枕頭，我這樣帶上的。很偶然的。

《資本論》雖然是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但是它貫穿了曆史唯物主義，貫穿了一個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精神，同時也教給了我一個基本的道理，這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我發現，60年代時的生產力是絕對不可能建設好上層的生產關係的。馬克思告訴我，社會主義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階段，它的生產力應該是比資本主義更發達，它的政治文明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進步，人民群眾的生活是應該比資本主義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時，三個都和馬克思說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說，當時中國的政治措施和路線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使我覺悟，錯的不是我，而是中央的高層決策者。正是因為這一點，使我有了繼續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勞改生涯，成了我的覺悟的過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樹》，因為菩提樹就是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後悟的道。

寫小說就是為解救自己

到我發表第三篇小說的時候，被一位老幹部發現，說要想辦法給我“摘帽”。就因為這部小說，救了我

1978年改革開放，實際上1976年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國絕對將開始變化。鄧小平開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幹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老幹部；第二步是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給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對“文革”以前，曆史政治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要給予甄別，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給右派甄別。再進一步，我覺得給我震動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廣播喇叭裏傳來，在中國農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為你不管是解放老幹部，不管是給“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平反，不管是給曆次政治運動當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別，都沒有涉及“地富分子”這個群體。

它很廣泛，牽扯3億人。那時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農，你就是富農，你兒子還是富農。中國是農業大國，那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和社會隔絕。那時我戴著兩頂帽子，一頂是右派分子，一頂是反革命分子。給右派分子甄別的文件有一條，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別的範圍，所以我不在甄別之列。而那時候，王蒙、從維熙、李國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時打成右派的，幾乎全平反了，就我沒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遲早的事情，但也著急，怎麽樣才能引起高層對我的注意，早點解脫？我自認為對經濟學有一定的知識，就寫經濟學方麵的文章，那時最著名的毛澤東語錄叫做“資產階級法權”，就是關於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之類的。我就寫這樣的文章，闡述按勞分配和八級工資製，投《紅旗》雜誌。那時候很傻，真不知道《紅旗》雜誌是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來了。

1977年底，有一個回民朋友，兩次勞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經出去了，後來當了寧夏伊斯蘭教協會的秘書長。當時他下鄉來看我，說，賢亮，你傻得很啊，中國就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哪來的政治經濟學？他說你過去寫詩，你不如寫詩發到報上。他說，現在這個報紙有它的好處的，就是你投稿了編輯覺得可用，也不去調查身份。啊呀！一語驚醒夢中人！這個話點醒了我，我就寫詩。有人問我你怎麽走上文學路的啊，我不想包裝自己，那個時候我必須要先出來。我為什麽要寫，就是要引起領導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沒寫詩了，我就發覺自己寫不出來。詩需要有激情，“文革”讓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夠，於是就開始寫小說。第一次寫的是《四封信》，投給《寧夏文藝》———《寧夏文藝》後來屬於我領導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頭版頭條。我一想，原來這個就叫小說啊，那我還得寫，寫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為我的小說，1979年初，我從農場一線調出，調到南梁農場子弟學校教書了，教高三語文。我一邊教書一邊還寫小說，到我發表第三篇小說的時候，被一位老幹部、當時寧夏主持宣傳工作的副書記陳斌發現，他說這個寫得好，就打聽張賢亮是什麽人。結果一查，我是沒摘帽子的右派。陳斌就說，要想辦法給他摘。就因為這部小說，救了我。

就這樣，銀川市原來調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現在所在的單位南梁農場，和我過去所在的單位甘肅省幹部文化學校(寧夏黨校前身)，這5個單位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來翻我的案。翻來翻去發現，我後來一係列的反革命都是因為右派分子這頂帽子而起———就說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還想翻案，於是就把你升級成反革命。

1979年調入南梁農場子弟學校9個月以後，我獲得了平反。

文學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我是中國第一個寫性的，第一個寫饑餓的，第一個寫城市改革的，第一個寫中學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隊的……

22年，可能是中國作家裏勞改時間較長的。你說“文革”改變了我什麽？原來還會寫寫詩，現在不會了。在農場裏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現在水果也不怎麽吃了。把我兒子也耽誤了，孫子也耽誤了，是吧？我44歲才結婚，45歲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領受到政治高壓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貴。我親身體悟到帕特裏克·亨利所說的，“不自由，毋寧死”，裴多菲說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因為很多我是第一個寫，實際上叫“闖禁區”。我成了中國文學領域裏麵勇闖禁區的一個領軍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將來寫中國文學史，談到上世紀80年代的時，我是一個絕對不能夠回避的人物，是啟蒙作家之一。

我認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當中，文學作品發揮了重要的貢獻。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像中國新時期文學那樣非常明顯地推動思想進步和思想解放。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學在20世紀和社會現實那麽緊密地結合。新時期文學作家這個群體對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貢獻，至今估計不足。將來人們會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開的，新時期文學的價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為那時候很多領域是被控製的，電視不用說，電影審得更厲害，美術倒是有新新畫派，但它起的作用範圍很小。隻有文學，特別是小說限製很少。

我沒有遺憾，我已經寫到了我所有能夠寫到的。每個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內。在那個曆史狀態下，我盡到了我最大的曆史責任。

80年代時，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裝，寫寧夏張賢亮、寫甘肅張賢亮就能收到。寫信一般都是讚揚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剛剛從陰影裏走出來，我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寫出了他們想說而說不好的話。

我是1984年發表的《綠化樹》，《綠化樹》最後一段寫許靈均走上紅地毯，剛好我也當上了政協委員(1983年，張賢亮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當時爭議非常大。

每一個作家筆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書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實際上都有托爾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樣。勞改20多年，我從沒穿過襪子。直到後來我和一個女的同居以後，她給我縫了一雙。也不是縫，她是拿過去那個勞保手套線織的。從這樣的一個勞改犯，穿襪穿鞋走上紅地毯，甚至到人民大會堂開會，那是沒想過的。

我“下海”適得其會

上世紀90年代的文化開始多元化了，我的火山爆發期也過了，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權獲得的70多萬辦起了影視城

 (旁白：《靈與肉》、《肖爾布拉克》分獲1980年及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綠化樹》獲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樹》暢銷大江南北。正當張賢亮的文學事業走向頂峰時，進入90年代，張賢亮悄然轉身商海。1993年，寧夏西部影視城，在張賢亮手裏一個嶄新的也是花費他最大心血的作品誕生了。)

我1984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但我一直不讚成專業作家製度。我覺得文學應該是一個業餘活動，專業作家製度絕對不是一個促進文學生產力發展的好機製。專業作家製度還使作家脫離了生活，生產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我不喜歡。

我覺得我下海是適得其會的。因為90年代的文化已經開始多元化了，人們的業餘時間也開始分流了，不是光看小說了，文學逐漸離開人們的視野。90年代人們都開始奔錢了嘛。90年代我的火山爆發期已經過了，處於休眠狀態。

90年代，我們這一批作家逐漸退到二線了，很多也都寫不出什麽東西來了。這些風雲一時的旗手，開始進入衰退期了。也有人不寫小說改寫散文了，還沒有脫離文學的領域，我來個華麗的轉身，我從文學領域跳到市場裏麵。

為什麽說適逢其會呢？那時正好鄧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國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紛紛大辦第三產業。我是寧夏文聯主席，全國文聯都蠢蠢欲動搞三產，寧夏能搞什麽呢？

拜勞改生涯所賜啊。在南梁農場時，我在趕集的路上見到了荒涼的鎮北堡，讓我很震撼。平反後我在寧夏文聯，遇到來拍電影的導演，我就把它介紹給電影界。第一部片子張軍釗的《一個和八個》，第二部謝晉的《牧馬人》，也是我的本子。後來就有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馮小寧的《紅河穀》，這個地方幾乎成了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外景拍攝地。

我就想，幹脆辦個影視城。但辦影視城要錢，我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權獲得的外匯存折拿來了，折合成人民幣70多萬。那時候沒有什麽產權一說，等於文聯拿著我的錢來貸款給文聯辦一個產業，但這個產業還是屬於文聯的，而拿我的身家性命抵押，就這麽開始創業。

現在是辦起來了，當然中間很曲折。你們不要以為名人辦事很容易，名人是雙刃劍。最根本的，我是在一個市場無序的狀態下搞文化產業的，個人對抗市場的無序，很累啊。

九十歲時方有真正自由

我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希望破除一些地方和職能部門形成的利益集團。我將來還會寫書的，但這本書我現在不能發

說來真巧，我很有幸。想想這30年，我的經曆和整個民族的經曆是同步的，我們民族遇到災難的時候，我也遇到災難；當民族開始複蘇的時候，我也開始複蘇；當民族開始崛起的時候，我也開始崛起；當民族開始向興旺發達發展方向走，我也朝這個方向走；當民族在興旺發達的路上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時，我也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

改革開放應該是從1978年算起，解放思想，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我正好是落實政策的受益者。然後國家開始建設現代化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我開始寫小說，重新走上文壇。當我們國家開始尊重人才，尊重知識，並且在改革開放上有進一步的深入，我開始參政議政，進入全國政協。整個80年代，是我們民族的奮發期，所以至今很多人在懷念80年代。那個時代給我提供寫作上的廣闊天地。我不斷地闖禁區，使我在文學上有很大的成就。到了90年代初期，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碰到關鍵問題的時候，一度在爭論是進還是退，是繼續改革開放，還是改革開放到此為止，而90年代初我也開始在文學上有一個停頓。

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以後，我下海。可以說中國的經濟自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一直高歌猛進，我也一直高歌猛進。一直到現在，到2008年，國家碰上了雪災，撞火車，地震，我碰上了些企業經營的麻煩。當然，我等著到奧運會的時候再雄起。

唉，你說是不是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沉默，抽煙)？我的起點比別人低得多啊。改革開放前，盡管我是平反了，但是總的來說我還是犯了錯誤的，有曆史汙點的。所以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是給了全體人以機會，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也給社會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我經過洗牌，就和大家一樣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現在頂多成了個老頭在公園裏打打牌。

現在，我跟公園裏釣魚和打牌的老頭最大的區別在於我有話語權。不僅有話語權，還有財富。

我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開放同命運共呼吸。我要極力保護我自己的權益。保衛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個要使全體中國人民都成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第二個要使改革開放以後建立起來的製度不斷完善。

我說過，在我的作品裏，我能夠主掌人物的命運，但是在我的生活裏我是被命運所主掌的。

說到改革開放30年，現在就是中央高層的的確確和老百姓是一致的，通過抗雪災，通過這次抗震，都能感受出來，可是一些地方和職能部門已經形成了利益集團。新一輪解放思想就應該提出來，在政治上增加透明度，增加人民群眾對於政治的直接參與性，隻有這個法寶，才是破解中國貪、腐難題的一個利器。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途是樂觀的，這個利益集團是必然要被破解的。

我現在在幹什麽？玩。文學啊，就是我一生的副產品而已。影城也是。你說主業是什麽？快樂，追求快樂，創造性地追求快樂。

我將來還會寫書的，寫我在勞改隊裏是怎麽想、怎麽生活的，但這本書我現在不能發。我到90歲時方才自由，才能說一些不可告人的話(哈哈)。我今年72，等18年以後，我90歲了就都告訴你。

 

文章來源：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