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讓我如此激動

終於有了老同學梅的號碼，她卻老不接電話，總算通了，她第一句話就是：“國際長途顯示的號碼好奇怪，我以為你是詐騙犯，所以不敢接。你不知道現在騙錢的人有多狡猾。”

兩人歡呼一陣後，她突然說：“我要等很多年才能見你一麵，想想就很絕望。你早點回國該有多好啊。 ”

她提到了其他同學的名字，有些我很陌生，甚至連模樣都很模糊。我相信人走茶涼，但並不為此悲觀，因為環境和人都在變，友誼的基礎自然會被匆匆流逝的歲月衝走。

但有些友誼卻固執地沉澱在心底深處。雖然和梅“失散”過很多次，但隻要聯係上，那種快樂與溫馨就會在瞬間蕩漾。對於她，我總是很感激。那時候，每到周末，她就帶著針線來到我的宿舍：“哪個扣子掉了？”

我沒有找她幫忙，但她知道我笨手笨腳的，所以總是“自覺”地幫我縫縫補補。我們倆第一次打交道，是我提了兩桶水，在搖搖晃晃地爬坡。梅說我的艱難與無助，讓她立刻有了幫助我、保護我的欲望。從那之後，高大健壯的她，總是幫我打水。在學習上我是強者，但在體育課上，瘦弱的我經常暈倒，為此梅氣得責問體育老師：“你知道她一跑就暈倒，為什麽還要逼她完成任務？”

那個時候，梅對我這個“弱勢群體”的關注，已經顯示了她的領導才幹。我很高興她的官是經過高票選舉得來的，但她接著說，在中國當官，光有才能是不夠的，她給了我一份當地官員的價目表，“起步價”居然是十萬人民幣！一個芝麻官，居然也要一堆現金！

我們那個班，三分之二是高分考進去的，三分之一走後門，所以現在基本上都混得不錯。一方麵，我高興老同學們都升官發財了，另一方麵，我更高興自己擺脫了那個到處都要送禮（尤其是鈔票）的中國。

和梅的通話，讓我激動地睡不著。因為那時候，我的成績全校矚目，但就因為窮得送不起禮，被班主任嘲笑、打擊。我在實驗樓冰冷的樓道裏學習，都被他趕了出去。如此勢利的庸俗之輩，居然還是學校主要領導。他當著全班訓斥我，威脅要開除我的學籍，把我重新打回到農村戶口。正是這位可惡的人民教師，讓文革後出生的我，對文革有了直觀的認識。我們的入黨、畢業分配等都在他的手裏，所以他孤立我的目的很容易就達到了。在那段被他重點批鬥的時間裏，全班隻有兩個人敢和我說話，其中一個就是梅。

曾經的鬱悶和痛苦，讓我更加感謝身邊這些美國教授的為人。每一天，我都在被尊重、鼓勵和讚揚。當然也會遇到不負責任的教授，但我不必重複在中國的窩囊，不用擔心報複，勇敢地挺身而出，大聲抗議：“這不公平！”

這就是我激動的原因：我要經過十幾年的奮鬥，換一個國家，才能避免挨整，找到做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