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警惕“中國新左派” -郭宇寬

　　要承認在07年末以前，無論怎麽裝出一幅公允的樣子，我都很難掩飾住對在中國大陸遇到的“新左派”的反感。按理說我對社會宏大問題的思考，都是從新聞工作的直接觀察的困惑而來，不是學院體製下什麽學派（school）培養出來的人物,不該有什麽門派之見。

　　不過幾次邂逅總讓人有倒胃口的感覺，中國的新左派們端出的東西，就像一道烹飪色澤精美，但是材質已經腐敗的海鮮，遠看也是一道高檔菜，但根本無法消化，如果你不巧咽下肚子，而自己的免疫能力還在起作用，就難免給搞得上吐下瀉。

　　甚至我在認識了一些“中國新左派”之後，我回過頭來覺得那些梗著脖子的老左派還更可愛一些，我見過有上了年齡的中國左人跟我辯論，斯大林是多麽偉大，文革是多麽偉大，反右是是多麽光榮正確，就象我見到印度的一些非常極端毛分子，即使從我的角度認為他們很荒唐，我也覺得他們的真誠是值得尊重的，他們的邏輯盡管粗糙，但在他們的話語裏畢竟可以自圓其說，即使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也有被展示和認識的價值。而且在一個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裏，他們的存在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

　　而那些中國新左派的圓滑、曖昧、八麵玲瓏，想搞清楚他們的思想實質是什麽本身就是非常讓人頭大的思考曆程。我有一個習慣，越是和我觀點不一樣的人，我越是有好奇心，想和他們交朋友，這大概和異性相吸是一個道理，如果一段時間遇到的都是和我觀念一樣的人，我會覺得焦慮和枯燥。我一直認為那些和我觀點不一樣的人，才能修正我認知的盲點，給我帶來啟發，但唯獨中國新左派們讓我徹底失望了。如果你想了解中國新左派的邏輯，網上能看到一篇秦暉跟汪暉、溫鐵軍的談話，可以比較全麵的展現中國新左派的邏輯，那就是壓根兒沒有邏輯。

　　老左派還能以一貫之，一左到底，而中國新左派對中國的具體真問題，總是繞著圈子說話，根本不能邏輯貫穿的討論一個問題。在秦暉跟汪暉、溫鐵軍的討論中，秦暉是陣地戰，想把一個個問題討論清楚，汪暉、溫鐵軍是遊擊戰和蘑菇戰，戰術是“敵進我退，敵疲我擾”，汪溫提出一個問題，秦暉把它講得比較透徹，汪溫就回避岔開話題，溫鐵軍偶爾會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試圖跟秦暉打陣地戰，但學養上不是對手，秦暉一個衝鋒就給衝得七零八落，汪暉則更老道一些，從不和秦暉正麵交鋒，過一會兒，等秦暉談到其他問題了，他倆兒又繞回來，還是那套邏輯。你跟他討論文化，他就跟你說經濟；你跟他討論經濟，他就跟你說環保；你跟他討論環保，他就跟你說政治；你跟他討論政治；他又跟你繞回來說文化。秦暉感慨得不錯：“那篇《南山紀要》是很不錯，可是如果我來寫一篇《北山紀要：為什幺我們要談憲政？》，有人就會說：不能談憲政，搞憲政就沒有強國家，沒有強國家就沒有工業化！這是西方陰謀！好吧，既然你那幺愛好工業化，我也無話可說。可是那人馬上又指責說：為什幺你鼓吹工業化？你破壞生態！這也是西方陰謀！我們要談生態！哎呀呀，反正你常有理，我隻能甘拜下風了。” 我看那次談話裏的秦暉真是可憐到極點，討論堅持下來居然他老人家自己神智沒有錯亂，簡直是個奇跡。

　　不過盡管我已經發展到聽見中國新左派言論就產生生理抗拒反應的地步，但不得不承認，他們也很有自己的一批粉絲，這在我看來是由於他們有一招一般人很難學會的必殺技，我管那叫“大愚若智”。

　　“大愚若智”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需要長期的修煉才能做到。出場先得先聲奪人，嘴裏經常不經意地掉出幾個普通中國人不大熟悉的外國名詞和人名兒，什麽意思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顯出博學把大家鎮住，而且暗示，別小瞧咱們，咱們國際上都是有大哥的，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際，煞有介事地問出幾個倍兒深刻倍兒憂鬱的問題：“難道民主就能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麽？”；“難道中國可以照搬美國的發展模式麽？”；“難道中國不應該探索自己的道路麽？”。。。。。如果你跳出來一想，這種問題純屬圈套，預設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話語假想敵。到底問誰呢？有誰說過“民主能解決中國所有問題”；“中國要照搬美國發展模式”。。。。。而你要是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你就像範偉遇上趙本山買拐那樣徹底被忽悠了。而且這些“中國新左派”更絕的是心理素質超級好，能不斷車軲轆似的反複問這些一些讓思維正常的人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因為我不想以誅心之論推測這些人是別有用心，所以唯一的解釋是他們缺少邏輯思維訓練，不得以在中國思想舞台上扮演了“大愚若智”的角色。我曾經一度以為新左派都是一群這樣人，後來接觸了更廣泛的學術資源，才明白“大愚若智”的適用範圍基本上隻是“中國新左派”。我過去因為對“中國新左派”的反感，而對整個全球範圍內的左翼思潮產生偏見，絕對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中國新左派”本身就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少有其匹的東西，比如法國那個極右翼勒龐提出競選綱領，主張法國農產品優先的農業政策、實行新的貿易保護主義、重建軍隊、拒絕美國人提出的“新世界秩序”、保留法國在海外領土的主權。。。。，除了打擊非法移民的問題在中國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他那些政策，放在中國一定會被當作“新左派”。

　　我在中國常被當作右翼，甚至一個朋友將我稱作激進右派“radical rightist”,前一段時間我在印度參加一個全球化問題的論壇，我做了一個主題發言是關於經濟開發區和失地農民。組辦者自豪地說我們這是一次全球左翼知識分子骨幹的盛會，我環顧左右，大家都麵有得色，隻有來自大陸的我手足無措，我什麽時候成了左派？在他們看來關心失地農民的一定是左派了，可在中國，這些人常常被稱作右派，這種傳統是從毛澤東時代開始的，壓低農產品價格，統購統銷，其實就是強買強賣，以剪刀差的形式掠奪農村和農民，來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這是作派，為農民說話，建議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梁漱溟被扣上的帽子反倒是“右派”。

　　而更讓我有時空穿梭之感的是，在中國我見到“中國新左派”就頭大，但隻要一走出中國大陸國門，我常常和世界上偏左的知識分子有較多共同語言。

　　所以這已經是一個不需要再論證的結論：世界上所有的左翼思潮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左派（包括老左派和新左派）；一種是“中國新左派”。

　　在這篇小文的末尾，我鄭重建議學界和媒體工作者，在提到中國打著新左派旗號的中國學者時，不能圖省事，簡稱為新左派，而必須完整的稱呼“中國新左派”才不會造成誤會。