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在其中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延安時期一直到”文革”前，我對江青的印象都比較不錯，覺得這個人賢惠得體，不多說話，不突出自己，沒覺得她有什麽政治興趣或政治頭腦。延安時期，我們談話不多，好像沒有談過什麽重要的話，我也沒看過她演戲。一起跳舞時她抱怨過身體不好，心髒不好，胃不好。她在延安搞了實驗電影，請我去看，但我沒去， 也不記得看過她們拍的電影。1946年的除夕，我和新華社的幾個領導一起到棗園去給毛主席拜年。見毛主席有兩個門房，第一個是李克農，他打電話給第二個門 房江青，他說：新華社的同誌來給毛主席拜年，裏頭有李敦白，我們李家有外國人了，你們江家有嗎？不知對方講了什麽，李克農又說：你趕快讓他們進去，你要不 讓他們進去，你們家裏要死人的。這是他的原話。李克農是個非常愛開玩笑的人，按延安的標準是個胖子，成天樂嗬嗬的，隨時都在開玩笑。我們經過江青那兒，見 到了主席。
60年代，我們有幾次跟主席談話，江青都未參加，她出現的時候，主席就說：江青同誌來請我們吃飯了。飯桌上她也不參加政治性談話，隻是盡女主人的本分。
江青開始搞樣板戲的時候，電台有一次把樣板戲的唱片送給養病中的陳雲聽，送回來的時候，陳寫了個條子，說革命樣板戲很好，但傳統戲更好。我們家的人倒都很喜歡樣板戲，經常唱，我覺得樣板戲去掉了京戲裏麵那些囉裏囉嗦的東西，很好聽。孩子們到現在還老說些戲裏的話，如：大隊長說了，好貨不便宜，便宜沒好 貨。我特別欣賞《智取威虎山》，前幾天還在說黑話：臉紅什麽？精神煥發！怎麽又黃啦？防冷塗的蠟！
1966年12月18號工人體育場支持越南南方解放陣線大會上我給江青遞條子，請她支持廣播局的”文化大革命”，她請我到人民大會堂見麵。這次見麵， 我發現她已經完全變了，完全不是原來那個端莊賢淑的夫人了，變得非常偏激、厲害、霸道。當時中央文革的組長陳伯達也在場，但根本沒有發言權，都是江青指手畫腳地在那兒說。在兩個小時內，她就把三個部隊的首長打成了候補反革命，我記得其中一位是原總政治部副主任、當時的中央文革副組長和全軍文革組長劉誌堅。 江青說，我懷疑你把軍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都鎮壓下去了，讓他反省，第二天上午八點半之前把檢討送到她辦公室。這位老將軍臉色煞白，一聲不吭。江青根本 不容分說，張牙舞爪的。
她幾天前去過廣播學院，門衛不讓她進，吵起來了。此時她問在場的廣播學院紅衛兵領袖，學校的大門是否還關著，聽說仍然關著，她說：我在中南海有一支幹 部隊伍，如果他們還不開門，我要領著我的隊伍把學校的門牆都砸爛。她還說，我們要把全國所有官僚機構的大門都砸個稀巴爛。這個話太厲害，我們回去都不敢傳 達。我跟玉琳說，她就像狄更斯《雙城記》裏那個老是織著毛衣的充滿仇恨的老太太。以後幾次見麵，也都是這種印象，飛揚跋扈，隻有她給別人下命令，沒有聽別人意見的。但我當時並沒有什麽不好的感覺，覺得她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那股勁，當時都不提倡講道理。就是覺得變化太大。她對我倒很熱情，說中國的”文化 大革命”一般不讓外國人參加，但李敦白同誌例外，他是一位老同誌。人民大會堂見麵的那次，李訥也在場，讓我說服她媽媽讓她參加串聯，還給我別了一枚毛主席 像章。
江青讓我提兩個廣播局可靠的造反派領導，我提了，後來我們這一派就上台了。1967年1月，江青到電台來開群眾大會，會前在貴賓室接見造反派頭頭，我也去了。我跟她說，不應該再支持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就是我參加的老造反派），他們也不配以毛澤東思想命名。她問為什麽，我說，他們鎮壓反對派，也鎮壓自己一派中的反對者，態度很粗暴。正說話間，年輕的播音員李涓進來了，很激動，哭哭啼啼的，她說的意思和我一樣。在大會上，江青勸大家要團結，不要內鬥，說有些同誌很粗暴，這是不對的。但事後並沒有處理台上的造反派，還繼續支持他們。後來我聽說，調查我的間諜案正是從那年春天開始的，也許我的話違逆她的旨意吧。
同年三月，中央文革派聯絡員張根生（音）找我，說中央文革小組已經發覺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不行，決定讓他們走極端，自己走向反麵，然後撤換他們。 他還說，中央文革信任我，先給我打個招呼，讓我不要批評他們，就讓他們犯錯誤。我沒有泄露談話內容，但也沒聽招呼。我覺得不管怎麽說，這些人是我的戰友， 他們有錯誤，我就要批評，所以繼續對王自強等頭頭提意見，和他們辯論。結果3月份真的把他們撤了，把我扶上去。那時候感覺非常好，覺得中國正在變成一個革命的民主國家。
江青被關進秦城監獄後，正好在我對麵的牢房，她的聲音我聽得清清楚楚。
現在有人說，江青因為家庭生活不幸福，所以政治上變壞。我覺得，不管什麽原因，壞首先還是她自己壞。
來源：李敦白：《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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