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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kegee這個名字可以說代表了美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麵：屠殺印第安人、剝削黑人。Tuskegee的意思是“戰士”，原來是一個印第安部落的名字，白人趕走了印第安人，和自己買來的奴隸一起，住在了阿拉巴馬州這個叫Tuskegee的地方。居民大都是貧窮的黑人文盲，隻能起早貪黑地種棉花，以償還債務，勉強生存。很多人從來不曾看過醫生，生病隻會麵臨兩種選擇：忍受痛苦或者死亡。
一個猶太慈善家設立了基金，以改善南方農村黑人的教育和醫療。該基金與美國公共衛生服務部合作，在六個州治療梅毒。但1929的經濟危機使該基金中斷這一項目，美國公共健康服務部的醫生就想：既然治療中斷，那就開始研究未經治療的梅毒對人體的影響。
臭名昭著的Tuskegee梅毒實驗就這樣產生了，阿拉巴馬州的MACON縣因為很高的梅毒發病率被選中。1932年10月， 當地學校和教會流傳這樣的“好消息”：1930年提供免費體檢的“政府醫生”又回來了，開展新的公共衛生項目。
曾經接受過慈善基金幫助的黑人很高興地到指定地方驗血，他們絕對沒有想到，這次政府不是來幫他們治病，而是以欺騙的手段，用他們做實驗。
這一騙，就是四十年。
為什麽選中的600多人全都是黑人男性？
19世紀90年代，通過對於挪威梅毒病患者的實驗，科學家已經了解到了梅毒病可能造成的破壞性症狀，但美國公眾健康服務部的醫生認為，梅毒病在黑人身上可能造成的效果與白人不同。在他們看來，與白人相比，黑人的神經係統是粗製濫造的產物。黑人得了梅毒，心血管更容易被破壞；而白人得了梅毒，大腦容易遭到破壞，為了驗證這一觀點，就需要在黑人身上對梅毒病實驗進行重複。
驗血發現陽性後，要做進一步體檢，其中最殘酷的是腰椎穿刺，以檢測梅毒是否會影響黑人的大腦。 醫生撒謊說這叫“背針”，從背部打針，是一項“特殊治療”。但黑人從這一“特殊治療”的得到了什麽好處呢？
有人痛得當場暈倒，有人抽筋，有人局部癱瘓，有人頭痛了一輩子。
為了誘惑黑人， 醫生提供一頓免費午餐（對很多掙紮在死亡線上的黑人，一頓飯的意義不可小視），給黑人維生素和阿司匹林，讓黑人誤以為自己在進行“藥物治療”，政府還頒發了證書。
在整個過程中，醫生沒有告訴黑人患有梅毒，隻說他們有“壞血”，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了梅毒。
對於因梅毒死亡的黑人，醫生還是不放手。為了50美元（這對黑人家庭可是一筆大收入）的喪葬費，很多黑人同意死後對自己進行屍檢。
當時沒有治療梅毒的特效藥，醫生可以心安理得，在一旁觀察、等待病人死亡後解剖屍體。但如果告知患者得了梅毒，其未來的性伴侶就可能免予感染。
Tuskegee梅毒實驗性質在二戰期間迅速惡劣。當時，一種可以治愈梅毒病的抗生素——青黴素，獲得了普遍使用。在征兵過程中，所有人都要接受醫療檢查，在很短的時間內，軍隊的醫生就可以確診所有感染梅毒病的病患，並通過注射青黴素的方式將其治愈。Tuskegee實驗的研究人員害怕自己觀察“未經治療的梅毒”受到影響，就與州征兵局主席進行安排，所有受研究的病患均未被征兵局征召，所以沒有病患接受身體檢查，更別說治愈梅毒病了。很明顯，此時Tuskegee實驗的性質已經完全改變了。截至1942年，雖然實驗對象被剝奪了知情權，Tuskegee實驗的目的仍是對無法治愈的病患進行檢測，但到了1942年，實驗轉而采取主動措施來阻止感染這種致命疾病的病患獲得治療。
Tuskegee梅毒實驗絕非一個秘密實驗，記述該實驗研究成果的論文在醫學和科學刊物上公開發表，但沒有一個醫生（包括直接參與這一實驗的黑人醫生和護士）覺得該實驗嚴重違反了醫學倫理。某種程度上，故意阻止患者獲得治療、等待患者死亡這一惡劣行為可以算得上謀殺。
直到20世紀60年代，公眾健康服務部的一名工作人員Peter Buxtun，對這個實驗產生懷疑。最初，他的投訴無人受理，辭職後他去了法學院，但這件事依然讓他睡不著覺，他找到了美聯社。媒體曝光後，參議員Edward Kennedy介入此事，持續了四個世紀的Tuskegee梅毒實驗終於結束。1973年，美國著名黑人民權律師Fred Gray代表所有實驗對象，起訴聯邦政府。聯邦政府賠償了一千萬美元後，克林頓代表聯邦政府，在1997年接見五位實驗幸存者，正式道歉。他撥款20萬美元，在Tuskegee大學建立了國家研究與健康生物倫理學中心。
但所有這些積極努力，都很難消除這一醜聞的負麵影響，很多美國人，尤其是黑人對於“政府醫生”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有些愛滋患者不願意接受政府提供的“新藥”，有些人不願意注射豬流感疫苗，有些父母害怕讓政府醫生來給自己的孩子打疫苗。
Tuskegee梅毒實驗已經成為曆史，但其中反應的問題卻還沒有成為過去時。美國人依然為種族歧視而困擾。黑人不僅被白人歧視，也被其他族裔歧視，我很驚訝有相當多的中國人，而且是從未出過國，也從來不跟黑人打交道的中國人，居然也在歧視黑人！想當初，我們這些“亞非拉”可都在被歐美殖民主義剝削啊！
而即使是同一膚色，經濟、社會地位差異依然導致歧視，比如在中國，同是炎黃子孫，“農民”就成了一個貶義形容詞：“你這人真農民！”
Tuskegee梅毒實驗發生在美國農村，那些曆史圖片讓我很快產生了對黑人的同情，也許因為貧窮的美國黑人農民，讓我想起了同樣可憐的中國農民。我相信為什麽有些正在地裏幹活的黑人，很高興地坐上專門來接自己的小車，到醫院接受“體檢治療”，去吃那頓免費的飯。長年累月在閉塞的土地上勞作，極其單調的生活讓他們容易為“外麵的人”而興奮。我清楚地記得，小時候如果村裏來了外麵的小販，賣一些我們從來沒見過的東西，全村的人都出來圍觀。那個賣泡泡糖的小販一出現，我們全班都擁上去買泡泡糖，但沒幾個人會吹，我練習了很久，連個小泡泡都吹不出來，隻能羨慕那些嘴裏吹出大泡泡的同學：“能吹出這麽大的泡泡！太厲害了！”
人窮誌短，一頓飯，一筆50美元的喪葬費，就可以讓六百多名黑人乖乖地接受白人醫生的實驗。而缺乏教育，則讓黑人被輕鬆地騙了四十年。
1972年媒體曝光後，很多黑人還是不知道自己被利用，因為他們是文盲，從來不看報。 一個記者找到一名幸存者，問：“你知道自己象‘幾內亞豬’一樣被政府醫生用來當作實驗對象嗎？”
那個黑人一臉茫然地問：“什麽是‘幾內亞豬’？”
其實我也是兩個月前才知道什麽是‘幾內亞豬’。到JEFF一個朋友家去做客，朋友的女兒抱來一個黑乎乎的小動物，滿臉期待地問：“你想不想擁抱我的新寵物：幾內亞豬？”
與毛主席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相反，Tuskegee梅毒實驗再一次證明教育的重要性：不被人騙，不被人剝削。尤其當有了批判性思維後，麵對再強大的權威，知識和智慧都會給我們質疑的勇氣：真的嗎？為什麽？
誣蔑他產生的。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對辯證法理解非常透徹的毛主席，不會否定
一個巨大群體-----知識階層。毛澤東一直非常尊重知識，因中國知識分子一直都很
少。從國民黨那抓來一有知識技能的人，一定當寶物招待，自然也勸其加入他們的
隊伍。解放後，當官的，絕對享受在後，好的給知識分子。共產黨當時的口號是吃
苦在先，享受在後。你可查詢當時的先進分子，都是吃苦在先的，王慶喜、郭鳳蓮
等。戰場上則是犧牲在先的。丘少雲、黃繼光等。大多數當官的清廉與吃苦在先，
遠好過鄧時代。鄧在文革中被批，所以，要全麵否定毛。很多罪名都是他們無中生
有加上去的。鄧時代的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就徹底反映鄧的幹部的徹底自私與無恥。
若在毛澤東時代，一定是先讓孩子走，幹部與大人會奮力救火，因那個時代提倡保
衛國家財產。草原英雄小姐妹就是那個時代常給孩子們看的節目。很多過去否定的
不好傳統，
鄧時代都恢複了。當官的高高在上，農民被壓在最底層。小時候去農村鍛煉，對農
民非常尊重，農民沒有現在的自卑心。工人農民是領導階層，精神麵貌不同如今。
不準人壓迫人，所以，父母也不準隨意打罵孩子，完全沒有如今將孩子當成私有產
品，為自己服務，要孩子無條件的孝順。我們小時候就被教育造反有理，批判師道
尊嚴，就是提倡孩子與大人平等。社會種種的不公與不平，讓最底層的農民的孩子，
特別是女孩，遭受不公。尊孔的結果，顯現在農村了。婦女又開始遭受過去的苦難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