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在其中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正文
ZT 作者：丁東
對於文革研究界來說，很難對大陸公開出版的書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為十幾年來文革領域一直是出版的嚴控區，有關文革的書籍數量極少。說嚴也是相對的。某些講述文革的小說家言，某些按官方規定結論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傳記，還是可以出版發行，在市麵上流傳。難出的是對文革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閻長貴、王廣宇合著的新書《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個難得的例外。書中講述和考證的中央文革的職能和辦事機構的設置、人員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鑄成為“四號人物”的原因，“揪軍內一小撮”是不是王力、關鋒的發明？“按既定方針辦”的產生經過，“五一六兵團”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鬥王光美的穿著安排，“二月逆流”會議記錄稿的產生經過，特別是兩位作者直接耳聞目睹的有關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員的種種細節，都頗有新意。
閻長貴、王廣宇兩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們既是嚴肅認真、訓練有素的學者，又是曆史內幕的當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曆史在場者於一身。文革前，閻長貴是《紅旗》雜誌編輯，王廣宇是馬列主義研究院研究人員，都在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人領導之下供職。1966年，分別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工作。1967年初，閻長貴擔任江青的機要秘書，王廣宇擔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親曆了文革高潮時期政治中樞的許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後，他們被誣入獄、勞改，直到1979年平反。
近幾年，閻長貴、王廣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憶和反思文革，這本書就是回憶和反思的一個結晶。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大多已經過世。周圍了解內情的人員，有的不願意回憶，有的不善於反思，有的不長於寫作。閻長貴、王廣宇二位目睹師東兵、林青山、葉永烈等人的著作廣泛流傳，一些官方研究機構編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訛傳訛的說法，出於曆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來廓清史實，分辨真偽，以親身經曆和可靠文獻追求信史，構成了本書的特殊意義。
當時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的人員，其實有一個鬆散的交往圈子，他們之間比較信任，交流較多。外界人員不論是囿於閱曆，還是其他原因，走近這個圈子並不容易。而閻長貴、王廣宇先生，正是這個圈子裏的人。
我是近幾年和閻長貴先生相識的。最初是在鳳凰衛視看了他的口述回憶，其中談到江青隨時可以從釣魚台回中南海見毛澤東，給我留下委很深的印象。後來在吳迪家第一次見到他。原來他居住的小區離我家不遠，又有共同的興趣，於是來往漸多。我知道，他和毛遠新、謝靜宜等當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聯係。去年我拿到史雲、李丹慧的新著《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發現裏麵有一些新的說法，比如說華國鋒接班是毛遠新向毛澤東推薦的，於是向閻先生求證。閻先生很快給遠在江西的毛遠新打了電話。毛遠新當時給他的答複就在本書418頁：“我有什麽資格和權力向主席推薦接班人？再說，我對華國鋒一點也不了解。他又說，對於接班人，毛主席最屬意和看重的還是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問過我對張春橋的看法，我也說，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說他不能團結幹部，往往不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麽，有點陰。毛主席當時在幾個副總理中間翻來覆去地琢磨，最後選定華國鋒。他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還是想叫張春橋做‘軍師’。毛遠新說，主席叫我跟張春橋傳這樣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嗎！’——意思很明顯，毛主席要張春橋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這句話向張春橋傳達了，也向華國鋒說了。”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裏還談到謝靜宜托王海容、唐聞生捎話給毛澤東說，她有錯誤可以批評她，不見她，她有些難過。閻當即和謝靜宜的通電話問及此事，謝說：“我何需通過她們向主席為我說情？”
閻、王兩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後來卻關到監獄長達八年，吃盡了苦頭。按說，他們對構陷其入獄的江青等人應當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關曆史時，卻能秉持史家風範，“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江青垮台後，國內輿論對她在上世紀30年代的活動基本上是負麵評價，閻長貴卻說她當時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為提高婦女地位、爭取婦女解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後來做的壞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黃金年代”。閻長貴特別考證，傳說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中央政治局對此有“約法三章”，限製江青參政，不是事實。說文革開始不久，毛澤東就厭惡江青，也不是事實。直到1975年，毛澤東還對毛遠新說：“你幫幫她（江青）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閻先生寫成《所謂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約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後，讓我轉給何方先生一閱，並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證。何方多年擔任張聞天的助手。張聞天夫人劉英是毛澤東和江青成婚經過的重要知情人。劉英晚年與何方有多次深談。何方當麵向閻長貴說，約法三章的確子虛烏有，劉英生前也是這個看法。閻先生為探史實，多方求證，其認真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本書有些內容也可以討論。比如閻先生不讚成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曆史的試錯》一文的基本觀點，提出反駁，這本來是正常的學術爭鳴。但在駁論過程中引用《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若幹中共領導人的言論來證明對方觀點的不當，我認為似無必要。不論是中央的決議，還是領導人的言論，都是政治家主觀意誌的體現，而非衡量曆史的客觀尺度。學術爭鳴，最好還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讚成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的表達權利。搬出這些，對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討論了
轉貼者言：我想研究一下這篇文章的可信度。所以 轉發此帖，與網友共同討論。此文不一定代表轉貼者的觀點。
對於文革研究界來說，很難對大陸公開出版的書籍抱有太高的期望。因為十幾年來文革領域一直是出版的嚴控區，有關文革的書籍數量極少。說嚴也是相對的。某些講述文革的小說家言，某些按官方規定結論敷衍成文的文革人物傳記，還是可以出版發行，在市麵上流傳。難出的是對文革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閻長貴、王廣宇合著的新書《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便是一個難得的例外。書中講述和考證的中央文革的職能和辦事機構的設置、人員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鑄成為“四號人物”的原因，“揪軍內一小撮”是不是王力、關鋒的發明？“按既定方針辦”的產生經過，“五一六兵團”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鬥王光美的穿著安排，“二月逆流”會議記錄稿的產生經過，特別是兩位作者直接耳聞目睹的有關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員的種種細節，都頗有新意。
閻長貴、王廣宇兩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們既是嚴肅認真、訓練有素的學者，又是曆史內幕的當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曆史在場者於一身。文革前，閻長貴是《紅旗》雜誌編輯，王廣宇是馬列主義研究院研究人員，都在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人領導之下供職。1966年，分別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工作。1967年初，閻長貴擔任江青的機要秘書，王廣宇擔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親曆了文革高潮時期政治中樞的許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後，他們被誣入獄、勞改，直到1979年平反。
近幾年，閻長貴、王廣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憶和反思文革，這本書就是回憶和反思的一個結晶。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大多已經過世。周圍了解內情的人員，有的不願意回憶，有的不善於反思，有的不長於寫作。閻長貴、王廣宇二位目睹師東兵、林青山、葉永烈等人的著作廣泛流傳，一些官方研究機構編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訛傳訛的說法，出於曆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來廓清史實，分辨真偽，以親身經曆和可靠文獻追求信史，構成了本書的特殊意義。
當時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的人員，其實有一個鬆散的交往圈子，他們之間比較信任，交流較多。外界人員不論是囿於閱曆，還是其他原因，走近這個圈子並不容易。而閻長貴、王廣宇先生，正是這個圈子裏的人。
我是近幾年和閻長貴先生相識的。最初是在鳳凰衛視看了他的口述回憶，其中談到江青隨時可以從釣魚台回中南海見毛澤東，給我留下委很深的印象。後來在吳迪家第一次見到他。原來他居住的小區離我家不遠，又有共同的興趣，於是來往漸多。我知道，他和毛遠新、謝靜宜等當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聯係。去年我拿到史雲、李丹慧的新著《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發現裏麵有一些新的說法，比如說華國鋒接班是毛遠新向毛澤東推薦的，於是向閻先生求證。閻先生很快給遠在江西的毛遠新打了電話。毛遠新當時給他的答複就在本書418頁：“我有什麽資格和權力向主席推薦接班人？再說，我對華國鋒一點也不了解。他又說，對於接班人，毛主席最屬意和看重的還是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問過我對張春橋的看法，我也說，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說他不能團結幹部，往往不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麽，有點陰。毛主席當時在幾個副總理中間翻來覆去地琢磨，最後選定華國鋒。他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還是想叫張春橋做‘軍師’。毛遠新說，主席叫我跟張春橋傳這樣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嗎！’——意思很明顯，毛主席要張春橋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這句話向張春橋傳達了，也向華國鋒說了。”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裏還談到謝靜宜托王海容、唐聞生捎話給毛澤東說，她有錯誤可以批評她，不見她，她有些難過。閻當即和謝靜宜的通電話問及此事，謝說：“我何需通過她們向主席為我說情？”
閻、王兩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後來卻關到監獄長達八年，吃盡了苦頭。按說，他們對構陷其入獄的江青等人應當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關曆史時，卻能秉持史家風範，“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江青垮台後，國內輿論對她在上世紀30年代的活動基本上是負麵評價，閻長貴卻說她當時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為提高婦女地位、爭取婦女解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和她後來做的壞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黃金年代”。閻長貴特別考證，傳說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中央政治局對此有“約法三章”，限製江青參政，不是事實。說文革開始不久，毛澤東就厭惡江青，也不是事實。直到1975年，毛澤東還對毛遠新說：“你幫幫她（江青）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閻先生寫成《所謂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約法三章”》一文的初稿後，讓我轉給何方先生一閱，並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求證。何方多年擔任張聞天的助手。張聞天夫人劉英是毛澤東和江青成婚經過的重要知情人。劉英晚年與何方有多次深談。何方當麵向閻長貴說，約法三章的確子虛烏有，劉英生前也是這個看法。閻先生為探史實，多方求證，其認真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本書有些內容也可以討論。比如閻先生不讚成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曆史的試錯》一文的基本觀點，提出反駁，這本來是正常的學術爭鳴。但在駁論過程中引用《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若幹中共領導人的言論來證明對方觀點的不當，我認為似無必要。不論是中央的決議，還是領導人的言論，都是政治家主觀意誌的體現，而非衡量曆史的客觀尺度。學術爭鳴，最好還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讚成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的表達權利。搬出這些，對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討論了
轉貼者言：我想研究一下這篇文章的可信度。所以 轉發此帖，與網友共同討論。此文不一定代表轉貼者的觀點。
評論
xxq2001
2009-08-29 13: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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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有沒有“約法三章”我不知道，但是文革前極少見到江青公開露麵，也不知道她做什麽工作。 隻聽說她得過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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