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真相是和解的前提（炎黃春秋）

 
2014年1月12日，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博士聲淚俱下的道歉，在互聯網上引發了熱議。讚成、反對、感動、冷漠、質疑、不屑、嘲諷……，各種腔調的聲音不絕於耳。

曆史的符號

在 原師大女附中“老三屆校友與老師見麵會”上，該校“文革”初期“師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副主席宋彬彬，向當年在校的所有老師、同學道歉。宋稱老校長卞仲耘 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劉進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 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她還表示：“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 悔。”

首先須肯定：一個人到了晚年，對於年輕時犯下的過錯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師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們並沒有出現在道歉會場，態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個“葫蘆案”。宋博士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時也是在切割責任（她認領的是“道德責任”，而不是法律責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腳下。留下的思考題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宋 彬彬之所以成為“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是因為她曾與好幾個“第一”沾邊：1966年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成為“文革”中全國 因武鬥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該校因而成為第一個打死老師的學校；當時宋彬彬是該校“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作為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 城樓，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並作為第一個有名有姓的紅衛兵人物，被媒體廣泛報道。

當偉大領袖得知她的名字是 “文質彬彬”的“彬”時，輕鬆吐出三個意味深長的字——“要武嘛”。兩天後，《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宋要武（宋彬 彬）”的文章《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首次傳達了毛的口諭，並宣稱：“今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 武了！從‘彬’到‘武’，這反映了人們思想的一個大變動，反映了革命的小將在成長，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事情。”

“要 武嘛”的“最高暗示”，激發了全國第一輪的武鬥和抄家狂潮，史稱“紅八月”。這場有組織的暴行，得到了高層及公安部門的支持和縱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紅 衛兵提供了管段內“牛鬼蛇神”的名單和地址。謝富治在“紅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幹部會議上，對武鬥作了詮釋：“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他 就算了。如果說不對就給壞人撐了腰，壞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據官方不完全統計，8月至9月的40天裏，紅衛兵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狂潮從北 京蔓延至全國。

在重大曆史節點上的短暫亮相，給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被權力利用過後，“宋要武”成為那個暴力年代的一個曆史符號，如影隨形伴隨著宋彬彬的人生。

曆史的問責

 “文 革”結束後，赴美留學並工作的宋彬彬，不斷遭遇曆史聚焦：芝加哥大學曆史學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認為宋彬彬等對卞仲耘之死負有責任；卞校長的丈夫王晶垚先 生，不僅保存了亡妻的血衣、遺體照片和遺物，且數十年不懈地搜集證據，他手中還握有一份在郵電醫院死亡現場的《宋彬彬談話紀要》，且一直未接受宋的道 歉。……

四麵楚歌的宋彬彬，多年來一直在不同的場合否認參與打人，否認改名，否認自己是《光明日報》文章的作者，否認與 王晶垚見過麵……。同時不斷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過。劉進、葉維麗、馮敬蘭、於羚等校友，自發組成了八.五 事件調查組，將責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數幹部子女。據葉維麗回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腦子裏老有兩個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個大胖臉，一個瘦 高個兒……”馮敬蘭在道歉會結束後新發表的文章中說：“發起者、打人者多為住在京西大院的軍隊幹部子女，初中在女三中、女八中就讀，1965年9月，通過 中考她們進入女附中。”

道歉會通過老教師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達了對宋彬彬等人的諒解，且指打人者當時是未成年人， 從法定年齡上不能承擔法律責任。調查組在距真相一步之遙處裹足不前，不願說出虐殺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她們早已是成年人）。時至今日未能還老校長一個公道， 令這場校友內部調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國的同齡人有句口頭禪——“青春無悔”。鮮見有手上沾過血的人，勇敢地站出來 承擔責任。按照“法不責眾”的“國民性”傳統陋規，國人對於參與集體犯罪，曆來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認為“大家一起沾血”的惡事可以免責，這也是那個時代 “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政治運動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壇上的千千萬萬個冤魂中，卞仲耘校長隻是其中之一， 她被自己按體製設計教育出來的學生奪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證據。若要她承擔不屬於自己的責任，當然是一 種不公；更大的不公則在於：大規模集體犯罪的主使人、十年浩劫的發動者，剛剛接受過最高規格的祭祀榮典。

真相與反思

體製的暴力基因，潛伏於從湖南農民運動、蘇區“肅反”到土改、鎮反運動的曆史血脈之中。在一種互害體製下，宋彬彬等“紅二代”及其家族同樣沒有安全感，他們既是體製的受益者，又隨時可能成為受害者；或許後來重新成為受益者，而其精神救贖之路則漫漫其修遠……

曾 長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為主、認同普世價值的國度，難免耳濡目染，接受懺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希望通過道歉“促 進大家對文革進行反思”，“隻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遠”，“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劉進道歉發言中的反思更為深刻：

1、文革和曆次運動不同之處是首先發動學生，我們中學生是被利用來開路的。尤其是黨報輿論把革命與暴力等同起來時，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以為采取更激進的方式，才能證明自己最革命。
2、 卞校長死於校園裏的暴力，而少數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幹部子弟。為什麽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成了暴力活動的主力軍？因為當時的教育告訴你， 你是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因此，當革命事業出現危機的時候，你要像父輩那樣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捍衛。這種由“血統論”帶來的接班人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 從意識，必然會引發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3、階級鬥爭教育強化了血統論和等級觀念，將學生無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學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最終導致了學生鬥學生、學生打老師，無視生命，侵犯人權。這種流毒延續到了今天。
4、八五悲劇是政策和運動高於憲法的悲劇。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國家才有安定。

以 陳小魯、宋彬彬、劉進等為代表的部分紅二代，雖早已不在權力中心，但從血緣感情出發，仍希望父輩創立的紅色政權長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來。從不斷自 辯到促進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會的徹底撕裂，當然是一種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維穩”，可惜尚未被諸多紅色後代所理解。

道歉與和解

1981 年《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對這場浩劫的受害者，至今未見官方有公開的正式道歉。以“真相”“反思”“和解”為基 調的女附中道歉會，本應是一場政府主導的社會行動，可惜與主旋律不同調。曆史的還原和認真反思，不時被扣上“曆史虛無主義”的帽子。

 翻 開沉重的曆史：從卞仲耘到北京市被打死的1776條人命，從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到廣西的吃人狂潮，還有多少人道主義災難的真相尚未公布？“文 革”“反右”等政治運動和重大曆史事件，整死、殺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饑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這些曆史的債務並非“虛無”，豈是區區一句“曆史虛無主義” 即可風吹雲散？

 某曆史責任人說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曆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 縱觀二十五史，曆代君主的罪己詔或不下數百道，多數沒有遭遇亡國；而不知悔悟者卻頗有亡國的先例。若出於對“亡黨亡國”的病態恐懼，乃致諱疾忌醫，連以往 的政治得失都不能檢討了，可不像是謀求千秋萬代的節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在圖圖大主教的提議下，於1995年簽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成立由獨立人士組成的社會調解組織“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宗旨是“在弄清過去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主要從事如下工作：

1．全麵地調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這段曆史時期內各種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的真相；
2．讓受害者講出真相以恢複他們的公民尊嚴，並提出如何對這些受害者給予救助；
3．考慮對那些服從政治指令嚴重侵犯人權但已向真相委員會講出所有事實真相的犯罪者實施大赦。

現 代社會中負責任的政府，不會在人類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曆史的負資產，就國家曆史上對公民造成的傷害公開道歉和賠償，促進全社會的和解，是執政者的道 義和擔當。美國政府曾就曆史上對印第安人、黑人、華工、日裔公民的傷害，先後作出道歉及賠償。海峽對岸的國民黨也身先垂範，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每年都會出 席“二二八事件”的紀念儀式，向已平反的受難者及其家屬鞠躬致歉。

上文提及的道歉會紀事中，有這樣一段話發人深省：
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沒有反思，就沒有道歉。道歉是銘記曆史、尋求和解的開始。

 2014年1月15日 風雨讀書樓
《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