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跟諾貝爾“有仇”?

   

    每年諾貝爾頒獎的時候,中國人就覺得憋屈: 怎麽又沒我們的份？

我們常嘲笑“小日本”不能出產偉人，但卻已經有13位日本本土的科學家獲得科學類諾貝爾獎。

全世界每五個人裏，就有一個是中國人，但自從1901年以來，在700多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或組織裏，卻沒有一位是中國人。

雖然諾貝爾的名單裏有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遠哲、高行健、錢永健和高錕-----這些名字讓中國人熟悉自豪。

但獲得諾貝爾的這9位華裔，全都不是中國國籍，所以有人來個反推理---放棄中國國籍是獲得諾貝爾的前提。

難道諾貝爾真的跟中國“有仇”？

有人會說：“俺是13億泱泱大國，不稀罕你那小小的諾貝爾。”

在判斷沒法吃到的葡萄很酸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今年的華裔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高錕。

中大前校長金耀基在慶祝高錕獲獎時說，中國曆史上有三大發明，而高錕發明的光纖，可說是第四大發明。因為光纖的發明，使今天全球得以活在網絡世界中，改變了曆史，他實在貢獻良多。

但高錕卻不曾取得光纖技術的專利權。他表示：“我沒有後悔，也沒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錢為重，我告訴你，今日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成果。”又說：“我還有什麽夢想？有啊！現時光纖成本越來越低，我最希望未來的網絡用戶能夠免費上網。”

高錕能拿諾貝爾顯然是因為科學成就，而他之所以在科學上能有重大突破，則跟他的道德密切相關。他沒有想著用專利權來給自己謀利，隻想著自己發明的光纖能讓用戶免費上網。

不自私、不貪婪、隻想著用自己的才華和成就為社會做貢獻，這樣的人品使他在擔任中大校長期間，處處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盡管部分學生反而對他存有誤解。

  高錕在1993年主持中大30年校慶活動，曾遇學生示威，被打斷致辭及遭搶麥克風，一度非常尷尬。其中一名示威發起人盧思騁憶述，當時有校方高層提出開除學生，但高錕不接納。

  盧思騁說：“高錕任校長期間，沒有壓製學生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令那時的中大校園有活潑的討論氣氛，回頭看覺得非常珍貴。”他認為，高錕是一名值得尊敬的校長。

   而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梁文道回憶老校長高錕的文章，讓我被高錕感動地想哭----這才是真正的教授！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剛拿了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但坦白講，當年我念書的時候可不以為他有這麽厲害；相反地，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隻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我的一個同學是那時學生報的編輯，趕在高錕退休之前，在報上發了一篇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裏有一句‘八年校長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隻如此，當時高錕還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他的舉動激怒了，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現。於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麵（好像是畢業典禮），學生會發難了，他們在底下站起來，指著台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則憨憨地笑，誰也不知道他在笑什麽。

    後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清楚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者：‘懲罰？我為什麽要罰我的學生？’畢業之後，我才從當年幹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裏得知，原來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感謝他們的工作。不隻如此，他怕這些熱心搞事的學生，忙得沒機會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門，正是當年的獲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經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裏他笑嗬嗬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八年裏頭，我隻當麵對他說過一句話。那一天我們幾個同學從圖書館出來，正好見到他走在前麵，馬上揉搓成了一團紙朝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就不太好了。’我們立即笑作一團，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

    前一陣子，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居然大談什麽‘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聽了忍不住搖頭輕歎：‘你來我們這裏講包容？’

    去年開始，高錕得了老年癡呆症，最近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當年我們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但我又是多麽多麽地盼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剛剛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構想時的喜悅，記住他和夫人一起拖著手在校園內散步的歲月，記住我們畢業之後，偶爾在街上碰見他，笑著對他鞠躬請安‘校長好’時的衷誠敬意。”

剛知道高錕獲獎，我沒什麽反應，因為我對高錕一點也不了解。但讀完梁文道這篇文章，我卻對高錕肅然起敬。被學生挑釁、侮辱甚至欺負的校長，還能如此包容、愛護學生，13億人口的中國，能找出幾個這樣的校長？

所以，諾貝爾獎不僅讓我們看到了高錕的科學成就，還讓我們看到了他平和善良的人文情懷和海納百川的非凡氣度。僅從這一點，諾貝爾決不是我們可以不屑一顧的小玩意。

 中國近代出了不少傑出文學家，多年來隻有高行健獲文學獎。但我們是怎樣對待這個“前無古人”的人才呢？

1990年，高行健的劇作《逃亡》在《今天》第一期發表，同年在瑞典皇家劇院首演，這觸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行健被開除公職、黨籍，在北京的住房被查封。高行健隻能宣布，不願再回不自由的中國大陸。

 象屈原一樣被流放的高行健遊走於東西文化之間，充分享受著政治與創作上的自由，作品更有創新精神，也就更容易獲國際文壇認同。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給了德國作家赫塔.米勒，北京大學德語係老師潘璐表示，關注政治是她獲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也與其個人經曆有著很大關係。據《南方都市報》的報道，針對德國作家頻頻得獎這一現象，潘璐認為，現在文學有了新的發展，也就是跨文化發展。所謂“跨文化”指的就是，那些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學習經曆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尤為重要的是，具有在不同政治體製下的生活經曆。而這次得獎的赫塔.米勒，正是這種情況。 

 雖然有翻譯的障礙，但不論有多少種語言，不論是哪種膚色的人，高興了都會笑， 難過了都會哭，人類的笑聲與哭泣是不需要翻譯的。超越政治製度與意識形態，人性總是相通的，所以那些超越語言和國界的偉大作品，都能激起全人類的思想共鳴。

但怎樣才能打動全人類？

當然得心中先有全人類。如果整天光想著守著自己的地盤，怎麽可能接受別人？又怎麽可能被別人接受？

 這，才是中國跟諾貝爾“有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