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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是人比人，氣死人。同樣是人，怎麽差距就那麽大？我在這個教授一節課的收獲，就超過了原來那個教授兩個月24節課教的東西！
印象最深的，就是HOLLAND講在重大決策時，領導最好暫時置身事外，以避免給手下增加壓力，以使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比如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年輕的肯尼迪總統知道他的手下當著他的麵不敢講出所有的心理話，就退出會場。他暫時的置身事外使他的手下提出了最佳方案，從而使全世界在核戰爭的陰影中鬆了一口氣。
我還記住了HOLLAND的這句話：“即使大家都在做那件事，錯的依然是錯的；即使沒人做那件事，對的依然是對的。”
下課後，剛好也是她的值班時間，HOLLAND就花了四十分鍾給我講她的教學大綱，幫我分析正在寫的一篇作文。我的文章涉及到天文和物理，她就好奇地問：“你能不能告訴我什麽是量子物理？”
我趕忙搖頭：“我下學期才會學到量子物理。”
她又問：“你到美國多久了？ ”
“一年多。 ”
“才一年你的英語就這麽好？當係主任要轉一個中國學生給我時，我立刻擔心你的聽力。我的很多越南朋友跟我聊天時總要不停地查字典。你今天在課堂上脫口而出那些曆史事件時，其他同學都一臉驚訝。我看得出你這個新同學讓大家立刻產生了敬佩。你這篇文章寫伽利略，我感覺你對很多領域的知識似乎都不陌生，你真是所有老師的‘理想學生’！”
我和HOLLAND就這樣很快喜歡上了對方。因為我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和學術好奇。HOLLAND說她的祖父母都是猶太人，90多歲的時候都在學習。而她有兩個博士學位！
我教了八年的英語，很容易看出哪個老師是在用心上課，哪個又在混日子。但遺憾的是，我沒有把這份洞察力及時轉化成有效行動。當我對別人不滿時，我先幫對方找借口以寬容。所以我猜原來那個寫作教授之所以懶，可能是家裏出了事，或者他在經曆中年危機、職業倦怠期等。他的敷衍了事讓我越來越氣憤，但我還是不敢告狀。我在自己的祖國都要活得唯唯諾諾，到了人家外國的地盤，豈不更要委曲求全？
要不是課程顧問給我壯膽，物理教授給我出主意，我怎麽也不敢走進係主任的辦公室。第一次投訴立竿見影，那個懶教授終於不遲到了，但還是不好好上課，讓我又陷入了新的絕望。說他遲到，我有“硬證據”，說他課上的不好，我很難拿出“硬證據”。所以我不指望第二次投訴會有什麽結果。如果偷懶是一個人的性格，連他的上帝都奈何不了他，我的投訴豈不是自尋煩惱？
意外的是，那個係主任立刻給我安排了轉班，讓我有了新的教授，新的希望。興奮之餘，我不由得後悔自己投訴太晚。投訴沒有想象得那麽可怕，但我卻在悲觀、沮喪、與恐懼中浪費了半學期的時間。這是個深刻的教訓。我第一次懷疑“忍讓是否真的一定就是美德”？ 放棄原則的忍讓，是否就是縱容和不負責任？我曾經因為沒錢給班主任送禮，被他借各種機會批評挖苦穿小鞋。而我，隻能一邊哭，一邊看書，發誓用絕對高分來“報複”勢力的班主任。那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去校長那告班主任，因為校長可能比班主任還貪。我很小就得出一個“中國特色的真理”：麵對不公，挺身而出，隻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麻煩。所以，隻能更加委瑣地活著，在忍耐中逐漸麻木。
但今天，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在中國那種委瑣的活法。從今以後，當自己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我要勇敢地站出來，大聲抗議：“這不公平！”因為在美國，“委屈”並不能“求全”。如果不采取行動，我整個一個學期都要被那個懶教授浪費掉。也許，目前我是班裏唯一一個投訴的，也是唯一一個轉到好教授班裏的。其他同學不投訴，有的是因為同時還肩負家庭和工作的擔子，老師遲到了，自己剛好也能放鬆一下。而年輕些的，還處於“好讀書時不好讀書”的階段，巴不得課程輕鬆些，自己可以在課堂上發短信。
但我不屬於這兩種人，求知已經成為我的生活方式，如果虛度光陰，我無法原諒自己；如果教授浪費我的學費和時間，我不能坐視不管。
當然，我隻有在美國才有這樣的膽。對教授不滿，找主任；主任不解決問題，那就上訪到校長。如果校方護短，那就找當地主管教育的部門。 實在不行，就找到整天巴不得出事以獲取新聞的媒體，最後，還可以找自己選區的議員。當然，這招我要等加入美國籍，有了選舉權後才能用。
總而言之，美國健全的民主和法製，讓你總有個地方去討個說法，不用象在中國，氣急了隻能在天安門前自焚。也許，衝天的火光能讓老天睜開眼睛，看看世間的不公。否則，隻能苟且活著------很多訪民被當地政府強行關進瘋人院：“說你瘋，你就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