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授向我下跪

今天臨時替補的微積分教授年輕很多，身材比較瘦，肢體動作豐富得讓我感到有些眼花。課才上了半小時，他就指著我對全班說：“這位年輕的女士懂很多，你們考試時盡量坐她旁邊。”

坐在第一排的我又一次脫口而出答案時，他突然向我下跪！

全班都驚訝地看著他，我的嘴巴更是張得大大的。

“你什麽都知道！我不配教你這樣的學生啊！”

全班都笑了。我突然想起了古裝劇裏那句台詞：“愛卿平身。”

雖然每個教授都在誇我，但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誇法。下課後，備受鼓舞的我到電腦中心去編程序，雖然第一次考試得了98，但這門課我還是要下功夫。這不，我的程序無法運行，便舉手尋求輔導老師幫助。看到那位亞裔老太太朝我走來時，就感覺不好。我沒怎麽跟她打交道，但從來沒見過她對任何人笑，總是板著臉，講著生硬的英語。可能因為年紀大了，她臉上的疙瘩讓人更加想遠離她。

和很多美國人相反，她一不微笑，二不問候，直接拿起我的鼠標：“我知道問題出在哪。”

我以為她下來會給我指點迷津，沒想到她卻把我的文件保存好後問：“你的USB硬盤呢？”

“沒有，因為我有多少就能丟多少。我通常都是把作業存在郵箱。”

“打開你的郵箱。”

正當我打開郵箱時，她卻立刻製止：“在這不能用私人郵箱，用學校的郵箱。”

我立刻火了：我跟所有的教授都用我的私人郵箱聯係，沒有任何問題，怎麽到她這就不行？

但我肯定不能發作，就忍著聽話照做。

“拿起你的書包，搬到電話旁邊的電腦，因為我還要負責接電話。”我理解她的工作職責，但這種下命令的語氣讓我很不舒服。

“在我幫你之前，你給所有公式都增加一個空格。”

我吃驚地看著她：“我的教授說這些地方的空格可有可無啊。”

“沒錯，但加上會給讀者提供閱讀的方便，等你加完空格，再來找我。”

我想罵人了。一邊不耐煩地重新加空格，一邊在心裏泄憤：“我恨你！我恨你！”

更糟糕的還在後麵呢。隻要她看不順眼的地方，即使是對的，她都要我改過來。我稍微一抗拒，她就盯著我：“同意不同意？”有時，我感覺她把我象犯人一樣審問。就因為我的每一步程序都必須聽她的，浪費了我將近一倍的時間才完成作業。

“你是中國人嗎？”她問。

“是的，你呢？”雖然極度鬱悶，我還是禮尚往來。等她的答案時，我心想：千萬別告訴我你是中國人，最好是日本人，因為我真的恨你！

“我也是中國人。”被這個答案打擊的我還是不死心：“你講粵語嗎？”

她搖搖頭：“我是大陸人。”

在美國生活了近兩年，我已經被美國人的教養給寵壞了。熟悉的人誇我，陌生人隻要目光接觸，都會微笑，說聲“你好”。離得遠的，也會揮手致意。而今天，我第一次被粗魯“虐待”，卻是因為自己的大陸同胞！比起那個美國教授的“頂禮膜拜”，真可以說是“天上人間”。

怪不得有些人把父母接到國外後，日子很難過，有一位婆婆當著洋人的麵斥責兒媳婦。兒媳婦對同事解釋說：“那一代人，是在政治運動中長大的，被人整、整別人早就成了固有的生活方式，什麽善良啊、信任啊，通通都不存在。”

眼前這位來自大陸的中國老太太，讓我多少有些明白那個兒媳婦的話。即使飄洋過海，政治鬥爭的烙印，卻早已刻在骨子裏。

想起了曾經打擊過我的一個老師。他來自農村，本想大學畢業後能永遠跳出農村，但就因為他在錯誤的時間畢業，象其他在1989年被懲罰的大學生一樣，英語專業的他被“流放”到一個沒有設置英語課的小山溝。為了擺脫被埋沒的痛苦，他通過考研，再一次來到了城市，但代價卻是慘重的--拚命苦讀讓他變成了弱視。

我對他說：“老師，將來我想利用工作的時間，在附近的景區旅遊，再搬到另一個城市，開始下一次瀟灑的旅程。”

“我想在你背後猛擊一掌。”

“為什麽？”我吃驚地問。

“讓你清醒過來，麵對現實，不再幻想。別忘了，你是農村的。做夢隻會讓你更痛苦。”

他打擊了我，但我沒有怨言，因為我同情他已經被現實摧垮的內心。他隻是一個農村的苦孩子，想在城市裏找一份工作，但卻還是被那場政治風波改變了命運，削弱了意誌。老師不僅是傳授知識、答疑解惑，更要激勵鼓舞。但教書對於我的那位老師，卻失去了激勵的作用。相反，他明確告訴學生，做夢會讓你更痛苦。我相信他，他沒有撒謊，因為他要跳出農村貧困的夢想，給了他很多年痛苦。

還好，固執讓我實現了那個夢想。緊靠本科的學曆，我就在西安、深圳、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生活了一圈，而現在，身邊的美國教授則對我說：“你將來要去很多地方（這句美國俚語意思是你將來會很成功）。”

課程顧問說：“一開始我建議你學工程，你直擺手，現在你終於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理科拿到博士學位。你有了‘大夢想’，真是太棒了！”

在中國，我為自己的數學自卑了十幾年，卻從未采取行動，去圖書館沒想到要借理科書籍。隻要聽說是外語專業的女生，人家肯定很寬容：“你們外語類專業不會算賬，再正常不過了。”

而到了美國，促使我對數學“下手”的，是一組數據：在法學院入學考試中，成績最高的考生往往來自數學專業。當時想去法學院的我，就開始從兒童圖書館借數學書。僅僅兩個月，我就自學到了微積分。而現在，每天都喜歡做題的我，開始考慮把數學作為雙學士來攻讀。就這樣，我開始相信很多教授都在對我重複的那句話：“對於你，天空才是極限。”

國內的一個老師非常驚訝我在理科上能得心應手，因為文科生轉理科，過程一般都象蛻皮一樣痛苦。我的成功，首先感謝大力支持的Jeff。他是第一個建議我學數學專業的人，緊接著他說本碩連讀。半年後，他說“既然你能拿下碩士，為什麽不直接讀個博士呢？”他給我指出了新的目標，而現在，他說既然我每天都想做數學題，那就順便再拿個雙學士。每當我為學費發愁時，他就說：“賺錢的任務交給我，你就心安理得上學。娶到這麽好的中國女人，我可是賺美了。不要覺得你在白花我的錢，你這聰明的小腦袋，就是我的投資銀行！”

當然，身邊這些教授的表揚和鼓勵更是增添了動力。不象“三好學生”獎狀上那句枯燥的“以資鼓勵”，美國教授的表揚形式多樣（尤其是那位朝我下跪的），反複傳遞給我一個信息：做大夢、做大事。怪不得奧巴馬在今年的國情谘文中說：“在這個國家，我們做大事。”

這些點點滴滴，都讓我感受到自由不僅是政治家的工作，也關係到每一個公民的身心健康發展。如果我們還象當年的聞一多一樣，仰天長歎：“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那會有多少壓抑在醞釀和湧動？那麽多壓抑的人熙熙攘攘中，當然會傷害彼此。把所有的經曆都放在防人或整人，誰會有時間去挖掘潛能，服務社會？我不相信，整人的人在這些摩擦中，會有多快樂----除非是虐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