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在其中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正文
◇ 反思
紅衛兵這一段對我影響太大了。我們是在傳統教育下長大的。傳統教育有兩個好的方麵：一個是中國幾千年傳承的道德傳統；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共產黨的這一套政策傳統。繼續革命理論，階級鬥爭理論和這兩個傳統是衝突的，矛盾的。在這矛盾中，我取的是傳統這邊。所以我沒有那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絕情的事情來。比如對學校領導被打倒，總是有些惻隱之心。當然，我也不敢說“同情”他們，隻是到我這兒，能夠寬容的就寬容寬容。學校當時的主任挨鬥，他說，哎呀，我咳血了，身體不好。我說，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裏反省。有事我們去家裏找你。我批準了他，他就躲過了一劫。但是當時畢竟年輕，我如果主動讓他們都回家，那就可能會更好一點。
運動來了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但運動來了你怎麽表現，那是你自己的選擇。人生無非就是選擇嘛。整個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還算比較清醒一點兒的，不是忽左忽右的。當然，對一些不滿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開反對，總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為肯定都是胳膊擰不過大腿的事，起碼我不積極去做。我的選擇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動都是我自願的，當然做錯了也在我。比如前麵談到的批判校領導、批判北京教育局領導等，都是錯誤的。這裏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線的影響，沒有這個環境我們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領導。話講回來，我之所以不主張打人武鬥，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毛主席不是講不要虐待俘虜嘛，十六條不是講要文鬥不要武鬥嘛，這是中央的政策啊。當然他後來又說了“要武嘛”。我做得對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獨立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有些人參加“文革”目的比較明確，“造反”啊、“奪權”啊。我始終沒有上升到那個程度。在多數場合，我是隨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覺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當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覺得“反修防修”這個觀點對。另外，教育製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們都感到需要改變。所以，毛主席的講話很符合我們的口味，因為我們是他培養出來的嘛。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地方，對這方麵我試圖不斷地讓自己的思想去適應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沒有絕對地盲從，還有自己的考慮。比如說，你講老師有錯誤，我承認；你講他是“黑幫”，我就打個問號。你講劉少奇這個不好、那個不好，我承認；但是你那麽對待人家，我覺得不符合我們黨的傳統。你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我當然支持；但是你又說“要武”。這麽一來，不就亂套了嗎？
從思想根源來講，即使我們的父輩，還不都是帶著傳統的烙印？他們對毛主席的那種忠誠，是不是有點像對封建帝王的那種忠心？沒有人敢當麵去忤逆毛主席，這裏麵有種種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當時的環境，也有自身的考慮，更有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裏麵，確實是服務於他們的一個“棋子”而已。
關於紅衛兵暴力問題，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事實上是一種思潮的結果。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清華附中的三個造反精神就出來了，造反歌出來了，對聯也出來了。這些東西，你看他的語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殺殺，語言是可以變成行動的，處在那種狂熱的氣氛下，結果那麽多人被打死。其實我們整個中學教育沒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們有一個階級鬥爭的教育，不斷給你緊那個弦，劉文學〔１３〕不是被階級敵人殺害了嘛，雷鋒不也講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嗎？這樣培養起來的階級仇恨，植根於青少年的心中，雖然你沒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階級鬥爭的層次上，就不是這樣了，暴力這個東西就爆發出來了。
另外，在我們國家，人們對於人道主義，對於人性，人權，從來沒有足夠的教育和認識。而暴力卻是人類的基因，政府、法律、監獄，其實就是要遏製人類本身的劣根性，所謂暴力傾向、弱肉強食這些“自然法則”。人類社會的發展充斥了暴力，進入理性社會以後發現這樣是不行的，就要限製暴力。但是，一旦社會秩序崩潰、法律廢止和政府失職以後就暴力就會出現，文化革命實際上也是這樣。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種逆反心理，有種偏激的態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現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國，法國“紅五月”的青年運動、洛杉磯的暴亂、海地地震後的搶劫，都是政府失控後的暴力行為，所有國家都一樣。在我們這個社會，由於長期宣揚階級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縱容的態度，就產生了這樣的結果。公安局不進中學嘛，中學打死人了問都不問。你不能說他鼓勵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縱容。這是一種宣泄的情緒，在瘋狂的階級鬥爭指導下，這每一條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來。
這種事文革並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共產黨從紅軍時期的肅反、延安整風就有，類似的運動綿綿不絕，一直到現在都是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對這些事情進行解剖，而不僅僅局限於這個人怎麽樣，那個人怎麽樣。我認為這沒什麽意思，隻不過是又來一次，台灣叫“族群分裂”，然後製造出新的矛盾。我覺得大家都要對文革這個民族災難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標是推進社會的進步，是為了民族的啟蒙，大家討論可以，但要有一個平和的心態才好。我認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種方式來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記憶沒那麽準確，今天追究幾十年前過多的細節，就沒辦法了。
海外的一些學者有這個條件，在研究，在總結文革，應該說還是有擔當責任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有責任感的事，是個好事。國內的學者當然不能說沒有責任感，但官方的學者回避這個問題，民間的學者沒有這個條件，第一他沒有受過正規的訓練，第二他得不到豐富的資料。還有就是多數人，都采取一種漠視甚至忘卻的態度，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願意再回顧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這個傷疤不願意揭。時間是思想的最好避難所，時間可以讓一切抹平消失，實際上就是這樣。
文化革命對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認識了社會的體製，之所以後來積極參與改革，包括現在對共產黨體製的認識，包括現在希望它改革的認識和行為，如果要尋根呢，還是尋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們對這個社會覺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沒有質疑過。為什麽後來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就是因為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一直到後來，我到部隊，做外交工作，參加政體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終就是文化革命的記憶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說１９７５年批鄧以後，我就決心不說違心的話了，我很強調我的個性和人格，我覺得共產黨幹部現在就缺少個性，缺乏人格，就是人雲亦雲，就是跟著官大的說。而這個差別就在於是否認真對文革進行了反思。
◇ 武官訓練
打倒四人幫之後那幾年呢，就覺得思想上有點兒開放了，各種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單民主牆”啦，這些東西都有了，有一些衝擊。我這個人比較認死理兒，所以對處理西單民主牆，不大滿意。既然是西單牆把你們捧上去的，怎麽你後來又把它封掉？這有點太實用主義了吧？如果是我的話，當初你支持我的時候，我就把你封掉，對不對？你不能說，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當時我有這個想法，現在還這麽想。這個事情說明，共產黨的作風啊，就是馬列主義隻照別人，不照自己。
不過沒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了。當時正好趕上我們國家準備開展軍事外交，貫徹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１４〕的“團結一條線”，主要是“聯美抗蘇”的觀點。因為文革十年形成一個斷檔，就從全國調了一批團職以上、比較年輕的部隊幹部，到南京外語學院學習。然後準備外派武官，開展軍事外交。我們等於是調幹輪訓，除了英文，還有一年的武官業務。當時我們的英文課本，內容還是《為人民服務》什麽的，沒有什麽國外的教材，隻能是自己找點書看一看，聽聽“靈格風”什麽的而已。那時候還比較“左”，聽“美國之音”還算偷聽敵台呢。不過裏麵教“英語九百句”，我們有時候也聽。
嚴格講武官是代表軍隊的，而軍隊是國家一個非常特殊的部門，所以也是代表國家。武官業務，就是軍事外交，然後就是情報。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武官業務的課，一個是學我們的戰爭理論，軍事知識等等。另外，學一些外軍的情況。還請一些老武官給我們講授一些經驗。
當時，一個以前駐老撾的武官給我們講課，講怎麽做工作，特別生動。他正好趕上越南南北統一、老撾革命勝利那一段動蕩時期。那時候，美國人已經跑了，老撾的右派勢力也衰弱了，大變在即。很多舊政府的老撾軍人，屬於中間勢力，就向中國使館靠攏。中國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軍事部署和動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帶到作戰室裏，說，我們這點玩意兒，對你們來講沒什麽，隨便看。到最後，左派要進城了，這些中間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來問他，我們怎麽辦？我們是不是也要走？他當時勸人家留下。這些中間派的老撾軍人在當時權力真空的時候，出麵維持了社會秩序，然後把國家政權交給了巴特寮，應該說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可後來這武官非常後悔，因為留下來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講課的時候就這麽講的：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都是老朋友了。
當時他想當然地認為，中國解放以後，國民黨降將還有做政協委員的嘛。老撾革命勝利，也應該這樣，這些軍人還是有貢獻的嘛，也應該善待。他沒想到：老撾勝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當時已經有矛盾了嘛。第一，這些軍人是舊政府的人；第二，他們是中國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諱。第三，這些國家革命勝利以後，心氣兒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學習和接受中國的那一套。反過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上台以後，過河拆橋的事兒還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將”日子也不是那麽好過的。所以當時就應該勸他們走，起碼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們的經驗之談，對我們還是很有啟發的。武官的主要業務則是軍事外交和情報。軍事外交好理解，情報嘛，我們有個說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係統，公開的。武官是公開收集情報，通過交朋友，通過隻言片語了解點情況。另外就是從他們的報紙等公開資料上，進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諜報係統。諜報是另外一個獨立的係統，是機密的，需要掩護的，需要以特殊身份進行的暗中收集情報。也包括通過技術偵查，比如監聽、衛星。再有就是情報交換。不過這個係統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學了三年之後，１９８１年１月，我抵達英國做駐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麽認識資本主義？當時總參來了一個代表團，和英國一家大公司談一筆生意。代表團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們。寒暄過程中，英國人說到：現在英國在整頓國企，要把煤礦私有化，於是煤礦工會發動全國大罷工。煤礦工會是非常凶的，堅決不退讓，就和政府頂著。我們代表團的領導，就有點教訓的口吻說：你們要關心工人啊，要聽取工會的意見啊。人家也不爭什麽，然後大家吃飯，聊聊天。代表團的領導說，我們明天開始談判，請你們把合同準備好。對方說，行。星期天談判，對方就老板一個人，帶著合同來了。我們的翻譯一看，說，老板，這是誰給你打的，錯別字這麽多？老板說：禮拜天，秘書休息。沒辦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團的領導當時就很火：哎，怎麽搞的，怎麽能這樣呀？他們就不能加班嗎？老板說：這不行，有法律呀，你們昨天不是也說了，要照顧工人的利益嗎？我付他雙倍工資，他也不願加班兒。這是人家的權利呀。所以我隻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術太差。這件事說明這個社會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對此，大家深有體會。
剛到英國時，他們對中國外交官還是有限製的，不過它是對等的。當時，國內對外國人的限製是開放的城市外圍２０公裏，２０公裏以外就不能去了。我們是對所有外國人，畫一個圈兒。所以英國對我們是對等的，也有限製，不過是３５英裏，比我們寬得多。出了這個圈，你要寫明目的，幹什麽去？什麽時間回來？住在哪兒？走什麽路線？都要報。我們的大使曾經出過一個事。他參加一個活動，於是報了路線，到什麽地方去，走哪條高速公路。後來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頓飯，再上高速公路回來。人家就抗議，說你違規：為什麽不按路線走？中間在哪兒吃飯也應該報告，很嚴格。但是它並不設禁行的牌子，因為它隻是和中國對等限製。
我也出過一個事。當時有一個代表團到英國的工廠去。英國國防工業署突然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那兒有一個工程師，心髒病發了，你們得派人去。其實我們去解決不了問題，但是他怕負責任，萬一死在這兒，要出事。所以要我們去。哎喲，我趕快就給英國外聯處打報告，說我開車去看病人。獲得批準後，給了路條。我車開得極快，就超速了。結果後邊來了一輛警車，打警燈，沒辦法，我靠邊停下來。他一看，是外交使館的車。他說，“你超速了。”我說，“對不起，我有急事。”我趕快把路條拿出來，上麵寫的是看病號。警察於是說：那你愛開多快開多快，隻要安全，我們規定醫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於是他立刻打電話給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剛到，那邊就來人了，估計是反諜報係統的。他很客氣，一進門就說：“中國代表團的人在嗎？聽說你們有個病號？”我說是啊。“聽說還有人來看他？”我說我就是。然後他說，“好！有什麽需要幫助的，我們願意提供。”兩天後，該代表團經過倫敦回國，就跟我講，說那個工廠後來被警察局詢問，說“為什麽共產黨中國來了人，你們不報告？”這個廠商也算違反了“外事紀律”，沒向有關部門報告。可見，當時的中國外交的確很受限製的。
我去英國之前，英國遠洋艦隊每年都要到遠東來訓練，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後來英國執行緊縮財政，就取消了遠東的軍事訓練。１９８２年英國在馬爾維納斯群島〔１５〕打敗阿根廷之後，英國、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國還是實力強盛嘛！”軍方就籌劃恢複遠東的訓練科目。這時正好趕上中英談判香港的回歸，這就帶來個大問題：英國“恢複”遠東訓練，還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這個跟中英談判聯係起來，是不是“挾福島作戰勝利之威”，向我們施壓？或有點“武力保衛香港”之類的涵義？這是個大事，大使親自過問了。我的看法是，這是“例行”的，英國軍隊內部在這次作戰之後，發現它這個遠洋能力的訓練，還是很重要。因為它過去就有，所以不好說它跟香港談判有直接的聯係。大使說，那不行，此時此刻，這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呀！於是我們開始運作。
第一個管道，我正好參加一個英國軍方的活動。見到他們英軍海外援助——就是管理“軍援”的一個少將。我跟他聊起來，我說，聽說你們艦隊要去香港啊？他說，是啊，要去。我說，“你們的軍艦要停靠香港？”“當然要停靠香港了。”因為軍艦停靠是要交錢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錢了。我說，“你們考慮過後果沒有？”“什麽後果？這是例行訓練啊。”我說，“可是現在，中英間正在進行香港歸屬談判，你們沒考慮這對中英談判會有什麽影響？”“你們很在乎嗎？”我說，“當然在乎啦！”到最後，我講，“我希望你把這個信息轉達給你的上級：我們很在乎這個事情，希望你們妥善處理。”
這是第一個信息傳過去。接著，我們的武官直接找了他們的空軍元帥，總參謀長，軍職最高的，希望他們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傳達信息，緩解矛盾。我們是國家在最前沿的觸角，如果這個工作做不好，問題一蹦出來，就會變成勢不兩立，誰也下不來台。外交是很講麵子的，我們要給人家台階下，人家也要給我們台階下。所有的外交衝突、軍事衝突，都是一樣。我們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夠接受的台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後來好像是他們做了一些讓步，隻派了補給艦什麽的，我記不清了。總之這個事，經過處理，對中英關係和談判，應該是沒有什麽大礙。
◇ 槍和槍的區別
我還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國一家國營的軍火公司，向我們推銷一種新型防暴槍。所謂防暴槍，就是打橡皮子彈的，橡皮子彈打到人身上，會打你一個跟頭，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這種槍像信號槍這麽大的口徑，子彈有拇指粗，單發的。但是這槍瞄不準，大致對著一個方向就發射了。那一次是剛做了改進，裝了一個轉盤，可連發五發子彈，而且可以瞄準，打得很準。在英國的外交中，盟國是“第一檔”。中國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列入“第二檔”，屬於友好的國家。當時，蘇聯東歐這些國家算“第三檔”。這一次，他們也邀請了第二檔國家的武官。會上，他們做了個表演。看過以後，我挺感興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長陶駟駒到英國訪問。我就介紹說，英國現在有這麽個東西，照片我也給他看了。陶駟駒說，好啊，我們買點樣槍。你給我采購，送回去。還留下了一萬多英鎊。我說，好，應該沒大問題。然後我就打電話找邀請我們去的那個董事長，這個人還是個爵士。我提出了購樣槍的要求，結果等了半年還沒消息。我急了，這是怎麽回事啊？我們部長還在等著呢。你們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們推銷，等我們真有興趣了，怎麽沒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後來弄得那個董事長很尷尬，親自跑來請我吃飯，向我解釋說：對不起，實在對不起，這槍不能賣。我說，為什麽不能賣呢？他就說，哎呀，這個、這個……這個槍呀，不能賣給“獨裁國家”。我說，你這什麽意思呀？他說，這個槍啊，是鎮壓性武器。是“鎮壓群眾”用的。就是說，賣給你們，拿去就“鎮壓群眾”了。我就反問，“那我要買Ｍ１６〔１６〕呢？” 他說，“Ｍ１６可以。”我說，那我拿Ｍ１６不也可以“鎮壓群眾”嗎？他說：“噢，那不會的。Ｍ１６是步兵武器，是戰場上用的，你們政府也不會用這個向老百姓開槍的。——遺憾的是，後來“六四”，不還是用步兵武器開槍了？
他還跟我講：“而且我很遺憾地告訴你，這個槍，不但不能賣給你，也不能賣給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警察。”我說，那為什麽呢？他說，很簡單，因為這個槍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給我舉例子說，現在北愛爾蘭也有暴民，有的時候警察要使用那種單發的、老式的防暴槍，也會致傷、致殘，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們政府有個說法，說我不是有意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表演那天你們都打了，都試驗了。我這槍打得這麽準。用這種槍，到時候如果有打傷打殘，你就不能說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須承認你是有意打的。這樣呢，是法律不允許的。後來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為你原來是瞄哪兒不打哪兒，就是說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則完全是偶然的。可現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兒打哪兒啊。他這個槍等於白研製了，任何國家都不能用。因為它超出防暴槍的概念了。防暴槍，不是要打死誰，是要驅散群眾，它不能傷人，至少是不能有意傷人。按這個邏輯一想，他這道理對啊！後來我隻好寫個報告，也就隨他去。
我當時跟使館各個部門都比較熟悉，關係都不錯。所以那段工作應該說，心情比較舒暢。再一個我當時是受軍隊的教育，或者說是雷鋒精神的影響，在哪兒都要幹好。我後來被評為外交部的先進工作者，駐英國使館就評了我一個，而且是大家評的，不是領導定的。那段經曆對個人來講也很不錯，看了很多東西，包括對科技、對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開闊了，可是又趕不上國內的變化了。我四年中探了兩次家，每次和朋友見麵，他們都說，你是月球上回來的？你講的話，都是十年前的、甚至還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滿了以後，本來要我再到美國去當武官，我沒去。國內變化很大，我有點落伍的感覺，不了解國情不行啊。後來我就到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學會做副秘書長，主管日常工作。
◇ 參與政治體製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有個同學問我，你想不想參加政治體製改革的研究？我覺得這是中國的一件大事，值得參與。後來他就向鮑彤〔１７〕和陳一谘推薦了我，把我從二部借調出來。
陳一谘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秘書長，也是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的所長。當時他比較紅，思想比較開放，上麵也信任他。他跟我談了話，互相感覺還可以。我的優勢是在國外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西方政治畢竟有一個比較感性的認識。
當時，政改研討小組是一個臨時機構，是１９８６年９月根據鄧小平建議成立的，由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衝五人擔任小組負責人，在政治局常委領導下工作。政改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和七個專題組，記得有黨政分開組，黨內民主組，社會主義民主組、機構改革組，人事製度組等，抽調了一些理論工作者和相關機構的實際工作者共同研討。
我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的，簡稱政改辦，當時耀邦還在台上。但是我們開會的時候，發現是趙紫陽牽頭，耀邦沒有參加，感到這很奇怪。１９８６年學潮是在１２月份，這時候還沒發生學潮。等於說學潮之前已經內定耀邦下了，由趙紫陽接總書記，所以中央指定這個事由趙紫陽牽頭。你想，耀邦是總書記，但是他不管政治體製改革；而趙紫陽是總理，主管經濟，他牽頭搞政治改革？這個大家馬上都感覺到了。
趙紫陽開始不願意幹總書記，最後是老鄧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趙紫陽原來還有個想法——這是老鮑跟我們講的，趙紫陽不主張動政治體製改革這塊，因為他認為經濟體製改革任務還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鄧有這個想法，而且他認為政治體製改革中，黨政分開是主要的。我們後來體會，他認為當時扯皮比較多，兩套班子掣肘。黨政分開，實際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鄧最後歸結到“政治體製改革就是黨政分開”，“核心就是黨政分開”。按照中國政治體製的特點，黨政真能分開嗎？挺難的。
有句話現在不大講了，可那一段特別強調：執政黨“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就是共產黨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後來我們提出過一個建議，就是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這樣，他就有了一個社會身份，是在法律範圍內活動，監督政府。我們覺得，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好像不應當是黨政分開啊，而是發揚黨內民主、健全法製。我們當時奉為圭臬的，就是老鄧１９７９年關於黨的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１８〕。當時他說得很對：不能人治，要有製度保障。到後來，政治體製改革有點兒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當時大家都覺得李瑞環在天津搞的不錯，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現在看就叫“民粹主義”的東西，跟老百姓搞對話什麽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書記兼市長，所以他沒有矛盾。可是別的地方不行。過了這麽多年，我們現在的實際情況是，要麽分開了，書記、省長鬧得不可開交；要麽分不開，就是書記一人說了算，中間形態都沒有。
◇ 台階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１９７２年，我在父親的追悼會上見毛主席，他說了這麽一句：“你們不懂世事，要２０年”。對於認識社會，對於人才培養也確實是這樣。社會的複雜性，不是初出茅廬就能認識的。
我當初在政改辦，有一個明確的觀點就是，高級幹部的培養，需要時間，需要台階。３０多歲的人，你要想當國家領導人，不可能的。革命時期可能，因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時期，你一定要走台階。我們不主張搞“三個梯隊”提拔幹部，沒有意義。人為的，反而會造成壞影響。所以我們講，幹部一定要在基層搞個幾年，在縣一級搞多少年，然後在市一級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級不能光搞一項工作，不同的部門，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會，才能了解我們這個官僚體製如何運作，然後到省裏。說老實話，這樣到了省部級，５０歲就是比較快的了。中央領導人就是６０歲上下，最好幹一任，到６５歲或者７０歲就下來。最高領導到７０歲，普通領導一般到６０多歲就下來。這是正常的循環。
對此，我曾經舉過兩個例子：一是我們３９軍提了一個副總參謀長。他當副團長的時候，我是政治處主任。他資格比較老，當時已經要轉業了，要他去搞軍史。後來可能是陪過胡耀邦，被發現了就提起來了，提到軍長。他剛到總參的時候，你想，他從一個野戰軍，沒有經過軍區，直接就提到總參。野戰部隊很單純，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就完了。但他對總參的運作、對總參的機構，沒有任何了解和認識。這時正好碰上一個事件，一個登陸艇叛逃，跑台灣去了。對這樣一個突發事件，怎麽安排？他都不知道給那個部門批、批給誰來處理。另外，有沒有預案，他也不知道。這不是他能力的問題，而是說，缺乏必要的經曆和台階。
二是我們在英國調查英軍幹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級不落，而且在三個部門中轉換：一線部隊，指揮機關和訓練院校。在一線部隊，你當連長，當完連長，可能調到司令部當個參謀。以後，你要到軍事學校去受訓。然後再過來，可能到營裏或者團裏，再當指揮員。然後你就到上一級機關當參謀。這樣子慢慢轉到最高的軍銜，就是總參謀長或者元帥。你當元帥的時候，你肯定在總部機關，包括軍務部門，作戰、指揮部門、院校都幹過。這樣，他不但對作戰係統了解，對軍務部門了解，對裝備部門也會了解，包括訓練和人才培養。
所以毛主席說，我們要２０年才能懂事。就是說，你不用２０年時間，你怎麽去了解國情？怎麽了解我們這個體製運作的優、劣？你都不知道。因為你沒有閱曆。這是看書是看不出來的，特別是看中國的報紙和書更看不出來。
◇ 積重難返的臃腫
另外一個是機構臃腫問題。臃腫是怎麽來的呢？１９４９年，我們是全盤接收了國民黨的文官係統，曾提出“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１９〕。大批的舊政府職員，加上我們五百萬軍隊下來，往哪安排？還要把軍隊轉化成工作隊，變成幹部。然後按照蘇聯這套係統設這個部門，設那個部門。但就是蘇聯的機構，也比我們精簡。
可以說，臃腫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了。文革時毛主席下那麽大的決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當時真撤掉了，但是後來不是還得恢複嗎。我記得薄老聽匯報時曾經有一次插話，他特別清楚，說：解放戰爭時，一個縣委就七八個人，帶個板凳，就是書記，有一個通訊員，就完了嘛。哪有那麽多人啊？他說，外國那些執政黨，它都靠黨費嘛。他那點兒黨費，根本不夠開個會。當時大家都笑了。當時薄老爺子還講，實際上，滿清政府的效率很高。縣太爺，就管辦案治安，不管別的，所以也沒有那麽多人。我們現在組織機構就五大班子，還什麽都管。最後弄得困難地區的稅收都抵不上開銷。
軍隊可以說是最統一、最整齊劃一的了。可是老鄧搞了百萬人的裁軍，過兩年卻又恢複了。你現在看我們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個國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而且你還要考慮一條：我們的兵還並不都在第一線啊。一個離退休老幹部，他就占了兩個兵的名額，這全國又多少萬。這都是吃兵額的啊。還有一個機構，叫“老幹辦”，幹休所，它下麵也有些戰士，還配了設備什麽的。你說你的作戰能力還有多少？真正能夠在一線使用的有多少？你是“軍隊辦社會”呀。
再和外國軍隊比：
第一，我們有一個政治係統，是三分之一這一塊的官，這就多大？人家國外沒有。中國軍隊體製最早是學蘇聯紅軍的。我們分析過，政治委員製度產生於蘇聯紅軍時期，因為當年紅軍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將領是從白軍倒戈過來的。所以說不可靠，需要派一個政委幫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陽〔２０〕這樣的。軍隊政治部門的存在就是因為他不放心嘛。但後來情況變了，蘇軍也是“一長製”了，隻有個政治副團長，沒有政治委員了，也沒有政治部的機構了。而我們反而發展成為傳統了，所以軍隊最大的臃腫就是這一塊。
當年毛主席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講得很清楚：基層幹部傷亡很大，有的是俘虜的白軍士兵，第二天就當班長，一個月以後就當排長、連長。那怎麽辦呢？他要嘩變怎麽辦？所以要有政治委員，要“支部建在連上”，看住他。就是你聽我的，可以讓你指揮打仗，你要是有異心，我就可以製約你。但是到後來，這就變成毛主席製約權力的一種方法了。就是說，同一部門他就得放兩個人，放一個人他不放心。一個人搞鬼怎麽辦？你們倆人兒有點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會傳統也這樣，明代的東廠派監軍，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們現在的軍官，都是自己培養出來的，為什麽還要用這種製度呢？
第二，我們副職多。國外沒有副職，或者隻有一個副職。英國部署在西德的萊茵軍，５萬多人——相當於我們一個軍的架子，它隻有一個司令，一個參謀長。要是我們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實八路軍的時候沒有這麽多，解放戰爭時候也沒那麽多，就一個副職，哪有那麽多副司令啊？哪個野戰軍，也隻有一個人是說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個縱隊司令說傷亡很大，叫苦。指揮作戰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電話，那個縱隊司令就不聽。我父親接過電話說：“你們幾個都上去，要不惜傷亡，損失多少我給你補多少！一定打下來！”他一看我父親講話了，就沒話說了。我父親講，戰爭年代，基本就是這樣。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規矩。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在戰爭時期的製度，後來就形成了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這個權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腫，自己就動不了了。幾次機構改革，是越改越多呀。當時我們也覺得，整個中央、國務院係統，人並不是太多，但是吃預算飯的加到一塊兒，不得了！我記得前幾年有個統計說，滿清政府，好像是２８個人養一個人；到我們，是十幾個人養一個人。當然，這個計算包含的人員不一定準確，但是它確實觸目驚心。我記得還是１０年前在寧夏調查，他們就講，縣太爺的兒子、姑娘，六歲的小孩就是公務員，一個月２００塊錢，吃空餉。到了這個程度。這牽扯到一個改革的命題，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難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起草十三大報告的前後，我們提了一個重要建議，就是“基本路線”。我說，毛主席曾經有一個基本路線，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管它對不對，但是這種形式讓人記憶深刻。十三大報告，也應該寫基本路線。我們當時提出的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因為真理都是簡單的，毛老爺子就講這個。“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八個字，就講清一個道理，內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這就是綱領，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幹什麽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個字。要動員和深入群眾，你隻能用這種辦法。老鄧也是：“改革開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目的很明確。搞得很複雜的，人們反而記不住。什麽“五講四美三熱愛”，現在有幾個人知道？所以我說，口號就是要簡單。十三大報告也好，將來政治體製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東西，有個基本概括。這個大家都很同意，覺得有道理。
對於體製問題，當時十三大報告是有論述的。就是說，一個就是戰爭年代、戰時的體製。我們的體製最主要的問題，前麵說的臃腫問題還不是第一位的，權力過分集中是主要問題。權力過分集中，一個人說了算，“人治”大於“法治”這些東西。我有個朋友當市長，他就講：“我是給書記打工的。”我心想怎麽這麽說啊？這反映了一種什麽心態？但是沒有辦法，就形成這樣一個概念，一把手說了算。
當時政改辦和後來的政改研究室的氣氛是比較開放的，有什麽感想就說什麽。所以我們也就提出了很多問題。胡啟立還專門講過，研究室內可以放開講，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們探討嘛。
十三大開完以後，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從政改辦脫胎而來，成為中央的一個正式的部級機構。老鮑就當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會改革局當局長。整個這期間，我的關係都在總參，還是借調。１９８８年底，老鮑跟我談，是不是把關係調過來？我說，我還不想調過來，準備幹一段還回部隊。他就說，要不要給你調一下級，讓紫陽給你們二部寫個信，把你的級別解決一下。因為我在部隊是副師級，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長比軍隊的正師職還要高。我說，算了，這也不方便。他說，你老不到職，部隊怎麽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說紫陽辦公室可以寫這封信。我說，算了。當年對當官兒的事，真沒往心裏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後，我們主要就是搞一些調研。當時，我參加過工會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會就有一個怎麽發揮作用的問題。不能老是“禦用工會”，不能光收會費、看電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講話嗎？但當時又怕出現波蘭“團結工會”〔２１〕的問題。我當時也參加了工會的一些會議，我們主張，工會應該要有不同的聲音，要尊重、維護工人的利益。因為實際上如我們看到的，而且到現在越來越明顯，就是很多地方的黨委和資本聯係在一起了，他是為資本家而不為勞動者講話。誰為勞動者講話？沒人為勞動者講話，所以會有“黑工事件”、“黑窯事件”〔２２〕。很明顯，這麽多年，那麽多警察、官員或者是裝作不知道，你別跟我說，我不聽；或者說就是有意的，隻要別出事，你怎麽幹我不管；還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飯。就是一種默契吧，最後發了財大家分。我們那時調研就有這個端倪了，很多工人說，你們這個工會，不能保護我們工人的利益。當時江澤民在上海當書記的時候，上海有一個工會副主席，也是個老幹部，資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說，我不是為難你書記、市長。我是“小罵大幫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樣，明明有些東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讓我講，那我、我的工會，在群眾中就毫無威信了，這不行啊。其實他講的是不錯的，可當時的領導就覺得他這個人炸刺兒。
我們那會兒還研究了“危機處理”，就是對當年社會動亂的可能性進行分析。這個課題好像是室裏、老鮑他們提出來的。主要是１９８８年要“過物價關”，物價飛漲，經濟不穩。當時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種萬眾一心搞改革的局麵了，思想比較動蕩。而且出現一些不穩定的因素，社會也比較動蕩。從理論上說，改革開放已經到了“起飛階段”，是最動蕩的時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矛盾比較集中。當時我估計，從老鮑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況，研究研究。這樣，我們就去著手搞些調查，跟團中央的領導交流過關於學校的問題，跟工會談過工人的問題。還沒調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過在“六四”以後，這件事對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處”。因為調查組來一看，哎，這幫小子從１９８８年的１０月份，就開始做“動亂”方麵的研究了。
◇ 民主先從１０００人開始
那時，我們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話題，就是共產黨的權力從哪裏來的？是憲法來的？還是人民選舉來的？我提出一點，叫“武裝選舉”。為什麽？天下是打下來的，就是武裝選嘛。當時可以選蔣介石，他兵多槍多，甚至有中央政府。為什麽選了毛澤東？他就是用槍杆子打下來了。問題是，這個“武裝選舉”，槍杆子隻能選一次。選了２２年（１９２７－１９４９）選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遠保著你？
改革開放，則是“經濟選舉”，就是能不能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１９７６年老百姓參加四五天安門事件，也是在向領導示威呀！怎麽辦呢？老鄧就得修改，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也是一種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發展經濟。老鄧講：如果你搞不過資本主義，你的生產效率不高，最後你就垮台嘛！這話是很明確的。我們當年就說這個，現在得還是這個。那麽今後呢，這種來自於經濟的“選舉”，或者這種成就，能夠保證你的政權多久？也不是一勞永逸吧？
所以，還要繼續進行改革，政治體製改革。當時我就覺得孫中山民主三階段論：軍政、訓政、憲政，〔２３〕還真有點道理。關於國家體製，我們可以畫個圖表示：
縱軸是國家體製——目前最高的就是“多黨製”，下麵是“一黨製”。這裏頭如果再細分，多黨裏可以兩黨強，像美國；一黨強，像日本自民黨那樣，一黨長期執政，但是其他黨罵我都可以。我們名義也叫多黨，“一黨領導、多黨合作”。但實質是一黨製，而且你不能罵我；你罵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麵呢，是“寡頭製”，就是領導集團的幾個頭目參與。最底下，是“獨裁”，就是基本上一個人說了算。這是縱軸。
橫軸就是時間。我們這個國家運行的狀態，你可以畫出一條橫向曲線。比如說１９００年，肯定是皇權啊，那還是在“獨裁”和“寡頭政治”之間啊，因為當時不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慈禧太後，她是“政由己出”，“乾綱獨斷”。所以它可以說是一個領導集團。然後下來，到孫中山時代，到袁大總統時代，就稍微寬鬆點兒了。因為袁世凱雖然獨裁，但是革命黨也很厲害啊，他可以公開不聽。包括蔣介石時代，他也沒有絕對的權力，共產黨就不聽他的。
１９４９年的中國是什麽狀態呢？它也不是一個“黨”來領導的，它是寡頭政治，就是幾個人，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這些人。作為一個黨員，實際上沒有什麽權利。普通黨員甚至連建議權都很少，隻有執行的權利。但是由於從戰爭年代過來，還有一個民主作風。我看民主這個概念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一是一種理念；二是一種製度安排；三是一種工作作風。我們通常講的“民主”是最低層次的民主作風。可以說，１９４９年在這個圖表上，是在一黨和寡頭之間這麽一個狀態。慢慢隨著權力集中，這個曲線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獨裁這條線。就是老毛一個人說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開放一開始，這就不一樣了。老鄧是強勢，但是別的老同誌也不軟啊，又變成集團、寡頭政治了。
到現在，我們是在集團和政黨之間。實際上，我們現在還沒有實現一個政黨統治。政黨統治，就是黨組織要起作用。現在的黨組織能起什麽作用？選舉還是形式，黨員和黨組織完全是一個人身依附關係。
我當時的概念，武裝選舉不能長久，經濟選舉也不能持久，必須找到一個治理的方法，才能長治久安。政改研究室當時的結論是，政治體製改革就要先從黨內民主做起。因為別的不太現實，而且阻力會更大。當然實際上，黨內民主也很難！因為我們“一元化”慣了，什麽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說行動上保持一致，還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見、有問題不能提呀。這就不好說了。
從國外看，要說克林頓是多聰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為什麽能治理一個國家？實踐證明，所有西方國家就是靠製度的力量。我們呢，像毛澤東、鄧小平，都是一時之選的人物。毛澤東這麽聰明的人，為什麽出問題？你隻能歸結於製度，不能歸結於個人。個人的缺點，在這裏麵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製度在支持他，對他的個人崇拜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嗎？因此，中國需要製度的變革。
實現黨內的民主，是我一個長期的想法：從黨內開始民主。因為“人民民主”這東西是個口號，現在沒法實現，１３億人沒法實現民主。何況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文化程度問題、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當時我們設想的是，我們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員這一級、在１０００個高級幹部裏首先實行民主？不要一講話，市長就說“我為書記打工”這種話！
１３億人事實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從１０００人做起。而且這１０００個人，都是共產黨自己多年培養起來的，經過考核的，不是從哪個地方蹦出來的。這些幹部當部長之前，起碼有２０年的工作經曆，起碼１５年的黨齡吧。他不是老百姓選的，而是共產黨自己選的啊，而且已經給了他一定的權力。那為什麽不能讓他再提高一個層次，參與國家大事的決策呢？這個觀點，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
◇ 軍隊經商和“小艦隊”
我那時還提過一個重要意見。當時，上麵公開或半公開地允許部隊經商。為這事，我直接去找了鮑彤。我說，你看看，世界上從最落後的軍隊到最先進的軍隊，沒有一個允許經商的。經商，部隊就垮了呀，這個不得了呀！我說，咱們搞商品經濟，不能說部隊也搞，那不行。我說，我就知道，我們賣給外國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這個不得了哇！軍隊是國家的，不是鬧著玩兒的！別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這個我有研究，我畢竟是從軍隊出來的。這個事，你得考慮考慮，跟領導說一說。最好說一說。如果現在是權宜之計的話，要趕快收口。老鮑當時沒表態，因為這事兒不歸他管……我這次算是鄭重地向上麵提出這個意見，其它的問題我都沒有個別交流過，都是在會上。
政改研究室１９８８年年終總結時，領導要聽意見。秘書長就說，開個會，大家提提意見。當時我提了三條。第一條是說，我們是中央的一個政治機構，不能光為紫陽一個人工作。大致是這麽個意思，講得比較委婉，沒那麽直白。因為當時政治局一位常委到東北調研，當時決定中辦派一個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個人。可是，這位常委沒帶我們室的人，退回來了。當時我們就覺得，這是什麽意思啊？這是明擺著的事兒，就是認為你們是紫陽的人。你說這是個什麽問題？老鮑平常跟趙紫陽是單線聯係。趙紫陽經常出題目嘛，這樣我們就好像成了一個直屬趙的機構，這就不太正常。
第二條是講，我們是一個研究機構，不是一個寫作班子，不能光給領導寫講話，我們得研究點問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這麽大的課題，我們現在是流於應付。
第三條就講，弄不好啊，我們就成了“小艦隊”〔２４〕了。我當時就用了“小艦隊”這個詞。因為當時確實已經有人說我們是“小艦隊”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黨內一些高層人士、一些權力部門說的這種話。這就是黨內矛盾的反映。
應該講，政改研究室的空氣比較民主，老鮑這個人也比較民主，聽得進不同意見，所以我們也比較敢說。平常大家關係都不錯，也一起打打橋牌。當然，我講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當時老鮑不在。這裏麵，我算年紀比較大，資格也比較老的，開會的就是我們這幫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塊兒聊。所以我就說了這些。後來呢，秘書長就報告老鮑了。
報告以後呢，估計老鮑可能有點火，他沒有直接跟我談。我這個話說得還是有點重，盡管語氣很緩和，但是意思就是這個意思。那裏都是人尖子，“說話聽聲，鑼鼓聽音”，沒有聽不懂的，你瞞也瞞不了。後來老鮑說，那好，我們再開個會。他親自到會。這個會上，我也講了，但沒有講這些，因為上次已經講過了嘛。我就簡單點了點，意思是說，我們還是多做點研究工作，多為常委服務。結果有人覺得不過癮，就出來把那些意見重新講了一遍，最後還來了一句：這不是我的意見，是陳小魯的意見。弄得我十分惱火！當然了，實際上這個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大家都有這個想法，都有這個感覺。
胡耀邦去世的時候，學生遊行、絕食……當時我們很憂慮，一方麵怕打亂改革開放的部署。你本來是逐步開放，這麽一來會不會有一個強硬的反彈？另一方麵也怕社會真搞亂了，社會、經濟的各種難題就更難對付了，老百姓就倒黴了。這麽一鬧起來，社會一亂，“左派”勢力就會起來，這個矛盾不可化解，社會動蕩，改革就會受挫，趙紫陽的地位就危險。當時雖然還沒到這個程度，隻是擔心，但後來它果然就來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來“六四”。
◇ 不再做違心的事
中國曆來的政治運動中，人們都是隨風倒，甚至於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還好，我因為在基層，沒有官位無所謂，願意幹就幹，不願意幹就算了。私下罵罵江青，罵罵林彪，也無所謂。但是到“批鄧”時候，我就不好辦了，因為我是團政治處主任了，你得執行命令，就是違心你也得說，沒辦法呀。所以我隻好來了一個“道不同不相與謀”，溜之大吉，起碼躲開了風口浪尖。“六四”這樣一個大的風波，就不一樣了。盡管我們處於被攻擊的地位，但是我們畢竟所處位置不同，聽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這件事情上，我自認為，我還是能夠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沒有隨風倒。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過去以後，紫陽已經被罷官、軟禁了。然後中央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吧，來解決趙紫陽的問題。當時中央有一個１９號文件，講動亂的。這個文件我看了，當然不是通過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後，這麽說吧，其中一半兒是不公正的，一半兒是假的。別的我不好說，就說其中多處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來的東西。可能是有這個事情，有這麽點兒影子，事實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兒。
當時，工作組被派進政改研究室了。牽頭的老金，是中直機關黨委的老幹部。他人不錯，比較客觀。他們來了以後，就四下調查。當時，我們單位已經抓起來兩個，老鮑一個，高山一個。上麵的的確確認為我們是真正的“小艦隊”，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壞”得不得了。但是調查完以後，工作組最終的結論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報告送上去以後，上麵就翻臉了：怎麽會是這樣一個結論？！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跟趙紫陽那麽密切，老鮑直接抓的機構會沒事？那“六四”從何而來啊？然後上麵就二次改派中直機關黨委的副書記親自來調查，同時還調查前任工作組。後來，工作組的人跟我說：你看看，我們搞了倆月，現在來查我們來了！當時情況就是這樣。
對中直機關黨委調查組，我說了三條。第一條呢，趙紫陽不支持動亂，他是反對動亂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並不支持動亂。第二條，趙紫陽沒有反老鄧。我當時原話就這麽說的。第三條，當然，背後的事情我不知道，因為整個運動當中，我沒有見過趙紫陽。我們一般是老鮑來傳達給我們一些東西，是不是欺騙？我不敢肯定。我舉個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後，左派們一度要批判這個、批判那個。比如關於在“經濟上反自由化”的問題，趙紫陽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號有一個“刹車”的講話。老鮑給我們傳達完以後說，這個講話實際上是鄧看過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點說，我揭發：老鮑告訴我們，五一三講話是鄧講的。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趙的右傾，所以你們可以調查，如果老鄧沒講，那說明老鮑給中央領導人造謠。其實，這些觀點就是老鄧講的！我就是“將”他們一軍而已。
調查的這些人也不是壞人，但是我真是有氣。我說，你們跟“四人幫”搞得一樣嘛。他們說，“哎呀，不能這麽說呀。”我說，我就是打個比方而已。還好，人家覺得我講話比較直，不和我計較。我說，這次動亂當中，我和室裏一半以上的幹部談過話，不要上街。這你們可以查。他們查了確實如此。我又說，我們單位沒有上街的，個別人去，那沒辦法。就是說沒有以我們單位名義上街的。當時很多單位，打著團中央旗號，中組部旗號上街都有，我們有嗎？他們查了也沒有。那你還要怎麽樣？
◇ 捕風捉影的文革遺風
在對政改研究室重點審查期間，楊尚昆也找過我，也是要我揭發。中組部的一個領導先跟我談，他一開始還說，哎呀，你今後的工作問題，我們一定要好好安排什麽的。我心想，什麽安排不安排的？無非就是想要我講講“內幕”嘛。我們開會都是公開的，十多個人參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們的研討結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們沒什麽內幕，有什麽內幕啊？
跟楊尚昆談話時候，我也講上麵說到那三條。首先，我認為趙紫陽並不支持動亂。你要是說，他處理動亂不力，這可以，但是他絕對不支持。支持動亂，就等於反黨啊，他顯然不屬於反黨。其次，趙紫陽沒有反對老鄧。他可能對老鄧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見。主要是他的“五四講話”。他提出，學生有愛國主義熱情，是愛國的。他這是一個詮釋啊。這個詮釋對不對另說，你不能就因為這個說法可能跟老鄧的初衷不一樣，就說他反對鄧小平。不能這麽說，對吧？再次，我說，趙紫陽我很長時間就沒有見到他。後來的事情，都是老鮑傳達的。如果老鮑傳達的有什麽問題，那是老鮑的問題，我不知道趙紫陽本人怎麽說，我沒法評論。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過的，是上麵要求我們“不要介入這個漩渦”，“不要去支持學生，不要跟學生接觸”，“遵守黨的紀律”。後來楊尚昆還找我談過話，主要是要我揭發鮑彤。我們談了一個小時，他介紹了一些情況，說老鮑有“情婦”。我說，據我所知那個女的無非就是陪老鮑去養蜂夾道遊了兩次泳。這些事，反正你們有“手段”嘛……楊尚昆沒有表態。事後有人傳給我一句話，說楊尚昆“很失望”，白費了一個多小時。我說，那沒辦法，我隻能講我知道的。後來聽說有人杜撰我在這次談話時痛哭流涕什麽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賣主求榮，有什麽可哭的？無稽之談。
但是，在１９號文件當中，卻實實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個朋友聊天的一些內容。那還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８號，我在中南海裏遇到他。當時的局麵是學生又開始絕食，矛盾趨於激化。這個朋友就問我，怎麽樣啊？我說，形勢不太好。他問我，紫陽倒不了吧？我順口就說，難說，紫陽手上不過就“三、四張牌”。第一張牌，說紫陽是“大管家”，他雖然不當總理了，但他還是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這點與耀邦不一樣。這是老鄧給他的任務，還要管經濟。可是現在通貨膨脹這麽厲害，大家搶購。你看，起碼他沒管好經濟，他這張“牌”沒了吧？第二，說他政治上比較穩定，這是跟耀邦比較。現在“穩”什麽呀？２７萬學生大遊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從未有過的。這張“牌”也沒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問題上，趙紫陽沒有自己的人啊。誰是紫陽的人啊？人家耀邦還有“團派”〔２５〕呢，紫陽有什麽派？他現在等於是孤家寡人。我說，現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夠和平地平息這次學生動亂，也許才能保住自己。我說，現在必須得和平地平息這個事，否則就是動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當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這時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鄧保持點距離呀，或者怎麽唱個白臉紅臉的。因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這些內容。後來，這個朋友就給上麵報告了。
人家“通天”啊，這些話就讓上麵抓住了。這倒沒成為我的罪狀，跟我倒沒什麽關係了，他能拿我怎麽樣？這卻成了趙紫陽的罪狀！１９號文件上麵講了：“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的高參”給趙紫陽出主意，要反對老鄧。後來我說，我人在北京呢，你們至少可以到我這兒來核實這件事呀，怎麽能就這樣寫入中央文件了呢？這件事，就是議論趙紫陽要下台，我沒有、也不敢跟鮑彤說，鮑彤都不知道這個事，更何況趙紫陽呢？怎麽是給趙紫陽出主意？說我“犯自由主義”，這我承認。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數人說過，跟幾個朋友說過，確實也不該這樣議論中央領導。可這跟趙紫陽有什麽關係啊？你怎麽能把這個作為趙紫陽、或者我們政改研究室的罪狀呀？這個文件，大多數是這樣的內容，捕風捉影。我當時就覺得，真沒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楊尚昆談話中也說了這件事。當時我聲明一點：“三張牌”的話是我說的，沒錯。這是我要檢討的，自由主義、妄議上麵。但這個話，我從來沒跟趙紫陽講，也沒跟鮑彤講過。很明顯，我沒傻到那個程度，趙紫陽還沒出事、還是總書記的時候，我去講這個？我就是私下議論了而已。我說，中央可以調查。但這個東西，不足以變成趙紫陽的問題吧。這是我負責任的話，不能像文件上寫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這麽一個策略，建議趙跟老鄧保持距離，絕對不是這麽回事。
不過，楊尚昆也好，特別是老鄧，可能真是認為“六四”的內幕非常“黑”。當然我不能確定老鄧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時候，就是奔著這個方向去的。最後處分我們室的幾個人，都是非常簡單的問題。有個同事就是跟一個朋友發了幾句牢騷，就給個處分。還有個同事在福建私下說了幾句話，無非就是說這個形勢啊，趙紫陽怎麽怎麽樣啦。中央不表態，大家都上街遊行了，思想比較混亂。這種話，在別的單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發了，在我們單位就責令他做檢討。很能幹的人，後來在使用上始終被壓製。
當時，我的態度很明確，我說，要說有錯誤，趙紫陽肯定有錯誤，下台都應該。這麽大的事兒，你總書記要負政治責任嘛。但是你不要給他編造別的東西。我就是這個觀點。比如後麵那個工作組找我談話，我就公開說，聽說有些人要批趙紫陽的經濟政策？趙紫陽的經濟政策哪裏來的？不就是老鄧的改革開放嗎？誰批，誰將來要負這個責任，肯定是錯誤的。
現在想想，他們也沒別的辦法。我們沒有法律上的手段來解決問題。而且老鄧有個講話〔２６〕嘛，沒有這個講話，還有退路。紫陽講話無非就是說，學生是愛國的，你的動機是愛國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對。但是老鄧講了，這就是動亂，就沒有退路了。那是很關鍵的一個東西。
◇ 善後和轉業
“六四”清查和整黨結束以後，政改研究室被撤銷。我沒有受處分，當時還是留守的黨委書記，負責這幫弟兄們的遣散、善後。工作組找我談，說，現在這些人都各回各單位了，你的情況，不歸我們管。但是我們願意給你出個證明，證明你表現不錯，你是正局級，如果部隊需要的話，你還是應該爭取一下，級別應該動一動。我想，也對，我們“六四”後就被當成趙紫陽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隊幹了，也別給領導添麻煩，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轉業算了。
所以，我當時就找二部副部長姬勝德，提出轉業。我說，我想轉業。他說，“轉業好啊。部隊，沒勁！我都想轉業。”我說，我轉業，你能不能給我調一級？我１９７６年調到總參二部的時候，我已經是副團職了。到現在還是副師。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組部給我出函證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給我調到一個正師，我轉業在地方工作，還能多領倆錢兒吧。
結果他說，“哎呀，很困難呀，這個東西很複雜。”我說，“好吧，實在不行就算了。那就還是副師吧，我隻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實，我１９７６年到二部任副團職的時候，熊光楷當時還是正連職；姬勝德還是副連職。他們這時已經提到了正軍和副軍職，蹦了多少級？我還是副師，常理上我是比較虧，不過我這一輩子，對當官沒什麽更多的想法。
我當時為什麽轉業呢？也是對整個“六四”的情況很不滿意。一個是開槍。我在英國，前麵提到的人家處理防暴槍的態度，不能隨便拿槍去打人的，是有底線的。另外呢，黨內鬥爭比較激烈。中央開會批趙紫陽的時候，那份１９號文件怎麽說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擴大的，我不敢說別的，政改研究室這一塊基本上沒有真的。所以我覺得，共產黨經過文化大革命，真的沒有接受教訓。到了現在，還是搞這種手段。趙紫陽下台，不是很容易嗎？老鄧一句話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問題，栽到他頭上？還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政改研究室這段經曆，就是知道了中央決策是怎麽回事兒。後來我有點心灰意懶了，沒法奉陪了。我下了個決心，就是從此不在體製裏幹了。換句話說就是，我不能再說違心話了。
◇ 在國外講學
１９９２年１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財產封存，文件封存，人員全部安排了。因為我是借調的，沒有什麽安排，我就回原單位了。回部隊以後，通知我去學袁木〔２７〕講的什麽三套——“三代”領導班子。當時我講，第一，我要學，就學馬列著作，學小平著作，他那個不是馬列主義；第二，他講的錯誤很多；第三，我現在已經要求轉業了，要找工作，沒功夫。
當時，外國專家局的局長是我的朋友。在英國的時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談得來。他一聽說我要轉業就說，“哎，到我這兒來吧，你太適合幹這個活兒了，有外事經驗，思路又開闊。”我當時說，我不想做具體的，你給我個虛職，把我從部隊轉出來就行了。
中組部趙副部長親自找我談話，對我還不錯，問我去哪兒。因為外專局那邊要，我就說去外專局。他說到局裏安排比較困難。我說，我不要求到局機關，就想到掛靠外專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協會什麽的。另外，我對級別無所謂，副師就是副局級，我到那兒也不當什麽局長、秘書長，給我個研究員什麽的就行了。過段時間，我就下海。他說，那問題不大。
結果還是不行——換人了，外專局新來的局長堅決不要我。後來趙部長沒找我，他秘書打電話告訴了我。我說，我很理解。換了我，我也不要。因為我這個身份，幹好了不會添什麽彩；幹不好他拿我沒辦法，還是大麻煩。我說，我太理解了。感謝趙部長，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體改委賀主任，他給證監會打電話。那時證監會正在搭班子籌建中，劉主任那邊說，歡迎！要做哪個局的局長隨便挑。我說，哎！老賀，我真是對官場寒了心了。這樣吧，你就出個函，我把檔案放體改委下麵的聯辦〔２８〕。後來老賀看我挺堅決，就說好吧。他後來就向部隊發了文，就把我從總參調出來了。我把檔案就沒往體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聯辦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後來閻明複〔２９〕找我，說民政部彩票中心缺個主任，要我去。我說，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幹了，我下海。閻明複說，那你就給找個人過來吧。我就把原來政改研究室的辦公室主任推薦過去了。我開玩笑說，你知道中國共產黨有幾個委嗎？中顧委、中紀委，還有一個知道嗎：“中募委”——“中國福利彩票募集委員會”，這個可厲害，錢也不少。怎麽樣，去吧。結果就把他推薦去了。他去了，幹的還不錯，跟老閻也搞的挺好。
這時，美國華盛頓大學邀請我做冷戰史研究，是訪問學者。因為我當年在戰略協會的時候，有朋友找我參加一個中美學者的討論會，他說，這是中美雙方學者第一次交換對朝鮮戰爭的看法，討論會缺一些軍界的人。我當時還有軍銜，所以問我願不願意參加。我們談了談，大家感覺挺好的，我就參與了。然後我就為此采訪了楊尚昆、喬木、師哲等人，還有一些軍界的學者，寫了一篇文章《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的中國對美政策》，參加這個會。好像在陶然賓館，開了五天，和美國學者麵對麵的交流。李慎之參加了，他算領導，下麵是一些青年學者。這第一次，大家還交流得不錯，挺高興的。以後我就介入這個圈子了。後來，美國方麵邀請我去訪問，因為在部隊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沒去。
這時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沒去過美國，我就答應了。我以個人身份，去了三個月。我的研究課題就是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還去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去講了一次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六四”後，我是下決心不在體製裏幹了，不能再說違心的話了。所以我講話也沒有顧慮。我講的主要觀點，就是改革開放肯定要繼續下去，而且中國的發展前途很好。
當時聽眾也有很多問題，與學者們交流也談到一些觀點。比如美國的奧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漢學家。他對中國很熟悉，他說，你看，毛澤東怎麽樣，鄧小平如何，說到江澤民，他說nothing——什麽也不是。我說，你說得對。但是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領袖。因為這個社會的體製在轉換。當時我有個觀點，“六四”當然是個悲劇，但是也有“好處”。它使中國的社會形態發生很大的變化。過去人人關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來管天下大事，這就亂了。實際上，分析所有的國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會，“政治”始終是少數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種理想中的大民主。這也是我們一開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講的，沒有那種純民主，什麽都投票。政治始終是少數人的事情，美國也一樣。當然了，它的形態比你高一點。“六四”後，中國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謂“世俗化”，就是關心自己，然後去發財。這樣一來，社會就有一個穩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對共產黨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組織，靠不住了。那個組織有它自己的利益。
講完以後——他說，咦！你這個觀點很有意思。當時美國總統是克林頓，我說，克林頓是什麽？克林頓也nothing。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列寧那句話，“持常人見解”的路線。“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樣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脫離實際。老江離實際會更近些，體會到普通人想什麽，所以他說，發展經濟呀，讓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實了嘛。
◇ 改革開放變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貫的，認為應該由製度來代替領袖。要發揮製度的作用，領袖不能老改變製度，那不行，那樣社會付出的代價太大。比如改革，老鄧有他的想法，換個人可能想法就變了。所以，我為什麽說，要政黨去做呢？我認為政黨代表製度，領袖代表個人。
當年耀邦下台時，很多人看到耀邦就這麽給搞下去了，覺得比較憂慮和悲觀。我當時就講，不要著急。現在老鄧在，老鄧靠什麽起家？靠得是改革開放。老鄧跟毛老爺子，有什麽不同？就是在改革開放上不同。老鄧的觀點我們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其中，講“四個堅持”，那毛老爺子比老鄧在這點上要堅決得多。講四項基本原則，列寧就是呀，斯大林還是，毛澤東也是，直到江青還是。我說，老鄧之所以和他們不同，就是改革開放。所以，老鄧奮鬥這一輩子，就整出個改革開放。要把改革開放拿掉，就沒有鄧小平了。這是他的旗子，他能這麽扔掉嗎？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質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這是從最高領導的思想來看，他不會改變的。
“六四”以後我還這麽說。第一條，不說別的，看看這些領導人的子女，他們在想什麽？看看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能夠回去嗎？不要說“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們的子女，他們能回去嗎？他們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鏡”，倒讓人害怕了，那很可能還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條，江澤民當時講什麽：小商販，要“把他罰得傾家蕩產”，這是文件上寫的。但是過兩天他就不說了，“傾家蕩產”？當時兩千萬個體戶，一億人口，你贖買下來？你養不養？你給他解決就業問題？你解決得了嗎？你還得允許他，甚至還要發展他。李鵬那時候講，鄉鎮企業是和國企爭資金、爭人員……我說，他懂不懂，鄉鎮企業當年怎麽發展起來的？這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他幹兩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當時改革開放已經是“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你收不回來了。老鄧厲害就在這個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態說，“允許試”、“不行就收”嘛。其實，允許試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別人可能沒想清楚。允許試，就試唄。反正後邊有句話，不行就收。收？怎麽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嗎？你發了那麽多股票，要花多少錢再把老百姓的股票買回來？你花錢買，正好給大家“解套”。再者，你有這筆錢嗎？你政府要是有錢，何必搞這個呢？所以沒法收！老鄧這個人，比較聰明。戰略上他想透了，後一句話，就把那些反對者的嘴堵上了。別的老頭一聽，啊，允許試，可以收，好啊。可一試，就“開弓沒有回頭箭”。
《反杜林論》的那一段話，非常精辟：“平行四邊形”。每個人對社會都有他的意義，隻要有一個“力臂”，社會運動軌跡就要改變一點點。老鄧的思想符合多數群眾的利益，獲取了多數群眾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爺子開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轟轟烈烈啊，多數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來越少，他再堅持也沒有用。最後，老鄧往這邊一偏，就整個“打左轉燈向右轉”了。
這個笑話它有點道理。搞改革開放，老鄧的想法，無非還是要搞社會主義，要把中國搞強。毛老爺子和鄧老爺子的想法，都是這樣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窮社會主義”嗎？也不是。她是為了打倒對立麵，即使“寧要社會主義草”也行。這是手段，就用這個把你打倒。其實那一段，四人幫在上海搞得相對還比較好。因為他們已經控製和鞏固了上海這個地方。
◇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他的種種東西，應該說是影響了幾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單民主牆。特別作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讀的是《毛選》，學的是“雷鋒”。我們的思想方法就是這個方法，你得出的結論能走出多遠啊？說實話，當年在黨內沒有人敢跟毛主席辯論，不論誰都說不過毛主席，都會折服於毛主席的雄辯。毛主席批彭德懷，多“精彩”，別管他有沒有道理。
過去有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如果願意反思的話，文化革命就不是曆史嗎？就紅軍長征是曆史？說起來，紅軍長征是不錯，延安精神是不錯，但它們畢竟是在奪取政權當中創造的這種傳統。現在是建設時期了，這期間我們黨內最大的財富，應該說，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這筆財富難道不要了？本來應該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教育全黨，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們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訓，現在就要建立一種機製，要能不斷地調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對手。過去的政治鬥爭，每個人在反對對手的時候都打出一個“崇高”的旗號，說對手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言人”、“自由化”等等，無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達到一個共識，容忍對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保護對方的權利。所以對老百姓來講，民主黨、共和黨不論誰上台，對美國都不是災難。我們則不是這樣，而是隻有我上台，中國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災難、就是“複辟”、就是“自由化”。所以鬥爭變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極端手段，動不動就要動用軍隊等“專政”手段。
我們需要寬鬆的機製，我就不明白這個：他們為什麽老說，中國“國情”不適於搞這個。這是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在阻礙。所有當權者都一樣，他都不願意跟別人分權，與虎謀皮是做不到的。那麽隻有一個條件，就是社會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種製約、一種限製，使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權力。但這些東西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否則做不到這點。現在你看不到這種改變。
當然，新的變化也是有的，比如領導人終身製的結束，這是從老鄧開始的。這隻是進了一步。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你不能總是自我copy（複製）。兩個黨競爭，它們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們現在是自我copy，這就造成血緣上的“近親繁殖”。結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現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為在共產黨的體係裏，在權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種非常大的曆史的惰性。毛主席講“最聰明的人是戰士”，就是說，可以從不同的地方選拔人才，來打破這種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謂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爺子想要探索出這樣一個體係。他當時對官僚體製很不滿意了，想改造這個體係，所以他把王洪文從工人中選拔起來。但他不是從搞文官製度、搞政黨競爭這個思路來做的。
◇ 商場上的洗禮
大約１９９３年，海南三亞市要開發亞龍灣。原來有一個亞龍灣開發公司，資金也不夠，沒搞起來。後來由幾家公司聯合成立了一個股份製的公司，我也參加了，是這家“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我們借著發法人股，當時想多斂點錢吧，按兩塊錢一股，發了３億人民幣的股。斂了一部分錢，然後把開發的土地征下來了。
但我在那幹了一年，就幹不下去了。一個就是１９９３年底，朱鎔基那時正在搞“宏觀調控”，錢不讓進海南，由銀行把口，錢就是不讓進。另外，我們那兒有個失誤。就是一開始想搞點綜合經營，搞了塊地，投了一個多億，結果因為一調控，就沒錢了。而那個項目又是海南旅遊的重點項目，“國家旅遊度假區”，當時是國家旅遊局搞的，但是計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麽辦呢？後來我們想，當時香港有一個中糧集團下屬的鵬利國際，一方麵他們有錢，另外當時度假村的理念在國內還不清晰，而他們比較明白。既然我們沒有能力，就交給他們做吧。於是我們就擴股，轉讓了股份，鵬利拿錢進來，當了大股東，當然我們就要退出了。
１９９４年３月份，我們離開了。他們繼續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後悔，但是我說，要是我們接著搞，沒有錢，也難以為繼。那麽大個項目，我們當時把規劃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當時也有點兒煩。特別是在亞龍灣那兒，看見的事也挺黑的。就說派出所借摩托車吧，他們找我說，我們派出所要幫著你們拆遷，需要交通工具。我說那好吧，送你們個摩托車吧。他們不要，說借用吧。我覺得他們還不錯，隻借不要。下麵的同事說，什麽呀，陳總，你不懂，他當然不要，因為摩托是借的，所以壞了你得給他修，汽油你得給他加。你要送給他，我們就不用管這些了。哎喲，人家想得真精。諸如此類的事很多，我感覺真不好。
後來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說，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過年，夜夜興奮”。我難受，幹不了。後來這話被傳到海南的領導耳朵裏，他很不高興，說我，“陳小魯才黑呢！他發股票，一塊錢賣兩塊”。我不否認這點。但是，發股票的錢是給海南開發用的，還不是給你海南弄錢？我又沒有拿這個錢。我當總經理，當時的工資是兩千塊錢，僅此而已。
從海南回來以後，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麵，搞一個投資谘詢公司。我說，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萬塊錢，成立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標準國際”做了一件事，就是為幾個項目的海外上市做顧問。當時，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剛剛準備起步。由於做投資顧問的都是老外，一些領導不大信任，就想找個中國顧問，心裏有底。這樣子，我們正好就找到了客戶，就擔任中方的顧問，去搞些撮合啊，谘詢啊。不過這個賺不了多少錢。而且我們這種人，就不是經商的料。
比如，廣深鐵路Ｈ股在海外上市，我們做它的顧問。他們上市收入了５億美金，當時我們的上市顧問費是３０萬人民幣。可是由於鐵道部內部的矛盾，我們被拖了兩年。關鍵是有兩個問題要我們協調。一個問題是火車票定價問題。當時，鐵路價格是國家統一製訂的，車票由計委物價局統一定價。可是要沒有自主定價權，在海外就等於不是一個獨立的企業，人家憑什麽買你的股票啊？為這個，我就找計委的副主任。那時候正好鬧漲價呢，計委主要怕漲價。我說，按現在的情況，它不會漲價，可能還要往下調。因為它麵臨著高速公路和飛機的競爭。最後，由我們公司寫了報告給計委，他批示，價格可以在一定範圍“浮動”，但是不“放開”，但給它一定的定價權。這樣子在國外還有賣點。
這是一個難度多大的問題啊，等於要改變一個體製的事兒啊！這個最後我們幫他拿到了。這價值多少錢？沒法計算。但是計委給它的這點兒權力，公司就募集了５億美金。
此外還有一件事。它那條鐵路有個特點，是從廣州到九龍，所以它有外幣收入。公司把這些外幣打包，給了一個中資的金融公司，等於給賣了。國家規定，外匯進、出都是要報告的。這樣，一千多萬美金的外匯就沒了。一年半以後，鐵道部內部矛盾解決了，又重新啟動上市了。人家一看，財務報告又不對了，每年的一千多萬美金收入沒了。這就沒法上市了。於是他們決定回購。這一回購，又麻煩了。有錢有貸款，但是沒有外匯指標。為了讓它能上市，這又成我們顧問的事了，我就出麵找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我說，你批給它一千萬美金的額度，拿這個回購外匯。這樣，它上市後能拿回來５億美金的外匯。外管局領導說：但是它違規。我說，兩邊都是國家的事，這事鐵道部也著急。外管局領導說：就這樣吧，但是我們得罰它。最後給了它指標，但罰了８萬美金，問題解決了，它就上市了。
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企業覺得我們做得不錯，加倍給了６０萬人民幣。有人說我們發財了，我們五六人個人，幹了兩年，還要解決難度這麽大的兩件事，就掙了６０萬人民幣，發什麽財？不過，這件事兒，我們總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適應這個社會
下海幾年，感覺也不好。所以我覺得挺沒意思的。除了文化領域還沒有介入過，不論軍事、政治、經濟，我感到我跟這個社會整個地不適應。就是說，這些現實和我從小學到的東西、和我理想中的社會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個共產黨，太不一樣了。我是有點理想主義化，我不能接受我認為是不對的東西，除非你說服我。你說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條，我這個人也不願給人找麻煩。如果老接觸這些事情，你會覺得挺難受，大家都會挺難受。我不行，我離開還不行嗎？１９９７年，我身體不好，後來高血壓。主要還是覺得特沒勁，所以我就退下來了。
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請我當個獨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個項目，邀我參加呀。我有一條，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門麵，但是不參加管理。而且我也不問待遇，願意給多少給多少。所以大家都覺得處得挺好。
我現在是博時基金和江西長運兩個上市公司的獨董，都是朋友邀請的。因為是邀請我去，不是我主動去找的，這樣我就比較超脫，可以好好考察一下這個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當它的獨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調來資料看，發現這兩家公司還不錯，比較規範。就做了它們的獨董。獨董，就是代表小股東監督大股東，讓大股東不要做危害小股東的事。在基金，就是對基金持有者的責任。另外一個是對社會的責任。而且要合規經營，並不是說賺的錢越多越好。你不合規，你賺的錢多，你反而越容易出問題。當然，獨立董事的作用還是很有限的，因為你不在公司裏，要想蒙騙董事，那太容易了。
從我做獨董的這兩個公司來講，應該都還可以。博時基金非常不錯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長運”也是一個不錯的搞交通運輸的公司，非常穩健，號稱是中國交通第一股。其實，一個公司的關鍵最終取決於其管理層怎麽樣。
多年來，我有三個座右銘：一個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的。另一個就是毛主席愛講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第三個也是毛主席說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自己不願意幹的，不要加諸於別人身上。這樣你的處世、待人接物就比較好一點。還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特別是一定要知道短處。不要以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
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為人處事一直在遵照這三個座右銘，沒有做那些違心之事，也無愧於這個社會。孔子還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但孔子是聖人。我沒有這個能力，隻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顧人生，知道怎麽回事就行了，至於別人看是好是壞，也無所謂。
注釋：
１３．１９６０年代，一個少先隊員劉文學，發現地主分子偷盜生產隊的蔬菜，與之鬥爭而被殺害。當時被廣泛宣傳。
１４．“三個世界理論”：指１９７４年毛澤東對當時世界戰略格局的說法。“三個世界”即：蘇聯、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美及其他地區的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中國是屬於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
１５．英國稱其為福克蘭群島，英阿兩國均稱對此群島擁有主權。
１６．一種美製自動步槍。
１７．鮑彤，當時任趙紫陽的秘書，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
１８．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中談到：“從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３２０－３４３頁。”
１９．指新中國成立後，對接收下來的舊政府人員實行酌量減薪，作為穩定物價、克服財政困難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見《陳雲文選》，第二卷，第１５頁。
２０．前蘇聯長篇小說《夏伯陽》，描寫俄國國內戰爭時期紅軍指揮員夏伯陽足智多謀、頑強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風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後，把他引上了正確道路。１９３４年《夏伯陽》拍成電影，在中國曾影響廣泛。
２１．“團結工會”：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成立，當年發展到１０００萬會員，瓦文薩當選為主席。１９８１年團結工會的《綱領決議》明確提出要改變現行社會製度，且不承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作用。同年１２月，波蘭當局宣布實行戰時狀態，團結工會隨後被取締，瓦文薩等數千人遭拘捕。１９８９年４月團結工會再度成為合法組織。隨即投入大選，在議會和參議院選舉中獲得成功。翌年１２月，瓦文薩當選波蘭總統。
２２．“黑工事件”、“黑窯事件”：２００７年５月，山西省洪洞縣警方破獲一起黑磚場虐工案，解救出３１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後，數百失蹤兒童的父母在網上聯名發帖尋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動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２３．“軍政、訓政、憲政”：１９２４年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提出的建立“民國”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或稱三步驟：⑴在軍政時期施行軍法，實行軍事統治，既以兵力統一全國，又訓練人民接受三民主義。待一省之內秩序完全安定後，就可停止軍政，開始訓政時期。⑵訓政時期施行約法，由政府派出經過訓練、考試合格的人員，到各縣籌備地方自治，並對人民進行運用民權和承擔義務的訓練。一省之內全部的縣已實行自治時，就可以結束訓政，開始憲政時期。⑶在憲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憲法頒布後，即“還政於民”，舉行全國大選。民選政府成立，就是建國大功告成。《辭海》
２４．“小艦隊”：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為宗旨的武裝力量。
２５．“團派”：指在共青團係統、特別是在團中央工作過的黨內領導幹部。１９５７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
２６．指鄧小平１９８９年“４.２５講話”，認為學生上街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２７．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後曾兼任國務院發言人。
２８．全稱為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為中國最早引進股票市場設立的機構。
２９．閻明複，“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六四”後改任民政部副部長。
紅衛兵這一段對我影響太大了。我們是在傳統教育下長大的。傳統教育有兩個好的方麵：一個是中國幾千年傳承的道德傳統；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共產黨的這一套政策傳統。繼續革命理論，階級鬥爭理論和這兩個傳統是衝突的，矛盾的。在這矛盾中，我取的是傳統這邊。所以我沒有那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絕情的事情來。比如對學校領導被打倒，總是有些惻隱之心。當然，我也不敢說“同情”他們，隻是到我這兒，能夠寬容的就寬容寬容。學校當時的主任挨鬥，他說，哎呀，我咳血了，身體不好。我說，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裏反省。有事我們去家裏找你。我批準了他，他就躲過了一劫。但是當時畢竟年輕，我如果主動讓他們都回家，那就可能會更好一點。
運動來了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但運動來了你怎麽表現，那是你自己的選擇。人生無非就是選擇嘛。整個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還算比較清醒一點兒的，不是忽左忽右的。當然，對一些不滿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開反對，總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為肯定都是胳膊擰不過大腿的事，起碼我不積極去做。我的選擇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動都是我自願的，當然做錯了也在我。比如前麵談到的批判校領導、批判北京教育局領導等，都是錯誤的。這裏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線的影響，沒有這個環境我們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領導。話講回來，我之所以不主張打人武鬥，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毛主席不是講不要虐待俘虜嘛，十六條不是講要文鬥不要武鬥嘛，這是中央的政策啊。當然他後來又說了“要武嘛”。我做得對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獨立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有些人參加“文革”目的比較明確，“造反”啊、“奪權”啊。我始終沒有上升到那個程度。在多數場合，我是隨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覺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當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覺得“反修防修”這個觀點對。另外，教育製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們都感到需要改變。所以，毛主席的講話很符合我們的口味，因為我們是他培養出來的嘛。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地方，對這方麵我試圖不斷地讓自己的思想去適應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沒有絕對地盲從，還有自己的考慮。比如說，你講老師有錯誤，我承認；你講他是“黑幫”，我就打個問號。你講劉少奇這個不好、那個不好，我承認；但是你那麽對待人家，我覺得不符合我們黨的傳統。你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我當然支持；但是你又說“要武”。這麽一來，不就亂套了嗎？
從思想根源來講，即使我們的父輩，還不都是帶著傳統的烙印？他們對毛主席的那種忠誠，是不是有點像對封建帝王的那種忠心？沒有人敢當麵去忤逆毛主席，這裏麵有種種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當時的環境，也有自身的考慮，更有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裏麵，確實是服務於他們的一個“棋子”而已。
關於紅衛兵暴力問題，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事實上是一種思潮的結果。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清華附中的三個造反精神就出來了，造反歌出來了，對聯也出來了。這些東西，你看他的語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殺殺，語言是可以變成行動的，處在那種狂熱的氣氛下，結果那麽多人被打死。其實我們整個中學教育沒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們有一個階級鬥爭的教育，不斷給你緊那個弦，劉文學〔１３〕不是被階級敵人殺害了嘛，雷鋒不也講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嗎？這樣培養起來的階級仇恨，植根於青少年的心中，雖然你沒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階級鬥爭的層次上，就不是這樣了，暴力這個東西就爆發出來了。
另外，在我們國家，人們對於人道主義，對於人性，人權，從來沒有足夠的教育和認識。而暴力卻是人類的基因，政府、法律、監獄，其實就是要遏製人類本身的劣根性，所謂暴力傾向、弱肉強食這些“自然法則”。人類社會的發展充斥了暴力，進入理性社會以後發現這樣是不行的，就要限製暴力。但是，一旦社會秩序崩潰、法律廢止和政府失職以後就暴力就會出現，文化革命實際上也是這樣。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種逆反心理，有種偏激的態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現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國，法國“紅五月”的青年運動、洛杉磯的暴亂、海地地震後的搶劫，都是政府失控後的暴力行為，所有國家都一樣。在我們這個社會，由於長期宣揚階級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縱容的態度，就產生了這樣的結果。公安局不進中學嘛，中學打死人了問都不問。你不能說他鼓勵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縱容。這是一種宣泄的情緒，在瘋狂的階級鬥爭指導下，這每一條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來。
這種事文革並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共產黨從紅軍時期的肅反、延安整風就有，類似的運動綿綿不絕，一直到現在都是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對這些事情進行解剖，而不僅僅局限於這個人怎麽樣，那個人怎麽樣。我認為這沒什麽意思，隻不過是又來一次，台灣叫“族群分裂”，然後製造出新的矛盾。我覺得大家都要對文革這個民族災難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標是推進社會的進步，是為了民族的啟蒙，大家討論可以，但要有一個平和的心態才好。我認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種方式來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記憶沒那麽準確，今天追究幾十年前過多的細節，就沒辦法了。
海外的一些學者有這個條件，在研究，在總結文革，應該說還是有擔當責任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有責任感的事，是個好事。國內的學者當然不能說沒有責任感，但官方的學者回避這個問題，民間的學者沒有這個條件，第一他沒有受過正規的訓練，第二他得不到豐富的資料。還有就是多數人，都采取一種漠視甚至忘卻的態度，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願意再回顧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這個傷疤不願意揭。時間是思想的最好避難所，時間可以讓一切抹平消失，實際上就是這樣。
文化革命對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認識了社會的體製，之所以後來積極參與改革，包括現在對共產黨體製的認識，包括現在希望它改革的認識和行為，如果要尋根呢，還是尋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們對這個社會覺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沒有質疑過。為什麽後來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就是因為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一直到後來，我到部隊，做外交工作，參加政體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終就是文化革命的記憶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說１９７５年批鄧以後，我就決心不說違心的話了，我很強調我的個性和人格，我覺得共產黨幹部現在就缺少個性，缺乏人格，就是人雲亦雲，就是跟著官大的說。而這個差別就在於是否認真對文革進行了反思。
◇ 武官訓練
打倒四人幫之後那幾年呢，就覺得思想上有點兒開放了，各種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單民主牆”啦，這些東西都有了，有一些衝擊。我這個人比較認死理兒，所以對處理西單民主牆，不大滿意。既然是西單牆把你們捧上去的，怎麽你後來又把它封掉？這有點太實用主義了吧？如果是我的話，當初你支持我的時候，我就把你封掉，對不對？你不能說，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當時我有這個想法，現在還這麽想。這個事情說明，共產黨的作風啊，就是馬列主義隻照別人，不照自己。
不過沒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語學院去學習了。當時正好趕上我們國家準備開展軍事外交，貫徹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１４〕的“團結一條線”，主要是“聯美抗蘇”的觀點。因為文革十年形成一個斷檔，就從全國調了一批團職以上、比較年輕的部隊幹部，到南京外語學院學習。然後準備外派武官，開展軍事外交。我們等於是調幹輪訓，除了英文，還有一年的武官業務。當時我們的英文課本，內容還是《為人民服務》什麽的，沒有什麽國外的教材，隻能是自己找點書看一看，聽聽“靈格風”什麽的而已。那時候還比較“左”，聽“美國之音”還算偷聽敵台呢。不過裏麵教“英語九百句”，我們有時候也聽。
嚴格講武官是代表軍隊的，而軍隊是國家一個非常特殊的部門，所以也是代表國家。武官業務，就是軍事外交，然後就是情報。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武官業務的課，一個是學我們的戰爭理論，軍事知識等等。另外，學一些外軍的情況。還請一些老武官給我們講授一些經驗。
當時，一個以前駐老撾的武官給我們講課，講怎麽做工作，特別生動。他正好趕上越南南北統一、老撾革命勝利那一段動蕩時期。那時候，美國人已經跑了，老撾的右派勢力也衰弱了，大變在即。很多舊政府的老撾軍人，屬於中間勢力，就向中國使館靠攏。中國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軍事部署和動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帶到作戰室裏，說，我們這點玩意兒，對你們來講沒什麽，隨便看。到最後，左派要進城了，這些中間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來問他，我們怎麽辦？我們是不是也要走？他當時勸人家留下。這些中間派的老撾軍人在當時權力真空的時候，出麵維持了社會秩序，然後把國家政權交給了巴特寮，應該說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可後來這武官非常後悔，因為留下來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講課的時候就這麽講的：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都是老朋友了。
當時他想當然地認為，中國解放以後，國民黨降將還有做政協委員的嘛。老撾革命勝利，也應該這樣，這些軍人還是有貢獻的嘛，也應該善待。他沒想到：老撾勝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當時已經有矛盾了嘛。第一，這些軍人是舊政府的人；第二，他們是中國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諱。第三，這些國家革命勝利以後，心氣兒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學習和接受中國的那一套。反過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上台以後，過河拆橋的事兒還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將”日子也不是那麽好過的。所以當時就應該勸他們走，起碼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們的經驗之談，對我們還是很有啟發的。武官的主要業務則是軍事外交和情報。軍事外交好理解，情報嘛，我們有個說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係統，公開的。武官是公開收集情報，通過交朋友，通過隻言片語了解點情況。另外就是從他們的報紙等公開資料上，進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諜報係統。諜報是另外一個獨立的係統，是機密的，需要掩護的，需要以特殊身份進行的暗中收集情報。也包括通過技術偵查，比如監聽、衛星。再有就是情報交換。不過這個係統跟我們沒有關係，我們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學了三年之後，１９８１年１月，我抵達英國做駐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麽認識資本主義？當時總參來了一個代表團，和英國一家大公司談一筆生意。代表團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們。寒暄過程中，英國人說到：現在英國在整頓國企，要把煤礦私有化，於是煤礦工會發動全國大罷工。煤礦工會是非常凶的，堅決不退讓，就和政府頂著。我們代表團的領導，就有點教訓的口吻說：你們要關心工人啊，要聽取工會的意見啊。人家也不爭什麽，然後大家吃飯，聊聊天。代表團的領導說，我們明天開始談判，請你們把合同準備好。對方說，行。星期天談判，對方就老板一個人，帶著合同來了。我們的翻譯一看，說，老板，這是誰給你打的，錯別字這麽多？老板說：禮拜天，秘書休息。沒辦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團的領導當時就很火：哎，怎麽搞的，怎麽能這樣呀？他們就不能加班嗎？老板說：這不行，有法律呀，你們昨天不是也說了，要照顧工人的利益嗎？我付他雙倍工資，他也不願加班兒。這是人家的權利呀。所以我隻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術太差。這件事說明這個社會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對此，大家深有體會。
剛到英國時，他們對中國外交官還是有限製的，不過它是對等的。當時，國內對外國人的限製是開放的城市外圍２０公裏，２０公裏以外就不能去了。我們是對所有外國人，畫一個圈兒。所以英國對我們是對等的，也有限製，不過是３５英裏，比我們寬得多。出了這個圈，你要寫明目的，幹什麽去？什麽時間回來？住在哪兒？走什麽路線？都要報。我們的大使曾經出過一個事。他參加一個活動，於是報了路線，到什麽地方去，走哪條高速公路。後來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頓飯，再上高速公路回來。人家就抗議，說你違規：為什麽不按路線走？中間在哪兒吃飯也應該報告，很嚴格。但是它並不設禁行的牌子，因為它隻是和中國對等限製。
我也出過一個事。當時有一個代表團到英國的工廠去。英國國防工業署突然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那兒有一個工程師，心髒病發了，你們得派人去。其實我們去解決不了問題，但是他怕負責任，萬一死在這兒，要出事。所以要我們去。哎喲，我趕快就給英國外聯處打報告，說我開車去看病人。獲得批準後，給了路條。我車開得極快，就超速了。結果後邊來了一輛警車，打警燈，沒辦法，我靠邊停下來。他一看，是外交使館的車。他說，“你超速了。”我說，“對不起，我有急事。”我趕快把路條拿出來，上麵寫的是看病號。警察於是說：那你愛開多快開多快，隻要安全，我們規定醫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於是他立刻打電話給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剛到，那邊就來人了，估計是反諜報係統的。他很客氣，一進門就說：“中國代表團的人在嗎？聽說你們有個病號？”我說是啊。“聽說還有人來看他？”我說我就是。然後他說，“好！有什麽需要幫助的，我們願意提供。”兩天後，該代表團經過倫敦回國，就跟我講，說那個工廠後來被警察局詢問，說“為什麽共產黨中國來了人，你們不報告？”這個廠商也算違反了“外事紀律”，沒向有關部門報告。可見，當時的中國外交的確很受限製的。
我去英國之前，英國遠洋艦隊每年都要到遠東來訓練，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後來英國執行緊縮財政，就取消了遠東的軍事訓練。１９８２年英國在馬爾維納斯群島〔１５〕打敗阿根廷之後，英國、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國還是實力強盛嘛！”軍方就籌劃恢複遠東的訓練科目。這時正好趕上中英談判香港的回歸，這就帶來個大問題：英國“恢複”遠東訓練，還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這個跟中英談判聯係起來，是不是“挾福島作戰勝利之威”，向我們施壓？或有點“武力保衛香港”之類的涵義？這是個大事，大使親自過問了。我的看法是，這是“例行”的，英國軍隊內部在這次作戰之後，發現它這個遠洋能力的訓練，還是很重要。因為它過去就有，所以不好說它跟香港談判有直接的聯係。大使說，那不行，此時此刻，這是個很敏感的問題呀！於是我們開始運作。
第一個管道，我正好參加一個英國軍方的活動。見到他們英軍海外援助——就是管理“軍援”的一個少將。我跟他聊起來，我說，聽說你們艦隊要去香港啊？他說，是啊，要去。我說，“你們的軍艦要停靠香港？”“當然要停靠香港了。”因為軍艦停靠是要交錢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錢了。我說，“你們考慮過後果沒有？”“什麽後果？這是例行訓練啊。”我說，“可是現在，中英間正在進行香港歸屬談判，你們沒考慮這對中英談判會有什麽影響？”“你們很在乎嗎？”我說，“當然在乎啦！”到最後，我講，“我希望你把這個信息轉達給你的上級：我們很在乎這個事情，希望你們妥善處理。”
這是第一個信息傳過去。接著，我們的武官直接找了他們的空軍元帥，總參謀長，軍職最高的，希望他們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傳達信息，緩解矛盾。我們是國家在最前沿的觸角，如果這個工作做不好，問題一蹦出來，就會變成勢不兩立，誰也下不來台。外交是很講麵子的，我們要給人家台階下，人家也要給我們台階下。所有的外交衝突、軍事衝突，都是一樣。我們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夠接受的台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後來好像是他們做了一些讓步，隻派了補給艦什麽的，我記不清了。總之這個事，經過處理，對中英關係和談判，應該是沒有什麽大礙。
◇ 槍和槍的區別
我還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國一家國營的軍火公司，向我們推銷一種新型防暴槍。所謂防暴槍，就是打橡皮子彈的，橡皮子彈打到人身上，會打你一個跟頭，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這種槍像信號槍這麽大的口徑，子彈有拇指粗，單發的。但是這槍瞄不準，大致對著一個方向就發射了。那一次是剛做了改進，裝了一個轉盤，可連發五發子彈，而且可以瞄準，打得很準。在英國的外交中，盟國是“第一檔”。中國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列入“第二檔”，屬於友好的國家。當時，蘇聯東歐這些國家算“第三檔”。這一次，他們也邀請了第二檔國家的武官。會上，他們做了個表演。看過以後，我挺感興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長陶駟駒到英國訪問。我就介紹說，英國現在有這麽個東西，照片我也給他看了。陶駟駒說，好啊，我們買點樣槍。你給我采購，送回去。還留下了一萬多英鎊。我說，好，應該沒大問題。然後我就打電話找邀請我們去的那個董事長，這個人還是個爵士。我提出了購樣槍的要求，結果等了半年還沒消息。我急了，這是怎麽回事啊？我們部長還在等著呢。你們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們推銷，等我們真有興趣了，怎麽沒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後來弄得那個董事長很尷尬，親自跑來請我吃飯，向我解釋說：對不起，實在對不起，這槍不能賣。我說，為什麽不能賣呢？他就說，哎呀，這個、這個……這個槍呀，不能賣給“獨裁國家”。我說，你這什麽意思呀？他說，這個槍啊，是鎮壓性武器。是“鎮壓群眾”用的。就是說，賣給你們，拿去就“鎮壓群眾”了。我就反問，“那我要買Ｍ１６〔１６〕呢？” 他說，“Ｍ１６可以。”我說，那我拿Ｍ１６不也可以“鎮壓群眾”嗎？他說：“噢，那不會的。Ｍ１６是步兵武器，是戰場上用的，你們政府也不會用這個向老百姓開槍的。——遺憾的是，後來“六四”，不還是用步兵武器開槍了？
他還跟我講：“而且我很遺憾地告訴你，這個槍，不但不能賣給你，也不能賣給我們的軍隊和我們的警察。”我說，那為什麽呢？他說，很簡單，因為這個槍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給我舉例子說，現在北愛爾蘭也有暴民，有的時候警察要使用那種單發的、老式的防暴槍，也會致傷、致殘，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們政府有個說法，說我不是有意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表演那天你們都打了，都試驗了。我這槍打得這麽準。用這種槍，到時候如果有打傷打殘，你就不能說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須承認你是有意打的。這樣呢，是法律不允許的。後來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為你原來是瞄哪兒不打哪兒，就是說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則完全是偶然的。可現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兒打哪兒啊。他這個槍等於白研製了，任何國家都不能用。因為它超出防暴槍的概念了。防暴槍，不是要打死誰，是要驅散群眾，它不能傷人，至少是不能有意傷人。按這個邏輯一想，他這道理對啊！後來我隻好寫個報告，也就隨他去。
我當時跟使館各個部門都比較熟悉，關係都不錯。所以那段工作應該說，心情比較舒暢。再一個我當時是受軍隊的教育，或者說是雷鋒精神的影響，在哪兒都要幹好。我後來被評為外交部的先進工作者，駐英國使館就評了我一個，而且是大家評的，不是領導定的。那段經曆對個人來講也很不錯，看了很多東西，包括對科技、對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開闊了，可是又趕不上國內的變化了。我四年中探了兩次家，每次和朋友見麵，他們都說，你是月球上回來的？你講的話，都是十年前的、甚至還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滿了以後，本來要我再到美國去當武官，我沒去。國內變化很大，我有點落伍的感覺，不了解國情不行啊。後來我就到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學會做副秘書長，主管日常工作。
◇ 參與政治體製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有個同學問我，你想不想參加政治體製改革的研究？我覺得這是中國的一件大事，值得參與。後來他就向鮑彤〔１７〕和陳一谘推薦了我，把我從二部借調出來。
陳一谘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的秘書長，也是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的所長。當時他比較紅，思想比較開放，上麵也信任他。他跟我談了話，互相感覺還可以。我的優勢是在國外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西方政治畢竟有一個比較感性的認識。
當時，政改研討小組是一個臨時機構，是１９８６年９月根據鄧小平建議成立的，由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衝五人擔任小組負責人，在政治局常委領導下工作。政改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和七個專題組，記得有黨政分開組，黨內民主組，社會主義民主組、機構改革組，人事製度組等，抽調了一些理論工作者和相關機構的實際工作者共同研討。
我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的，簡稱政改辦，當時耀邦還在台上。但是我們開會的時候，發現是趙紫陽牽頭，耀邦沒有參加，感到這很奇怪。１９８６年學潮是在１２月份，這時候還沒發生學潮。等於說學潮之前已經內定耀邦下了，由趙紫陽接總書記，所以中央指定這個事由趙紫陽牽頭。你想，耀邦是總書記，但是他不管政治體製改革；而趙紫陽是總理，主管經濟，他牽頭搞政治改革？這個大家馬上都感覺到了。
趙紫陽開始不願意幹總書記，最後是老鄧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趙紫陽原來還有個想法——這是老鮑跟我們講的，趙紫陽不主張動政治體製改革這塊，因為他認為經濟體製改革任務還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鄧有這個想法，而且他認為政治體製改革中，黨政分開是主要的。我們後來體會，他認為當時扯皮比較多，兩套班子掣肘。黨政分開，實際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鄧最後歸結到“政治體製改革就是黨政分開”，“核心就是黨政分開”。按照中國政治體製的特點，黨政真能分開嗎？挺難的。
有句話現在不大講了，可那一段特別強調：執政黨“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就是共產黨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後來我們提出過一個建議，就是黨委書記兼人大主任。這樣，他就有了一個社會身份，是在法律範圍內活動，監督政府。我們覺得，政治體製改革的“核心”好像不應當是黨政分開啊，而是發揚黨內民主、健全法製。我們當時奉為圭臬的，就是老鄧１９７９年關於黨的領導製度改革的講話〔１８〕。當時他說得很對：不能人治，要有製度保障。到後來，政治體製改革有點兒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當時大家都覺得李瑞環在天津搞的不錯，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現在看就叫“民粹主義”的東西，跟老百姓搞對話什麽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書記兼市長，所以他沒有矛盾。可是別的地方不行。過了這麽多年，我們現在的實際情況是，要麽分開了，書記、省長鬧得不可開交；要麽分不開，就是書記一人說了算，中間形態都沒有。
◇ 台階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１９７２年，我在父親的追悼會上見毛主席，他說了這麽一句：“你們不懂世事，要２０年”。對於認識社會，對於人才培養也確實是這樣。社會的複雜性，不是初出茅廬就能認識的。
我當初在政改辦，有一個明確的觀點就是，高級幹部的培養，需要時間，需要台階。３０多歲的人，你要想當國家領導人，不可能的。革命時期可能，因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時期，你一定要走台階。我們不主張搞“三個梯隊”提拔幹部，沒有意義。人為的，反而會造成壞影響。所以我們講，幹部一定要在基層搞個幾年，在縣一級搞多少年，然後在市一級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級不能光搞一項工作，不同的部門，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會，才能了解我們這個官僚體製如何運作，然後到省裏。說老實話，這樣到了省部級，５０歲就是比較快的了。中央領導人就是６０歲上下，最好幹一任，到６５歲或者７０歲就下來。最高領導到７０歲，普通領導一般到６０多歲就下來。這是正常的循環。
對此，我曾經舉過兩個例子：一是我們３９軍提了一個副總參謀長。他當副團長的時候，我是政治處主任。他資格比較老，當時已經要轉業了，要他去搞軍史。後來可能是陪過胡耀邦，被發現了就提起來了，提到軍長。他剛到總參的時候，你想，他從一個野戰軍，沒有經過軍區，直接就提到總參。野戰部隊很單純，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就完了。但他對總參的運作、對總參的機構，沒有任何了解和認識。這時正好碰上一個事件，一個登陸艇叛逃，跑台灣去了。對這樣一個突發事件，怎麽安排？他都不知道給那個部門批、批給誰來處理。另外，有沒有預案，他也不知道。這不是他能力的問題，而是說，缺乏必要的經曆和台階。
二是我們在英國調查英軍幹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級不落，而且在三個部門中轉換：一線部隊，指揮機關和訓練院校。在一線部隊，你當連長，當完連長，可能調到司令部當個參謀。以後，你要到軍事學校去受訓。然後再過來，可能到營裏或者團裏，再當指揮員。然後你就到上一級機關當參謀。這樣子慢慢轉到最高的軍銜，就是總參謀長或者元帥。你當元帥的時候，你肯定在總部機關，包括軍務部門，作戰、指揮部門、院校都幹過。這樣，他不但對作戰係統了解，對軍務部門了解，對裝備部門也會了解，包括訓練和人才培養。
所以毛主席說，我們要２０年才能懂事。就是說，你不用２０年時間，你怎麽去了解國情？怎麽了解我們這個體製運作的優、劣？你都不知道。因為你沒有閱曆。這是看書是看不出來的，特別是看中國的報紙和書更看不出來。
◇ 積重難返的臃腫
另外一個是機構臃腫問題。臃腫是怎麽來的呢？１９４９年，我們是全盤接收了國民黨的文官係統，曾提出“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１９〕。大批的舊政府職員，加上我們五百萬軍隊下來，往哪安排？還要把軍隊轉化成工作隊，變成幹部。然後按照蘇聯這套係統設這個部門，設那個部門。但就是蘇聯的機構，也比我們精簡。
可以說，臃腫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了。文革時毛主席下那麽大的決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當時真撤掉了，但是後來不是還得恢複嗎。我記得薄老聽匯報時曾經有一次插話，他特別清楚，說：解放戰爭時，一個縣委就七八個人，帶個板凳，就是書記，有一個通訊員，就完了嘛。哪有那麽多人啊？他說，外國那些執政黨，它都靠黨費嘛。他那點兒黨費，根本不夠開個會。當時大家都笑了。當時薄老爺子還講，實際上，滿清政府的效率很高。縣太爺，就管辦案治安，不管別的，所以也沒有那麽多人。我們現在組織機構就五大班子，還什麽都管。最後弄得困難地區的稅收都抵不上開銷。
軍隊可以說是最統一、最整齊劃一的了。可是老鄧搞了百萬人的裁軍，過兩年卻又恢複了。你現在看我們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個國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而且你還要考慮一條：我們的兵還並不都在第一線啊。一個離退休老幹部，他就占了兩個兵的名額，這全國又多少萬。這都是吃兵額的啊。還有一個機構，叫“老幹辦”，幹休所，它下麵也有些戰士，還配了設備什麽的。你說你的作戰能力還有多少？真正能夠在一線使用的有多少？你是“軍隊辦社會”呀。
再和外國軍隊比：
第一，我們有一個政治係統，是三分之一這一塊的官，這就多大？人家國外沒有。中國軍隊體製最早是學蘇聯紅軍的。我們分析過，政治委員製度產生於蘇聯紅軍時期，因為當年紅軍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將領是從白軍倒戈過來的。所以說不可靠，需要派一個政委幫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陽〔２０〕這樣的。軍隊政治部門的存在就是因為他不放心嘛。但後來情況變了，蘇軍也是“一長製”了，隻有個政治副團長，沒有政治委員了，也沒有政治部的機構了。而我們反而發展成為傳統了，所以軍隊最大的臃腫就是這一塊。
當年毛主席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講得很清楚：基層幹部傷亡很大，有的是俘虜的白軍士兵，第二天就當班長，一個月以後就當排長、連長。那怎麽辦呢？他要嘩變怎麽辦？所以要有政治委員，要“支部建在連上”，看住他。就是你聽我的，可以讓你指揮打仗，你要是有異心，我就可以製約你。但是到後來，這就變成毛主席製約權力的一種方法了。就是說，同一部門他就得放兩個人，放一個人他不放心。一個人搞鬼怎麽辦？你們倆人兒有點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會傳統也這樣，明代的東廠派監軍，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們現在的軍官，都是自己培養出來的，為什麽還要用這種製度呢？
第二，我們副職多。國外沒有副職，或者隻有一個副職。英國部署在西德的萊茵軍，５萬多人——相當於我們一個軍的架子，它隻有一個司令，一個參謀長。要是我們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實八路軍的時候沒有這麽多，解放戰爭時候也沒那麽多，就一個副職，哪有那麽多副司令啊？哪個野戰軍，也隻有一個人是說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個縱隊司令說傷亡很大，叫苦。指揮作戰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電話，那個縱隊司令就不聽。我父親接過電話說：“你們幾個都上去，要不惜傷亡，損失多少我給你補多少！一定打下來！”他一看我父親講話了，就沒話說了。我父親講，戰爭年代，基本就是這樣。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規矩。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在戰爭時期的製度，後來就形成了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這個權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腫，自己就動不了了。幾次機構改革，是越改越多呀。當時我們也覺得，整個中央、國務院係統，人並不是太多，但是吃預算飯的加到一塊兒，不得了！我記得前幾年有個統計說，滿清政府，好像是２８個人養一個人；到我們，是十幾個人養一個人。當然，這個計算包含的人員不一定準確，但是它確實觸目驚心。我記得還是１０年前在寧夏調查，他們就講，縣太爺的兒子、姑娘，六歲的小孩就是公務員，一個月２００塊錢，吃空餉。到了這個程度。這牽扯到一個改革的命題，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難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起草十三大報告的前後，我們提了一個重要建議，就是“基本路線”。我說，毛主席曾經有一個基本路線，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管它對不對，但是這種形式讓人記憶深刻。十三大報告，也應該寫基本路線。我們當時提出的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因為真理都是簡單的，毛老爺子就講這個。“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八個字，就講清一個道理，內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這就是綱領，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幹什麽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個字。要動員和深入群眾，你隻能用這種辦法。老鄧也是：“改革開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目的很明確。搞得很複雜的，人們反而記不住。什麽“五講四美三熱愛”，現在有幾個人知道？所以我說，口號就是要簡單。十三大報告也好，將來政治體製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東西，有個基本概括。這個大家都很同意，覺得有道理。
對於體製問題，當時十三大報告是有論述的。就是說，一個就是戰爭年代、戰時的體製。我們的體製最主要的問題，前麵說的臃腫問題還不是第一位的，權力過分集中是主要問題。權力過分集中，一個人說了算，“人治”大於“法治”這些東西。我有個朋友當市長，他就講：“我是給書記打工的。”我心想怎麽這麽說啊？這反映了一種什麽心態？但是沒有辦法，就形成這樣一個概念，一把手說了算。
當時政改辦和後來的政改研究室的氣氛是比較開放的，有什麽感想就說什麽。所以我們也就提出了很多問題。胡啟立還專門講過，研究室內可以放開講，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們探討嘛。
十三大開完以後，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從政改辦脫胎而來，成為中央的一個正式的部級機構。老鮑就當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會改革局當局長。整個這期間，我的關係都在總參，還是借調。１９８８年底，老鮑跟我談，是不是把關係調過來？我說，我還不想調過來，準備幹一段還回部隊。他就說，要不要給你調一下級，讓紫陽給你們二部寫個信，把你的級別解決一下。因為我在部隊是副師級，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長比軍隊的正師職還要高。我說，算了，這也不方便。他說，你老不到職，部隊怎麽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說紫陽辦公室可以寫這封信。我說，算了。當年對當官兒的事，真沒往心裏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後，我們主要就是搞一些調研。當時，我參加過工會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會就有一個怎麽發揮作用的問題。不能老是“禦用工會”，不能光收會費、看電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講話嗎？但當時又怕出現波蘭“團結工會”〔２１〕的問題。我當時也參加了工會的一些會議，我們主張，工會應該要有不同的聲音，要尊重、維護工人的利益。因為實際上如我們看到的，而且到現在越來越明顯，就是很多地方的黨委和資本聯係在一起了，他是為資本家而不為勞動者講話。誰為勞動者講話？沒人為勞動者講話，所以會有“黑工事件”、“黑窯事件”〔２２〕。很明顯，這麽多年，那麽多警察、官員或者是裝作不知道，你別跟我說，我不聽；或者說就是有意的，隻要別出事，你怎麽幹我不管；還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飯。就是一種默契吧，最後發了財大家分。我們那時調研就有這個端倪了，很多工人說，你們這個工會，不能保護我們工人的利益。當時江澤民在上海當書記的時候，上海有一個工會副主席，也是個老幹部，資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說，我不是為難你書記、市長。我是“小罵大幫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樣，明明有些東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讓我講，那我、我的工會，在群眾中就毫無威信了，這不行啊。其實他講的是不錯的，可當時的領導就覺得他這個人炸刺兒。
我們那會兒還研究了“危機處理”，就是對當年社會動亂的可能性進行分析。這個課題好像是室裏、老鮑他們提出來的。主要是１９８８年要“過物價關”，物價飛漲，經濟不穩。當時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種萬眾一心搞改革的局麵了，思想比較動蕩。而且出現一些不穩定的因素，社會也比較動蕩。從理論上說，改革開放已經到了“起飛階段”，是最動蕩的時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矛盾比較集中。當時我估計，從老鮑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況，研究研究。這樣，我們就去著手搞些調查，跟團中央的領導交流過關於學校的問題，跟工會談過工人的問題。還沒調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過在“六四”以後，這件事對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處”。因為調查組來一看，哎，這幫小子從１９８８年的１０月份，就開始做“動亂”方麵的研究了。
◇ 民主先從１０００人開始
那時，我們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話題，就是共產黨的權力從哪裏來的？是憲法來的？還是人民選舉來的？我提出一點，叫“武裝選舉”。為什麽？天下是打下來的，就是武裝選嘛。當時可以選蔣介石，他兵多槍多，甚至有中央政府。為什麽選了毛澤東？他就是用槍杆子打下來了。問題是，這個“武裝選舉”，槍杆子隻能選一次。選了２２年（１９２７－１９４９）選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遠保著你？
改革開放，則是“經濟選舉”，就是能不能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１９７６年老百姓參加四五天安門事件，也是在向領導示威呀！怎麽辦呢？老鄧就得修改，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也是一種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發展經濟。老鄧講：如果你搞不過資本主義，你的生產效率不高，最後你就垮台嘛！這話是很明確的。我們當年就說這個，現在得還是這個。那麽今後呢，這種來自於經濟的“選舉”，或者這種成就，能夠保證你的政權多久？也不是一勞永逸吧？
所以，還要繼續進行改革，政治體製改革。當時我就覺得孫中山民主三階段論：軍政、訓政、憲政，〔２３〕還真有點道理。關於國家體製，我們可以畫個圖表示：
縱軸是國家體製——目前最高的就是“多黨製”，下麵是“一黨製”。這裏頭如果再細分，多黨裏可以兩黨強，像美國；一黨強，像日本自民黨那樣，一黨長期執政，但是其他黨罵我都可以。我們名義也叫多黨，“一黨領導、多黨合作”。但實質是一黨製，而且你不能罵我；你罵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麵呢，是“寡頭製”，就是領導集團的幾個頭目參與。最底下，是“獨裁”，就是基本上一個人說了算。這是縱軸。
橫軸就是時間。我們這個國家運行的狀態，你可以畫出一條橫向曲線。比如說１９００年，肯定是皇權啊，那還是在“獨裁”和“寡頭政治”之間啊，因為當時不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慈禧太後，她是“政由己出”，“乾綱獨斷”。所以它可以說是一個領導集團。然後下來，到孫中山時代，到袁大總統時代，就稍微寬鬆點兒了。因為袁世凱雖然獨裁，但是革命黨也很厲害啊，他可以公開不聽。包括蔣介石時代，他也沒有絕對的權力，共產黨就不聽他的。
１９４９年的中國是什麽狀態呢？它也不是一個“黨”來領導的，它是寡頭政治，就是幾個人，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這些人。作為一個黨員，實際上沒有什麽權利。普通黨員甚至連建議權都很少，隻有執行的權利。但是由於從戰爭年代過來，還有一個民主作風。我看民主這個概念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一是一種理念；二是一種製度安排；三是一種工作作風。我們通常講的“民主”是最低層次的民主作風。可以說，１９４９年在這個圖表上，是在一黨和寡頭之間這麽一個狀態。慢慢隨著權力集中，這個曲線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獨裁這條線。就是老毛一個人說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開放一開始，這就不一樣了。老鄧是強勢，但是別的老同誌也不軟啊，又變成集團、寡頭政治了。
到現在，我們是在集團和政黨之間。實際上，我們現在還沒有實現一個政黨統治。政黨統治，就是黨組織要起作用。現在的黨組織能起什麽作用？選舉還是形式，黨員和黨組織完全是一個人身依附關係。
我當時的概念，武裝選舉不能長久，經濟選舉也不能持久，必須找到一個治理的方法，才能長治久安。政改研究室當時的結論是，政治體製改革就要先從黨內民主做起。因為別的不太現實，而且阻力會更大。當然實際上，黨內民主也很難！因為我們“一元化”慣了，什麽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說行動上保持一致，還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見、有問題不能提呀。這就不好說了。
從國外看，要說克林頓是多聰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為什麽能治理一個國家？實踐證明，所有西方國家就是靠製度的力量。我們呢，像毛澤東、鄧小平，都是一時之選的人物。毛澤東這麽聰明的人，為什麽出問題？你隻能歸結於製度，不能歸結於個人。個人的缺點，在這裏麵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製度在支持他，對他的個人崇拜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嗎？因此，中國需要製度的變革。
實現黨內的民主，是我一個長期的想法：從黨內開始民主。因為“人民民主”這東西是個口號，現在沒法實現，１３億人沒法實現民主。何況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文化程度問題、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當時我們設想的是，我們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員這一級、在１０００個高級幹部裏首先實行民主？不要一講話，市長就說“我為書記打工”這種話！
１３億人事實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從１０００人做起。而且這１０００個人，都是共產黨自己多年培養起來的，經過考核的，不是從哪個地方蹦出來的。這些幹部當部長之前，起碼有２０年的工作經曆，起碼１５年的黨齡吧。他不是老百姓選的，而是共產黨自己選的啊，而且已經給了他一定的權力。那為什麽不能讓他再提高一個層次，參與國家大事的決策呢？這個觀點，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
◇ 軍隊經商和“小艦隊”
我那時還提過一個重要意見。當時，上麵公開或半公開地允許部隊經商。為這事，我直接去找了鮑彤。我說，你看看，世界上從最落後的軍隊到最先進的軍隊，沒有一個允許經商的。經商，部隊就垮了呀，這個不得了呀！我說，咱們搞商品經濟，不能說部隊也搞，那不行。我說，我就知道，我們賣給外國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這個不得了哇！軍隊是國家的，不是鬧著玩兒的！別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這個我有研究，我畢竟是從軍隊出來的。這個事，你得考慮考慮，跟領導說一說。最好說一說。如果現在是權宜之計的話，要趕快收口。老鮑當時沒表態，因為這事兒不歸他管……我這次算是鄭重地向上麵提出這個意見，其它的問題我都沒有個別交流過，都是在會上。
政改研究室１９８８年年終總結時，領導要聽意見。秘書長就說，開個會，大家提提意見。當時我提了三條。第一條是說，我們是中央的一個政治機構，不能光為紫陽一個人工作。大致是這麽個意思，講得比較委婉，沒那麽直白。因為當時政治局一位常委到東北調研，當時決定中辦派一個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個人。可是，這位常委沒帶我們室的人，退回來了。當時我們就覺得，這是什麽意思啊？這是明擺著的事兒，就是認為你們是紫陽的人。你說這是個什麽問題？老鮑平常跟趙紫陽是單線聯係。趙紫陽經常出題目嘛，這樣我們就好像成了一個直屬趙的機構，這就不太正常。
第二條是講，我們是一個研究機構，不是一個寫作班子，不能光給領導寫講話，我們得研究點問題。中國政治體製改革，這麽大的課題，我們現在是流於應付。
第三條就講，弄不好啊，我們就成了“小艦隊”〔２４〕了。我當時就用了“小艦隊”這個詞。因為當時確實已經有人說我們是“小艦隊”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黨內一些高層人士、一些權力部門說的這種話。這就是黨內矛盾的反映。
應該講，政改研究室的空氣比較民主，老鮑這個人也比較民主，聽得進不同意見，所以我們也比較敢說。平常大家關係都不錯，也一起打打橋牌。當然，我講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當時老鮑不在。這裏麵，我算年紀比較大，資格也比較老的，開會的就是我們這幫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塊兒聊。所以我就說了這些。後來呢，秘書長就報告老鮑了。
報告以後呢，估計老鮑可能有點火，他沒有直接跟我談。我這個話說得還是有點重，盡管語氣很緩和，但是意思就是這個意思。那裏都是人尖子，“說話聽聲，鑼鼓聽音”，沒有聽不懂的，你瞞也瞞不了。後來老鮑說，那好，我們再開個會。他親自到會。這個會上，我也講了，但沒有講這些，因為上次已經講過了嘛。我就簡單點了點，意思是說，我們還是多做點研究工作，多為常委服務。結果有人覺得不過癮，就出來把那些意見重新講了一遍，最後還來了一句：這不是我的意見，是陳小魯的意見。弄得我十分惱火！當然了，實際上這個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大家都有這個想法，都有這個感覺。
胡耀邦去世的時候，學生遊行、絕食……當時我們很憂慮，一方麵怕打亂改革開放的部署。你本來是逐步開放，這麽一來會不會有一個強硬的反彈？另一方麵也怕社會真搞亂了，社會、經濟的各種難題就更難對付了，老百姓就倒黴了。這麽一鬧起來，社會一亂，“左派”勢力就會起來，這個矛盾不可化解，社會動蕩，改革就會受挫，趙紫陽的地位就危險。當時雖然還沒到這個程度，隻是擔心，但後來它果然就來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來“六四”。
◇ 不再做違心的事
中國曆來的政治運動中，人們都是隨風倒，甚至於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還好，我因為在基層，沒有官位無所謂，願意幹就幹，不願意幹就算了。私下罵罵江青，罵罵林彪，也無所謂。但是到“批鄧”時候，我就不好辦了，因為我是團政治處主任了，你得執行命令，就是違心你也得說，沒辦法呀。所以我隻好來了一個“道不同不相與謀”，溜之大吉，起碼躲開了風口浪尖。“六四”這樣一個大的風波，就不一樣了。盡管我們處於被攻擊的地位，但是我們畢竟所處位置不同，聽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這件事情上，我自認為，我還是能夠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沒有隨風倒。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過去以後，紫陽已經被罷官、軟禁了。然後中央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吧，來解決趙紫陽的問題。當時中央有一個１９號文件，講動亂的。這個文件我看了，當然不是通過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後，這麽說吧，其中一半兒是不公正的，一半兒是假的。別的我不好說，就說其中多處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來的東西。可能是有這個事情，有這麽點兒影子，事實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兒。
當時，工作組被派進政改研究室了。牽頭的老金，是中直機關黨委的老幹部。他人不錯，比較客觀。他們來了以後，就四下調查。當時，我們單位已經抓起來兩個，老鮑一個，高山一個。上麵的的確確認為我們是真正的“小艦隊”，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壞”得不得了。但是調查完以後，工作組最終的結論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報告送上去以後，上麵就翻臉了：怎麽會是這樣一個結論？！政改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跟趙紫陽那麽密切，老鮑直接抓的機構會沒事？那“六四”從何而來啊？然後上麵就二次改派中直機關黨委的副書記親自來調查，同時還調查前任工作組。後來，工作組的人跟我說：你看看，我們搞了倆月，現在來查我們來了！當時情況就是這樣。
對中直機關黨委調查組，我說了三條。第一條呢，趙紫陽不支持動亂，他是反對動亂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並不支持動亂。第二條，趙紫陽沒有反老鄧。我當時原話就這麽說的。第三條，當然，背後的事情我不知道，因為整個運動當中，我沒有見過趙紫陽。我們一般是老鮑來傳達給我們一些東西，是不是欺騙？我不敢肯定。我舉個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後，左派們一度要批判這個、批判那個。比如關於在“經濟上反自由化”的問題，趙紫陽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號有一個“刹車”的講話。老鮑給我們傳達完以後說，這個講話實際上是鄧看過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點說，我揭發：老鮑告訴我們，五一三講話是鄧講的。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趙的右傾，所以你們可以調查，如果老鄧沒講，那說明老鮑給中央領導人造謠。其實，這些觀點就是老鄧講的！我就是“將”他們一軍而已。
調查的這些人也不是壞人，但是我真是有氣。我說，你們跟“四人幫”搞得一樣嘛。他們說，“哎呀，不能這麽說呀。”我說，我就是打個比方而已。還好，人家覺得我講話比較直，不和我計較。我說，這次動亂當中，我和室裏一半以上的幹部談過話，不要上街。這你們可以查。他們查了確實如此。我又說，我們單位沒有上街的，個別人去，那沒辦法。就是說沒有以我們單位名義上街的。當時很多單位，打著團中央旗號，中組部旗號上街都有，我們有嗎？他們查了也沒有。那你還要怎麽樣？
◇ 捕風捉影的文革遺風
在對政改研究室重點審查期間，楊尚昆也找過我，也是要我揭發。中組部的一個領導先跟我談，他一開始還說，哎呀，你今後的工作問題，我們一定要好好安排什麽的。我心想，什麽安排不安排的？無非就是想要我講講“內幕”嘛。我們開會都是公開的，十多個人參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們的研討結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們沒什麽內幕，有什麽內幕啊？
跟楊尚昆談話時候，我也講上麵說到那三條。首先，我認為趙紫陽並不支持動亂。你要是說，他處理動亂不力，這可以，但是他絕對不支持。支持動亂，就等於反黨啊，他顯然不屬於反黨。其次，趙紫陽沒有反對老鄧。他可能對老鄧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見。主要是他的“五四講話”。他提出，學生有愛國主義熱情，是愛國的。他這是一個詮釋啊。這個詮釋對不對另說，你不能就因為這個說法可能跟老鄧的初衷不一樣，就說他反對鄧小平。不能這麽說，對吧？再次，我說，趙紫陽我很長時間就沒有見到他。後來的事情，都是老鮑傳達的。如果老鮑傳達的有什麽問題，那是老鮑的問題，我不知道趙紫陽本人怎麽說，我沒法評論。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過的，是上麵要求我們“不要介入這個漩渦”，“不要去支持學生，不要跟學生接觸”，“遵守黨的紀律”。後來楊尚昆還找我談過話，主要是要我揭發鮑彤。我們談了一個小時，他介紹了一些情況，說老鮑有“情婦”。我說，據我所知那個女的無非就是陪老鮑去養蜂夾道遊了兩次泳。這些事，反正你們有“手段”嘛……楊尚昆沒有表態。事後有人傳給我一句話，說楊尚昆“很失望”，白費了一個多小時。我說，那沒辦法，我隻能講我知道的。後來聽說有人杜撰我在這次談話時痛哭流涕什麽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賣主求榮，有什麽可哭的？無稽之談。
但是，在１９號文件當中，卻實實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個朋友聊天的一些內容。那還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８號，我在中南海裏遇到他。當時的局麵是學生又開始絕食，矛盾趨於激化。這個朋友就問我，怎麽樣啊？我說，形勢不太好。他問我，紫陽倒不了吧？我順口就說，難說，紫陽手上不過就“三、四張牌”。第一張牌，說紫陽是“大管家”，他雖然不當總理了，但他還是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這點與耀邦不一樣。這是老鄧給他的任務，還要管經濟。可是現在通貨膨脹這麽厲害，大家搶購。你看，起碼他沒管好經濟，他這張“牌”沒了吧？第二，說他政治上比較穩定，這是跟耀邦比較。現在“穩”什麽呀？２７萬學生大遊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從未有過的。這張“牌”也沒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問題上，趙紫陽沒有自己的人啊。誰是紫陽的人啊？人家耀邦還有“團派”〔２５〕呢，紫陽有什麽派？他現在等於是孤家寡人。我說，現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夠和平地平息這次學生動亂，也許才能保住自己。我說，現在必須得和平地平息這個事，否則就是動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當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這時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鄧保持點距離呀，或者怎麽唱個白臉紅臉的。因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這些內容。後來，這個朋友就給上麵報告了。
人家“通天”啊，這些話就讓上麵抓住了。這倒沒成為我的罪狀，跟我倒沒什麽關係了，他能拿我怎麽樣？這卻成了趙紫陽的罪狀！１９號文件上麵講了：“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的高參”給趙紫陽出主意，要反對老鄧。後來我說，我人在北京呢，你們至少可以到我這兒來核實這件事呀，怎麽能就這樣寫入中央文件了呢？這件事，就是議論趙紫陽要下台，我沒有、也不敢跟鮑彤說，鮑彤都不知道這個事，更何況趙紫陽呢？怎麽是給趙紫陽出主意？說我“犯自由主義”，這我承認。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數人說過，跟幾個朋友說過，確實也不該這樣議論中央領導。可這跟趙紫陽有什麽關係啊？你怎麽能把這個作為趙紫陽、或者我們政改研究室的罪狀呀？這個文件，大多數是這樣的內容，捕風捉影。我當時就覺得，真沒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楊尚昆談話中也說了這件事。當時我聲明一點：“三張牌”的話是我說的，沒錯。這是我要檢討的，自由主義、妄議上麵。但這個話，我從來沒跟趙紫陽講，也沒跟鮑彤講過。很明顯，我沒傻到那個程度，趙紫陽還沒出事、還是總書記的時候，我去講這個？我就是私下議論了而已。我說，中央可以調查。但這個東西，不足以變成趙紫陽的問題吧。這是我負責任的話，不能像文件上寫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這麽一個策略，建議趙跟老鄧保持距離，絕對不是這麽回事。
不過，楊尚昆也好，特別是老鄧，可能真是認為“六四”的內幕非常“黑”。當然我不能確定老鄧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時候，就是奔著這個方向去的。最後處分我們室的幾個人，都是非常簡單的問題。有個同事就是跟一個朋友發了幾句牢騷，就給個處分。還有個同事在福建私下說了幾句話，無非就是說這個形勢啊，趙紫陽怎麽怎麽樣啦。中央不表態，大家都上街遊行了，思想比較混亂。這種話，在別的單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發了，在我們單位就責令他做檢討。很能幹的人，後來在使用上始終被壓製。
當時，我的態度很明確，我說，要說有錯誤，趙紫陽肯定有錯誤，下台都應該。這麽大的事兒，你總書記要負政治責任嘛。但是你不要給他編造別的東西。我就是這個觀點。比如後麵那個工作組找我談話，我就公開說，聽說有些人要批趙紫陽的經濟政策？趙紫陽的經濟政策哪裏來的？不就是老鄧的改革開放嗎？誰批，誰將來要負這個責任，肯定是錯誤的。
現在想想，他們也沒別的辦法。我們沒有法律上的手段來解決問題。而且老鄧有個講話〔２６〕嘛，沒有這個講話，還有退路。紫陽講話無非就是說，學生是愛國的，你的動機是愛國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對。但是老鄧講了，這就是動亂，就沒有退路了。那是很關鍵的一個東西。
◇ 善後和轉業
“六四”清查和整黨結束以後，政改研究室被撤銷。我沒有受處分，當時還是留守的黨委書記，負責這幫弟兄們的遣散、善後。工作組找我談，說，現在這些人都各回各單位了，你的情況，不歸我們管。但是我們願意給你出個證明，證明你表現不錯，你是正局級，如果部隊需要的話，你還是應該爭取一下，級別應該動一動。我想，也對，我們“六四”後就被當成趙紫陽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隊幹了，也別給領導添麻煩，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轉業算了。
所以，我當時就找二部副部長姬勝德，提出轉業。我說，我想轉業。他說，“轉業好啊。部隊，沒勁！我都想轉業。”我說，我轉業，你能不能給我調一級？我１９７６年調到總參二部的時候，我已經是副團職了。到現在還是副師。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組部給我出函證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給我調到一個正師，我轉業在地方工作，還能多領倆錢兒吧。
結果他說，“哎呀，很困難呀，這個東西很複雜。”我說，“好吧，實在不行就算了。那就還是副師吧，我隻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實，我１９７６年到二部任副團職的時候，熊光楷當時還是正連職；姬勝德還是副連職。他們這時已經提到了正軍和副軍職，蹦了多少級？我還是副師，常理上我是比較虧，不過我這一輩子，對當官沒什麽更多的想法。
我當時為什麽轉業呢？也是對整個“六四”的情況很不滿意。一個是開槍。我在英國，前麵提到的人家處理防暴槍的態度，不能隨便拿槍去打人的，是有底線的。另外呢，黨內鬥爭比較激烈。中央開會批趙紫陽的時候，那份１９號文件怎麽說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擴大的，我不敢說別的，政改研究室這一塊基本上沒有真的。所以我覺得，共產黨經過文化大革命，真的沒有接受教訓。到了現在，還是搞這種手段。趙紫陽下台，不是很容易嗎？老鄧一句話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問題，栽到他頭上？還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政改研究室這段經曆，就是知道了中央決策是怎麽回事兒。後來我有點心灰意懶了，沒法奉陪了。我下了個決心，就是從此不在體製裏幹了。換句話說就是，我不能再說違心話了。
◇ 在國外講學
１９９２年１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財產封存，文件封存，人員全部安排了。因為我是借調的，沒有什麽安排，我就回原單位了。回部隊以後，通知我去學袁木〔２７〕講的什麽三套——“三代”領導班子。當時我講，第一，我要學，就學馬列著作，學小平著作，他那個不是馬列主義；第二，他講的錯誤很多；第三，我現在已經要求轉業了，要找工作，沒功夫。
當時，外國專家局的局長是我的朋友。在英國的時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談得來。他一聽說我要轉業就說，“哎，到我這兒來吧，你太適合幹這個活兒了，有外事經驗，思路又開闊。”我當時說，我不想做具體的，你給我個虛職，把我從部隊轉出來就行了。
中組部趙副部長親自找我談話，對我還不錯，問我去哪兒。因為外專局那邊要，我就說去外專局。他說到局裏安排比較困難。我說，我不要求到局機關，就想到掛靠外專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協會什麽的。另外，我對級別無所謂，副師就是副局級，我到那兒也不當什麽局長、秘書長，給我個研究員什麽的就行了。過段時間，我就下海。他說，那問題不大。
結果還是不行——換人了，外專局新來的局長堅決不要我。後來趙部長沒找我，他秘書打電話告訴了我。我說，我很理解。換了我，我也不要。因為我這個身份，幹好了不會添什麽彩；幹不好他拿我沒辦法，還是大麻煩。我說，我太理解了。感謝趙部長，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體改委賀主任，他給證監會打電話。那時證監會正在搭班子籌建中，劉主任那邊說，歡迎！要做哪個局的局長隨便挑。我說，哎！老賀，我真是對官場寒了心了。這樣吧，你就出個函，我把檔案放體改委下麵的聯辦〔２８〕。後來老賀看我挺堅決，就說好吧。他後來就向部隊發了文，就把我從總參調出來了。我把檔案就沒往體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聯辦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後來閻明複〔２９〕找我，說民政部彩票中心缺個主任，要我去。我說，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幹了，我下海。閻明複說，那你就給找個人過來吧。我就把原來政改研究室的辦公室主任推薦過去了。我開玩笑說，你知道中國共產黨有幾個委嗎？中顧委、中紀委，還有一個知道嗎：“中募委”——“中國福利彩票募集委員會”，這個可厲害，錢也不少。怎麽樣，去吧。結果就把他推薦去了。他去了，幹的還不錯，跟老閻也搞的挺好。
這時，美國華盛頓大學邀請我做冷戰史研究，是訪問學者。因為我當年在戰略協會的時候，有朋友找我參加一個中美學者的討論會，他說，這是中美雙方學者第一次交換對朝鮮戰爭的看法，討論會缺一些軍界的人。我當時還有軍銜，所以問我願不願意參加。我們談了談，大家感覺挺好的，我就參與了。然後我就為此采訪了楊尚昆、喬木、師哲等人，還有一些軍界的學者，寫了一篇文章《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的中國對美政策》，參加這個會。好像在陶然賓館，開了五天，和美國學者麵對麵的交流。李慎之參加了，他算領導，下麵是一些青年學者。這第一次，大家還交流得不錯，挺高興的。以後我就介入這個圈子了。後來，美國方麵邀請我去訪問，因為在部隊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沒去。
這時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沒去過美國，我就答應了。我以個人身份，去了三個月。我的研究課題就是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還去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去講了一次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六四”後，我是下決心不在體製裏幹了，不能再說違心的話了。所以我講話也沒有顧慮。我講的主要觀點，就是改革開放肯定要繼續下去，而且中國的發展前途很好。
當時聽眾也有很多問題，與學者們交流也談到一些觀點。比如美國的奧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漢學家。他對中國很熟悉，他說，你看，毛澤東怎麽樣，鄧小平如何，說到江澤民，他說nothing——什麽也不是。我說，你說得對。但是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領袖。因為這個社會的體製在轉換。當時我有個觀點，“六四”當然是個悲劇，但是也有“好處”。它使中國的社會形態發生很大的變化。過去人人關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來管天下大事，這就亂了。實際上，分析所有的國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會，“政治”始終是少數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種理想中的大民主。這也是我們一開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講的，沒有那種純民主，什麽都投票。政治始終是少數人的事情，美國也一樣。當然了，它的形態比你高一點。“六四”後，中國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謂“世俗化”，就是關心自己，然後去發財。這樣一來，社會就有一個穩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對共產黨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組織，靠不住了。那個組織有它自己的利益。
講完以後——他說，咦！你這個觀點很有意思。當時美國總統是克林頓，我說，克林頓是什麽？克林頓也nothing。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列寧那句話，“持常人見解”的路線。“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樣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脫離實際。老江離實際會更近些，體會到普通人想什麽，所以他說，發展經濟呀，讓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實了嘛。
◇ 改革開放變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貫的，認為應該由製度來代替領袖。要發揮製度的作用，領袖不能老改變製度，那不行，那樣社會付出的代價太大。比如改革，老鄧有他的想法，換個人可能想法就變了。所以，我為什麽說，要政黨去做呢？我認為政黨代表製度，領袖代表個人。
當年耀邦下台時，很多人看到耀邦就這麽給搞下去了，覺得比較憂慮和悲觀。我當時就講，不要著急。現在老鄧在，老鄧靠什麽起家？靠得是改革開放。老鄧跟毛老爺子，有什麽不同？就是在改革開放上不同。老鄧的觀點我們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其中，講“四個堅持”，那毛老爺子比老鄧在這點上要堅決得多。講四項基本原則，列寧就是呀，斯大林還是，毛澤東也是，直到江青還是。我說，老鄧之所以和他們不同，就是改革開放。所以，老鄧奮鬥這一輩子，就整出個改革開放。要把改革開放拿掉，就沒有鄧小平了。這是他的旗子，他能這麽扔掉嗎？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質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這是從最高領導的思想來看，他不會改變的。
“六四”以後我還這麽說。第一條，不說別的，看看這些領導人的子女，他們在想什麽？看看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能夠回去嗎？不要說“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們的子女，他們能回去嗎？他們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鏡”，倒讓人害怕了，那很可能還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條，江澤民當時講什麽：小商販，要“把他罰得傾家蕩產”，這是文件上寫的。但是過兩天他就不說了，“傾家蕩產”？當時兩千萬個體戶，一億人口，你贖買下來？你養不養？你給他解決就業問題？你解決得了嗎？你還得允許他，甚至還要發展他。李鵬那時候講，鄉鎮企業是和國企爭資金、爭人員……我說，他懂不懂，鄉鎮企業當年怎麽發展起來的？這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他幹兩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當時改革開放已經是“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你收不回來了。老鄧厲害就在這個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態說，“允許試”、“不行就收”嘛。其實，允許試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別人可能沒想清楚。允許試，就試唄。反正後邊有句話，不行就收。收？怎麽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嗎？你發了那麽多股票，要花多少錢再把老百姓的股票買回來？你花錢買，正好給大家“解套”。再者，你有這筆錢嗎？你政府要是有錢，何必搞這個呢？所以沒法收！老鄧這個人，比較聰明。戰略上他想透了，後一句話，就把那些反對者的嘴堵上了。別的老頭一聽，啊，允許試，可以收，好啊。可一試，就“開弓沒有回頭箭”。
《反杜林論》的那一段話，非常精辟：“平行四邊形”。每個人對社會都有他的意義，隻要有一個“力臂”，社會運動軌跡就要改變一點點。老鄧的思想符合多數群眾的利益，獲取了多數群眾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爺子開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轟轟烈烈啊，多數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來越少，他再堅持也沒有用。最後，老鄧往這邊一偏，就整個“打左轉燈向右轉”了。
這個笑話它有點道理。搞改革開放，老鄧的想法，無非還是要搞社會主義，要把中國搞強。毛老爺子和鄧老爺子的想法，都是這樣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窮社會主義”嗎？也不是。她是為了打倒對立麵，即使“寧要社會主義草”也行。這是手段，就用這個把你打倒。其實那一段，四人幫在上海搞得相對還比較好。因為他們已經控製和鞏固了上海這個地方。
◇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他的種種東西，應該說是影響了幾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單民主牆。特別作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讀的是《毛選》，學的是“雷鋒”。我們的思想方法就是這個方法，你得出的結論能走出多遠啊？說實話，當年在黨內沒有人敢跟毛主席辯論，不論誰都說不過毛主席，都會折服於毛主席的雄辯。毛主席批彭德懷，多“精彩”，別管他有沒有道理。
過去有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如果願意反思的話，文化革命就不是曆史嗎？就紅軍長征是曆史？說起來，紅軍長征是不錯，延安精神是不錯，但它們畢竟是在奪取政權當中創造的這種傳統。現在是建設時期了，這期間我們黨內最大的財富，應該說，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這筆財富難道不要了？本來應該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教育全黨，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們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訓，現在就要建立一種機製，要能不斷地調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對手。過去的政治鬥爭，每個人在反對對手的時候都打出一個“崇高”的旗號，說對手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言人”、“自由化”等等，無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達到一個共識，容忍對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保護對方的權利。所以對老百姓來講，民主黨、共和黨不論誰上台，對美國都不是災難。我們則不是這樣，而是隻有我上台，中國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災難、就是“複辟”、就是“自由化”。所以鬥爭變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極端手段，動不動就要動用軍隊等“專政”手段。
我們需要寬鬆的機製，我就不明白這個：他們為什麽老說，中國“國情”不適於搞這個。這是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在阻礙。所有當權者都一樣，他都不願意跟別人分權，與虎謀皮是做不到的。那麽隻有一個條件，就是社會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種製約、一種限製，使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權力。但這些東西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否則做不到這點。現在你看不到這種改變。
當然，新的變化也是有的，比如領導人終身製的結束，這是從老鄧開始的。這隻是進了一步。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你不能總是自我copy（複製）。兩個黨競爭，它們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們現在是自我copy，這就造成血緣上的“近親繁殖”。結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現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為在共產黨的體係裏，在權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種非常大的曆史的惰性。毛主席講“最聰明的人是戰士”，就是說，可以從不同的地方選拔人才，來打破這種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謂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爺子想要探索出這樣一個體係。他當時對官僚體製很不滿意了，想改造這個體係，所以他把王洪文從工人中選拔起來。但他不是從搞文官製度、搞政黨競爭這個思路來做的。
◇ 商場上的洗禮
大約１９９３年，海南三亞市要開發亞龍灣。原來有一個亞龍灣開發公司，資金也不夠，沒搞起來。後來由幾家公司聯合成立了一個股份製的公司，我也參加了，是這家“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我們借著發法人股，當時想多斂點錢吧，按兩塊錢一股，發了３億人民幣的股。斂了一部分錢，然後把開發的土地征下來了。
但我在那幹了一年，就幹不下去了。一個就是１９９３年底，朱鎔基那時正在搞“宏觀調控”，錢不讓進海南，由銀行把口，錢就是不讓進。另外，我們那兒有個失誤。就是一開始想搞點綜合經營，搞了塊地，投了一個多億，結果因為一調控，就沒錢了。而那個項目又是海南旅遊的重點項目，“國家旅遊度假區”，當時是國家旅遊局搞的，但是計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麽辦呢？後來我們想，當時香港有一個中糧集團下屬的鵬利國際，一方麵他們有錢，另外當時度假村的理念在國內還不清晰，而他們比較明白。既然我們沒有能力，就交給他們做吧。於是我們就擴股，轉讓了股份，鵬利拿錢進來，當了大股東，當然我們就要退出了。
１９９４年３月份，我們離開了。他們繼續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後悔，但是我說，要是我們接著搞，沒有錢，也難以為繼。那麽大個項目，我們當時把規劃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當時也有點兒煩。特別是在亞龍灣那兒，看見的事也挺黑的。就說派出所借摩托車吧，他們找我說，我們派出所要幫著你們拆遷，需要交通工具。我說那好吧，送你們個摩托車吧。他們不要，說借用吧。我覺得他們還不錯，隻借不要。下麵的同事說，什麽呀，陳總，你不懂，他當然不要，因為摩托是借的，所以壞了你得給他修，汽油你得給他加。你要送給他，我們就不用管這些了。哎喲，人家想得真精。諸如此類的事很多，我感覺真不好。
後來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說，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過年，夜夜興奮”。我難受，幹不了。後來這話被傳到海南的領導耳朵裏，他很不高興，說我，“陳小魯才黑呢！他發股票，一塊錢賣兩塊”。我不否認這點。但是，發股票的錢是給海南開發用的，還不是給你海南弄錢？我又沒有拿這個錢。我當總經理，當時的工資是兩千塊錢，僅此而已。
從海南回來以後，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麵，搞一個投資谘詢公司。我說，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萬塊錢，成立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標準國際”做了一件事，就是為幾個項目的海外上市做顧問。當時，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剛剛準備起步。由於做投資顧問的都是老外，一些領導不大信任，就想找個中國顧問，心裏有底。這樣子，我們正好就找到了客戶，就擔任中方的顧問，去搞些撮合啊，谘詢啊。不過這個賺不了多少錢。而且我們這種人，就不是經商的料。
比如，廣深鐵路Ｈ股在海外上市，我們做它的顧問。他們上市收入了５億美金，當時我們的上市顧問費是３０萬人民幣。可是由於鐵道部內部的矛盾，我們被拖了兩年。關鍵是有兩個問題要我們協調。一個問題是火車票定價問題。當時，鐵路價格是國家統一製訂的，車票由計委物價局統一定價。可是要沒有自主定價權，在海外就等於不是一個獨立的企業，人家憑什麽買你的股票啊？為這個，我就找計委的副主任。那時候正好鬧漲價呢，計委主要怕漲價。我說，按現在的情況，它不會漲價，可能還要往下調。因為它麵臨著高速公路和飛機的競爭。最後，由我們公司寫了報告給計委，他批示，價格可以在一定範圍“浮動”，但是不“放開”，但給它一定的定價權。這樣子在國外還有賣點。
這是一個難度多大的問題啊，等於要改變一個體製的事兒啊！這個最後我們幫他拿到了。這價值多少錢？沒法計算。但是計委給它的這點兒權力，公司就募集了５億美金。
此外還有一件事。它那條鐵路有個特點，是從廣州到九龍，所以它有外幣收入。公司把這些外幣打包，給了一個中資的金融公司，等於給賣了。國家規定，外匯進、出都是要報告的。這樣，一千多萬美金的外匯就沒了。一年半以後，鐵道部內部矛盾解決了，又重新啟動上市了。人家一看，財務報告又不對了，每年的一千多萬美金收入沒了。這就沒法上市了。於是他們決定回購。這一回購，又麻煩了。有錢有貸款，但是沒有外匯指標。為了讓它能上市，這又成我們顧問的事了，我就出麵找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我說，你批給它一千萬美金的額度，拿這個回購外匯。這樣，它上市後能拿回來５億美金的外匯。外管局領導說：但是它違規。我說，兩邊都是國家的事，這事鐵道部也著急。外管局領導說：就這樣吧，但是我們得罰它。最後給了它指標，但罰了８萬美金，問題解決了，它就上市了。
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企業覺得我們做得不錯，加倍給了６０萬人民幣。有人說我們發財了，我們五六人個人，幹了兩年，還要解決難度這麽大的兩件事，就掙了６０萬人民幣，發什麽財？不過，這件事兒，我們總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適應這個社會
下海幾年，感覺也不好。所以我覺得挺沒意思的。除了文化領域還沒有介入過，不論軍事、政治、經濟，我感到我跟這個社會整個地不適應。就是說，這些現實和我從小學到的東西、和我理想中的社會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個共產黨，太不一樣了。我是有點理想主義化，我不能接受我認為是不對的東西，除非你說服我。你說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條，我這個人也不願給人找麻煩。如果老接觸這些事情，你會覺得挺難受，大家都會挺難受。我不行，我離開還不行嗎？１９９７年，我身體不好，後來高血壓。主要還是覺得特沒勁，所以我就退下來了。
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請我當個獨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個項目，邀我參加呀。我有一條，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門麵，但是不參加管理。而且我也不問待遇，願意給多少給多少。所以大家都覺得處得挺好。
我現在是博時基金和江西長運兩個上市公司的獨董，都是朋友邀請的。因為是邀請我去，不是我主動去找的，這樣我就比較超脫，可以好好考察一下這個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當它的獨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調來資料看，發現這兩家公司還不錯，比較規範。就做了它們的獨董。獨董，就是代表小股東監督大股東，讓大股東不要做危害小股東的事。在基金，就是對基金持有者的責任。另外一個是對社會的責任。而且要合規經營，並不是說賺的錢越多越好。你不合規，你賺的錢多，你反而越容易出問題。當然，獨立董事的作用還是很有限的，因為你不在公司裏，要想蒙騙董事，那太容易了。
從我做獨董的這兩個公司來講，應該都還可以。博時基金非常不錯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長運”也是一個不錯的搞交通運輸的公司，非常穩健，號稱是中國交通第一股。其實，一個公司的關鍵最終取決於其管理層怎麽樣。
多年來，我有三個座右銘：一個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的。另一個就是毛主席愛講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第三個也是毛主席說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自己不願意幹的，不要加諸於別人身上。這樣你的處世、待人接物就比較好一點。還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特別是一定要知道短處。不要以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
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為人處事一直在遵照這三個座右銘，沒有做那些違心之事，也無愧於這個社會。孔子還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但孔子是聖人。我沒有這個能力，隻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顧人生，知道怎麽回事就行了，至於別人看是好是壞，也無所謂。
注釋：
１３．１９６０年代，一個少先隊員劉文學，發現地主分子偷盜生產隊的蔬菜，與之鬥爭而被殺害。當時被廣泛宣傳。
１４．“三個世界理論”：指１９７４年毛澤東對當時世界戰略格局的說法。“三個世界”即：蘇聯、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美及其他地區的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中國是屬於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
１５．英國稱其為福克蘭群島，英阿兩國均稱對此群島擁有主權。
１６．一種美製自動步槍。
１７．鮑彤，當時任趙紫陽的秘書，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
１８．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中談到：“從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３２０－３４３頁。”
１９．指新中國成立後，對接收下來的舊政府人員實行酌量減薪，作為穩定物價、克服財政困難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見《陳雲文選》，第二卷，第１５頁。
２０．前蘇聯長篇小說《夏伯陽》，描寫俄國國內戰爭時期紅軍指揮員夏伯陽足智多謀、頑強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風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後，把他引上了正確道路。１９３４年《夏伯陽》拍成電影，在中國曾影響廣泛。
２１．“團結工會”：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成立，當年發展到１０００萬會員，瓦文薩當選為主席。１９８１年團結工會的《綱領決議》明確提出要改變現行社會製度，且不承認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作用。同年１２月，波蘭當局宣布實行戰時狀態，團結工會隨後被取締，瓦文薩等數千人遭拘捕。１９８９年４月團結工會再度成為合法組織。隨即投入大選，在議會和參議院選舉中獲得成功。翌年１２月，瓦文薩當選波蘭總統。
２２．“黑工事件”、“黑窯事件”：２００７年５月，山西省洪洞縣警方破獲一起黑磚場虐工案，解救出３１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後，數百失蹤兒童的父母在網上聯名發帖尋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動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２３．“軍政、訓政、憲政”：１９２４年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提出的建立“民國”程序。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或稱三步驟：⑴在軍政時期施行軍法，實行軍事統治，既以兵力統一全國，又訓練人民接受三民主義。待一省之內秩序完全安定後，就可停止軍政，開始訓政時期。⑵訓政時期施行約法，由政府派出經過訓練、考試合格的人員，到各縣籌備地方自治，並對人民進行運用民權和承擔義務的訓練。一省之內全部的縣已實行自治時，就可以結束訓政，開始憲政時期。⑶在憲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製定憲法。憲法頒布後，即“還政於民”，舉行全國大選。民選政府成立，就是建國大功告成。《辭海》
２４．“小艦隊”：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為宗旨的武裝力量。
２５．“團派”：指在共青團係統、特別是在團中央工作過的黨內領導幹部。１９５７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
２６．指鄧小平１９８９年“４.２５講話”，認為學生上街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２７．時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後曾兼任國務院發言人。
２８．全稱為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為中國最早引進股票市場設立的機構。
２９．閻明複，“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六四”後改任民政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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