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轉身問旁邊的Jeff:“我們倆結婚前,你為什麽沒讓我簽婚前協議?”
他看了看我,驚奇地問:“難道你想讓我在協議裏寫明將來萬一離婚了,你什麽都得不到?”
“這樣不對你有利嗎?”
他皺起眉頭:“我是不會去搞婚前協議的。如果在錢上都不能信任對方,那為什麽還要結婚?我覺得婚前協議就是不信任對方。而且,就我那點財產,根本沒有簽署婚前協議的必要。”
我哈哈一笑: “看來貧窮最大的好處就是容易判斷對方是否真的愛你。人富了,還得動腦筋想辦法測試對方是愛自己的錢還是自己的人。”
也許,我親眼看到的幸福婚姻很少,所以,在很小的時候,我就覺得結婚很沒意思。長大後,聽到誰結婚了,我就很悲觀:唉,又一個被套牢了。
所以,我理解有些地方的女孩在結婚時,為什麽專門有哭泣這個儀式:因為很難確定眼前這個男人是否會永遠對自己溫柔。
可能是我對婚姻的悲觀已經跌到了曆史最低點,我才能以反彈起來的平常心對待自己的婚姻。在我的婚姻正式生效的前一天晚上,我出奇地平靜,沒有絲毫地懷疑、猶豫------我甚至壓根就沒怎麽想第二天要早起結婚這件事, 因為我在忙著寫博客。那天構思了很多東西,如果不把腦子裏的主意寫出來,我根本沒法睡覺。
這其實是我生活的常態: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看到、聽到一些資訊後,把自己思考的結果化成文字。
這種專注使我對其他很多事情都有些心不在焉-----包括對金錢。
很早就對錢看得淡,不是因為我不需要為錢而發愁,而是因為貧窮、疾病、甚至死亡逼我在小學的時候,就思考人生的意義。
營養不良使我經常暈倒在上學的路上,我總擔心自己會夭折,覺得自己的生命非常有限,這種緊迫感使我在忙完繁重的農活後,依然堅持在煤油燈下寫作業------生命有限,我必須抓緊做點事情。
”一旦人學會了怎樣去死,也就學會了怎樣去活,就不會迷於名利之中,很多為此而付出時間和精力的事就不再顯得那麽重要了,也許會讓出空間來滿足精神上的需求。”《相約星期二》中的莫裏教授給了我很大的教誨,在回答學生關於死亡的問題中,我覺得他的答案比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 更有教育意義。
我完全同意莫裏的另一句話:“ 如果你想對社會的上層炫耀自己,那就打消這個念頭,他們照樣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對社會的底層炫耀自己,也請打消這個念頭,他們隻會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感到無所適從。唯有一顆坦誠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麵對整個社會。”
的確,我越來越發現快樂的兩大前題:一,不要和別人攀比,去掉虛榮心;二,不要期望別人對自己有多好。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也許正是這種輕鬆的態度,使我很容易就適應了美國的生活。文化衝突是存在的,但表麵的我與內心真實的自我之間的衝突,才是所有衝突的根源。“有其內,必形諸於外。”
所以, 蘇格拉底才說,未經審查的人生不值得一過。
睿智的莫裏教授不僅審查了自己的人生,還在得了絕症後,和自己的親人、朋友、同事、學生以及電視機前陌生的觀眾一起,審查死亡。就在他最後的幾個月裏,有數以百計的學生回到他的身邊。他們來自波士頓,紐約,加州,倫敦和瑞士;來自公司的辦公室和內地的學校。他們打電話,寫信。他們千裏迢迢地趕來,就為了一次探望,一句話,一個微笑。 “我一生中從未有過像你這樣的老師,”他們異口同聲他說。
堅持用理性的思考審查自己,審查社會,使得莫裏每一步都走得堅定而灑脫。曾經有有一次,一群黑人學生占領了布蘭代斯校園裏的福特教學樓,並打出了馬爾科姆·艾克斯(美國黑人領袖)大學的橫幅。福特教學樓設有化學實驗室,校方擔心那些激進分子會在地下室裏製造炸彈。莫裏心裏比他們清楚。他認識到了問題的本質,那就是人需要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價值。僵局持續了好幾個星期,而且絲毫沒有緩解的跡象。這時莫裏正好經過那幢大樓,裏麵有個示威者認出了這位他最喜歡的老師,於是大聲喊他從窗口進去。
一個小時後,莫裏帶著一份示威者的要求從窗口爬了出來。他把這份要求送到了校長那裏,形勢得到了緩解。 莫裏總是充當和平的使者。 在布蘭代斯,他給學生們講授社會心理學,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組療程。
直到停止呼吸前,莫裏都一直對社會充滿了責任感和使命感,他覺得人活著的意義就是要關心別人,因為我們同樣需要別人的關心,所以他對學生說:“在生命的起點,當我們還是嬰兒時,我們需要別人活著,對不對?在生命的終點,當你像我現在這樣時,你也需要別人活著,是嗎?可還有個秘密:在生命的中途,我們同樣需要別人活著。”
一麵理性地思考,一麵溫柔地去愛,使莫裏即便在病魔纏身的痛苦時候,還能談笑風生。談到死後火化,他對家人說:“千萬別把我燒過了頭。”
而他和學生談到自己墓地的那一段,則給我感動,給我力量。
“我已經選好了墓地。”
在哪兒?
“離這兒不遠,在山坡上,傍著一棵樹,可以俯視到一個水池,非常寧靜。一個思考的好地方。”
你準備在那兒思考?
“我準備在那兒死去。”
他笑出聲來,我也笑了。
“你會去看我嗎?”
看你?
“來和我說說話。安排在星期二。你總是星期二來。”
我們是星期二人。
“對,星期二人。你會去嗎?”他的身體虛弱得真快。
“看著我,”他說。
我看著他。
“你會去我的墓地嗎?告訴我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
“是的。”
你會回答我嗎?
“我會盡力的。我不是一直這麽做的嗎?”
我想象著他的墓地:在山坡上,俯視著一片水塘。人們把他安葬在九英尺見方的土地裏,上麵蓋上泥土,樹一塊碑,也許就在幾個星期後?也許就在幾天後?我想象自己獨自坐在那兒,雙手抱膝,仰望著天空。
不一樣了,我說,沒法聽見你的說話。
“哈,說話……”
他閉上眼睛笑了。
“知道嗎?我死了以後,你說,我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